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网络爱国主义的基础与发展阶段
一、中国网络空间的现状
互联网的发展同样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公民就公共事务发表观点并交流意见的公共领域。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研究，在整个2009年社会关注的所有大事、热点事件中，其中有34.7％是由草根推动，形成社会议程，进而引起社会关注，最终得以解决的；一贯以来都被轻视甚至被忽略的草根人群，通过网络平台，把这些微内容、微力量、微价值网聚在一起，显示了巨大的社会力量、社会价值，改写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改写着政治的游戏规则。[17]
（一）网络空间的巨大发展
中国在1987年9月建立了第一个互联网电子邮件网点。1994年4月20日，中国教育科研网（NCFC）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互联网的全功能对接，从而使中国成为第77个全面接入互联网的国家——这一天也是中国被国际承认开始拥有互联网的时间。
经过初期的基础工作铺垫后，互联网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一直呈突飞猛进的态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以22.6％的比例首次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我国网民数达到2.98亿，宽带网民数达到2.7亿，国家CN域名数达1357.2万，三项指标继续稳居世界第一。同时，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8460万，较2007年增长3190万，增长率超过60％，增速远远超过城镇。其中，西部地区网民数量增长最快，显示出我国互联网正迈向全面协调发展。[18]目前，中国平均每天新增网民接近24万人，按照这个发展速度，未来三四年，中国网民人数有望达到5亿。[19]
在主要互联网应用使用率调查中，网络求职、更新博客和网络购物位列增长最快的三甲，而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娱乐性应用的使用率则明显呈下降的趋势。网络新闻使用率达81.5％，用户规模达到2.06亿人，在网络应用中的排名跃升至第二位，一改此前数字娱乐应用在前十大网络应用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几乎每条受网民关注的新闻后面都开设了跟帖，网民可以随时在新闻后面发表自己的观点，热门新闻的跟帖往往达到几十万条。而且，“政治事务”在网络论坛最流行的话题排名中位居第二，仅次于“个人爱好”。如讽刺某高官要求普通百姓先公开财产的漫画《脱吧，到你了》，2009年3月20日下午在凯迪网转载后，到29日晚11点，点击超过78万人次，回帖超过千页，顶帖1.6万人次。尽管现实中没有出现是否要普遍公开财产的回应，但网民落寞的狂欢还是表明，新闻跟帖成了网民最主要的表达看法的形式。
图3-1
网络社区是网民沟通信息、参与讨论并发表个人意见的网上交流空间，主要形式以论坛/BBS、博客/个人空间等为主。博客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自互联网出现伊始就一直存在，只是后来演变成一种分享个人心得及其他一些个人认为是有用的信息的方式。自始至终，博客就带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是良好的在线写日志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绝佳的交流工具。维护网络社区运营的主体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各大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网站、电子商务网站、即时通信服务提供商等。目前，博客/个人空间和论坛/BBS已经跻身前十大网络应用，这表明社交类网络应用在中国呈兴起之势，已成为公民沟通的新渠道。其中，论坛/BBS访问率为38.8％，用户规模达到9822万人，在网络应用中排名第九。拥有博客/个人空间的网民比例达到42.3％，用户规模已经突破1亿人关口，达到1.07亿人。可以说，上网讨论已经成为网民一种主要的网络活动。在依赖度上，高学历和低年龄群体是最离不开网络的人群。
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中影响巨大的、最具发展潜力的主流媒体。网民的迅速增加，为网络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庞大的并且是越来越多的参与人群。
（二）中国互联网的社会政治功能
目前，中国的传统媒体很大程度上只是国家政策与行为的解释者而非监督者，公众难有表达不同观点、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机会与空间。尽管有些媒体（如《南方周末》等）在寻求突破，并在某些领域、一段时间内有所建树，但在对整个社会舆论多元化的呈现上贡献不大。
当然，历史地看，中国的这种媒体管理体制有其合理的一面。自诞生以来，大众传媒的功能就不是单一的，它不仅是公众间交换信息、获得娱乐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价值信念及行为社会化也往往在其中得以培养完成或改变重塑。对此，马尔库塞曾发出疑问，“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传媒区别开来吗？”[20]实际上，媒体的这两种功能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不可分割，只是过于强调宣传工具的职能、脱离公众需要和管理手段落后等弊端，才使得中国目前这种媒体管理体制受到诸多指责。
进入互联网时代，“舆论一律”受到了技术层面的冲击。2008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目前2.06亿中国人主要依靠网络获取新闻信息，占到网民总数的68.6％，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发源地，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重要舆论渠道。网络已不再单纯是一种媒介，还是一种社会力量。
