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国政府促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经济环境的改善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国内外频频受挫:克林顿在“快行道”授权的惨败，西雅图会议的失败和美国国内政治支持的减弱等都极大地削弱了总统贸易权，给美国贸易自由化之路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1.克林顿在“快行道”授权的惨败
自福特总统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会从国会获得“快行道”授权。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RTAA)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制定权真正开始由总统与国会共享的阶段。[31]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授权总统在国会提前同意的减让关税范围内签订互惠贸易协定，并提出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美国政府与任一国家签订的关税减让协定，均自动适用于其他与美国签订过互惠贸易协定的国家。根据这项法案，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就宣布实行新的关税，这是美国历史上国会第一次明确授予总统重要的贸易谈判权力。此后几十年，国会多次扩大总统的关税减让谈判权，由原来的关税领域扩展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领域。《1974年贸易法》中，国会通过快行道授权立法后，开始授予总统快速谈判权，1974年到1994年，历届总统都从国会获得了快行道授权。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竞争政策委员会主席弗雷德·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认为，如果美国总统获得了快行道授权，每个美国人都能从谈判签订的贸易协定中获益。它有利于美国消费者，因为他们可以从世界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美国工人将从中受益，因为出口部门将创造大量高薪工作岗位;整个美国经济将从中受益，因为更多贸易、更多国际竞争可使美国保护低通胀和低失业率。尤其是美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并扮演领袖角色，对于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对快行道授权的否决，将使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领袖的权威受到质疑。[32]
然而，在“快行道”授权于1994年6月到期之后，克林顿政府未能从国会那里重新获得快行道授权。它意味着国会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贸事务，极大地限制了政府掌控对外贸易权的能力。这是总统在争取“快行道”谈判权的第一次失败。
围绕是否授予总统“快行道”谈判权，引发了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最为激烈的国会政治斗争。反对者主要来自劳工利益集团、与进口竞争的产业部门和环保主义者，以及他们在国会中的代理人。由于他们构成了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因此，形成了一个民主党议员—劳工—环保主义者—弱势产业的政治联盟。这个政治联盟以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来自密苏里州的民主党议员理查德·格普哈特为首。赞成者主要来自以商业圆桌会议为代表的商界集团和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形成了一个共和党—商界联盟，以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金里奇为首。多数民主党议员对授予克林顿总统快行道授权持反对和抵制态度。他们结成反对快行道授权的坚强联盟，并持续向其代理人施加政治压力。尽管克林顿政府为这项提案的通过做出了重大的努力，仍未获得立法通过。在克林顿总统第二届任期的1997年和1998年，克林顿政府继续积极争取“快行道”授权，仍然没有获得立法的通过。国会三次拒绝授予总统“快行道”谈判权，是克林顿总统在行使贸易政策权上的重大挫折。
直到小布什当选总统，他从竞选期间开始就一直主张国会授予总统这项贸易决策权，以推动自由贸易，并在立法提案中将“快行道谈判权”更名为“贸易促进权”(Trade Promoting Authority，TPA)。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2002年获得贸易促进权，并在2005年授权期满后，批准延长两年。但2007年6月30日第二次授权期满之后，小布什政府没有获得已被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对贸易促进权的第二次延长。
克林顿政府争取“快行道”授权的惨败，给美国推行贸易自由化之路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它导致美洲自由贸易区毫无进展，亚太经合组织并不成功，西雅图会议流产，与约旦、新加坡和智力等国家缔结的双边自由贸易的设想无果而终，与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以及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自由贸易附加种种限制，美国贸易自由化议程陷入困境。
2.西雅图会议的失败
克林顿政府提议在1999年底的WTO第三部长会议上，发起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西雅图回合谈判。该提议得到了日本和欧盟的积极响应，但美国国会却对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在西雅图会议上把劳工和环保标准纳入到新一轮谈判中，从而把西雅图回合变成一个由劳工和环保标准定义的“绿色回合”。西雅图会议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首先，美国官员强硬的谈判立场，激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成为西雅图回合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之一。其次，克林顿政府未能从国会获得“快行道”谈判权，各国代表对美国政府的决定能够得到国会的批准缺乏信心。再次，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在发达国家之间，欧盟和日本、加拿大与美国与美国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美国要求在电子商务领域实现自由贸易、农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取消出口补贴政策)、制定措施使WTO更加透明、成立WTO工作组解决核心劳工标准的问题，而欧盟则希望进行包括协商竞争政策和投资问题的广泛的谈判、不愿意接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日本也不愿意接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因为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需要日本农民的选票，当然反对向大米和其他农产品进口开放市场，而强调美国拒绝讨论的反倾销规则的变革。主要经济强国没有能力找到这些基本分歧的折中方法，注定了会议的失败。对三个主要参与者而言，国内政治目标比贸易自由化更重要。[33]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加速实现农产品和纺织品的贸易自由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无力履行他们已经签署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希望撤回协议。[34]最后，反全球化的集体抗议。正当各国成员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齐集西雅图之时，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和游行示威活动爆发。这些反对者是各种观点的代表，有人希望废除全球化，有人希望进行彻底的改革;有人呼吁在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有人反对经济增长。反全球化力量日益强大，在各种压力的综合作用下，西雅图会议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发起西雅图回合谈判的失败，是冷战后国际贸易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对整个多边贸易体系的一次直接而沉痛的打击，并使得亚洲国家加速转向双边主义，而此前，这一地区普遍没有受到双边主义的影响。[35]就连克林顿自己也承认，他执政的最大挫折之一就是未能说服他的国家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政党去支持全球化。
3.美国国内政治支持的减弱，两党分歧加大
尽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但90年代后期美国政治环境恶化，达成贸易协定的能力下降。克林顿政府虽然促成了美国在经济上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国内社会对政府贸易政策内容和贸易决策权的政治支持却日益减弱。奥萨格把对贸易全球化的反对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36]其一，运动捐献。商业团体发现，当民主党在议会中不占有多数席位时就没有必要再给他们提供资金。结果民主党越来越依赖劳工支持，劳工是反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力量。其二，反对贸易自由化的组织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一系列反对贸易的组织结合起来，并使环境组织加入了贸易争论。其三，民主党总统和国会中的多数派共和党之间的政治结合创造了一种气氛，使得两个党派在贸易上的合作非常困难，共和党不愿意相信总统，除非他们能够严格限制总统的谈判权限。其四，美国经济越来越全球化，贸易问题变得愈加重要。贸易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国内与国际事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具体体现在多方面，比如，虽然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主要议程大部分是美国确定的，其结果也大都体现了美国长期追求的目标，但是在谈判结果送交给国会批准，却有很多的反对意见，而且反对者大都是克林顿所属的民主党议员。这些意见主要有:[37]其一，主权威胁论。担心WTO体制的加强和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将约束美国运用国内立法的灵活性，同时州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也可能被忽视。其二，反民主程序论。认为国际条约的标准低于美国国内的准则，损害了公众的民主权益，且国际仲裁缺乏透明度。其三，环境保护论。认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关于卫生、健康、安全规定采取“就低不就高”的“特使效应”，降低了社会生活的质量和水平。其四，劳工标准论。认为低收入国家穷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权益被剥夺，这也严重威胁了美国下层蓝领工人的就业机会。
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引起了美国劳工组织、环保组织的极大忧虑和反对，并对国会议员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克林顿总统在面临很大阻力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