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
如前所述，以色列在“六五”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而辉煌的军事胜利，占领了大量阿拉伯领土。毫无疑问，在这场战争成就的民族主义的愉悦氛围中去谈论这一话题，即“以以色列新近取得的阿拉伯土地去换取其同阿拉伯世界的和平”，在以色列境内几乎是没有市场的。所以当时的艾希科尔政府就针对战争中夺取的领土采取了两手策略[32]:一方面，以色列宣称其愿意就被占领土问题同阿拉伯方面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制订了在被占土地上修建犹太定居点的计划。[33]当然，以色列政府很快就将这种定居点计划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一、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概述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始于“六五”战争结束后不久。起初，以色列的这种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还处于“小打小闹”阶段。例如，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工党政府共计只建造了20个犹太定居点。这些犹太定居点不仅规模一般都比较小，而且大部分位于约旦河谷地带[34]和古什·埃齐翁(GushEtzion)定居点区[35]。也正是在此期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建造了第一个犹太定居点——古什·卡提夫(Gush Katif)。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前，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定居者总数也不过6 000人。[36](也有资料认为，到1976年底，以色列政府承认的定居者只有3 176人。[37])
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后，以色列政府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这次执政党的更替为何就给以色列政府的犹太定居点政策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原因在于利库德集团把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更确切地说，通过犹太定居点活动来永久控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视为其民族使命。很快，贝京政府就宣称，约旦河西岸地区40%的土地属于以色列的“国有土地”。以此为标志，以色列政府便开始在被占领土上进行大规模的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38]在以色列政府大张旗鼓地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过程中，以色列高等法院发挥了推波助澜之作用。[39]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以色列高等法院认定，以色列政府以“军事需要”为名来定论这些定居点的建造符合以色列国内的相关法律规定。而当以色列军方的一些将领质疑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存在所具有的军事价值时，以色列政府又以“国有土地使用”为名使之合法化。[40]一言以蔽之，以色列政府总归是可以找到理由来证明，在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定居点是“合法”的!
随着以色列政府官方资金的大量拥入，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也不断获得各种丰厚的奖励和补贴。[41]对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的各种政策优惠在拉宾政府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42]在贝京的第一个总理任期(1977—1981年)里，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北部巴勒斯坦人口密集地区共计建造了35个犹太定居点。定居者总数也已增至17 000人。[43]在贝京的第二个总理任期和沙米尔政府时期[44]，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耶路撒冷北部地区、约旦河谷地带和加沙地带建造了43个犹太定居点。定居者总数也飙升至46 000人。[45]
1985年，以色列政府实施的紧急经济稳定计划[46]虽然对以色列国内的许多部门都造成了一系列冲击和消极影响，但却丝毫没有减缓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的建设活动，更没有因之而减少或取消以色列政府先前针对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提供的各种政策优惠。正是在制订该计划的民族团结政府时期，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北部地区建造了32个犹太定居点。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者的数量将近翻了一番。
在沙米尔的第二个总理任期里，以色列又新建了7个犹太定居点，定居者的总数也达到了107 000人。[47]
1992年6月，伊扎克·拉宾率领工党重新赢得执政地位，尽管拉宾政府在7月份就抛弃了沙米尔政府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暂时冻结在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取消在被占领土上修建6 681套住房的计划，其中包括没有签订合同的3 136套，已经签订合同但是没有开建的3 545套。[48]同时，拉宾政府还决定取消一些针对犹太定居者的补贴优惠政策和措施。拉宾政府针对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活动的上述种种举措固然值得肯定，但其也在实施打擦边球的战术，即现存犹太定居点的内部扩建不在此列。这意味着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的重心将由注重数量上的扩张转变到注重内部的“增生和繁殖”。这样，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貌似有所收敛，但实际上是在换一种方式扩张。所以，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犹太定居者也以每年将近10%的速度增长，至1995年底已增至145 000人。[49]
1996年，利库德集团主席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上台执政之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又趋于失控状态。到1997年，除了定居点扩建活动在继续之外，又新建了一个新的、以色列官方承认的犹太定居点——默路那(Menora)。这样，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结束30年后，被占领土上获得以色列官方承认的犹太定居点就已经达到195个，定居者总数也已经达到165 000人。