在不断进步的技术的支持下，中国一般的网民都可以在不知计算机语言为何物的情况下设计出带有自我风格的网页、进入即时聊天室、刊出博客文章或尽情地聊天，以发表自己独特的意见和见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拥有联网电脑的个人用户都可以向社会展示自己的观点、想法和情感，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能力。可以说，互联网在中国已经为公众传播信息、表达观点、表达对政治问题和公共事务的看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可以说，虽然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仍远低于欧美，[21]但网络舆论的发达程度却超过西方国家。一则西方强大的传统媒体讲求全面与平衡的价值原则，为不同声音提供了表达的平台，二则西方的网络新闻反馈主要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跟帖很少，形不成网民对新闻的意见聚焦。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媒体受到严格管理，被赋予“舆论导向”的责任，除了电视选秀节目外，受众参与属于特例而不是常态。而网络作为便捷的沟通渠道，体现的是直抒胸臆的表达和未经筛选的原生态形式，于是，普通民众蜂拥而上到互联网上发表意见。网民倾向于主动设置议题，自发地形成热点舆论，表达民意。因此，要了解中国真实的民意，上网是比接触传统媒体更为明智的选择，网络的“七嘴八舌”、“众声喧哗”反映了真实的原生态民意。而且，如今互联网已成为覆盖城乡各个年龄段的主流媒介了，网民构成也越来越接近人口的自然比例，反映社会生活的全面性有了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国内政治秩序而言，尽管会导致一定的混乱和失衡，但互联网带来了进步与民主。网络给等级制的政治管理组织形式、个人政治交往方式、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政府能力的提高等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由于网络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障碍，消除了人为与地理的界限，网民“只要在线即可在场、身体缺席却能思想在场”，使得身处五湖四海但目标相近、兴趣类似的公民，可以不受外在限制地进行交流、沟通和联系，自由而平等地参与民主政治的各项活动，从而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包括进行利益表达、输入政治意愿、参与政治决策提供了一个快捷便利、成本低廉的重要渠道，甚至是发起和组织社会运动的平台。同时，网络的广泛应用，亦可引发教育革命，促使更多的民众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提升公民参与政治的能力和热情。
互联网成为舆论形成的新型媒介，可以广泛而深刻地对传统的国家观念与国家制度产生冲击，促使其与时俱进。它可以起到决策预热和反馈修正的作用：决策前，考虑网民呼声，充分预热，反映舆论走向；实施中，网络可以及时反馈，给政府提供最佳的修正窗口期。如果把1999年5月9日网民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看做网络媒体登上中国媒体舞台的标志，那么，拉萨“3·14”事件和汶川“5·12”地震则标志着网络媒体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22]可以说，在传统媒体很难让不同声音都得以表达的中国，网络的革命性功能尤其得到放大，甚至获得某种拜物教式的推崇：以前的表达空间只能通过权威的传统媒体，进入21世纪后，更多的中国民众将网络作为获得社会关注的低成本快捷渠道，意见百花齐放，力量整合凝聚。
在这种情况下，话语权的下移让精英走下殿堂，官员放下身段，让以往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在网络上，一个普通人也可能做到“一呼百万应”，这在很多国内事件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孙志刚事件中，通过互联网及报纸杂志等媒体，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最终导致1982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使得“收容”变成“救助”，孙志刚已成为一个象征公民权利的符号，他的死是公民权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被称为“中国网络第一大案”的女老师黄静裸死案，在网络上引发了对公安系统自侦自鉴制度合理性的质疑，加速了司法鉴定的改革；厦门PX项目的迁建，是一场典型的“民意的胜利”，成为中国环保史上政府和民众互动的经典范例；“华南虎照”事件中信息的快速传播及海量交叉开启了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互动模式——网民的自由言论在网上自然汇集，传统媒体跟随网络舆论在现实空间中进一步追问，这些信息再重新在网络上获得最强劲的民意反馈，由此循环，逐渐逼近事件真相；“邓玉娇案”中，“网络民意”的力量得到了集中体现——不仅监督过程而且直接推动甚至改变事件的发展方向——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服务员，由于媒体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最终成为“舆论”的强者；在上海“钓鱼”案中，骤起的网络舆论风暴，与中央和地方多家媒体的强烈关注相呼应，使得“钓鱼”事件逐渐被拖至“深水区”，最终，在上海高层领导的关注、中央及地方媒体的推动之下，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钩子并不存在”的谎言彻底破产；而在“南京天价烟事件”、“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躲猫猫事件”、“史上最牛的中部地区处级官员别墅群”、“史上最牛的官员语录”、“史上最牛公章”、“最牛团长夫妇”等事件中，网络都掀起了阵阵舆论浪潮，裹挟传统媒体，形成巨大的民意讨论平台，显示了巨大的表达和汇聚民意的力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意潮流，并最终达到了民意的胜利，甚至从制度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这些事件之所以如此呈现，主要得益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六大优势。首先，网络公共论坛、新闻反馈板块及聊天室的出现，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个无限宽广的话语平台，使普通百姓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可以顺利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其次，网络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平台，将各地的民众汇集到一起，通过共同交流观点，能够在短时间内最大范围地凝聚起多数民众，为进一步形成强大的舆论创造基本条件。第三，网络具有良好的交互性，使相互间身距千里的民众有种面对面、身临其境的感觉，真正做到“众声喧哗”，从而实现意见的交流和自由碰撞，并最终促成舆论的形成。第四，互联网取消了传统媒体对民情、民意加工、筛选的“把关”程序，再加上网络的匿名功能，从而创造了一种“无记名投票”式的宽松、自由环境，使得公众的意愿和看法可以更真实、更充分地表达。第五，互联网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说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第六，舆论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不间断变化的过程，而网络却能从始至终反映这种变化，网络在时效性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从而大大提高了舆论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因此，对于舆论的形成，网络具有传统媒体无可匹敌的优势，称得上“符合舆论民主理念的传播形式”。同时，网络舆论作为“原生态”的公众意见，真实反映了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从而以舆论的强大精神力量对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监督。[23]
