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爱国主义还是网络民族主义

第二节　网络爱国主义还是网络民族主义

为了追求概念的精确，实现多层次的分析，避免价值判断前后不一，有必要首先对本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关键词进行选择和界定。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限于主题，笔者不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概念进行条分缕细的追溯与研判，而且，学界、媒体与政界在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界定和道德评价上，基于不同的立场与文化，尚不能消弭分歧达成一致。本书认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基础都是民族情感，两者并无实质区别。国家是一个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不能有意改变或刻意设计的集体记忆和遗产，是一个并非个体数量简单相加的共同体；国家是民族精神的客观体现，表达了民族的主权愿望。^[5]在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国际关系主体的今天，“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的忠诚”尽管会有群体数量上的差别，^[6]但两者其实是同义词，它们所指代的是同一事物：个体是匆匆过客，而民族却具有永恒的生命，以有限追求永恒的个体便对国家与民族利益有着本能的与热情的维护，个体愿意为所属的民族利益作出牺牲。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就使用诸如“民族的或国家的爱国主义”等术语来进行概念界定。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其理性时，足以维护一国的利益；在其发展到极端时，则可能出现盲从和排外倾向。同时，由于参与群体数目众多，理性与极端的形式往往是兼容并存的，对这种混杂诸多感情、态度与行为的事物，观察的角度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判断。由于利益差异而导致的角度不同，在一国国内，多注意其进步一面，誉之为爱国主义；在该国之外，常强调其褊狭一面，贬之为民族主义。^[7]

这种因为利益不同而出现的认识与判断上的差别，俯拾皆是。在2008年，围绕北京奥运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藏独”势力作乱、奥运火炬境外传递受到骚扰、美欧议会通过涉华议案、西方在接见达赖问题上作对等。围绕这些事件，中西方媒体与民众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对攻。BBC、RFI、RTL^[8]和CNN等西方知名媒体对中国的恶毒攻击和有意无意地造谣，激起了全世界华人尤其是国内网民声势浩大的同声谴责。人们对西方传媒频频出现的“错误”和“纰漏”，对其违背自身职业道德的行为，从不解到愤怒，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怒不可遏；在爱国主义情绪激励下，他们不但利用网络揭示真相，还直接参与某些西方媒体的直播节目进行抗议，并在多个国家发起了声援北京奥运会、阻止“藏独”势力分裂国家的游行活动。然而，面对因自身谬误而引发的世界性的、冲决堤坝式的舆论狂潮，不少西方分析人士和媒体却惊呼：中国出现了“新民族主义”。

所谓“新民族主义”，不同于当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时掀起的民族情绪，也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和行政命令，而是利用新技术手段由个体的心理感受汇集成的共同认知。^[9]在一些外国媒体和政客的刻板印象中，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媒体整齐划一，舆论受到钳制，言论自由程度不高，然而，突然之间竟然出现了如此宽泛的舆论环境，^[10]难免令其震惊无措，有此怪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民族主义并非一直作为保守、排外的同义词被使用的。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是一个褒义词或至少是一个中性词。在18世纪末的欧洲，民族主义常被用来强化一个群体在文化、语言、种族方面的统一。在以武力纵横世界的过程中，欧洲的大国也把民族独立与人民主权的观念传播开来，然而这并非出于什么崇高的动机。主观上，他们是为了鼓动敌方殖民地中的人民发起民族主义运动，以达到分化敌人的目的。比如，德国人鼓动马格里布人拿起武器反对法国人；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法国人和英国人鼓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然，在客观上，一些殖民地的人士参加宗主国的战争，也知道了要为自由、民主和保卫民族独立而战。迟至20世纪60年代，也很少有人把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些国内因素视作国家安全和国际稳定的重大威胁，即便是民族争端导致了军事行动，也会因为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大背景被统合进世界性的“主义”之争的框架之内。思维方式的变化始自冷战结束以后，当渴望“历史终结”的西方人发现非西方的社会并未臣服于资本主义模式之下，甚至还在寻求“华盛顿共识”之外的模式时，在当前西方话语体系中，“民族主义”被妖魔化了——抵抗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被贴上“排外”民族主义的标签，漠视甚至有意忽视了其中的对非西方民族的正面意义。

实际上，给中国扣顶“民族主义泛滥”的大帽子并非始自今日。十几年来，美国、欧洲和日本不少人士一直叫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威胁”，并认为中国历史上遭受侵略太多，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可怕的复仇基因。日本在2004年《防卫白皮书》中，还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当作强化日美同盟的正当理由。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今天的“民族主义”已经演变成了垄断话语权与解释权的西方国家用来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专用名词。正如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说：“没有什么比说我们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已经强烈到成为民族主义这一点，更能激起美国人的愤怒了。民族主义这个词在我们看来，只会出现在那些旧体制的国家或民族中。”^[11]对此，《世界新闻报》的一幅漫画可谓一“画”道破天机（见图0-3）。