1998年，被占领土上一名犹太定居者在与一名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中丧生之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非法前哨定居点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99年工党的巴拉克上台执政使得结束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活动的混乱状态成为可能。在同定居者委员会协商妥协的基础上，巴拉克政府拆除了15个非法前哨定居点。虽然巴拉克政府的这一举措使得被占领土上的非法定居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被占领土上现存犹太定居点的扩建活动并没有停止。
2000年9月28日，阿里尔·沙龙突然造访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院落(圣殿山)的挑衅性举动在回敬巴拉克对和平进程作出努力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阿克萨起义”，街头冲突逐渐演变成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抗。为了抵抗以色列的占领，巴勒斯坦人对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者发动了一系列袭击。
2001年，阿里尔·沙龙当选为以色列政府新一任总理。巴勒斯坦人的反占领抵抗活动仍然在继续。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者的日常生活也演变为他们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占领与反占领武装斗争。尽管如此，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仍然在继续。仅从2001年2月到2002年7月，以色列就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新建了34个犹太定居点。[50]
到2005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已经由最初的零星点缀发展到由142个城镇和乡村组成的犹太定居点带，定居者总数也达到了240 000人。
到200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得到以色列内政部承认)的犹太定居点总数有132个(约旦河西岸地区120个，东耶路撒冷12个)，定居者总数达到462 400人(约旦河西岸地区有271 400人，东耶路撒冷191 000人)。
根据相关部门的最新统计资料，截至2008年底，约旦河西岸地区有犹太定居点139个，犹太定居者295 380人;[51]东耶路撒冷有犹太定居点14个，犹太定居者193 091人。[52]戈兰高地有33个犹太定居点，犹太定居者19 083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所有定居点人口的具体变化情况见表2:
表2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人口变化情况表(1972年至2008年)
续 表
资料来源: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1992－2008;
List of Localities，the Populations，and Symbols，1995－2008;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Jerusalem，Jerusalem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1991－2010.
二、西岸地区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的增长变化[53]
在此拟用表格和图的形式直观地反映一下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的增长变化情况:
表3反映的是从1967年“六五”战争以后一直到2007年这段时间里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数量上的增长情况:到2007年底，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官方承认的犹太定居点总数已有120个。在此也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以色列官方承认的上述犹太定居点之外，遍及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还点缀着大约100个以色列官方不承认的小型前哨定居点，亦称“非法前哨定居点”。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字，到2007年9月，约旦河西岸地区(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定居者总数已经达到271 400人。增长变化的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西岸地区(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和定居者
续 表
资料来源: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Israel Statistical Yearbook(various years);Benvenisti and Khayat，The West Bank and Gaza Atlas，pp.138～140.
我们也可以用图来更直观地反映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的增长情况:
1976年至2000年，定居者数量增长的幅度一直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具体参见图1:
图1 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增长变化(不包括东耶路撒冷)
资料来源:Shlomo Swirski:The Price of Occupation，The Adva Center，2005，P19.
1967年至1977年间，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点增长的幅度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1977年至1984年，犹太定居点的数量开始出现急剧增长，这是由于利库德集团上台之后以色列政府在该地区大力推进犹太定居点活动的结果。1984年至2001年，犹太定居点数量上的增长就相对缓慢下来，这17年间只新增了21个犹太定居点。而1983年至1984年这一年时间，就新增了26个犹太定居点。具体参见图2:
图2 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增长变化(不包括东耶路撒冷)
资料来源:Shlomo Swirski:The Price of Occupation，The Adva Center，2005，P19.
通过对图1和图2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犹太定居者数量上的增长同犹太定居点数量上的增长并不同步。为何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在于，1984年以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犹太定居点活动的重心由注重数量上的增长开始转变到注重现存犹太定居点的扩容上去了，图3可以大致反映这一点。
图3 约旦河西岸(不含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住房开建日期和数量
资料来源:Shlomo Swirski:The Price of Occupation，The Adva Center，2005，P20.
