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综述

第四节　研究成果综述

执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前新华社记者吴旭副教授，2007年在美国出版了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Evolution，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一书，该书共15章，有不少是作者任职新华社期间的一手资料。用美国《书评》杂志的话说，尽管此话题并非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新鲜，但无疑，该书是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历史发展，对网站、参与者、体系等因素最为广泛且资料最为丰富的论述，这些决定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动力与形式。在该书中，吴旭展示了各种事件如何与不断扩散的新科技结合，制造出一种新的不同于普通大众的爱国主义。^[21]

目前，国内尚无专门论述网络爱国主义或网络民族主义的专著，相关论述多散见于学术论文或学术会议当中。

在2004年6月13日至14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对美决策中的社会压力”国际研讨会中，网络舆论对外交的影响作为一个分话题得到讨论。“9·18爱国网”的吴祖康认为：（1）网络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网民社会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网民社会阶层构成日益广泛化和平民化，互联网上的民意越来越能代表现实社会的民意。政府领导人对互联网上的民意予以高度重视，也使网络舆论得到了无形的鼓励。信息社会、信息传播的及时化和信息范围的广泛化给政治和外交带来了深刻影响。（2）网络对决策的影响有双重性。正面影响是信息对称化后，可以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政府决策失误的可能性降低；大众对决策问题的理解力增强，有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形成决策和执行决策的环境。负面影响是民族主义情绪对决策的干扰；网络舆论对政府信誉的影响，泄密等问题的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江明认为，影响网络舆论的因素主要有民族主义、商业因素、国际政治气候变化、网民心理、教育等。网络舆论具有自身的特点，如挑战权威、常常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理性边缘化。在外交决策上，网络的兴起使政府权威出现了一定的分散，传统政府加智库的决策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平民色彩逐渐渗入政府决策层。“人民网”李晓明指出，网络出现之前，私人空间的交流很难成为公共空间的交流。由于各种局限，即便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文章，交流也往往并不充分。网络出现后，小范围的讨论话题也常常演变成公共话题，BBS成为民众交流的良好空间。在“强国论坛”上，传统媒体不能充分讨论的话题都引发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并对社会舆论和政府产生了影响。^[22]

在《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分析》一书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生导师洪浚浩副教授，发表了题为《网络舆论与中国的外交决策》的文章。^[23]文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互联网在中国爆炸性的发展以及网络“公共论坛”、“公众声音”和“公共社区”前所未有的涌现。第二部分分析了网络舆论和外交决策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讨论了网络舆论的特点、问题和前景，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该文章的结论认为，互联网已经为公众传播消息、表达观点以及发表对政治问题和公共事务的批评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网络舆论和虚拟社区已经进入决策过程，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程序的一部分，网络舆论逐渐开始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当中国政府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试图改变自己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时，网络舆论倾向于反对“软”的举措。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外交决策并不主要是基于网络舆论而做出的，事实上的外交政策与网络舆论有很大的差异。该文还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尽管虚拟社区正在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但是事实上实行的外交政策和网络舆论的差异反而在增加，其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24]

刘江永的《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一书，在第六章《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民众感情》中，对中日民间感情与两国外交的互动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并非“排外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恶化，主要受中日政治关系冷淡的影响，同时也是中日政治关系冷淡的一个表现。这其中的一个时代背景或原因是中国社会的信息化与民主化。作者还指出，要防止中日民间感情陷入恶性循环。

可以说，目前关于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的研究，不是集中于网络舆论自身的生成机制，就是更多地论述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互动的模式，对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互动的过程、现状与问题这些关键点，经由实证研究作出系统回答并提供有效建议的成果并不多。

另外，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杨锦麟在《南风窗》2003年第10期发表了《近看中国正在掀起的网络民族主义》一文。该文是追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文章，很好地揭示了“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与技术背景。

王军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上发表了《试析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一文，分析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网络民族主义的主体构成、意识感和语言行为，并从政治参与和市民社会的角度透视了它与政府和中国外交的关系。作者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网络民族主义的作用主要在于情感表达和政治沟通，而不是获取政治权力或直接制约政治权力的实施。因此，除政治参与的角度外，应侧重于从国家/社会的框架对网络民族主义和国家的关系加以认识。然而，因篇幅与资料的限制，作者并未对两者的互动关系展开论述。

吴迪和毛玉西在《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5期上发表了《争论中的“网络民族主义”》一文，对2003年来处于争议中的“网络民族主义”从术语兴起、概念描述、成分构成、观点争论等多个层面做了学理上的梳理分析，论述了这种新现象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网络民族主义”对现实社会与政治造成的重要影响，以及今后探讨与研究的重点所在。此文既分析了现实情况，又梳理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是一项很有价值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向洋在《世界知识》2005年第14期上发表了《网络民族主义：并不虚拟》一文，认为作为信息传播的快捷工具和社会组织动员的高效形式，网络使民族主义在现实世界的爆发具有前所未有的威力，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和规模之巨是前网络时代所不可想见的；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是世界大势中两个并行不悖的潮流。文章最后指出，作为科技产物的互联网决不是一股中立的力量，对网络民族主义进一步认知，在互联网时代正确、合理地引导民族情感，对互联网上传播民族主义予以有效管理，是向人们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更严峻的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陶文钊先生在《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上发表了《网络民族主义探因》一文，认为自从互联网在中国出现以来，网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比较浓厚，在一系列涉及中国的重大事件中，网络上都毫无例外地掀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潮；互联网的发展扩展了民众的话语权，为他们提供了直接、廉价和方便的表达途径，从而使蕴藏在普通民众之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得以通过网络自主地表达出来；网络的直接表达功能和虚拟空间性质是表达民族主义的技术支持，国际强权与中国崛起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现实背景，政策倾向与教育传统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折射。

