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第一节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一、从法国犹太人的解放到巴塞尔大会

简单地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指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的政治主张和活动。

早在第一次大流散时期^[3]，犹太人的复国思想就已经产生了。此后，这一思想一直伴随着他们。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表现不尽相同、对复国的渴望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整个中世纪，“明年在耶路撒冷”这句祈祷词一直是犹太人在祈祷时的主要内容之一。

导致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主要事件是1791年法国犹太人的解放。^[4]此后不久，西欧其他地区和中欧的犹太人也纷纷获得解放。在专门为犹太人划定的“隔都”^[5]里生活了几个世纪后，住居在西方和中欧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进入欧洲主流社会的机会、迫切愿望和强大动力。犹太人加速融入欧洲主流社会迅速改变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关系的特质。一方面，犹太人不得不顺从传统的犹太教，因为在犹太人获得解放之前的近两千年里他们已经发展了一套保持犹太人社区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内聚力极强的结构，以及一种他们现在能够参与其中的强有力的世俗文化。另一方面，在犹太人获得解放之前同他们没有什么联系的许多非犹太人逐渐将犹太人看做是一种经济威胁。因这种威胁而生的憎恨随着许多犹太人的迅速成功而不断加剧。

到19世纪中期，在基于种族主义之上的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反犹主义。在19世纪以前，欧洲的反犹主义主要是源于基督徒厌恶犹太人拒绝改宗基督教。^[6]这样，单个犹太人往往能够通过改宗基督教而避免被迫害。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犹太人也的确都这样做了。^[7]然而，民族主义的出现却迅速改变了犹太人在欧洲社会中的地位。犹太人被大多数异教徒看做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他们不可能完全融入其他民族的历史当中去。

生活在西欧和中欧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对上述情势的反应就是寻求更加深入地同化进欧洲文化当中去，以及犹太教的世俗化。与此同时，也有少数犹太人认为，即便是他们更深入地同化进异教徒文化当中仍然不能够改变异教徒对他们的敌视和排斥，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采取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持此种观点的逻辑就是，在不考虑现代自由主义的情况下，犹太人仍将处于欧洲社会的边缘地带，因为犹太人缺少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样，犹太人没有国家就成为反犹的根源所在。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寻求在欧洲之外并按照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一个犹太实体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由于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解放，西欧犹太人已经对传统犹太教的仪式和文化不熟悉甚至有些陌生了。这样，西欧背景下的犹太复国主义就针对犹太人问题提出了一个纯政治式的解决方案: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非一个犹太国。

1896年赫茨尔《犹太国》一书的发表以及1897年8月29日瑞士巴塞尔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拉开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序幕。由赫茨尔主持的这次大会采纳了如下目标，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得到国际法保护的犹太民族家园”^[8]。为了推进这个目标，也为了对未来的会议作出安排，其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开展具体的工作。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建立了一个总理事会、一个中央执委会和一个大会，大会每一年或者两年召开一次。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社会成员，继续鼓励流散地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并在英国伦敦登记开办了一家银行。在1905年的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还建立犹太国民基金会以在巴勒斯坦地区购买土地。就对未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而言，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了一套机制框架，而且也因为对很多犹太人来说其已经成为一个新民族身份的象征，自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第一次拥有的这种身份。

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形态^[9]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由于复国运动的目的地、解决方式和流散地犹太人的文化和境遇不同，虽然都是致力于解决犹太人问题，但各有侧重点，并且形态上也各有不同。下面笔者就对之作一简要介绍和分析。

在最初讨论在埃及西奈半岛(与巴勒斯坦接壤)的艾尔·阿里什谷地定居遭到埃及的反对后，赫茨尔便向第六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确提出，作为一个临时性的避难所，愿意考虑英国提出的建议即在东非乌干达大草原建立一个自治的犹太实体，即乌干达方案。但这个方案立即遭到了东欧尤其是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完全拒绝，他们同以前一样，坚持巴勒斯坦选择。^[10]1904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耗尽精力的赫茨尔病死于肺炎，这也意味着以他为典型代表的并主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告一段落。此后，由阿哈德·哈姆及其亲密同事哈伊姆·魏茨曼领导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开始登上并主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历史舞台。他们接管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逐渐支持“圣山热爱者”运动，并寻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作为国际社会支持一个犹太国的先决条件。

话说回来，乌干达方案胎死腹中也确保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计划和目的地最终被确定在巴勒斯坦进行。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得不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定居点计划，以确保在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时其具有经济生存能力。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和阿哈德·哈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11]都没有为定居巴勒斯坦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易于操作的计划或方案。尚处于初始阶段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面临另外一个主要挑战，那就是如何吸引日益增加的年轻俄罗斯犹太人(因为他们正热衷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应运而生，并同样以主导性力量之面目开始登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历史舞台。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概念最初是以第一次阿利亚运动时期罗思柴尔德支持的犹太定居点活动的批评者面目出现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奠基者博罗赫夫和希尔金都认为罗斯柴尔德的犹太定居点方式(纯粹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并雇用阿拉伯劳工进行生产)将会破坏犹太人的事业，希尔金号召以社会主义组织模式建立犹太定居点:由中央犹太组织管理资本的聚集并且只雇佣犹太劳动力。他认为:“反犹主义源于社会中体力分配不平等。只要社会是以力量为基础，只要犹太人是虚弱的，反犹主义就将存在。”^[12]这样，他就推理出:犹太人需要一个物质基础以建立他们的社会存在——一个国家和政治权力。

尽管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是伊休夫(以色列建国前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时期最大的组织，但其仍然面临着挑战。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反对者就是来自一个俄罗斯出生、住居在敖德萨的犹太知识分子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作为第一位犹太复国主义复兴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军团(Jewish Legion)的指挥官，他号召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巴勒斯坦并立即在所有圣经上提及的以色列土地上宣布建立一个犹太国。他以马基雅维利式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军事和政治权力最终决定人民和民族的命运。可以说，雅博廷斯基的这种定居思想对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以色列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