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目标

第一节　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目标

一、概述

毫无疑问，从占领一开始，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尤其是在巴勒斯坦人口稠密地区的犹太定居点活动就有着深远的政治图谋。当初计划乃至建造这些犹太定居点的意图，就是为了在将来的以巴政治解决中形成一种新的现实亦即既成事实。所以，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造在以色列人中间引起诸多激烈的争论和犹豫也就不足为奇了。很显然，以色列将被占领土上民用犹太定居点的建造视为一个政治声明:犹太定居点是建造在以色列无意撤离的地方。就这一点而言，其同以色列议会在1967年6月公开宣布吞并东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都是一种宣示，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按照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第一任政策协调员沙洛姆·盖泽特的说法，以色列最初如果说不是完全反对在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定居点的话，至少也是把这种犹太定居点活动的规模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上。^[1]除了急于实现既成事实式的合并而在东耶路撒冷地区展开大规模的犹太定居点建造活动之外，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仅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戈兰高地的民用定居点建造。以色列对在这一区域修建犹太定居点给出的借口是，因应当时急需收拾叙利亚遗弃的牲畜以及收获农作物和采摘水果。

第二，以色列允许埃齐翁定居点区的居民及其后代返回到1948年5月被约旦军队摧毁的4个犹太定居点。

第三，在西奈北部的拉法(Rafah)地区修建犹太定居点。最后，允许建造准民用的纳哈尔军事前哨定居点。^[2]

二、定居点政策的目标与驱动因素

一段时间之后，以色列这种尚存克制的犹太定居点政策就有意无意地走调了。当初在定居点政策上的尚存克制逐渐转变为放开，甚至是积极推进。为何出现了这种政策调整?因为下述诸论调很快浮出水面，并逐渐开始主导以色列的政策舆论!推动着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的扩张。

1．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将决定以色列的未来边界。持这种政策观点的以色列人近乎疯狂地相信，以色列在1967年“六五”战争中的辉煌军事胜利暗含着弥赛亚^[3]信息。他们坚信以色列这次的胜利正是上帝耶和华把“以色列地”应许给他的“选民”^[4]的一个信号。按照这些近乎疯狂的犹太人的说法，以色列只有在整个地区成功而有效地保持由犹太定居者和定居点组成的犹太特征的存在，才能够有机会改变以色列的边界并扩大到那些有战略、心理和宗教重要性的地区。既然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如此重要，为何还不积极推进呢?

2．将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尽管以色列政府还没有决定如何去划定以色列国的未来边界，但以色列政府已经表示，除非作为广泛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否则其不会从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离。^[5]持这种观点的以色列人及其支持者相信而且也声称，(在被占领土上)修建新的犹太定居点将迫使阿拉伯领导人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态度;也使他们相信，时间并非永无止境而且也不在他们那一边，他们拖延作出决定的时间越久，留下来可供谈判的土地也就越少。这可是一石二鸟之举，既可以敦促阿拉伯人早日和谈，实现阿以间的和平，又可以多占他们的土地。何乐而不为?既然对以色列人来说如此有意义，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不可能不加速!

3．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为以巴共存打下基础。这种论调背后的逻辑就是，达成以巴和平协议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要把现实的共存局面施加于双方。摩西·达扬是这种论调的热心支持者。他曾不止一次地说，禁止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地”的某些地方是不可想象的。一次，在同来自纳布卢斯的巴勒斯坦诗人法德瓦·透骞(Fadwa Touqan)会面时，摩西·达扬向这位诗人表达了他的观点:^[6]今天我们之间的情势类似于一个贝都因男子和一个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其绑架的女子间的复杂关系。但是一旦他们有了孩子，孩子将承认这个贝都因男子是其父亲，这个女子是其母亲。最初的绑架行为对孩子而言毫无意义。你们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并不希望我们有今天，但是我们通过将我们的存在强加于你们来改变你们的态度。

