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的重视

第二节　自由主义者的重视

自由主义的伟大先驱和思想源泉是老子和亚里士多德。老子的思想是无为而治。法语的“自由主义”（laissez-faire——因let go或let pass等相似词汇难以穷尽其妙，英语就直接借用这个外来词）一词本身就是法国重农学派从中文的“无为”一词直译而来的。^[10]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指出，古典民主制的原则之一就是民主。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异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制三种，后者为僭主、寡头、民主制三种。君主视民众如幼童，寡头制过分追逐利益，僭主制太轻视民众利益，民主制只考虑穷人，贵族制虽理想却不现实。于是，只有共和制，结合了民主与寡头的优点，人们可以投票，但只能从富有和高尚的掌权者中选出。

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可上溯至欧洲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建立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期，它认为个人与民族国家，而非家庭和帝国，才是法律、政治和经济的核心。

康德指出，在外交政策上，共和制政体更和平，因为公众可以构成对决策者的制约；反过来，对公众的义务也限制了决策者挑起战争的行为。伏尔泰则把战争和瘟疫、饥荒一道列入人类最严重的灾祸，而战争只是来自“地球表面上三四百位名叫国王或大臣的人的臆想”，并因此把18世纪发生的战争斥责为王朝的纷争。受他的影响，孟德斯鸠宣称战争与政权类型相关：“君主制的精神是战争和扩张，共和制的精神是和平与节制”，君主制的本性驱动他们支持侵略，而共和制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自卫。这些观点的核心是“区别开了爱好和平的公众和可能由于种种理由寻求战争政策的领导人”。^[11]

创造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这两个词的英国哲学家边沁把公众舆论或公共舆论的审判置于可以判定政府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位置，认为它是能够修补政府错误、影响国会决策的最有力的工具。实际上，边沁对于人类理性和公共舆论的信仰主导了当时英法两国的社会思想，其好友詹姆斯·穆勒则把公共舆论称为智慧的仓库。边沁在《持久广泛的和平计划》（Plan for an Universal and Perpetual Peace）一文中提出了废除秘密外交的著名观点。他认为，秘密外交使得君主、大臣和士兵能够利用外交谈判获取私利。在谈判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他们很容易受到诱惑而犯错误，破坏了国家政治并使世界陷入一场只服务于少数精英的战争之中。因此，他声称，“外交部操作中的秘密手法不应该在英国再存在下去了，这为自由与和平所不容”。^[12]同时，他认为，为使世界公众能够公正而理性地做出判断，世界公民必须能够自由而经常地得到关于国家间冲突的信息——这不仅要求国会必须报告所有事情，而且必须保证所有国家实现新闻自由。这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明显地体现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观念中：只要保证信息开放与自由，这一组织就可得以存续而无须诉诸武力。

与自由主义相一致的民主理论是代表论（delegate view），它提出官员是民众选出来的代表，其政策必须代表多数选民的意愿，而这些意愿是通过特定渠道（选举、民意测验、利益集团、媒体等）表达出来的。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认为，在决定公共政策时，民主的代议者应该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而不应一味地顺从他们自己的意愿。美国国家制度的设计者之一詹姆斯·麦迪逊希望统治者是“开明的政治家”和“慈善的哲学家”，“其智慧能够准确地辨明他们国家的真正利益所在”。他还希望他们能够改进和扩充民众的观念，用开明和慈善阻止民主大众的恶作剧，保护国家的真正利益。^[13]美国总统林肯在1848年也说：“所有民主代议政府最基本、最重要、最持久的原则之一就是被选出的代表要遵循选举他们的人的意愿。”^[14]在1858年与史迪芬·道格拉斯的辩论中，林肯说道：“公众情绪就是一切。依靠它，我们无往而不胜；离开了它，则必败无疑。”一战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人民之间有一致的正义观念是建立国际秩序的前提，民主国家一定爱好和平，讲求道德。威尔逊把国际事务和外交的民主化作为建立一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础，提出只有自由人民才能选择人类的利益而不是狭隘的一己私利。他强调，公众舆论对于精英的冒险行为可以起到刹车闸的作用，使政策制定者由于害怕失去大众支持而不去走极端。

