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宣布了国际贸易理论步入了一个跨世纪的新时代。以Krugman(1979)、Brander(1981，1983)、Spencer(1981)以及Dixit(1977，1984)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样化偏好以及产品异质性等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纳入到规范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解释了资源禀赋和技术相似国家间贸易以及行业内贸易急剧上升等新国际贸易现象，从而宣告了新贸易理论的诞生。
新贸易理论有助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发生的三个基本事实:[35]第一，它阐明了大多数贸易是在具有类似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第二，它解释了为什么这种贸易往往是在产业内部进行的，并且说明了为什么跨国公司在汽车、耐用消费品和机床等具体部门进行海外扩张;第三，它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为何能缓和贸易的分配问题和其他矛盾。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的是，整个产业部门的生存并没有受到产业内贸易的威胁，公司的专业化生产降低了国际贸易对工人和产业的影响。
在古典贸易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将市场的不完全性、战略性行为、新增长理论、新产业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等最新成果进行吸收融合，新贸易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新贸易理论使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取得了重大的协调一致”。[36]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的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为自由贸易提供新的理论基石，使自由贸易理论更加贴近现实。另一方面，它也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递增的现象，重要贸易部门是那些租不会轻易因为竞争而消失的部门。比如，如果存在规模经济优势、比较陡的学习曲线等，即使该产业中现有企业能够获得高额利润和较高工资，新进入企业也很难获利。因此如果某些重要部门存在大量的租，就有可能通过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来使本国获得更多的租。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部门给予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那里转移给本国厂商，从而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37]政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行动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虽然战略性贸易政策表明了贸易保护政策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积极作用，但该政策的运用需要大量近乎苛刻的微观信息，比如垄断厂商的数量、进入壁垒的高低、厂商在市场中的竞争行为和类型等，很难保证政府比企业具有更完备的信息，“看不见的手(市场)可能不太有力，但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却是残疾的”。[38]战略性贸易政策成功的前提是利润转移部分要超过关税的保护成本，只有市场超额利润足够大时，战略性贸易政策才有效。战略性贸易政策视企业的竞争类型而定，并不是所有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39]另外战略性贸易政策容易造成对手的报复，从而爆发“补贴战”或“关税战”等贸易战，导致两败俱伤，造成两国国民福利的更大损失。几乎所有从事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学者都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政府制定贸易保护政策的理由，他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仅仅是一个研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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