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不同的国家体制内，舆论的作用与角色是不同的。中国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外交运作上，舆论基本处于缺席状态；改革开放后舆论开始介入外交政策与实践，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治文明的倡导，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期待。这是中国国内政治状况在外交领域的投射。在结构上，本章将首先梳理改革开放前国内的舆论状况，然后着重分析改革开放为舆论影响外交提供的允准性条件。
第二章 舆论从缺席到介入——中国外交的允准性发展
在不同的国家体制内，舆论的作用与角色是不同的。然而，不管各国国情如何不同，综合而言，根据舆论表达与传播模式的区别，政治体制中的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经验性舆论——政治精英在个人与群体的切实经验中体会与把握舆论，从而在其政治主张中把舆论洞察很好地表述为特定政治力量的立场与政策；拟制性舆论——政治精英假定自己能够很好地甚至先定地代表了民众的根本利益与需要，从而将自己的主张与民众的需要等同，并可利用政治资源操纵民众意志，强化自己主张与民众需要一体化的逻辑；验证性舆论——政治精英意识到舆论是需要发现与寻找的，而民众的需要与意愿也是需要表达的，政策与政治方针的实际落实成效可能与以前生成的舆论代表存在落差，因此需要继续评估公众的获益感受。[1]
此种判断亦适用于舆论与外交的关系。虽然具体到某个国家而言三种类型必居其一，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国舆论与外交的互动模式却是个历时性概念：未必始终如此，而是自历史发展而来，并且不断演进。中国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外交运作上，舆论基本处于缺席状态；改革开放后舆论开始介入外交政策与实践，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治文明的倡导，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期待。这是中国国内政治状况在外交领域的投射。
在结构上，本章将首先梳理改革开放前国内的舆论状况，然后着重分析改革开放为舆论影响外交提供的允准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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