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者的无奈

第三节　现实主义者的无奈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奉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圭臬。它以公众舆论无知冲动、缺乏理性为前提，提出不顾或者尽量减少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干扰的主张。

事实上，他们普遍质疑传统民主理论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认为民主只能是一种委托：通过民主选举，公众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官员来作为委托人；至于何种具体政策最能够代表公众利益，公众舆论不应有置喙的余地，应听凭委托人依靠自己的经验、智慧来作出判断。因此，从哲学意味上讲，很多现实主义者对民主制度下公众的作用也不看重，认为公众不过是糊涂无知的乌合之众。他们认为，公民大众行使政治职能的公民社会只能服务于领导集团的合法性，公民投票表决的是关于分配拥有决断权的职位，而不是关于今后决断本身的方针和路线。所以，现代民主制下进行的民主选举，与其说表现为公众讨论，倒不如说表现为欢呼和喝彩，决断本身原则上必须避开公众讨论。对此进行精简概括的是马克斯·韦伯和熊彼特，他们把民主的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最终归结为对经过挑选被任命来进行统治的领袖人物的正常的喝彩过程。^[19]若非如此，他们则称之为“多数人的专制”。

由此，毫不意外，现实主义者更强调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下实力的重要，强调传统外交的必要性。在无法进行操纵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被动、冷漠、无知”的公众舆论经常帮倒忙的现象既不屑又无奈。

现实主义的鼻祖、《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人的本性是贪婪和自私的，国家也是如此；国家的行动原则是没有永久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敌友关系是依据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大众却常把与别国的关系看做是目的本身，妨碍决策者客观冷静、深思熟虑地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文艺复兴时期对国际关系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圭恰迪尼^[20]，虽然也警告人们不要盲从统治者，因为他们只听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理智，国际政治不过是一场由虚伪的、阴险的、撒谎的和狡诈的人参与的疯狂而危险的游戏；但同时，他对人民大众的智慧也极度不信任，认为群众就像“疯狂的野兽，浑身都是缺点和糊涂，缺乏品位、鉴赏力和稳定性”。^[21]

在1800年前后，由于受到拿破仑的刺激——拿破仑的屡战屡胜震动了欧洲思想界，作为战败的普鲁士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克劳塞维茨认为，法国获胜的原因在于，拿破仑运用民族主义的狂热动员法国民众投入战争，大大增强了法国的战斗力。他因此意识到，未来将属于精神上统一的民族。他认识到，普鲁士面临的任务不仅有军事改革还应包括精神再生。在面对威胁时，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有必要努力培养爱国情感、发起民族主义运动并创立民族国家。^[22]虽然他承认国家政策必须反映民众意愿并因而具有民主成分，但是，他不相信人的理性，认为理性受到狂热情感的制约并因时机不同而表现殊异；他担心，基于大众参与的制度将“使得所有公民因担心政府昨天做了什么今天正在做什么明天将做什么而无法入睡”。^[23]他对公民的智慧也不以为然，而是极力推崇非凡领导人的天才和历史上的民族集体理性。他更是对国际舆论不屑一顾，认为“强大者将为所欲为，而弱小者则必遭其罪”，只有在参与国实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法律和公正才能发挥作用。

美国开国领袖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对公众在外交方面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参议院（当时为任命制）比众议院更适合进行外交方面的工作，因为参议员能够不受地区选民意见的干扰，可以从全局的综合角度考虑外交政策，其持久地位也使他们更能得到外国的信任，更有利于保密。托克维尔一样强调公众舆论的危险，他认为，导致多数暴政的风险将使公众舆论从一种解放工具变成一种压迫机制。因此，在盛赞美国式民主的同时，他也对这种民主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制度设计表示赞同，认为这可以避免民主体制唯一的重大缺陷：无知和非理性的公众对外交的参与妨碍了外交的效率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实现。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在外交关系行为方面，民主政体不如其他政体，民主制度的独有特质使其缺乏精明外交政策所需的灵活：一时冲动代替了深思熟虑；一时高兴排挤了周密计划。卢梭在谈及外交事务时也表示：“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主要是监督国内法、维护私有财产和保护个人的安全。只要与这三点有关的事务进展顺利，让政府去与外国谈判和制订条约”，即民众管内政，政府办外交。^[24]