由此可以认为，尽管在学理上对这两个概念还需要继续争论，但在当今世界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爱国主义是针对国家凝聚力而言的，是正面的；民族主义则成了一种有排外意味的指称，被抹上了消极的色彩。希冀社会科学研究能“超脱”于国家边界之外，难免天真，因此，站在中国立场上，本书倾向于把相关的公众情感表达与利益诉求定义为爱国主义。

网络爱国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毫无疑问，网络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进程，以至于很多事物都要加上“网络”这个前缀以显示其生命力和影响力。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也不例外。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由于互联网发展迅猛，借助网络工具，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绪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并被冠以“网络爱国主义”或“网络民族主义”之名，成为海内外媒体与民众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搜索引擎上分别输入“网络爱国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都可以看到大量的相关论述与言论。

图0-3

中国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网络民族主义，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与互联网结合而生成的‘网络民族主义’可以双向定义：（1）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2）表达、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扩散民族主义舆论，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网络传播行为。”^[12]

中国一些知名媒体也以“网络民族主义”对相关事件进行界定和报道。在2003年围绕兴建京沪高铁引发的“百万网民签名反对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事件发生后，《国际先驱导报》用一个整版进行了报道，并率先提出“网络民族主义”的概念，将2003年视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发轫之年。之后，对这个自己首先命名的新现象，该报一直以报道、评论和摘译外电外稿等形式进行关注。五年来该报发表的稿件主要包括：《网络民族主义发轫百万签名递交日本驻华大使馆》、《网络民族主义掀开中国民族主义新篇章》、《四位网络民族主义者的生存调查》、《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愤青调查：爱国还是误国》、《中国民族主义愤青调查续：不做愤青做“奋青”》、《网络民族主义不等于义和团思想》、《中日黑客八年暗战网络战成为历史抗议表述方式》、《中国商圈开打“民族情绪”牌》、《“藏独”事件引发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吹响新号角》、《中国将出现哪种民族主义？》等。考虑到长期以来《国际先驱导报》都是周报，相关的篇数着实不少。

对于“网络民族主义”这种提法，凤凰卫视评论员杨锦麟比较认同，他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是在新的形势面前，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日益深入和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13]而由中国社科院与人民日报社联合发布的《2007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也是这种提法，其第二部分第七节的标题是“民族主义情绪相对平和”。^[14]西方媒体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它们担忧“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一个新证据，就是网民的言论，它们常常把这些个人情绪扩大化为中国全体国民的意志。

然而，实际上把中国网民的言论定位为“民族主义”，如果不是挖坑设伏，就是言过其实。中国网民的网络表达与现实政治行动之间有很大差距。作为中国网民主体的普通民众，其“民族主义”情绪并不像表面展现得那么强烈。他们在虚拟空间的义愤表达，多是为了反抗不公正的现实。同时，在对外关系、台湾、西藏等问题上，因为涉及民族大义，官方与民间的立场差别不大，即使不会受到特别鼓励，网民受到监管与惩罚的可能性也不大，因而话语表达也更激烈。

笔者以为，如果在“网络民族主义”与“网络爱国主义”中间必择其一的话，用“网络爱国主义”来指代中国网民对中国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坚决维护、对中国成就的欢呼和对中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呐喊，更为妥当。当然，对于这一正在发展中的、参与广泛的、具有无限可能的事物，任何界定都不足以包含所有、解释一切，过早、过细的界定反会有画蛇添足、削足适履之嫌。任何一个新生的社会事物都会利弊并存，从客观分析其生成机理、展望其未来发展的角度考虑，应该避免轻率、武断的“盖棺定论”，否则会导致标签化与僵硬化，会出现对其仍需完善的一面进行扣帽子、打棍子和抓辫子式的攻击，阻碍这一新生事物的良性发展。因此，为了避免仓促与简单，给它保留一定的发展空间，本书以较为笼统因而表达更全面的“网络舆论”来指称网络上关于外交的呼声和意见。所谓“网络舆论”，是指公众通过信息网络（有线和无线）等技术手段，针对公共事务和社会现象发表意见，并通过技术平台的集中展现，把个体的心理感受汇集成一种共同认知感，进而形成一种占主流的价值判断。

2009年3月，《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出版上市。针对“你们公然宣扬当下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而在西方话语里，民族主义已经是个贬义词”的责难，作者宋强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概念中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应激性^[15]的，你看去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都是这样吗？所以我更倾向于用‘新爱国主义’这个词来界定中国民间的这种反抗情绪，是民众立场的爱国主义。”^[16]这种价值判断与话语选择，与笔者异曲同工。当然，这并不等于笔者赞同《中国不高兴》一书的立意、行文与结论，实际上，该书情绪化和绝对化的呐喊与建议，令人怀疑其正面作用有多大，令人质疑其是否出于谄媚而作。

