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发展的要素

9.2.1　民主政治发展的要素

如今，民主政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那么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何在?多年来政治学者们进行了各种不同的研究，他们发现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与另一个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描述：(1)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中或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2)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3)在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结合的结果；(4)这些产生民主的原因的结合因国家不同而异；(5)通常导致一波民主化的诸原因的结合不同于导致其他各波民主化的原因的结合；(6)导致在民主化波浪中最初政权变化的原因可能不同于导致在这一波中后来政权变化的原因。^[31]

正如亨廷顿所说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是复杂的、综合的，总体来说民主政治发展的要素包括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法律制度因素、社会结构因素以及政治领袖因素。

1.经济因素

从某种角度来说，民主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推动民主发展最基本的动力。经济发展与民主和民主化的关系是复杂的，可能因时因地而异。经济因素对民主有着重大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由于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进而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经过组织的中产阶级要求与政府分享政权，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实际上是发言权)，以实现或达到本集团或阶层的利益，这样在社会上就形成了市民社会。即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市民社会的形成又必然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市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政治产生、发展和巩固的重要基础，也是民主政体运行的必要条件。它一方面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另一方面还能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

同时，现代工业化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更加复杂多样和互相依赖的经济，这种经济对专制政权来说更难以驾驭。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这些来源独立于国家之外，而且会有新的功能性要求去分散决策权，更加直接的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鼓励民主政治的价值观。

对此，亨廷顿认为：第一，一个社会内部经济富裕的程度决定了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培育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性格反过来与民主制度的存在有高度的相关性；第二，经济发展会促进教育发展，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养成追求满足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伴而生的；第三，经济发展使得在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资源可供支配，因而促进了融洽和妥协；第四，经济发展既要求也促进了该社会向对外贸易、国外投资、旅游和通信市场的开放，一个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会产生一系列非政府性的财富来源和影响，并使得该社会接受在工业化世界流行的民主观念的影响；第五，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扩大，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是商人、专业人士、店主、教师、公务员、经理、技术人员、文秘人员和售货员。在某种程度上民主是以多数统治为前提的，而且在贫富悬殊的地方，民主也不可能行得通。^[32]

总之，经济基础是推动政治民主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方面，良好的经济基础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样人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政治。另一方面，经济现代化中的许多内容，如平等、自由、按规律办事等也是民主政治的内容，经济生活中的这些要素会自然而然地传播到政治生活中去，那么人们就会产生强烈的民主要求，主动地介入政治生活，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

2.文化因素

民主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它更是一种政治信仰，是一种以自由、平等、参与、法治等为特征，包括民主意识、民主心理、民主价值观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念。因此，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价值观念，包括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想、民族气质、民族性格等诸多要素，决定了全体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以及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任何政治体系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要具备与之相和谐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较之政治、经济制度等有更大的惰性，它的形成、丰富和发展都需经历缓慢的过程。

首先，民主的政治文化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任何人都应该平等获得作为人所必需的各种权利。通过民主政治文化的教育功能，使人类在理性上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保障个人权利，平等的政治参与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进而使得人们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更有理性精神。

其次，民主的政治文化，不仅在理性上对民主政治发展进行推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文化模式，长期而持续地传播着民主的价值观。民主的价值观不断内化的过程才是民主政治发展最本质的内容。这个过程的彻底完成，仅靠理性的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它主要靠的就是民主政治文化对公民生活方式长期的熏陶和感染。从某种角度来说，民主制度就是公民以独立的人格积极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制度，通过政治参与，公民了解公共事务和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在得知和开始重视他人的要求时，熟悉民主政治的流程，通过民主政治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最终实现公民权威主义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化，促进实现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

最后，民主的政治文化通过普遍的传播和深入，能提高社会中相互信任的程度，从而降低民主政治的社会成本，创造出更利于民主政治的社会氛围。信任是民主政治文化的重要维度，像阿尔蒙德所强调的：民主的“公民文化”假设“一种在全体公民中广泛分布的政治能力和相互信任”。政治信任被看成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广泛信任的社会氛围的反映，它的存在是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当民主的政治文化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同时在理性和情感两方面不断得到拓展和渗透时，人们基于相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特别是当人们自信可以通过民主政治的模式完成政治参与获得合适的利益时，就会减少政治冲突和矛盾，减少社会的不和谐，这无疑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更好的社会基础。

当然这里面所说的文化基础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文化，还包括整个大的文化环境。古希腊之所以最早孕育了民主政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深厚而独特的理性文化精神使然。“在希腊，历史开始它的第一页记载的时候，就没有古代国家的痕迹。在希腊的舞台上，没有使人望而生畏、止步不前的权势神威，没有埃及的法老，也没有美索不达米亚的神父或是皇帝……在希腊，找不到和他们相似的人的足迹。”^[33]古希腊的文化正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发展与巩固的源泉，也是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精神的综合反映。