三、东耶路撒冷地区犹太定居点的增长变化
东耶路撒冷地区犹太定居者数量增长情况可以用表4直观地反映出来:从1992年的14.1万人增至2007年9月的19.1万人[54]。顺便提一下，到2007年底，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也增至12个。
表4 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人口
续 表
注释:*这是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基于整个耶路撒冷人口增长率的估计值。资料来源:Jerusalem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On Your Statistics，Jerusalem(various years).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修建的犹太定居点大小并不相等，大部分属于小城镇，在对约旦河西岸地区126个犹太定居点进行调查后发现，只有5个犹太定居点(占犹太定居点总数的4%)的人口总数超过10 000人，有34个犹太定居点(占犹太定居点总数的27%)的人口总数超过1 000人，有61个犹太定居点(占犹太定居点总数的48%)的人口超过500人。大多数犹太定居点(占犹太定居点总数的52%)人口不足500人。超过40%的犹太定居者居住在1967年边界附近的6个大型犹太定居点里，而仅仅阿拉伯城市纳布卢斯的人口总数就超过这6个大型犹太定居点人口的总和。[55]
四、信仰者集团及其非法定居活动
以色列在1967年“六五”战争中的军事胜利以及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占领，尤其是对圣殿山、西墙以及希伯伦地区的族长墓穴等具有宗教色彩和象征意义的地点的占领被特定的犹太群体看做是他们的上帝——耶和华——的杰作。在这种氛围和背景下，弥赛亚[56]式的民族主义运动——信仰者集团(the Bloc of Faithful)——便出现了。该集团是“大以色列”[57]概念最狂热的，也是最出名的支持者。信仰者集团的宗旨就是努力争取根据战争停火线来决定以色列的边界，从而实现他们的“大以色列”迷梦。
尽管信仰者集团是保留(被占领土)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但其并不是持这种政策观点的最早的组织机构。先于信仰者集团成立的这个组织被称为“以色列地运动”[58]。这里有必要对其作一介绍:
1967年，不满工党政府在以色列未来边界问题上持温和政策的一些工党内部成员组成了“以色列地运动”。他们成立这一组织的宗旨就是敦促以色列迅速吞并其在1967年“六五”战争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在该组织的成员当中，有一大批人是以色列政府高层的领导者，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以色列的社会名流如以色列著名诗人纳坦·埃特曼(Natan Alterman)以及以色列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塞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59]
然而，最终由于党派和意见分歧，也由于缺乏行动战略以及内部成员间的个人恶性竞争等原因，这个组织的资源和影响力逐渐式微。1970年8月，以色列民族团结政府解体后，“以色列地运动”中的工党成员便退出了该组织。在1973年的选举中，“以色列地运动”同利库德集团中崭露头角的新手实现了联合，这一举措最终使其失去了作为一个在以色列拥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之地位。
信仰者集团是对“以色列地运动”的继承和发展，由民族宗教党里的年青一代领导人亦即一些年轻的正统派中产阶级活动分子于1974年2月4日正式组成。[60]作为一个超议会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宗教政治复兴运动[61]，信仰者集团其实早在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只是在前七年时间里，该运动一直没有组织化。而且当时该运动的成员也认为没有必要在他们称之为“被解放”的被占领土上建立犹太定居点，亦即修建犹太定居点。原因是他们认为当时也没有必要采取虽然能够实现他们的意愿但以色列政府并不希望看到的行动。
然而，1973年的十月战争使信仰者集团的战略和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们突然意识到时间已经不在他们这一边而且行将耗尽。这场战争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给以色列造成巨大的困境之外，也标志着以色列想继续控制其在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之可能性的终结。在这种背景之下，信仰者集团便以一个进攻性运动之面目出现。该组织是要把在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特别是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因为自1967年“六五”战争以来的7年里该地区尚无以色列平民存在)修建犹太定居点的意愿施加给犹豫不决的工党政府。他们的思维方式外人难以理喻:任何犹太人有权住居在他们祖先留下的任何土地上。
当十月战争爆发时，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有17个犹太定居点，其中13个犹太定居点位于约旦河谷地区，另外4个则位于约旦河西岸南部地区(这其中有3个在埃齐翁定居区，另一个就是凯尔亚特·阿巴)。因为工党政府的定居点政策已经扩张到这两个地区，所以信仰者集团如果还在上述两地区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就无法达到在西岸地区广泛定居之目的，所以该集团领导人就提出在约旦河西岸剩下的地区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他们提出的定居点计划包括在山地西斜坡修建60个新犹太定居点以确保以色列的国土同新“解放”的领土(被占领土)连在一起。