（三）网络空间受到诸多限制
尽管有公民社会初步形成、先进技术提供可能、中央新领导集体的施政与改革理念等因素在起作用，中国网络空间已有公共领域的雏形，但这个公共领域还是受到了诸多限制。实际上，目前网络舆论所形成的文化景观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恶化会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发展，甚至有国外媒体把这些不良的网络文化现象列为中国崛起需着力解决的“五大问题”之一。
中国网络空间存在的第一个限制因素是网络舆论构成存在缺陷。这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
（1）部分网民素质比较低，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中“理性与负责公民”的期待相差甚远。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使得中国网民的态度和感受可以通过新闻跟帖、论坛、博客等形式自由地表达，但这种空前彰显的话语权很可能被滥用。实际上，自从BBS成为言论平台以来，仇恨话语在互联网上就屡见不鲜、俯拾皆是。为了“惹眼”、“痛快”，不少网民放弃了理性分析，以谩骂为武器。[24]
同时，网络空间中的法律与道德约束不强，网民缺乏必要的畏惧和谨慎心理，比较普遍地缺乏自律、不能慎独，喜欢一哄而上、肆意妄言，常常造成曝人隐私、散布谣言、偏激冲动和群体盲从等非理性的反社会倾向在网络舆情中甚嚣尘上，从而很难公正地反映社会的真实状态。而且，网民也往往用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尖锐言论来捍卫自己的价值立场和道德追求。比如，新闻留言板中的辩论，往往充斥着极端表达，观点交锋常变成人身攻击的口水战，激化双方已有的情绪，不利于达到展示立场、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的目的。同时，一些网民也缺乏公正的理性，进退失据。在“最牛钉子户事件”中，支持户主“坚守阵地”的网络民意汹涌澎湃，而理性、客观的声音却十分微弱，这使得户主夫妇几乎失去了妥协的余地，结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事件的协商解决。
这种缺陷还因中国网民的构成特点而被放大。在中国网民中，年龄在30岁及以下的人数超过七成。这些年轻人充满激情、好奇心强，强烈期待融入社会，热切希望表达自我，并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性，但由于他们涉世未深，很难摆脱青春期特有的冲动与激情，容易在群体的兴奋中忘记理性的自律，导致“网络暴力”频繁出现。在某些公众反感的事件中，网民自发性地聚集，以正义的名义对当事人实施惩罚，包括曝光当事人隐私、电话骚扰、现场骚扰等。这种“集体不宽容”现象被称作“网络暴力”。当口水的宣泄不足以发泄不满时，他们甚至将“网络暴力”转化为现实的暴力，通过“人肉搜索”，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当事人进行骚扰、声讨和追打。自“铜须门”、“虐猫事件”后，“网络暴力”现象愈演愈烈，“史上最毒后妈”、“姜岩事件”、“很黄很暴力事件”接踵而至，参与网民形成规模，不仅在网络上声势浩大，还对事件当事人的现实生活形成冲击。这其中，“王千源事件”比较典型。因为公开支持“藏独”，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留学生王千源的身份、联络方式、家人资料被人在网络上公开，王千源及其远在青岛的家人都遭到了恐吓、谩骂。中央电视台称其为最丑陋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诅咒这位青岛女学生被汽油焚烧，甚至威胁她回中国之后会被碎尸万段，网上还贴出王千源父母家门口被泼粪、家门外走廊墙上被人用红色染料涂写了“杀全家，杀卖国贼”等字样的照片。
网民的道德审判、侮辱谩骂易给当事人心理造成极大创伤。有关专家指出，“网络暴力”已经开始挑战传统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底线，亟须运用法律、文化和道德手段加以制止。
（2）反权威的扭曲心理较为流行。古雅典以民主制著称于古今。阿里斯提德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家、军事家，绰号“正义的”。作为陆战专家、正直和“贵族式”的他同海战的倡导人、狡诈的、“民主的”地米斯托克利产生了嫌隙，并在不久后被雅典人以“里通波斯”及粗暴对待恳求他的人的罪名陶片放逐[25]。尽管有人认为这是民主制度对个人权势凌驾于集体之上的自然防范，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却讲述了不同的道理。在投票的当天，有一个不识字的市民走到阿里斯提德面前，要求他在陶片上写下“阿里斯提德”的名字。他照办了，然后问那个市民为什么要放逐这个人，他有什么做错的地方。那个市民回答：“他没有做错什么，我甚至不认识他。不过我讨厌到处听到人们称赞他‘正义’”。[26]
由此可见，雅典人反对个人权威已经到了肆无忌惮、随心所欲的地步，只要心有不满，就可以用多数人的决定将之放逐，有时甚至已经僭越了对个人最起码的尊重，他们的目的已经渐渐超越了对专权的恐惧和抵制，而变为内心嫉妒仇恨情绪的发泄。[27]
在网络社会，类似为宣泄个人情绪随意在陶片上写阿里斯提德名字的网民经常数以万计，“多数网民意见的暴政”逐渐成为多数人暴政的新形式。表面上看，它来自网民心理而非制度层面，不具有强制性，但是，由于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会对网民心理乃至社会情绪产生巨大影响。由于这种网络多数人意见压制了少数人的自由言论，尤其是压制了理性言论充分的、多方面的表达，因此它常常导致“一边倒”的舆论氛围，从而伤害了网民的理性思考，使网民丧失真正的批判精神和理性思考能力，甚至以为民主就意味着可以不顾及社会影响地随意发表言论。[28]
（3）网络舆论的不平衡性。尽管发展迅速、绝对数量很多，但截至2008年，中国网民也只占总人口的1/5。同时，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互联网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城镇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是27.3％，农村仅为7.1％。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比中西部地区高出10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地位、民族差别、性别特点、年龄大小和所处地区等差异所导致的网络应用不均衡现象普遍存在。这使得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存在优势的那些人的声音，会在网络舆论中占据显著有利的位置。