与现实主义观点相一致的民主理论是委托论（trustee view），该理论主张民选官员在决策时主要依靠自己的判断，而非不熟悉国际事务的选民的意见。选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是投票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官员，然后由这些官员决定哪些政策代表民众的最佳利益。在汉密尔顿起草的美国《联邦文件》中，对民意的作用有着相当明确的阐述：“共和的原则要求受民众委托管理其事务的人按民意行事，但并不是对民众的各种反应都言听计从；相反，当民意不一致和不稳定时，他们的责任是不被一时的意见所左右，进行严肃的独立思考。”^[25]

进入20世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群星璀璨，他们的巨著中多有关于舆论作用的论述。《二十年危机》作者E·H·卡尔认为：“威尔逊所信任的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通民众将自己引入一种暴乱状态，发出不协调的、无助的呐喊。无可置疑的是，在国际事务中民意总是迷失正确方向。”^[26]汉斯·摩根索，作为数十年内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对外政策思潮研究中居重要地位的现实主义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打心眼里也不重视公众舆论。尽管在其传世巨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一书中，他作出如下表述：“有一种东西，它比所有其他因素都更难捉摸，更不稳定，但对国家强权的影响却不亚于所有其他因素，我们建议称之为国民士气。国民士气是一国在平时或战时支持政府对外政策的决心大小的程度。它充满于一国的所有活动中，从农业到工业生产到军事建制和外交工作，无所不在。它以舆论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无形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的支持，任何政府，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即使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也无法充分有效地实行它。它的存在与否和质量高低特别在国家危急时刻显示出来，那时国家不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就是必须作出国家生存所系的根本决策。”^[27]然而，在更多情况下，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在学理上是倾向于忽略国内政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比如，在摩根索提出的国际关系的六点假设中，第四点^[28]就是强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是一个统一的行为体，不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

作为政学双栖的美国“遏制理论之父”，乔治·凯南用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我会想，民主制在应对国际环境时是否就像史前怪兽那样：身体像房子一样大，脑子像针尖一样小。它躺在自己舒适的、原始的泥淖中，无视周边环境；它很难发怒——实际上，你不得不重击它的尾巴以使它明了自己的利益正在受损。然而，一旦它认清这一点，它又盲目地四处乱打，结果不仅击毁敌人，也毁坏了自己的家园。”^[29]当然，尽管有如此的认识，作为久历战阵的外交家，^[30]凯南也明白完全消除公众舆论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但如何消除或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影响呢？他的处方是：留给外交事务专家和外交人员更大的操作空间，“权力必须被授予，授出的权力必须被尊重；政府部门必须得到更大的权力，这无损于民主的基本面。”^[31]

作为20世纪美国新闻界最受尊重的人物和重要的国际关系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识到，孤立主义的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他开始关注和研究美国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互动关系，并写出《自由和新闻》（1920）、《公众舆论》（1922）和《鬼影般的公众》（1925）等一批此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开启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其影响历久弥深，至今犹存。