在以色列政府尚未决定这样做，也还没有批准这种行动的情况下，信仰者集团就已经急不可待地开始努力推动在约旦河西岸中心地带修建犹太定居点了。信仰者集团定居者在两个地方效仿了拉比列文·杰尔在希伯伦的战术即在不实之词下建立犹太定居点的基础:一个是在奥弗拉(Ofra)，定居者假借劳工营的名义在一个废弃的约旦军营里定居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在谢路(Shi-lo)，他们假借以考古挖掘的名义修建了他们的犹太定居点。
由于信仰者集团的定居者在开展定居活动时谨小慎微，所以当时在以色列就没有人希望因为武力撤离他们而出现一场政治危机。但是，他们在没有得到政府事先许可的情况下修建新的犹太定居点，这显然属于非法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仰者集团是在寻求与以色列政府的公开对抗。信仰者集团旨在通过未获授权情况下修建新犹太定居点这种挑衅性举动使以色列政府陷入尴尬境地，并迫使政府动用军队去撤离他们这些犹太定居者。从实质上说，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想改变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使政府采纳他们希望的边界线，换句话说，就是采纳“大以色列”的边界线作为以色列政治目标边界以及形成整个地区(被占领土)的定居点计划。
1974年6月5日，也就是拉宾领衔的新工党政府组建完成后刚过两天，70名犹太定居者(包括20名儿童)在拉比泽维·耶胡达·库克(Zvi Yehuda Kook)和4名以色列右翼议员的带领下就开始了其非法定居活动——在哈瓦那(Hawara)附近修建一个新的犹太定居点。这个地方紧挨着以色列国防军(IDF)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的一个军事训练营，也紧挨着纳布卢斯。
这群定居者此举有两个目的:首先，他们想竭力终结八年来(以色列政府)不允许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有以色列平民存在的历史。按照信仰者集团的逻辑，这种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缺少犹太平民存在，那么以色列政府可能会努力实施阿隆计划(在后文有专门论述)。其次，信仰者集团并不想给以色列新政府充裕的时间来组建自己的行政机构。或许他们想让新政府的决定、禁令以及其统一程度经受一次危机的检验。
信仰者集团成员的非法定居活动立即被报告给了位于那不勒斯的以色列占领军政府当局。根据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部长的指示，中部军区指挥官犹奈·埃夫拉特(Yonah Efrat)和以色列政府在被占领土上的行动协调员拉斐尔·瓦德(Rafael Vardi)少将开始同这些犹太定居者谈判，要求他们离开定居地。在此种情形下，阿里尔·沙龙建议将这些犹太定居者转移至位于纳布卢斯西部凯杜姆(Kadum)的一个军营里。拉宾总理接受了沙龙的建议，同意在最终决定他们的未来去向之前允许这些犹太定居者暂时居住在军事基地里。在无法获得最优选择的情况下，这些犹太定居者也就退而求其次，接受了这个妥协性意见，但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库克拉比却拒绝离开定居地，并指责定居者在做不适当甚至是过度的妥协。库克拉比的行径激怒了军方，当然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此次非法定居活动的失败。因为军方在再一次请示拉宾总理之后于6月7日动用武力撤离了这些非法定居者。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信仰者集团成员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的第一次非法定居企图是以失败而告终，但事情的最终结果也远远谈不上是以色列政府在这场较量中取得了胜利。因为拉宾在这场较量中的妥协退让亦即他同意将这些犹太定居者转移至凯杜姆的军事基地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要不是定居者领导人库克拉比的顽固态度，那么拉宾的这种妥协就已经成为现实并且也会成为新的犹太定居点现实的开始。因为犹太定居者同意移至凯杜姆军事营地将成为希伯伦事件的历史重演，当时帕克饭店定居者也是被允许居住在凯尔亚特·阿巴的。
很快，信仰者集团又进行了另外一次非法定居尝试:在几次努力定居杰里科－维德·凯尔特(Wadi Qelt)地区失败后，信仰者集团成员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冲锋”:1974年6月25日，大约150名犹太定居者和2 000名支持者，其中包括以色列议会的一些右翼议员，一起拥入位于纳布卢斯西部的瑟拜斯提亚[62](Sebastia)的一个废弃火车站。第二天(需要注明的是，这一天是礼拜五)，以色列政府就此问题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在讨论会上，以色列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政府无法容忍在藐视其官方政策的情况下修建非法犹太定居点。这意味着对这个非法犹太定居点的撤离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尽管如此，以色列政府还是决定在下一个礼拜一之前暂不撤离这些非法定居者。以色列政府为何如此决定?原因在于第二天就是第九个犹太哀悼日。[63]7月29日(这天是礼拜一)，以色列军队将这些非法定居者撤至耶路撒冷。