这样，网络讨论的参与性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是不平衡的，而且持不同观点的公众的发言机会也完全可能是很不平等的：一方面，一些理性话语可能在愤青的唾沫中被湮没，不敢坚持意见；另一方面，在能够方便使用互联网的人群中也许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或至少相当一部分“沉默”的用户——他们关心政治，但是并未感到需要经常在网上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不能因为积极发言网民所造成的网络舆论的一触即发和尖锐泼辣，就把它误认为是全民意志的群情鼎沸。同时，网络上的舆论调查结果也不足以代表多数公众或是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因为它缺乏科学的舆论调查所要求的均衡、客观、公正与准确。
由此可见，尽管在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当中，网民言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网络舆情还不能等同于全民立场。网络民意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意，这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将网络舆论看做是社情民意中最活跃、最尖锐的一部分，将其归结为社会舆论之一，是合适的无疑也是正确的，但两者是否重合或相互关系如何，则因时、因事、因势而异。
中国网络空间的第二个限制因素源自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网络信息的自我繁殖能力要比报纸、广播、电视都强，因此，网络是目前危机公关的主攻方向。很多时候需要从论坛、博客、搜索引擎、SNS社区网等不同方面同时下手（搜索引擎和BBS是重点），进行危机公关。在2008年下半年，随着“问题奶粉”生产方三鹿集团欲以300万买通百度的丑闻事发，网络公关开始浮出水面，引起关注。其实，2008年上半年连续出现的四川百事的自来水问题、统一的纯净水问题、达能的食品含菌量超标等问题，都没有扩散开来，网络危机公关“功不可没”。
（1）大事化小。网络危机公关的任务是防止对企业不利的信息蔓延扩散。这些公关公司受人之托后，会对门户网站进行说服、利诱，避免它们把事主的负面新闻做成专题或放在头条。同时还会和主要搜索引擎网站沟通，尽量又快又多地发布客户的正面信息，把负面信息冲掉。有上网经验的人都知道，没有几个人会去留意搜索引擎提供的5页、10页之后的信息。一些大型企业开始主动利用网络进行公关，比如某著名连锁超市就曾找到公关公司做公关，一个月花了200万元。而国内中小型私企因为费用问题，网络利用率较低，在1/1000左右。
请网站或BBS撤稿、撤帖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很少用，因为网络信息是删不完的。再专业、再强大的网络公关公司，也无法和千万网民对抗。万科的王石就是失败的典型，他的事情在网上传开以后，万科的公关部门也曾经找到某公司来做公关，但该公司在网上发了几个回应质疑的帖子后遭到网友的痛骂，只能偃旗息鼓。
（2）提升人气。这是目前进行网络公关的主要手段，即利用搜索引擎、各大门户网站、论坛及SNS等，以网民、博主的身份发布软文、广告。这些公司的职员多是一群无业的“宅男”、“宅女”组成的“炒作团”——或被称为“网络推手”、“炒家”、“水鬼”；另外，一些论坛的管理员本身，就是他们“炒作团”的骨干。除了拥有一群人，网络公关公司手里还攥着一大把ID。在各大知名论坛里，网络公关公司都会去注册很多ID，将这些ID信息公布给“炒作团”，任他们排列组合使用。他们每天的具体工作，就是按照公司发出的指示，到天涯、猫扑等各大知名论坛里去回复帖子，捧热话题，配合公司完成网络公关项目。对相关领域专业知识要求很高的，则需要网络公关公司策划，由专人执笔撰写软文。
“1024互动营销”的某位主管认为，目前网络公关行业规模有5000万到1亿元之间。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凡已证明成功的经验总被无数的后来者所模仿。《高考前一定要看的最重要的八句话》这样的标题很吸引人，在Google上搜索这篇文章，会有178000项结果，其中，至少有上千家论坛有这篇文章。还有不少以其他标题出现的内容完全相同的文章，如在猫扑网互动中心“大杂烩”上有篇文章《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和家长进来看看》。其实，这只是红牛公司的软广告，这八句话之五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少喝碳酸饮料，常备一些像红牛一样能迅速补充能量的饮料！”捐款1个亿的品牌饮料王老吉在汶川地震后做了一次口碑营销，找人在网上发帖子，通过网站和QQ群传播，取得了巨大成功。
（3）攻击对手。相对于“说好话”的大公司而言，很多小公关公司的行为更为多样，它们的员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网上发帖，恶意攻击客户的对手。他们按照客户的要求，制造并炒作不实负面信息，在门户网站、行业网站和BBS上发表攻击竞争对手的言论。
除了公司客户外，网络公关公司有时也接受个人委托。网络时代，不少记者会把凯迪、天涯、猫扑等比较著名的论坛当做自己发现新闻线索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其实，一些看似“血泪横流”的原创帖里面，不少是网络公关公司的炒作。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起突发事故导致员工死亡后，事后赔偿迟迟未解决，死者家属找到了网络公关公司，这家公司先在一家选好的网站上发了一个精心炮制的网民爆料帖，接着由“炒作团”把帖子炒热，很快成为该网站头条、频道推荐。各大媒体转载，没出一周时间，相关部门的领导、省厅的厅长等都到受害者家中了解情况，成立专案组对事故进行调查。
中国网络空间的第三个限制因素是目前对互联网的政治与技术管理利弊并存。
江泽民在2000年接受CBS“60分钟”主持人迈克·华莱士专访时说：“我希望人们将从网上学习很多有用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网上有时也有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网上的色情内容——对我们的年轻人伤害很大。”“我们需要有所选择，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对中国发展无用的信息。”