“互动”。互动是指舆论与外交的相互作用，即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与实践的限制与促进；外交决策人员对舆论的形塑、引导与服从。

从操作技巧上讲，多数外交专业人员认为利用而不是与舆论互动才能取得更好的外交效果。他们一般认为，外交是一项神秘的工作，其决策需要依靠秘密、准确的信息，进行冷静的估计和必要的妥协，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成功和效率；而代表舆论的民众缺乏专业知识，离国际事件太远，不了解情况，情绪容易激动。因此，如无外在压力，政府官员与少数“精英”倾向于独占这块领地。实际上，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与白宫里面临选举压力的政务官公务员们不同，国务院从事具体外交政策执行的事务官公务员们，对美国舆论在外交中的作用并不在意。^[17]托克维尔对此早有观察，他认为，美国民主很好，只是在干扰外交上是个例外。

然而，随着国家主权在国内层面的含义——人民主权的兴起，眼见本国政府在秘密外交的指引下卷入两次伤亡惨重的世界大战，欧美公众开始广泛要求介入外交政策的制定。中间虽多有起伏，作用也有大有小，但作为一种重要的制衡力量，近五十年来，公众舆论一直介入欧美国家对外政策的确定与执行。这样，现代国家的外交政策就成了混合产品：既是一国决策层对国际环境和外部事件做出分析、判断、反应的结果，也是该国内部各种意愿（舆论）和利益通过现有政治机制进行平衡的结果。任何试图排除或忽视公众舆论的做法都越来越站不住脚。

中国并未照搬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但是，出于权威性与合法性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公众舆论成了政府决策不能忽视的因素，外交决策亦不例外。在国家确定总体对外战略，即运用力量工具来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总体思考与安排^[18]中，中国公民的声音越来越突出，对外交政策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在其他反馈渠道缺乏、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当今中国，网络舆论成了公民影响外交的主要渠道。面对这种新的互动模式，考察其中的形成机理，分析其利弊并对良性互动提出建议，就成了迫切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网络爱国主义”不等同于“网络外交”。网络外交是指在信息时代，国际行为体为了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而开展的对外交往、对外宣传和外交参与等活动。网络外交的主体与客体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个人；网络外交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发展国际行为体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方面利益；网络外交的方式包括国际行为体之间通过网络而开展的外事交往、对外传播，以及为对彼此的外交行为施加影响而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等三个方面。网络外交既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秘的行动，既可以是正面的公关也可以是负面的攻击，既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是群体行为。^[19]

制度建议。所谓制度建议，是指为了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的良性循环，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重新安排与创新。

之所以要进行制度建议，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中国社会的转型仍在继续，社会参与，尤其是民间参与仍缺乏制度支撑。制度建设是当今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仅从“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设计难免流于就事论事，其效果往往止于隔靴搔痒，很难在实践中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效果。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制度、体制及制衡机制上找到真正的针砭之法。

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的互动亦是如此，要解决互动中的问题，只从网络管理角度着眼，希望通过压制不同声音的表达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来达到舆论一律是不现实的，也于事无补。因为网络技术本身是不可能被彻底封锁的，尤其是在中国必须抓住信息革命的发展机遇、大力发展互联网的前提下。因此，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制度的创新，如对肩负引导功能的传统媒体进行管理创新，使其平衡网络媒体的缺陷；而作为“国之大事”的外交也需要在不同环节作出制度保证，以确保对民意的倾听；大力加强公众外交，使其制度化、内化为每个外交人员的行为标准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限于种种体制束缚，某些建议可能在目前并无实行的空间，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只要唤醒了沉睡的人们，就有可能找到打开封闭屋子的办法。毕竟，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很多在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策略，到最后却往往成了国之重策。社会科学，需要超前预判的眼界和执著坚持的勇气。

总体而言，本书以2003年为起点，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新一届国家领导人选举产生，外交政策与实践有了新的变化。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家实力的变化，新一届政府主导的中国外交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征：以国家利益为主线，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新面貌，保持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战略平衡。

其二，2003年是中国“数字公民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年。自本年起，网络舆论开始真正进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并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一方面，这一年网站和网页的数量都出现大幅增长，BBS论坛、动态网页和聊天室在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十年后开始大量出现；另一方面，随着公民主体意识的不断萌生与增长，维护私利与公益的市民运动，以互联网为平台，蓬勃发展、逐渐壮大。尤其是，在这一年，“孙志刚事件”让很多人开始真正认识互联网的社会作用。2003年4月，《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了孙志刚案，各网站纷纷转载，各种批判性的言论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直到日趋统一，形成合力，影响了政府决策，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自此，网络问政与网络监督开始引领网络风气，网络民意的合法性也不断得到高层与各方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