3.法律制度因素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中没有个人自由，在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关系中产生了个体自由。以个体自由为价值取向的民主政治内在地需要法制。一方面，自由需要法制来保障；另一方面，自由需要法制来约束。法律和其他保障自由的手段比较起来，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强制性，其背后有暴力做后盾。英国自由主义大师柏林把自由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消极自由”，另一类是“积极自由”。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者所看重的是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正是这种“消极自由”使自由同法治内在地连接起来。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道德伦理概念，后者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前者是理想，后者是现实。消极自由作为政治哲学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要划定“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挠而径自行动的范围”。消极自由的这一内涵或本性使其内在地要求以法治、分权、权力制衡等现代法制内容作为基础。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和法律上的分权理论、法治理论、制衡理论、限制国家权力理论等现代政治法律理论及其制度设计都同“消极自由”理论内在相关。因此，民主政治之所以内在地需要法制保障，是由作为其中心价值取向的自由的本性所决定的。法制在诸多方面对民主政治起到保障作用。

首先，现代法制能够限制政府权力，并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达到保护个人自由的作用。民主政治的重要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最易受到政府公权力的侵犯。因而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取向就在于限制政府权力，而限制政府权力的最好形式和手段则是法制。现代法制认为政府权力不仅要来自法律，权力的行使要以法律为基础，更重要更根本的是政府权力及其权力的持有者要由法律来限制。同时，现代法制中强调人治和法治的区别，这种强调的实质意义在于表明“法”大于“权”，在于政府权力要受法律的限制。法治的核心内涵是法律权威高于政治权力和个人意志。

其次，现代法制能够确认、保护、限制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既要受到保护也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完善的法制能够在二者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正像美国法学家H.W.埃尔曼所说：“今天大多数法律制度都在试图对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表现加以控制，控制的方式是通过法院判决或立法发展出一种广泛而略失雅致地被称做‘滥用权利’的概念。”^[34]

最后，现代法制能够使政府和国民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法制化、理性化、形式化。也就是说政府必须通过法律形式实现自己对公民的管理和控制，公民也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政府进行授权、监督和控制。只有这样，民主政治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发展。

4.社会结构因素

研究表明，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越高，民主政治发展得就越好。与社会结构分化相关的就是高度的社会自治，而高度自治的社会又可以称为公民社会。登·怀特指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直接关系到民主政治的产生与发展。

(1)公民社会有其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且这些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都有别于国家的机构活动准则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它们与国家的法律法规共同支撑着社会的良性运行。公民认同约束着个人、集体、社会、国家的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行为。这些共同认同是由社会规范支撑起来的，包括习俗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纪律规范和法律规范。一个有着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的社会，其社会认同度高，人们在这些规范的制约下规范各自的行为，共同维护着社会的秩序。在此基础上，人们之间相互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或者解决分歧的方式明确、公正透明，形成了人们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任。这两者构成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规范基础。

(2)公民社会意味着高度的社会自治。公民社会主要依靠内部自发生成的秩序得以维持，而无须国家强制力从外部建立。社会自治的关键是，按照自身法则运行，很少受政治因素干预。在公民社会里，公民的自治能力较强，能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冲突主要是通过相互协调以及社会团体的仲裁来平息与解决。公民自治对民主政治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其有助于积淀公民自己为自己的行为决策并负责的民主观念，养成民主习惯；有助于增强公民的独立和自主意识。这些都是民主制度必需的基本要素。事实上，一些民主制度不仅与公民社会相关，而且还来自于公民社会，正如萨尔瓦多·吉内尔所说的：“现今所有民主政治的制度架构均源自于一些特定的公民社会，后者是在自由国家和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公民自治不仅促进了民主的生成，而且实现着民主政治。

(3)就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公民社会是公民权利、自由的保护屏障，是对国家权力的重要制衡力量。公民社会通过公民自愿参加的各种结社活动，即成为各种团体、组织的成员，形成自治、自主领域，为公民预置了一个自由支配的空间。为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利益，公民社会必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实质就是以公民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单个的、分散的公民个体经由公民社会中的各种团体、组织积聚成强大的合力，这是任何统治机构和统治者都不能忽视的。由此，公民社会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形成了压力，而公民借此获得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力量源泉。同时，公民与国家的“冲突”、“矛盾”在公民社会被消解，其能量也得到释放，避免了公民与政治国家直接对抗下可能出现的暴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秩序的破坏和对传统的割裂，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与环境。

5.政治领袖因素

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不是由一种抽象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归根结底需要其人民的努力。政治领袖与社会大众必须行动起来，才有民主政治发展的条件，才能推动民主政治在本国的发展。在这其中，政治领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政治领袖的动机、意愿是各不相同的，往往是十分神秘甚至他们本人也说不明白的。

领袖们之所以要造就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自身是一个目的，因为他们视民主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因为民主是他们追求其他目标的副产品。在许多情况下，民主也许不是政治领袖们所期望的后果，但是，它至少不是最难认可的后果。不论政治领袖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必须去造就民主，去采取行动，诸如局部的自由化，这就有可能导致民主的出现。政治领袖不能在民主的先决条件不存在的地方去创造民主。在20世纪80年代末，海地出现民主的障碍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是最有手腕、最忠诚的民主领袖也难有所作为。不过，如果一位政治领袖想要民主的话，即使他远没有李光耀那么老练，也能够在新加坡造就民主。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创造民主的条件必须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的风险时，民主才可能出现。^[35]

除此之外，社会结构、社会自治程度、政治环境等共同构成了民主政治的要素，具备了这些基础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必然会产生，但是若没有这些最基本的要素，而在外在因素的干扰下强行引进并推动民主政治，注定是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