这反映了中国对互联网态度的两个层面：放开与管制。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给2008年中国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指出的，互联网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互联网已成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的持续、健康发展，强调要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29]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搭上信息革命这班车的决心。约瑟夫·奈指出：“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代表着力量。一个领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拥有权力。”[30]有英国学者认为：“20世纪的后半期将以信息代替能量作为后工业社会生活的重要事物的时期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31]而托夫勒更是预言：未来在所有人类领域出现的全球性权力之争的核心，就是如何控制知识。[32]因此，必须允许更加自由的信息流动，中国才能建成知识密集型的创新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再转向中国设想（Imagined in China）。因此，支持互联网的发展，是取得经济进步进而稳定中国社会的必备要件。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应对网络普及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对有害信息进行审查，对违反中国法律的内容进行限制。
国新办副主任蔡名照指出，近年来，网上恶搞、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情绪化和非理性行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这些行为损害网络和谐，侵犯他人权益，危害公共利益，应加以引导和制止。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特性等多方面原因，网上淫秽、欺诈、赌博、暴力等违法内容屡打不绝，以渲染情色为主要内容的网上低俗之风屡禁不止，这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格格不入，与构建和谐网络的要求背道而驰。网络形象关系国家形象和民族声望，网络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影响力越大，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各类网络服务单位和广大从业人员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增强自律意识，自觉做到不为违法信息提供生存空间，不为有悖社会伦理道德的信息提供传播渠道，不为蝇头小利而失去公信力，把依法办网、文明办网的要求落到实处。[33]
为此，中国采取了如下规范措施：进行明确的法律制度建设，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互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的信息种类；屏蔽国外网站或约束个别外国公司，不让互联网成为异见人士散发资料、挑战国家政权的工具，并保护中国网民免成网上流言的受害者；管理网站新闻和聊天室，以避免网站链接境外新闻网站或登载境外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站发布的不实新闻，避免网上聊天室中的网民聊天时的色情和反政府言论；通过资金和政策支持，扩大像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日报网站等主流网站的影响力；设立技术与人员辅助，包括防火墙、网警、网监与网评员等（图3-2为中国网络警察的虚拟形象）。
图3-2
的确，网络媒体把关人角色的弱化、匿名发帖等做法，如果缺乏监管，会让人性中恶的一面得到恶性宣泄，网络黑客、黄色信息大量出现，一些政治信息也可能是虚假的或片面的。适当的政治控制对于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是必要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经论证过后发展国家必须把政治参与控制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当政治制度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
但是，必须在“放开与管制”两手抓的同时，考虑如何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缺陷，尤其是“一管就死”。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各家网站矫枉过正的做法：因为受到牌照管理的制约，各家网站纷纷进行自律，其程度可能较政策更为严厉，从而阻碍了网络的生机——毕竟，在放开与管制之间，前者之利大于后者之患。
另外，政府的一些作法也需要斟酌。比如，有些地方设立网络评论员，参与论坛、博客里的讨论发言，以便将讨论导向支持政府的一边。浙江台州市《网络评论员队伍组建工作方案》就要求，台州网作为市级网络媒体，要重点建立一支网络评论员队伍，总人数约30人左右。队伍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正面评论，唱响主旋律；围绕网络热点，组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维护网络正面导向；针对敌对势力的恶意歪曲，开展有针对性的反击，反驳谣言，抵御敌对势力思想渗透。具体来说，这些网络评论员的正式工作就是发帖和跟帖。据说这些网络评论员每发一次声援政府的帖子，有关部门就付给他们五毛钱，这些人于是被称为“五毛党”。这样的做法，会给人操纵舆论的嫌疑，加剧了西方对中国网络舆论是否代表民意的怀疑。
同时，一些管制手法应该更隐性一些，对外国网络公司赤裸裸的利益诱迫于国家形象不利。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中国政府对如实表现真实情况的新闻过于敏感，支持信息自由的西方公司，包括微软、雅虎和谷歌都接受了中国的审查制度，因为中国是个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多的巨大市场，那些经营制片厂以及与北京达成销售、卫星和互联网转播协议的公司不得不就范。[34]
还有，中国网络开放的进程不应完全遵照国外的要求，避免给国人留下“官怕洋人”的负面印象，从而损害政府的权威。比如，2001年10月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在境外记者的要求下，中国官方曾经一度解除了对部分境外新闻网站的屏蔽；在奥运期间亦是如此。不过，APEC峰会结束数小时后，中国马上恢复了对一些境外新闻网站的屏蔽，而奥运结束三四个月后，BBC、VOA、FRI、德国之声等国外媒体的中文网站，被再次屏蔽。