此后，信仰者集团中的狂热分子又进行了5次新的非法尝试，试图迫使以色列政府允许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有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的存在。形势在16个月之后出现了转折。1975年11月30日，一批信仰者集团成员试图让历史重演——他们再一次非法定居瑟拜斯提亚废弃火车站。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这个新定居点冠之以“埃隆·摩尔”(Alon Moreh)。定居者及其支持者总数达五百之众，有些来自特拉维夫，有些来自耶路撒冷，与之相伴的还有以色列议会中的几名激进派议员，这其中包括梅纳赫姆·贝京。这次信仰者集团的非法定居活动在时间选择上可谓“恰到好处”。一方面，此时的以色列学龄儿童正好处于光明节(Hanukkah，又译为“哈努卡”节)[64]假期，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犹太定居点度过假期，从而壮大了支持者的队伍和声势。另一方面，此时身在耶路撒冷的拉宾总理也正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当时他正担任由他发起召开的世界犹太领导人大会的主席。在这个节骨眼上，拉宾很难在会议期间下令动用武力去撤离这些犹太定居者。除此之外，这些犹太定居者认为，拉宾还存在这样的担忧即如果动用武力将可能使事情恶化成为一场暴力冲突并且可能以流血结束。
在事态处于僵持之际，有两个人主动请缨，愿意出面从中斡旋，一位便是诗人海姆·古瑞(Haim Guri)，他扮演主要角色;另外一位就是时任总理安全顾问的阿里尔·沙龙。海姆·古瑞重提哈瓦那妥协案(当时拉宾同意这一妥协案)——即将这些犹太定居者移至凯杜姆军营。该犹太定居点的以色列政府代表(联络人)、国防部部长西蒙·佩雷斯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但是他对信仰者集团的领导人是否同意海姆·古瑞妥协案持怀疑态度。在征询定居者领导人对该妥协案的意见时，得到的回复是:假如这个妥协案是一个提交给他们的政府授权方案，他们愿意考虑。在得到这一回复后，12月7日晚上，以色列不管部部长以色列·加利利通知海姆·古瑞:以色列政府支持这个妥协性方案并授权海姆·古瑞将之提交给这些犹太定居者。
尽管对于这些犹太定居者而言，海姆·古瑞妥协案并非他们能够接受的最优方案，但他们还是最终接受了，因为这毕竟比被强行撤离强多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特拉维夫去拜见西蒙·佩雷斯。定居者代表声称只要他们移入凯杜姆军营，定居者就愿意撤离。在和总理拉宾电话会商之后，佩雷斯便写了一个会谈纪要:[65]
1．定居者将离开瑟拜斯提亚。
2．埃隆·摩尔集团，包括30户家庭，将被迁入一个军事设施，在那里他们将享受行动自由。军队将负责他们的就业。没有义务将军事基地改成一个永久军事定居点。
3．政府将讨论其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66]的定居点政策。
虽然此事件就此暂告一段落，但佩雷斯的这个会谈纪要却遭到了拉宾政府中大多数部长们的严厉抨击。这一幕在12月9日工党会议就该问题的讨论中再次发生。这些部长们反对的原因有二:一是出于政治考量。如果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撒玛利亚)向犹太定居者开放，那么在同阿拉伯方(无论是约旦还是巴勒斯坦)就被占领土最终解决问题进行谈判时将缩小以色列政府的可操控空间。换句话说，一旦在交还1967年的被占领土问题上失去灵活性，以色列将会在谈判时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无疑是让巴以冲突永久化，并且会在以色列控制区的巴以关系上制造一种难以容忍的态势。二是从战术层面考量。如果就此了结，意味着以色列政府不得不无原则地向这种压力屈服，这实在是让以色列政府难堪。[67]面对如此强烈的批评，拉宾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战术，声称假如工党不支持这个妥协性方案，他只好辞职了事。
同意古瑞妥协案的西蒙·佩雷斯也面临着同样的批评。其被指责无原则地屈服于信仰者集团及其支持者们的压力。许多人视他接受这种妥协性方案为他在以色列未来边界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一个信号。这一点在他后来对犹太定居者的声明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他原则上支持在撒玛利亚定居，但是时间选择不合时宜。
尽管佩雷斯正是同这些犹太定居者进行谈判并接受古瑞妥协案的那个人，但必须指出的是同样的解决方案早在1974年6月就已经被拉宾提出并被运用于解决犹太定居者第一次试图在哈瓦那非法定居问题。当初要不是信仰者集团的精神领导人泽维·耶胡达·库克拉比的“顽固”抵制，这个妥协性方案早就已经得到贯彻和实施了。
对犹太定居者和信仰者集团的支持者而言，古瑞妥协案被以色列工党政府通过的那天是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正如希伯伦犹太定居点的始作俑者列文·拉比杰尔所言:“今天(以色列)政府批准了修建埃隆·莫尔的定居点计划。这是对坚持的奖赏!”犹太定居者认为让他们待在凯杜姆的古瑞妥协案对他们而言是一个胜利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68]
1．政府已经向那些要求定居撒玛利亚的狂热分子屈服了。政府的唯一的“胜利”(即将定居者撤离并被移入凯杜姆军营)就是想挽回面子和威信。以色列政府想通过妥协性方案表明:其不能容忍由狂热分子所主导的新定居点修建的时间和地点选择。
2．他们在凯杜姆居住是暂时的。他们将从那里迁入撒玛利亚的一个永久定居点。
尽管由于信仰者集团非法定居所引发的直接危机已经过去，但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最终、根本性的解决，而拉宾政府所面临的压力也与日俱增。这种压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犹太定居者居住在凯杜姆只是个权宜之计，终归需要提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来，而且这个办法的提出还不能拖得太久;另一方面，到底要不要在犹地亚或撒玛利亚向犹太定居者提供永久住居地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回答，而且同样也不能久拖不决。