自由主义者得出这种结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启蒙主义的假设：人类既有欲望也具有理性，人类以理性的方式满足欲望；当战争的损害大于通过战争可以实现的欲望，人类就不会使用武力。于是，边沁持久和平的蓝图——“公开的契约”——成为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的第一条。191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美国战争部长、国务卿、参议员埃廉·如特在《外交季刊》创刊号头篇文章中表达了自由主义者对外交政策民主化的看法：“当外交政策掌握在独裁者和寡头政治者手中时，战争往往源自邪恶；当外交政策掌握在民主政治家手中时，战争有时则是错误信念的结果。人类找不到一种方法来改变为王者的坏心肠，但能找到为民者防止当权者按错误观念行事的方法，靠后者，世界就能受益。”^[15]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主义以政治理想主义的形式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理论。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思想明显反映出当时自由主义的主要形式——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影响。威尔逊主义的出现，使得自由主义在与现实主义关于公众舆论在对外关系中的位置的争论中一时占了上风。在威尔逊看来，传统的国际秩序以武力为支撑，并导致了危险的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活动；以十四点和平计划为基础的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核心不是结盟和军备，而是“世界公共舆论”。它意味着世界存在一股来自于世界各地人民的道德力量，人民而不是他们的领袖才是世界的推动者，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有道德的善类；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远远大于军事武力的力量。当然，人民也会被误导，也可能一度受非理性的欲望和情感的驱使，但是，威尔逊坚持他的杰斐逊式的信仰：人类是按照利益和谐化的方式行事的；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时，他们终将废除将其相互隔离的人为的国家边界，共同携手追求人类的整体福祉。这样，建立在“世界公共舆论”上的新秩序将是和平与稳定的最佳保障。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民不但远未表现出“世界公共舆论”，反而背弃威尔逊并拒绝接受国际联盟及巴黎和会提出的其他相关和平安排；而威尔逊于1919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总计8000英里、长达21天的大巡游，也只是以他在科罗拉多的瘫倒而告终。当然，威尔逊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威尔逊主义的消亡。实际上，此一时期，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越来越多信奉其理想的威尔逊主义者，在一战后世界的塑造方面，他们的影响和传统力量的影响一样强大。^[16]

之后，“二十年休战”及二战期间的惨痛经历摧毁了自由主义的理想，随之现实主义开始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界长达二十余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战结束、石油危机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现实主义的根本假定受到质疑。自由主义思潮东山再起，且声势浩大。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国际政治》^[17]一书问世，反驳了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说、军事权力说等基本假说，成为跨国主义的代表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多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共和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逐渐成形并与现实主义呈分庭抗礼之势。自由主义传统中看重舆论对外交约束与指导作用的观点又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露生机。

在此一时期，对于公众的无知以及无知必然导致非理性的论点，自由主义流派承认公众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国际事务缺乏相关知识的问题，各种研究也的确显示，公众不仅对国际政治、经济、地理基本知识掌握较少，对国际形势中的诸如冲突、条约、武器系统、领导人的了解也十分有限。但是，自由主义者更认为，第一，这一状况应该而且可以通过教育来加以改进，政府负有将事实告诉人民的责任。第二，公众对国际知识某种程度的缺乏并不必然意味着公众舆论就是非理性和不稳定的。一个人对事实记忆的多寡与其判断能力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政治理性与信息量并不一定成正比。虽然一般公众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具体细节掌握不多，但是一旦把重要事务的主要问题和基本事实展示出来，他们是能够根据他们的价值和信仰体系，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抓住本质和要点的。塞缪尔·鲍金研究的结论显示：“选民中的大多数是有足够理性的，这是一种低信息量的理性，即以某种最经济的方式将以往经验、日常生活、媒体报道等信息进行综合形成判断的理性。”布鲁斯·鲁塞特也指出，数量巨大的具体信息不仅不一定意味着政治理性，甚至还可能导致政治极端主义。因为人们一旦面对大量的信息，有时会只认同其中的一部分，从而形成过于强烈的观点取向，缺乏接受批评和改变观点的灵活性。相反，如果只接收和依靠适量信息，则有益于在观点上达成共识或做出妥协。培捷和沙皮罗则特别强调大众观点的理性、稳定和连续性与美国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学校注重分析问题能力的教育方法有关系。^[18]英国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鲍尔·库格曼曾表示，传统的智慧并不稳定，时刻在有规律地向其他事物转变，有时甚至走向对立面，因此，对所谓专家与政治家的学识与能力不能迷信。

总之，自由主义学派推崇民主的精神，其代表理论之一的民主理论就认为，通过民主选举得以执政的官员，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应该以公众舆论为其决策和行动的指针；公共舆论向背是公共政策合法与否的标准；如能得到确切的事实和必要的信息，公众完全可以作出理性而正确的选择。由此，自由主义者认定：缺少公众舆论的参与，任何自我称义的外交都无法真正代表最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最终必须体现在人民的利益上。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自由主义者对舆论作用的认识并非空想，而是深深植根于人民主权以及对人类进步的乐观认识的基础之上，其中包含一些基本的文化动力。这种动力，不是短暂或抽象的，反而可能会成为当代历史的有力定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