当然，尽管有不少政治管制，中国的网络空间还是比较宽松的，这一点甚至连西方也不得不承认。比如，以“维护新闻和言论自由”自居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都要对“妨碍讯息传达”的国家进行列表，指责一些国家对国内互联网论坛实行控制，妨碍言论自由。尽管中国是该组织经常指责与抨击的目标，但它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网络空间具备一定的开放性：“无国界记者”组织曾对中国互联网论坛作了一个月的研究，以互联网使用者身份在中国多个网络论坛上发表意见，调查发现，当言论牵涉政治问题时，有一半被删除，有约百分之三十的比较敏感的政治内容可以上网。而《纽约时报》曾把中国对互联网的态度称为“欲爱不能、欲恨不得”，间接承认中国政府对网络的宽容态度。实际上，所有上述缺陷和阻碍并不能构成封锁网络的理由。毕竟，网络时代的封锁，往往是封锁自己而封锁不了世界，很容易引起民怨沸腾、国际非议。相信只要对网站管理有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这些问题只是成长中的烦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一一得到解决。
综上所述，中国的网络空间仍然是个不成熟的公共领域的萌芽。正如新华社2008年10月12日发表的文章《网络时代更应重视疏通民意表达渠道》所说，在目前的中国，能够借助网络获得关注并得以解决的事情，要么缘于网民齐心协力伸张正义，要么得益于领导慧眼识“珠”，政府部门过问。但是，这毕竟存有某种侥幸的意味，不能深刻展示出机制的力量，更不能指望成为一种常态。更何况，网络平台仍然是一个受到网民素质、经济利益和政治与技术手段限制的空间，因此，不应该赋予网络舆论难以承受的重负和不合理的期望。当务之急不是别出心裁地神化网络，而是在既摒弃权力意志对民意的扭曲，又化解民粹主义导致的民意泡沫的基础上，鼓励类似基于选举民主的代议制、媒体的自由报道、重大问题上的全民公决、听证会制度等方面的尝试，借鉴人类的共同文明，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建设，以保障民意的通达。当然，尽管仍未成熟，但是这种萌芽已经为中国民众获取信息、表达意见、交流观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这种平台为民众在外交领域的主张和行动提供了可能。
二、中国网络爱国主义的发展阶段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自豪感与经济繁荣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强大的民意基础。在这样一个成功的、富有进取心的中国与世界日益紧密互动的年代中，每当有与中国国家利益相敌对的、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国际事件发生时，富有爱国主义传统、因为互联网而交流通畅的中国人往往民意激涌、群情亢奋、一致对外。在中国，民意表达的渠道仍显缺乏，但汹涌的民意总要找到宣泄的出口，于是，迅速发展的网络平台给中国民众提供了表达情绪、发出声音和展示力量的空间。由此形成的网络爱国主义，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意抗争。发展至2008年，这种抗争可以分成如下三个阶段：
2003年之前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因为网络尚在普及过程中，网民力量较小，网民的声音并没有受到普遍关注，网民情绪主要指向美国。当然，在1998年的印尼排华暴乱事件中，出于对印尼华人血脉相连的朴素感情，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掀起了较大的义愤情绪。
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有：
1.1996年海外华人对NBC的抗议
特意列出此事件是想表明，海外华人通过网络维护国家利益，并非发轫于2008年。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主持人鲍勃·科斯塔斯开始指责中国，提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产权纠纷和对台湾构成的威胁”，还怀疑中国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虽然那时网络在中国仅处于萌芽阶段，每100人只有5条电话线，然而，关于这件事的评论还是在网上传开了，海外华人纷纷发表评论予以指责，他们向NBC狂发电子邮件，NBC后来不得不表示道歉。
2.中国驻南使馆被炸
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炸毁中国驻南使馆，3名中国记者牺牲，这种无视国际法规和中国主权的行径在中国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反美浪潮。国内民众群情激奋，北京、上海等地爆发示威游行，网络上也掀起巨浪，其中以人民网为代表。人民网除了全力报道事件的动态，还部分出于为互联网打开言论窗口的目的[35]，于5月9日开设了“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在这个电子公告栏上，网民发布的相关帖子多达9万条。6月19日晚，“抗议论坛”改为“强国论坛”。在全球中文论坛排行榜上，“强国论坛”的发帖量和访问量都名列第一，成为国内最著名的官方论坛。在此次事件中，BBS即使尚未成为学生街头游行的组织者，也至少起到了发动者的作用。[36]
3.中美军机相撞事件
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海军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北京时间上午9时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与中方一架飞机相撞，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美机受伤后未经中方允许进入中国领空，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
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发生后，中国认为责任全在美方，要求美方道歉。而在美国国内，在部分议员、军方代表和媒体评论员的鼓噪下，民族主义高涨，民众情绪反应强烈，要求中方马上释放美方机组成员、交还飞机。布什政府坚持不道歉，并采取了非常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对华政策：不允许持中国护照的人进入政府大楼，禁止白宫接待中国游客参观，国防部收回已发放给部队的中国制造的贝雷帽。[37]
在两国政府僵持的同时，两国的电脑黑客通过互联网展开了相互攻击。“在中美军机发生碰撞事件引起中美两国外交争执后，美国的黑客便开始以他们的方式攻击中国的网站以抗议中国政府的行动。据报，从4月1日起中国的网站每天受到了40到50次的攻击，黑客主要在网站留下激进的言论或图片，指责中国政府。”[38]与此同时，中国的黑客还以颜色，“现在中国一个黑客组织‘中国红客联盟’表示要报复美国黑客的攻击。在过去的周末，他们攻击美国网站并在大部分的网站上留下亲中国的字句，有些并留下中美军机碰撞事件中牺牲的中国飞行员王伟的照片。”[39]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黑客对决中，部分同情中国的日本黑客参加了对美国的攻击，而更多的普通网民则通过网络舆论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截至4月13日15时，网民在新浪网就“撞机事件”发表的评论帖子数量已经超过20万。同时，新浪网就此开辟的舆论调查也吸引了85万人次参加。[40]专家指出，这创造了当时中文论坛就某一独立事件发表帖子数量的最高纪录。