在这种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审视其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政策。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在加利利提出的妥协性意见的基础上基本达成一致。[69]
根据加利利妥协案的精神，以色列政府于1977年4月17日批准了在军营附近修建一个新的犹太定居点——凯杜米姆。这对信仰者集团而言无疑是一个明显的胜利。因为一个微小但狂热、好战的团体，在数千支持者和可观数量的反对党议员(他们同该集团目标相同)帮助下，已经迫使工党政府屈服于他们的意愿并批准新建犹太定居点。这一决定实质上违反了工党的既定定居点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决定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因为它打破了以色列政府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禁忌”，即竭力避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阿拉伯人口稠密地区修建犹太定居点。
当然，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便知，这次的胜利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无论是工党政府还是信仰者集团，任何一方在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突破来得太晚以至于无法改变工党的政策。这是因为在执政的工党政府正式决定修建凯杜姆定居点的一个月后，也就是5月17日，工党在选举中败北，取而代之的是利库德集团，梅纳赫姆·贝京则成为以色列政府的新一任总理。
贝京领导的利库德上台执政，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点。因为以色列历史上著名的马帕伊[70]已经以各种面目在以色列执掌政坛近50年之久，很难从相反的角度去预测它的未来。这次执政党更替和政策转向在以色列国内政治和外交事务问题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犹太定居点政策的改变，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的犹太定居点成为利库德集团政策的奠基石。[71]信仰者集团已经没有必要通过游行示威以及采取非法措施迫使以色列政府在该地修建犹太定居点了。
【注释】
[1]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第1版，第151页。
[2]［以］阿巴·埃班著，阎瑞松译:《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439页。
[3]1939年5月17日，英国政府单方面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因当时的英国殖民大臣为麦克唐纳，这个白皮书也被称为《麦克唐纳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1．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它政策的一部分，它认为这种政策是违反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的，是违反它从前对阿拉伯人的保证的”。2．英国的目的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英国有条约关系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按人口比例参加政府，以保护双方的利益。3．五年内允许犹太移民75 000人入境，五年后如果没有阿拉伯人同意，不再允许犹太人入境。4．过渡时期内，给予英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一切权力来限制和禁止土地的转让。引自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第1版，第102页。
[4]［美］纳达夫·萨弗兰著，北京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翻译:《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第1版，第128页。
[5]［美］纳达夫·萨弗兰著，北京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翻译:《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第1版，第128页。
[6]Edgar S.Marshall(ed):Israel:Current Issu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New York，2002，P120.
[7]Aharon Kellerman:Society and Settlement－Jewish Land of Israe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76.
[8]Shlomo Swirski:The Price of Occupation，The Adva Center，2005，P44.
[9]Aharon Kellerman:Society and Settlement－Jewish Land of Israe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82.
[10]一种农业定居点，与基布兹和莫沙夫不同的是，在莫沙瓦里，所有的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
[11]Aharon Kellerman:Society and Settlement－Jewish Land of Israe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61.
