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政治代价

第三节　以色列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政治代价

以色列为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所付出的部分代价是政治性的。这种政治代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问题已经使以色列的主要政党纷纷开始聚焦政治争斗，同时却忽视了以色列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二，就是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问题削弱了以色列政治体系的稳定性。

一、转向政治争斗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

毫无疑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已经成为以色列国内政治的焦点，以至于其已经成为以色列国内政治中两个主要的阵营——“左派”和“右派”——的分界线。^[26]1977年，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选举中一举击败了自建国以来就一直主导和控制以色列政坛的工党，此后，以色列政坛的这条分界线就划定了，所谓的“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野也就存在了下来。当利库德集团将自己打造成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相对于工党的一个可靠的替代性选项时，以色列的政治版图就发生了分裂，一分为二。不过，这种分裂只在一个问题上显现出来，那就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当利库德集团支持“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统治下的自治”这种想法并在被占领土全境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时，工党却愿意考虑“约旦选择”，即把约旦河西岸交给约旦管辖，同约旦共同控制巴勒斯坦。到了90年代，当工党领导人同巴方签署《奥斯陆协议》时，利库德集团成员又对该协议进行激烈的抨击。这样，协议本身就成为两个阵营的争论点。而在新世纪初期，当沙龙决定单边撤离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的犹太定居点时，利库德集团内部又在此问题上出现了分裂。沙龙不得已脱离利库德集团重新组织前进党以推行他的单边撤离计划。

被占领土与犹太定居点问题给以色列带来的一个核心后果就是以色列的较大政党和政治派别不再提出什么与以色列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议程了。事实上，自1985年7月的《紧急经济稳定计划》(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Plan)^[27]之后，两大阵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上基本上再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如果牵强附会地说有，那就是在被占领土的犹太定居点问题上。

被占领土与犹太定居点问题在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这两大阵营之间形成了一种处于瘫痪状态的僵局。没有一方能够长久执政并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如1985年的紧急经济稳定计划或今天的加沙单边撤离计划，只有在双方展开合作时才能够有所作为。

二、削弱了以色列政治体系的稳定性

在过去的一个时代里，被占领土与犹太定居点问题似乎已经削弱了以色列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第一次，一位总理(即伊扎克·拉宾总理)因为推动以巴和平进程，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而被刺身亡。从那时起，只要以色列的总理或其他政治领导人愿意推动以巴和平，向政治解决迈进(这要求以色列接受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比邻而居)，他就又会成为以色列右翼势力威胁的目标。其实，以色列的这些右翼势力并不是不喜欢和平，他们只是害怕作为实现以巴和平的条件，以色列需要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撤离，拆除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罢了。这样，他们的以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作为标志性符号的“大以色列”迷梦就会破灭。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以色列总理的更替以及总理人选的更换也比先前更频繁了。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只有两位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和摩西·夏里特。在60年代，以色列也只有两位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70年代同样如此，只有伊扎克·拉宾和梅纳赫姆·贝京。到了80年代，以色列就有了三位总理，他们是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沙米尔和西蒙·佩雷斯。然而，到了90年代以色列的总理数量已经达到了五位，他们是伊扎克·沙米尔、伊扎克·拉宾、西蒙·佩雷斯、本雅悯·内塔尼亚胡和耶胡达·巴拉克。在新世纪里，以色列总理的数量至少有四位，他们是埃胡德·巴拉克、阿里尔·沙龙、埃胡德·奥尔默特以及本雅悯·内塔尼亚胡。

以色列政治掌舵人的数量在增加的同时他们各自掌舵的时间也在缩短。他们的联盟也逐渐变得更加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对待被占领土与犹太定居点问题的态度。这种日益增加的不稳定的最明显征兆，就是续任政府在将其预算建议提交议会表决时所面临的困难。下面几个例子就是最好的明证:

1998年，内塔尼亚胡政府的1999财年预算建议案在议会的一读中就遭到了否决。反对者当中包括民族宗教党(该党是当时利库德集团的执政联盟伙伴)和隶属于“以色列地阵线”(Land of Israel Front)的议员。他们投反对票是为了表达对内塔尼亚胡同巴方签署的《怀河协议》的不满。11月初，在阿拉伯代表投票支持之后，议会才在一读里通过了该建议案，此时已比正常时间晚了一个礼拜。这导致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呈现不稳定状态，如是其号召举行新的选举。耶胡达·巴拉克在大选中获胜，也正是巴拉克将内塔尼亚胡的预算付诸实施。

2000年，戴维营会谈无果而终以及第二次“因特发达”运动爆发之后，巴拉克政府也开始呈现不稳定状态。因此，在寻求议会批准下一财年的预算案时，其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预算案按照法定时间于10月末呈递给了国会，但在第一次审读时同样没有获批。这导致了危机的继续。2000年12月初，在议会对其进行不信任投票后，巴拉克宣布辞职。这样，60天内必须进行新的选举。接着，执政的工党和反对党利库德集团就联合支持巴拉克政府预算案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在利库德集团要求增加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开支并且极端正统主义党派要求增加他们机构的预算时，谈判出现了破裂。在随后的大选中，阿里尔·沙龙成为以色列新一任总理。而又是沙龙将巴拉克政府的预算案呈递给了以色列议会。

2004年，历史再一次重演，沙龙政府的2005财年预算案没有获得议会的批准。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沙龙成功组建了一个新的执政联盟，联盟伙伴是工党和其中一个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新部长在2005年1月10日宣誓就职。在同一周里，2005财年预算建议案在第一次审读中获得通过。然而，政府预算案能否在议会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审读中获得足够多的支持，形势并不明朗，因为利库德集团内部的反撤离秘密小组有望在反对预算的斗争中打一场硬仗。如果到1月31日无法让预算建议获得批准，那又将不得不举行新的大选。

不管怎样，2005财年预算案问题又是以色列政府在形成稳定有效内阁越来越困难方面的另外一个佐证。正如新闻记者马龙·拉颇袍特(Meron Rapoport)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96年5月29日、1999年5月17日、2001年2月6日、2003年1月28日，在不到七年的时间内，以色列民众四次走到了投票箱前。如果，当时很有可能的，在2005年的上半年再来一次选举，那就意味着在不到9年的时间内进行了5轮选举。只是这种可能性稍稍往后推迟了一下，2006年3月，以色列人还是再一次走到了投票箱前。也就是说，两次选举之间还不足两年，这在西方世界可以说是创纪录的。说得好听一点，你可以将之视为以色列民主健全的信号，说得不好听，这是严重不适的一种征兆。”^[28]

在那篇文章之后，拉颇袍特对这种不适作了描述:“事实是，尽管沙龙拥有巨大的名望，并且在犹太定居点撤离问题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但沙龙可能被迫要求再一次举行选举，而这证明，也让以色列社会发现，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撤离是十分困难的。他们也不想将其士兵送到加沙和纳布卢斯，但还想遥控他们(巴勒斯坦人)。其并不想控制35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但其也不想让他们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以色列病毒。在我们从这场病毒中恢复过来以前，我们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询问，这一次我们到哪里投票。”^[29]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拉颇袍特的预见。2005年底，由于在撤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北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利库德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所以沙龙就退出利库德集团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前进党。由于2006年1月沙龙中风住院，所以由奥尔默特接任党魁，其领导前进党在2006年3月的大选中获得胜利，并组建了新一任政府。

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以色列人自己把自己送进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占领初期以色列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占领这种战略，后来想将占领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本钱，如是开始了犹太定居点活动。以色列本以为在需要时，可以在有利情势下随时撤离这些犹太定居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发生了变化，到后来，撤离犹太定居点并不是由以色列政府完全说了算。这时以色列政府才发现，原来犹太定居点活动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有句古话，请神容易，送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