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对外交的干扰

第二节　网络舆论对外交的干扰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作为公众讨论结果的网络舆论，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与缺陷，会在一些事情、一些时候和一定程度上，出现干扰对外关系、影响国家形象、与外国网民恶性互动等情况，从而阻碍外交政策的实施。

一、悲情意识下的网络舆论

悲情意识往往是一种优势文化遭到挫折后产生的意识，当其再次遇到外来刺激时，出于反制或是抵消对方的心理需要，辉煌历史会从记忆中涌现出来，形成更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与此相应的对对方的排斥感。^[17]千余年间，中国曾是一个具有辉煌历史与重要国际地位的文明古国；但到了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却遭受了种种屈辱。这种历史记忆中的光荣与耻辱形成了悲情意识，潜藏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由于多数西方大国在近代不同程度地侵略、掠夺过中国，中西摩擦不断的现实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民众忆及那段并不遥远、很不美好的历史，从而加重了悲情意识，成为影响他们看待西方世界时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疑，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情绪，悲情意识可以导致团结对外。悲情的激发往往是由敏感事件或挫折事件所引起的，很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经历过的屈辱，形成一种危机感和奋发精神，从而增强团体内部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这可以从多次外交事件中网络民意对官方的一致支持得到证实。然而，“痛苦的刺激会导致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引起人们倾向于产生侵犯行为”。^[18]由此，某些基于悲情意识的民族情绪，会毫不隐讳地通过公开的甚至是极端的语言和行为表达出来，其特点是一触即发，易形成情绪对抗。这与外交原则相悖。基于理性算计，精明的外交常常是引而不发的，可以为等待时机而选择沉默甚至是退让。因此，公民的悲情意识经常导致的极端言语和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政府的压力，有时会干扰对外关系或影响国家形象。

在网络环境下，这种悲情意识会被放大。网络世界仍是一个没有契约或者没有完整契约、没有规则或者规则不完善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既缺乏法律约束又可以以匿名的方式逃脱社会监督和个人责任的世界，道德意识淡薄的网民会不负责任地任意攻击甚至诬蔑他人。毕竟，网络就相当于成千上万人聚集的广场，人们置身其中，责任分散。^[19]这使不少人以发泄最原始的情感为主要目的，没考虑到要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承担责任。同时，个人渺小而又追求伟大的潜意识冲动，使得他们希望借助比别人更极端的言论和行为引起关注。这样，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情绪互相激荡、彼此启发，直接导致一些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超过理性的边界，言论也越来越趋向于激烈、极端和不负责任。例如，凡是跟日本有关的负面新闻，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从领土争端，到商业合作，从中国艺人的无知，到个别日本国民的私德欠缺，都必定引来网上或大或小的讨伐之声，有草木皆兵之嫌。

同时，人类固有的群体极化现象，会在网络平台上进一步放大。凯斯·桑斯坦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定义是：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0]这种倾向或偏向对于以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特点聚集的网民来说尤其明显。从互联网对舆论形成上的作用来看，“群体极化”现象对网络舆论中极端情绪的聚集和放大发挥了促进作用。从整个网络全景来宏观考察，网上处处存在群体极化现象，并因此造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为“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的局面——前南解体后巴尔干半岛上四分五裂的状况，被形象地用来比喻网络上志趣相同的人自成一个个小团体、小圈子，且相互排挤或敌对的分裂情形。对此，政治学家普特曼总结道：“真实世界的互动通常迫使我们处理不同的东西，虚拟世界却偏向同质性，地缘的社群将被取代，转变成依利益或兴趣来结合的社群。”

在这种群体极化的形成机制下，网络上各种情绪性的，甚至是仇恨的或对社会不满的群体更容易相互联系与影响。这些声应气求的人在讨论中往往产生过分的自信及对他人的藐视，有时甚至倾向暴力，最终造成敌对与不宽容在虚拟空间泛滥。如此情绪会或多或少蔓延、外溢至现实空间，并威胁社会的团结。这种趋势，对于像中国这样异质性高（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来说，尤其需要重视：允许不同民族特色存在的同时，国家整体观念的一致性也极为重要。