这种论调的支持者相信，在不考虑将来达成政治和解的情况下，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将迫使巴勒斯坦人退而求其次地逐渐习惯于他们的存在。很显然，这种论调有“强权政治”逻辑之味道。

4．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的存在将限制以色列的让步空间。持这种想法的以色列人是基于这么一种假设:在以色列只是对被占领土实施军事占领的情况下，在未来的以阿(巴)和谈中，以色列政府如果决定从某些区域撤离，这种决定是比较容易作出的，而且也是比较容易得到贯彻和执行的。而一旦在军事占领的同时，还有犹太定居点的存在，以色列政府想从某些区域撤离，就不仅仅涉及军事撤离问题，还包括该区域的犹太定居点的撤离，这样，以色列政府作出这种决定的自由度就小了。于是他们就可以永久占领某些阿(巴)方地区。这部分以色列人的想法的确在后来得到了活生生的体现，即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在限制以色列政府的政治操作空间方面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当签订《以埃和平条约》的时候，要求以色列撤离其在西奈半岛的犹太定居点;后来，在同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谈判中，从以色列的角度看，最主要的阻碍就是，和平协议可能要求其撤离犹太定居点，而这可能在以色列公众舆论中导致分裂。笔者认为，这种论调是极其危害的，因为其是以整个以色列国的长远的、全局性的利益作为代价来换取一小部分人的一己私利。换句话说，是一小部分犹太定居者绑架了整个以色列国，全体以色列公民的命运。

5．组织管理机构的左右。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那一刻起，在“以色列地”修建新的犹太定居点并定居在那就被犹太人看做是一个神圣的使命和信条。前文已述，在以色列也的确有一套负责在被占领土上规划和建造新犹太定居点的组织管理机构和实体，而这些强有力的、高效的，并具有进攻性的组织管理机构，一旦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共同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或发挥影响力的话，以色列政府的决策就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和左右了。而且，这些机构和实体不仅没有耐心去等待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没有耐心去等待以色列相关政治和法律限制性措施的解禁。他们只想要结果，于是就毫不拖延地开始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

以色列政府在1967年“六五”战争后初期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政策主要受第一个和第五个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两个因素中，希望将犹太定居点作为决定以色列未来的政治和安全边界的手段又占主导地位。当然，在具体犹太定居点活动过程中，那些涉及犹太定居点活动的、有影响力的组织机构和实体向政府施加的压力反过来对犹太定居点活动本身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顺便提及一下，就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而言，以色列的政治体系存在着三个缺陷:

第一，缺少一个核心的、可协调的战略规划机构。这种机构可以通过提供无政治偏见的专业性替代行动方案来帮助决策部门进行合理决策。

第二，存在两个有能量、有影响力的管理机构——一个是以色列的安全体系，具体来说就是纳哈尔、与国防部打交道的定居点分支机构以及总参谋部的地区防务代表;另外一个就是受定居点运动支持的犹太代办处定居点部。这两个机构通过向以色列政府施压来推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从它们的活动史来看，这两个机构的行动非常具有进攻性，在政治游说集团的强烈支持下不停地把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计划提交给以色列政府。

第三，缺少一种牵制和平衡机制。定居点部长委员会几乎完全是由犹太定居点政策的支持者组成的一个大论坛。大凡那些反对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政策的，甚至与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政策措施存在分歧的、质疑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政策的政治智慧以及担忧这项政策的深远影响者，一般都不会被允许出席该委员会的讨论。从这一意义上讲，是以色列人自己打开了装有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这一潘多拉魔盒。

此外，有关在被占领土上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的决策进程所具有的隐秘性也限制了在议会里和媒体上对该问题的公开、自由、开放式讨论。

在缺少清晰政策和决策束缚的情况下，又有一些鼓励犹太定居点活动的部长以及军方的一些高级将领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所有这一切在制定和执行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政策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这样，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才犹如脱缰之野马疯狂地向前行进。下面就具体回顾和分析一下以色列历届政府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