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率与社会主义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可以。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时中国共产党偏隅延安,国民党可能发动进攻,内战箭在弦上,随时会再度爆发。黄炎培提出的是一种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抽象可能性,毛泽东的回答虽然很原则,却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民主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政治体制建设的重大问题,也是有效防止历史周期率的一条重要保证。当时虽然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紧迫性,但毛泽东开的“民主”这味药,应该说是高瞻远瞩,极具政治远见的,至今仍然是有效的良方。

新中国成立前夕,取得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已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已向全党敲起警钟: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后来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进北京城时,毛泽东又以李自成为例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要考试不及格。

毛泽东的这些远见卓识,都涉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巩固政权,不要走历史上农民革命因进城而腐化的老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下决心执行张子善、刘青山死刑,就是基于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的战略考虑。张、刘均为革命的有功之臣,判处极刑可以比为“挥泪斩马谡”。

在社会主义政权稳定以后,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历史周期率问题,也是毛泽东考虑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等论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都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意义。可从总体上说,毛泽东生前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上、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如何巩固政权上。他开展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从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最后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口号下进行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等“左”的路线和政策,伤害了大批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经验证明,试图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来巩固社会主义,防止历史周期率,不仅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无助于民生的改善,最终也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巩固。

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忍饥挨饿,但社会总体仍然安稳,人民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因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感恩之心、怀有战胜困难的必胜之心。在“文革”中,人民分裂,迫近内战,仍然高举《毛主席语录》在“武斗”中进行所谓革命。

这种状态能持续下去吗?农民能永远安于贫困和饥饿吗?人民能在缺乏法制的政治生态下长期“安定团结”吗?不可能。感恩之情不会永不消退,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会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状态恶化而不断弱化。毛泽东逝世前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人民长期积蓄的不满已经开始爆发。

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人民生活总是贫困、商品总是匮乏、人民处于名义上当家做主的地位,他们能长期无条件地、一贯地拥护社会主义吗?不会。全部中外历史经验都证明,历史周期率的作用,就是在人民逐渐积累的不满中完成它的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