[12]即“国际城市”耶路撒冷西部地区，以阿卡为中心的巴勒斯坦北部地区，阿拉伯“飞地”雅法市，约旦河西岸边缘地带，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以上部分共计4 850平方公里，约占分治决议规定的阿拉伯领土的44%。这些土地在将近20年内一直被认为是被占领土，但在安理会242号决议被普遍接受后，国际社会已经默认它们是以色列国土的组成部分。
[13]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1版，第4页。
[14]杨辉:《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4月第1版，第165页。
[15]白玉广:《美国对以色列政策及美以关系的发展(1948—1980)》，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48页。
[16]1957年1月5日，美国政府出笼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允诺向中东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防止外来武装的军事威胁，维持中东内部的安全和防止“有秩序的”政府垮台。以色列第一次被容纳入美国的地区性安全安排。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17]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属的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简称“法塔赫”。法塔赫1959年在科威特正式成立，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流派别，得到阿拉伯国家的广泛承认和支持，在2006年前一直处于执政党地位。2007年2月8日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麦加签订麦加协议，协议就建立民族联合政府、新政府政治纲领和重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等问题达成一致。
[18]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第1版，第178页。
[19]如1958年到1960年，以色列从美国购得大约200支反坦克无后坐力步枪、20架S－58型直升机及一些对付空袭的电子预警装置;1962年春天以色列最终从美国购得“鹰”式对空导弹系统;1965年至1966年，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250辆改进型的M－14坦克;1966年2月美以达成一项协议即由美国向以色列出售48架隼式(Skyhawk)轰炸机，5月，这一交易公之于众。引自David Schoenbau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93，P176.
[20]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192页。
[21]［英］理查德·艾伦:《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65页。
[22]5月28日和29日，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声称它们已经派军队去援助埃及;5月3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突然飞抵开罗，埃及与约旦缔结了防御条约;同时摩洛哥声明:“他的军队归阿拉伯联合指挥部支配，以击退以色列的任何一次进犯”;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等国也纷纷进行军事动员。
[23]由贝京领导的右翼反对党加哈尔集团参加内阁，贝京出任不管部部长一职。同时艾什科尔交出了他同时兼任的国防部部长的职位，由西奈战争英雄摩西·达扬出任国防部部长。这使以色列内阁更加具有浓重的好战色彩。
[24]［英］兰道菲·S.丘吉尔和温斯顿·S.丘吉尔:《六天战争》，伦敦，海涅曼公司，1970年版，第78～79页。
[25]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193页。
[26]［英］理查德·艾伦:《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81页。
[27]季国兴、陈和丰等:《中东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28]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29]也许当初是出于故意而为之。
[30]徐向群、宫少朋主编:《中东和谈史——1913—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25页。
[31]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是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组织，简称“巴解”。1964年5月在耶路撒冷成立，由巴勒斯坦各派游击队组织、群众团体和各界代表组成，主要包括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等八个组织。各派别在遵守《巴勒斯坦民族宪章》的前提下，可以保留自己的组织和政治主张。1974年10月在第7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上被确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同年11月，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会议。1976年8月被接纳为不结盟运动正式成员，同年9月，被接纳为阿拉伯联盟正式成员。巴解曾以黎巴嫩、约旦为基地在被占领土开展武装斗争。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巴境内外的全体巴勒斯坦人。有委员570人，分别为巴勒斯坦各抵抗组织及其他群众组织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PLO)是巴解组织的常设领导机构。本届执行委员会是于1996年4月经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选举产生的。1969年以来，执行委员会主席一直由阿拉法特担任。2004年11月阿拉法特去世后，阿巴斯继任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委员会(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PLO)是巴全委会与巴执委会之间的一个监督机构，负责监督执委会执行巴全委会的决议和巴解的方针政策。由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共有100多名成员，在全委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指导巴解工作。2004年11月阿拉法特去世后，卡杜米继任主席。
[32]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两手策略在后来的工党政府的相关政策中得以延续。
[33]Edgar S.Marshall(ed):Israel:Current Issu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New York，2002，P123.
[34]当时以色列工党政府把约旦河谷视为以色列的“防御性边界”。
[35]位于伯利恒到希伯伦的道路上的一个定居点，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被巴勒斯坦人摧毁，1967年9月24日，艾希科尔政府宣布重建该犹太定居点。
[36]Goldberg，Esther:The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and the Gaza Strip: A Status Report，The Center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1993，pp.13～15.
[37]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1版，第341页。
[38]Goldberg，Esther:The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and the Gaza Strip: A Status Report，The Center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1993，P21.
[39]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高等法院的行为也让我们见识了西方国家自诩的所谓的“司法独立”论调中潜藏的虚伪的一面。
[40]Benvenisti，Meron:The West Bank Data Bank Project:A Survey of Israel's Policies，Washington: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84，Chapter4.
[41]Goldberg，Esther:The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and the Gaza Strip: A Status Report，The Center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1993，P14.