早期，李普曼对舆论在外交领域的作用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从不好变为很坏。在两次大战期间，他认为普通民众对世界是冷漠与无知的，不可能发挥传统民主理论所要求的作用；同时，他怀疑大众传媒在公众刻板印象与国际现实间搭起桥梁的可能与意愿；而且公共舆论可以被构建、制造和引导，为那些有兴趣这样做的人们所操纵。三十年后，到冷战期间，李普曼变得更加警惕了：公众舆论仍然无知，但已从漠不关心和迟钝无力转化成无法控制的恶魔，它无可避免、高度不负责任，是外交中潜在的灾难性因素；“雅各宾主义（激进主义）精神”已经破坏了治者与受治者的恰当平衡，导致了“过度民主”与“人民的瞎指挥”，权力的运作已呈病态混乱，西方社会将会遭受灾难性衰落。他还“事后诸葛亮”地认为，一战就是因为立法者在民意的要挟下过度干涉行政部门的运作，才导致了灾难性的外交政策。他认为，“战略和外交的决策需要专门的知识——更不要说需要经验和准确的判断——这种知识不是公众靠浏览一下报纸、听一听收音机零星片段的评论、看一看政治家在电视上的表演、偶尔听几场讲座和报告以及读几本书就可以获得的。那不足以使人有能力决定是否需要截肢，也不足以使人有足够的能力在诸如战争还是和平、武装还是不武装、干预还是撤出、继续对抗还是进行和谈等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决断。”^[32]因此，他建议：既然公众对事件的过度反应和缺乏相关知识会威胁任何一个用民意指导外交政策的国家的长远利益，那么少数负责制定政策和营造健康民情的特殊阶层，应避开无知、好管闲事和外行的普通民众的干扰；公众的正确位置应该是行动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33]在1955年出版的《大众哲学论集》中，李普曼写道：“不幸的事实是，主导性的公共舆论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因错误而导致毁灭性后果。公民对那些了解内情、负责任的官员的判断有至关重要的否决权。政府通常知道何者更为明智、哪个更为必要或更为急切，但因民众的压力而被迫做出时间太迟而又力度太小、时间太长而又力度过大、和平时期过于和平、战争时期过于好斗或在谈判中过于中立、绥靖或强硬等（进退失度的）行为。大众舆论在美国已经获得巨大的力量，它已经证明自己是赌注为生命与死亡的决策的危险的主人。”^[34]

美国学者托马斯·贝利1948年出版的《街上的人》和盖布里尔·阿尔蒙德1950年出版的《美国人民与外交政策》，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二人对大量数据和历史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民众对外交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的基本知识掌握得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无知的；其态度也是变化无常的。当然，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霍尔斯蒂质疑其研究方法有问题：他们注意到了公众舆论的变化无常，却无视这种变化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是同步的。^[35]“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也认为“不要让群氓为国家大事而烦扰”。

从二战结束到越战末期的30年时间里，现实主义学者对民意的性质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达成以下共识，即“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Almond-Lippmann Consensus）：无知、轻率、非理性；缺乏系统和连贯性；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和目标的实现影响有限。他们强调“有效”外交需要三个必要条件：秘密、速度和灵活。这三个条件是面对纷繁复杂、不断变幻的国际关系，决策者利用机会、迎接挑战、趋利避害的关键要素，而公众舆论的介入会使决策无密可保、久拖不决、僵化教条。^[36]

著名政治学家和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曾直言不讳地说，少数有智慧的人必须认清“民众无知和愚蠢的一面”，不能听信“民众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这样的民主主义教条；出于最基本的道德考虑，必须保证不给公众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干出傻事的机会。民众必须为了自身利益而受到管理，在一个今天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里，或一个管理军事化的国家里，这很容易做到，只需在他们的头顶举一根大棒，一旦他们越轨，就用大棒猛击他们的脑袋。然而，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自由民主，就不能那样做了。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宣传的技巧，这里面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宣传的作用对一个推行民主的国家犹如大棒对一个极权国家一样，是一种既明智又有效的方法，因为，公众利益不是那些不知所措的人们搞得清楚的。^[37]

因此，现实主义者们尽管也会承认公众舆论在现实中的影响，但几乎无一例外都在理论和逻辑上对民主在外交领域的可行性或恰当性表示出怀疑或困惑，认为公众舆论对国际事务所知不多，缺乏知识和价值的基本结构，其情绪化、非理性和反复无常的特点往往影响稳定和理性的外交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公众被认为应该成为顺从的生产者，服从命令，而在其余时间则应成为被动的消费者，不要思考任何事情，也不要了解任何事情，不要让他们的头脑被《多边投资协定》或国际事务这样的事所干扰。只是去做他们被告知的事情，关注上述事务之外的事情，使其消费最大化——这就是公众应起的作用。^[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