2003到2005年为第二个阶段。因为几乎所有诱发网络爱国主义热情的事件都和日本有关，所以这一时期网民矛头集中指向日本，日本一直处于中国舆论纷争旋涡的中心。这段时期，历史认识问题、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东海争议问题、“中国威胁论”等，再加上一些突发、偶发事件，包括抵制台湾歌星张惠妹演出、耐克广告被禁、薛义东京机场抗议等，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而2005年又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日本表达了“入常”愿望，这使中国人愈发觉得不能容忍。于是，在2005年3月到4月间，中国一些城市爆发了反日游行，全球华人进行网上签名反对日本“入常”。与此相应，2004年和2005年也是网络爱国主义情绪的高发阶段。
在这一时期，中日黑客也展开对攻。“中国保钓联合会”、“鹰派联盟网”等不少网站被黑，攻击者主要采取DDOS的攻击方法——即拒绝服务攻击[41]。而日本的“靖国神社”等网站也遭到中国黑客的攻击。值得思考的是，在此次黑客对决中，西方媒体大肆渲染、集中报道了中国黑客的行为，称其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却只字不提日本黑客同样的行为及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当然，客观地讲，来自日本黑客的攻击一直以来都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这可能和很多日本青年政治参与程度低有关”。[42]
中国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识》杂志2008年第15期的《终于，我们走到了奥运》一文，把2005年的关键词确定为“爱国无罪”。
2006到2007年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在政府引导、网民逐渐成熟的情况下，网络爱国主义情绪相对平和，没有发生引发国内外媒体关注的重大排外事件。当然，小波澜仍然不断。麦当劳新品“沙拉”广告，请来一名台湾女影星拍摄，因其有过亲日言论所以受到大陆网民的抵制，最后麦当劳广告被迫撤掉她出演的镜头。美籍华人导演李安的电影《色戒》上映后，网民对于影片中的情色元素以及有没有美化汉奸，有一些议论。网上流传着一些大学生给文化部部长的公开信，他们以“愤青”的姿态，历数《色戒》、国内“超女”选秀、韩国《大长今》、好莱坞大片、港台垃圾片，还有日本色情片和动画片为“滥俗文化”、“黄奸毒”文化，要求组织非官方的“红色文化护工志愿团”。[43]
这一时期网络爱国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突破了传统的防卫性思维，开始对崛起的中国进行文化上的重新定位。与传统文化符号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同步，网络上也出现了大量确立中国文化标志的尝试，其中“汉服运动”颇具代表性，这种原本小众的运动在2005年随着“中国汉服网”、“天汉民族服饰论坛”等专门网站的成立，迅速传播开来。虽然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他们竭尽所能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确立文化坐标的尝试却是真诚的。[44]第二个特点是网民的目光也开始落在中国以外的事情上，阿富汗的韩国人质事件、美国的桥梁倒塌事件等也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并将这些发生在境外的事件折射到自己身上进行思考。第三个特点是讨论范围延伸到文化领域，开始思考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如何应对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克服文化排外情绪，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对国人自信心的提升、国际交往频繁导致的各类摩擦频现，以及中国人在接触其他社会后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及再认识，都将使网络爱国主义在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的演变，在其所提供的思想整合、技术条件和组织平台的基础上，中国网络爱国主义所关注的内容更广、力度更大，也更趋于成熟。这无论是在围绕西藏“3·14”事件真相的网上辩论以澄清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肆意歪曲和颠倒黑白，还是抵制反华势力对奥运会图谋不轨并保卫圣火安全的网络集会辩论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对此，官方予以认同。国新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先生指出，2008年，在揭露一些西方媒体在“3·14”拉萨暴力事件当中的恶劣表现的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个特点：一是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是自发的；二是民众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富有创造性。民众这样的创造性，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例如网民创作了各种网上视频、网上漫画、动画等，而在传统媒体时代，民众的这种创造性不容易展示出来，因为没有这样便利的平台、渠道和机会。现在人人可以有展示的平台，有了表达的机会。刘正荣认为，当广大民众创造性地在一个平台上展现智慧、表达意愿的时候，这个力量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尤其是民众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45]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与全球性，网民掀起的舆论巨浪可以迅速传递到世界每一个有互联网的角落。这种全球性的影响，为中国的外交注入了新的影响因素。
然而，由于中国网民在形态上远非健全的组织化的民间力量，网络爱国主义者们声势浩大的活动，展示的往往只是民间巨大的情绪。这种迅速发展但仍不健全的状态，使得网络舆论对外交的影响会因时、因势、因事而在“助推”和“干扰”之间游移，下一章将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注释】
[1]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2]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起源于古雅典会场的公共集会，通过运动和演说，自由民可以追求永久的美德。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89，p.52.