另外，吴学兵在《燕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上发表了《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政治社会功能透视》；钟楠在《华商》杂志2008年第21和22期上发表了《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浅析》；董海浪在《党史文苑》2008年第18期上发表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民族主义》；陈静静在《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上发表了《以涉日情绪为例简析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郭旭在《商业经济》2006年第12期上发表了《浅析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

值得一提的是，有三篇硕士论文对有关“网络民族主义”的课题进行了关注，包括《网络民族主义的传播学探讨》、《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探析》和《从中日民间事件透视网络民族主义》。它们的优点是从一个角度探析了网络民族主义的生成机制与存在方式；缺点是仅仅局限于网络民族主义自身的一个侧面，没有从更广泛的空间进行研究。

总体而言，“网络民族主义”自2003年后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话题，这直接源自民众对中日关系的关注。在这一年发生的很多有关中日关系的事件都引发了网上风暴：6月的“保钓”运动、8月的“京沪高铁”大讨论、8月的“8·4”毒气事件、9月的日本人嫖娼事件、10月的西北大学事件。对“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探讨与激烈争论，多散见于电视、网络、报纸与时政杂志的评论中。应该说，对“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的关注与探讨，起于中国现实，并非受国外讨论的启发，其概念也并非译自外文，是有原创意义的研究。但是，由于时间不长，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目前还基本处在“叙述表达”的状态，缺乏严格的学理性实证分析。彻底梳理、解读甚至是规范“网络民族主义”现象，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调查统计上，积累相关的基本资料，这样才可能进行下一步研究。

【注释】

[1]这个标题与《中国不高兴》的书名很近似。该书对中国的内政外交直言不讳，自2009年3月上市后，不到1个月时间就销售了15万册，并在网络阅读排行榜中排名靠前。但学界对该书褒贬不一：誉之者赞为“难得一见的好书”，毁之者斥为“推销病态民族主义”。

[2]尽管一衣带水的含义是指只有一衣带那么宽的水相隔，但有网友以“一衣带血”来表达对日本的看法与情感。

[3]《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有关单位和专家，采用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和专家调研等方式进行了专题调查，共采访大学生、家长、教育管理人士和专家520人，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网络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018份。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浓厚，75.4％的大学生为作为中国公民而感到自豪，87.9％的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

[4]因为投票需要注册且该调查不久就停止了，因此投票者较少，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的倾向。

[5]黑格尔语，引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6]一些归化的海外侨胞应该归入后者，而难以完全归入前者。

[7]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全球无产阶级与全球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会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残余，包括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但很显然，这其中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

[8]RTL为一家德国电视台。

[9]王龙：《中国网民何来的民族主义》，http://www.financeun.com/news/2008430/1459305731_1.shtml。

[10]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闭幕式上做报告指出：“中国的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对全球20多个国家的调查，所有国家对互联网都是有管理的，都要求在本国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存在与运行。据《京华时报》2006年11月10日报道，“由于隐私权的问题，英国至今没有开放博客；韩国则必须使用网络实名，这个我国才刚提出”。转引自陈继静：《国际冲突语境中的互联网传播（1999-2008）：多元表达的文化认同阐释》，《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9期。

[11]龙安云：《歼-10与民族主义无关》，《世界新闻报》2007年1月19日。

[12]闵大洪：《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观察、分析》，引自“闵大洪的博客”，http://blog.voc.com.cn/mindahong/。

[13]杨锦麟：《近看中国正在掀起的网络民族主义》，《南风窗》2003年第10期。

[14]《2007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8zgshxs/2008-04/02/content_14098960_3.htm。

[15]实际上，如果不用“应激”的说法，而是套用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的“反弹”概念，那么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和2009年的《中国不高兴》中的民间思考和情绪，都是自然的“反弹”。不过，13年前是对西方，今天是对中国内部的懈怠——作者黄纪苏称之为“吃饱了混天黑”。

[16]《〈中国不高兴〉猛抽知识分子耳光》，《东方早报》2009年3月19日。

[17]Holsti：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40.

[18]斯奈德：《当代安全与战略》，徐纬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9]唐小松、黄忠：《论信息时代的网络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6期。

[20]原指《塔木德经》，是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法律，全书分Mishnah及注释篇Gemara两部分，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塔木德式文本指的是有很长脚注或旁注的文本。

[21]需要一提的是，吴旭也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发明权提出了主张。在与笔者2008年8月2日的邮件交流中，他说：“我在2002年年初就组合并使用‘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当时用Google搜索这个词，什么都没有。于是，我决定为此做点什么，尤其是它具有原创性。”

[22]郑爱婷：《“中国对美决策中的社会压力”国际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2期。

[23]作者另一篇发表在网络上的《中国的网络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与政府的互动》的文章，在内容与结构上与此文类似。

[24]郝雨凡主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