[42]有关以色列政府给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提供的各种奖励和补贴等政策优惠，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对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和说明。
[43]也有国内学者认为，到1981年11月，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就建造了41个犹太定居点，犹太人口达两万多。参阅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81～185页。
[44]即在贝京第二任期中出现以贝京和沙米尔为代表的朝野两党轮流执政。具体参阅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54页。
[45]Shlomo Swirski:The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and the Gaza Strip:A Status Report，The Center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1993，P33.
[46]详情参阅王宇《以色列汇率市场化:在经济金融改革的基础上推进》，载《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9月6日，新视点版。
[47]Goldberg，Esther:The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and the Gaza Strip: A Status Report，The Center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1993，P13.
[48]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238页。
[49]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1版，第345页。
[50]蒋建平译:《犹太定居点在冲突中增多》，《华人时刊》2002年第7期，第44页。
[51]“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http://www.fmep.org/settlement_ info/settlement-info-and-tables/stats-data/settlements-in-the-west-bank-1.
[52]The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Statistical Yearbook of Jerusalem，2001－2010.
[53]由于以色列已经从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撤离了所有的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并且在2008年5月通过土耳其间接向叙利亚承诺，以色列将全面撤离戈兰高地(《以色列有意撤离戈兰高地》，载《信息时报》，2008年5月24日，第A19国际版)。所以在此只选取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为代表具体讨论这两个地区犹太定居点的增长变化情况。
[54]The Israel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2007 Annual Report，P43.
[55]Mitchell Bard，Facts About Settlements，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Peace/settlements.html.
[56]弥赛亚(天主教译作默西亚;希伯来语:
，亚拉姆语:
，阿拉伯语:
，英语:Messiah)，是个圣经词语，与希腊语词基督是一个意思，在希伯来语中最初的意思是受膏者，指的是上帝所选中的人，具有特殊的权力，是一个头衔或者称号，并不是名字。另有很多艺术作品(清唱剧目、音乐专辑、动漫等)中亦有“弥赛亚”。
[57]该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时期，是修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坚持的一种思想。修正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中的大以色列是指托管巴勒斯坦，亦即约旦河东西两岸地区。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想法被再度提出。该计划以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古代犹太国家历史为依据，主张正式吞并1967年“六五”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东耶路撒冷。该计划不但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以色列国内也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58]根据希伯来语意译，原意为“以色列之地”，也有人将之译为“埃雷兹·以色列”。是一些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尤其是右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称呼。这些人不愿意用“巴勒斯坦”这一名词，认为它是一个“非犹太名词”。该词带有浓厚的犹太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色彩，意味着不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
[59]Yael Yishai:Land of Paradoxes－Interest Politics in Israel，State Univeristiy of New York Press，1991，P86.
[60]Yael Yishai:Land of Paradoxes－Interest Politics in Israel，State Univeristiy of New York Press，1991，P87.
[61]Edgar S.Marshall(ed):Israel:Current Issu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New York，2002，P208.
[62]以色列人认为该地就是古以色列王国首都撒玛利亚。
[63]参阅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222页。
[64]有关光明节的内容参见范雨臣、张零贵《生活在约旦河西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153页;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219页。
[65]Shlomo Gazit:Trapped Fools－Thirty Years of Israel Policy in the Territories，Frank Cass Publishers，2003，P265.
[66]古代以色列的地名。犹地亚是指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以南的地区。撒玛利亚是指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以北的地区。其范围包括今天的纳布卢斯等地，是巴勒斯坦自治区的核心区域。一些犹太教极端分子经常使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Judea and Samaria)一词来指代现在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为了表达的需要，有时也会使用这个词语，但这只是为了特定语境表达的需要，并不表示笔者赞同对约旦河西岸的这种称谓。
[67]巴以关系的历史表明，这些部长们是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眼光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犹太定居者是“绑架”了以色列政府在被占领土问题上的政策的。当然也许是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定居者两相利用!
[68]Shlomo Gazit:Trapped Fools－Thirty Years of Israel Policy in the Territories，Frank Cass Publishers，2003，P266.
[69]加利利提出的妥协性意见包括以下三点:1．政府将基于议会批准的政治指导原则和解决方案加大其在绿线两侧的定居点活动;2．政府将阻止未经授权的定居点活动企图，因为这些企图违反了以色列的相关法律和以色列坚持的安全、和平政策;3．政府将继续通过包括政府成员和犹太代办处的定居点委员会、耶路撒冷部长委员会、政府的允许条例对定居点问题作出决定。
[70]有关马帕伊的详细情况参见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74页。
[71]Gwyn Rowley:Israel into Palestine，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London，1984，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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