[3]斯蒂芬·亚当斯：《互联网正在促进诗歌繁荣》，《参考消息》2009年3月2日。
[4]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
[5]欧阳友权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6]本节的思路得到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吴旭助理教授的启发。
[7]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6th ed.，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7，p.7.
[8]同上，p.18.
[9]Nicholas Negroponte，Being Digital，New York：Alfred A.Knopf，1995，p.238.
[10]何增科：《全球公民社会引论》，载《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96-97页。
[11]类似叙述见吴旭：《浅析“网络民族主义”》，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736。
[12]宋伟钢：《韩日网民爆发网络大战互相攻瘫对方服务器》，http://news.stnn.cc/guoji/201003/t20100302_1279446.html。
[13]赵国臣：《从中日民间事件透视网络民族主义》，中国传媒大学硕士论文，第3-4页。
[14]西班牙语：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简称：EZLN。
[15]美国兰德公司报告，转引自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16]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1-94页。
[17]喻国明：《网络真的是个好东西》，http://news.ifeng.com/special/feidian/yanlun/201001/0112_9182_1507952.shtml。
[1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ic.ac.cn/org/cnnic/。
[19]据时任国新办副主任蔡名照2008年11月7日在第二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的发言，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07/content_10322597.htm。
[20]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21]2008年1月，美国互联网调查机构“皮尤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对中美两国使用互联网情况进行了比较，称中国互联网普及还落后美国15年。
[22]据2008年6月公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3]李国民：《专家谈网络舆论监督：有六大优势致命缺陷可解决》，《检察日报》2009年4月7日。
[24]朱大可：《“呕像”时代与“哄客”社会》，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106798。
[25]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实施的一项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创立，约公元前487年左右陶片放逐法才首次付诸实施。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公元前415年春，雅典著名平民领袖海柏波拉斯因党派斗争无辜被逐，而后海柏波拉斯被迫远走萨摩斯岛，结果他在那儿遭到支持寡头政治的激进分子的杀害。这一事件在雅典平民当中造成极大影响，民众俨然将陶片放逐视为一出闹剧，因此此后不再援用，陶片放逐法在雅典城邦的适用自此终结。
[2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黄宏煦主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20页。
[27]杨姗姗：《雅典民主的极端及其启示》，《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9期。
[28]张雷：《论网络多数人暴政与政治的治理责任》，www.umac.mo/fsh/pa/3rd_conference/doc/all%20paper/Chinese%20Paper/4panelB/Zhang%20Lei.pdf。
[29]《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给中国互联网大会的贺信》，http://news.xinhuanet.com/internet/2008-09/23/content_10096848.htm。
[30]Joseph S，Nye，Jr.，“American’s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rs，Vol.75，No.2，March/April，1996，p.20。
[31]马克斯·E·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王寅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2]阿尔温·托夫勒：《权力转移》，刘江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33]蔡名照：《我国互联网发展出现三个新动向》，http://news.xinhuanet.com/internet/2008-09/23/content_10096865.htm。
[34]《美国人希望借奥运会“认识中国”》，《参考消息》2008年8月4日。该文章还对此种现象评价道：中国习惯了西方公司在道德上灵活变通，而不拿赚钱的生意冒险的特点。
[35]据当时分管人民网的《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介绍，事件发生后，他和网站负责人商量，这一天是个时机，又有合适主题，可以开通BBS论坛，让广大网民就这一事件自由发表看法。从政府到民间，对弘扬爱国主义、谴责国际强权政治有高度共识，这时候开通论坛不会出现宣传主管部门担心的言论失控情况，却能以此为契机为互联网打开一扇言论开放的窗口。
[36]陈继静：《国际冲突语境中的互联网传播（1999-2008）》，《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9期。
[37]阎学通：《布什对华政策的基调》，http://rwxy.tsinghua.edu.cn/xi-suo/institute/ky/yxt/wz/26.htm。
[38]BBC新闻网：《中美黑客因外交纠纷大战》，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306000/13069531.stm。
[39]BBC新闻网：《中美黑客因外交纠纷大战》，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306000/13069531.stm。
[40]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41]从技术上讲，DDOS的攻击策略侧重于通过很多“僵尸主机”（被攻击者入侵过或可间接利用的主机）向受害主机发送大量看似合法的网络包，从而造成网络阻塞或服务器资源耗尽而导致拒绝服务，使合法用户无法获得正常网络服务。
[42]周庆安：《中日黑客八年暗战网络战成为历史抗议表述方式》，《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6月12日。
[43]转引自《2007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44]叶海林：《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吹响新号角》，《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4月15日。
[45]刘正荣：《互联网，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主流媒体》，《中国传媒科技》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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