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中“人”的含义

2.1.1　政治学中“人”的含义

“人是什么”自古以来，一直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领域备受关注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也是学者们不懈求索的斯芬克斯之谜。西方文明的奠基者苏格拉底在2000年前就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口号。法国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卢梭也曾指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2]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学视域中的人。

1.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说

早在古希腊时期，古典政治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3]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具有语言功能和理智，能够表达思想，能够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相信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都不足以自给自足地解决一切生活问题，必须依靠共同体来满足各自的需要，维持生存。因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4]也就是说，人人都必须从属于城邦生活，都要生存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可见亚里士多德讲的人类是“政治动物”，实际上与人的生命的维持有逻辑关系。事实上，人类维持生命不一定非要过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不过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一种形式。但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人类是“政治动物”的命题是很有价值的，它表现了政治与人类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2.托马斯·阿奎那的“人性神创”说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欧神权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再次提出并论证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提出了“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5]他认为，人注定要比其他一切动物过更多的群体生活，大自然为其他动物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和满身的毛皮来充饥和御寒，还赐予了它们爪牙、犄角等自卫工具，而人却没有。但大自然赋予人以理性、语言及双手，使人类能够自给自足和维持生存，然而任何单个人的力量和智慧都无法独立地创造出生存所需的一切东西，因此，人的生活需要分工和合作。阿奎那还认为，人在本性上都是自私的，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为了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维护集体的幸福，就需要共同的治理原则、公共的控制机构，即国家的法律和国家权力机构。但由于阿奎那是神权政治观的典型鼓吹者，他认为人是上帝的创造物，是上帝赋予人以自然本性(人性)，城邦生活原先是全体公民道德和正义追求的唯一承担者，但在作为立法者的上帝面前，它不仅失去了这一特殊地位，反而连它自身也要由这个人类行为中的更高道德标准去加以判断。

3.马基雅维利的“人性邪恶”说

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则反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天生就有过政治生活的倾向。他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一般而言，人都是忘恩负义、诈伪轻浮、怯懦、贪婪的。当你成功时，他们的一切都属于你，他们的血肉、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子孙，一切都贡献给你。但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就倒戈相向，落井下石。”^[6]在马基雅维利的心目中，人是诈伪狡猾的，人民服从君主，是出于万不得已，遇到可能，他们就会调头去反抗。假如人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必然随其本性，无恶不作。因此，他主张君主治国，与其用仁爱，不如用威严。由仁爱而产生的服从通常是靠不住的，而由畏惧而产生的服从则可永久不变。^[7]马基雅维利大胆揭露人性的丑恶，在他犀利的笔下，人类被描绘成一种寡廉鲜耻的动物，虽未免有些偏激，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本人愤世嫉俗的意念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个人的特殊经历带给他的深刻体验。

4.笛卡儿的“理性人性”说

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有思想，“我思故我在”，提出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人性理论。“严格说来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这些名称的意义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么我是一个真的东西，真正存在的东西了，可是，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说过，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8]在笛卡儿看来，只有以理性为基础，只有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人才能从外在权威以及宗教团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本质就体现在他的理性认识能力之中。理性可以辨别善恶和真假，可以为人类提供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的思想武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完全取决于理性的力量。人只要拥有理性，就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就能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相反，人一旦丧失理性就会像动物一样受制于外部世界。因此，笛卡儿人性理论中的理性，主要指的是一种由人自我控制和自我运用的认知能力，而不仅仅是人的一种道德能力。

5.霍布斯的“自私贪婪”说

霍布斯(Hobbes)认为人是自私自利且残暴好斗的动物，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在他看来，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便是得寸进尺、永不休止、死而后已的权势欲。在公共权力缺失的时候，人类自私与好斗的欲望就会无限制地膨胀，出现“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9]按照霍布斯的理论，在国家成立之前，人类生活处于“自然状态”下，人们的权力和能力都是平等的，同时，人人又都是自由的，因此，当人们同时想占有某物而不能共有或分享时，就必然成为仇敌，即所谓“人与人像狼与狼一样”。霍布斯把引起人们争斗的原因归结为三种：利益上的竞争、对他人可能伤害自己的猜忌、对名誉的追求。由于人人都想攫取大于他人的权力以保存自己，从而使和平难以实现。因此，他主张必须有一个大于一切人的权力的公共权力作为后盾，这样才能震慑住人们无限的欲望，使人们的安全得以保障。这个公共权力就是国家。霍布斯将《圣经》中的一种巨大的海兽“利维坦”作为书名，表明他希望国家能够以强力来制约人们的欲望，维护共同的秩序和安宁。

6.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说

马克思(Karl Marx)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他看来，包括劳动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都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因此要考察人的本质，就必须考察具体的社会关系，考察与之相关的社会物质条件及文化氛围、历史背景等，这些因素都规定或制约着人的本质的形成。1845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正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生存和发展就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人只有以共同体的方式分工合作时，才能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不仅如此，个人还不能自由选择社会关系，个人的个性能力受社会历史经济状况制约。个人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必须首先使自己社会化，使自己的潜能在社会实践中变为现实。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包括两个层次的区别：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二是人与人的区别。

在人与动物区别的层次上，社会性的人的本质表现为社会劳动。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标志的劳动是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从人与人区别的层次上，社会性的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实的人总是处在特定社会关系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首先，人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其次，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关系起支配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集中表现为阶级关系。在探讨人的本质时，既要看到社会关系的总和，又要注意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最后，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不是凝固不变的抽象物，而是具体的、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