考察中国民间舆论在外交问题上的情绪表达，可以发现网络存在同样的放大情绪、鼓励极端暴力的情况。例如，提倡对日新思维的人士会被口水所淹没，不愿也不敢直抒胸臆；喊打喊杀的帖子则会被网友顶成“超高楼”而一直置顶，并不断强化某些人的“刻板成见”。同时，一些具有感情色彩的涉外问题网站，绝大部分都与看法类似的网站链接，很少与持相反看法的网站或新闻链接，使得很少能有不同的意见或信息来平衡网民亢奋的情绪。这完全可能导致人们在事实认定和价值判断上犯错。

网络游戏在对外关系中，尤其是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也值得研究。不少网络游戏是基于战争题材的，每个国家的网游开发商都会以本国人民熟悉的本国历史上的某次战争为游戏的主题。因此，中国的网游不少都以抗日战争为题材，这可能会强化参与主体——年轻人对日本的极端情绪。而且，网络游戏的玩家需要彼此配合，使得舆论领袖更容易鼓动起更多的参与者。

另外，上网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很多中国网民都是在工作单位、学校或网吧^[21]这样的公共场所上网，受他人影响的几率会更大些。对于群体成员来说，个体意识总是服从于周围环境中稳固的群体意识，日常的言论不知不觉地会以多数人的说法为参照物，愿意和大家有共同语言。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见解，易受到他人意见和态度的影响，并根据多数人的体验调整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样，许多人的看法、态度很容易接近或一致起来。这些情况都指向一个现实：在强大的对日舆论中，一部分网民的出发点并非对事实充分把握基础上的理智思考，从而难免出现夸大的情绪反应。

在这样的氛围下，会出现对不同声音的压制，从而不利于健康、全面网络舆论的形成：网络主流舆论的不少支持者，经常以谩骂、攻击甚至是现实威胁的方式来压制非主流舆论。

在以强硬为主调的网络爱国主义话语背后，在声势浩大的反日声浪中，仍然有一些人试图通过互联网表达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爱中国不等于反日本，更不必“逢日必反”；中国的民间力量在表达自己看法时，需要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而不是单纯地追求情绪宣泄的快感。比如，有不少网友表态支持或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采用日本技术，认为应该把买卖和政治分开。来自北大BBS的coolhero认为，这么做基于两个理由：“（1）日本的技术非常成熟，新干线已经运营了几十年了；（2）日本愿意连技术一块转让，而不是像德国人一样对技术转让非常保守。”南京大学的一位网友说：“这是‘值不值得’而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民族情感不应在这种非原则性的技术贸易中与国家利益较劲。”还有不少网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劝告某些人不要“喊爱国口号，做害国事情”。比如，“凯迪网”的网友atong就认为，在国际采购和全球化生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洋货”和“国货”的界限并不清晰，“制裁日货”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制裁自己；同时，在爱国的名义下，公然干扰经济规律，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问道：“如果我们今天可以用爱国的名义剥夺国民的消费选择权，明天是不是也可以用爱国的名义粗暴地剥夺公民的其他权利呢？”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的一位网友直叱充斥在各大论坛的认为引进新干线就等于救活日本经济、救活日本某公司的说法“幼稚”，“谁会相信少买一件日本衣服日本人就会跳楼？中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然而，因为“爱国激情”的影响，这些不同的意见表达被挤压了空间，不被重视。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等人因“对日新思维”或“外交革命”等提法^[22]一时间几乎成了“汉奸”的代表，甚至有网民将马立诚的文章与汪精卫臭名昭著的《艳电》并列。在网络上，只要有一条赞同马立诚观点的留言，马上就会引起几十条反对意见。美国学者谢淑丽认为：自马立诚有争议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发表后，中国在2003年经历了一场引人关注的对日关系大讨论，学者与网络民族主义者搅在一起，要求外交部采取对日强硬措施的压力很大。

二、网络舆论对外交的阻碍

（一）干扰对外关系或影响国家形象

互联网把不同国家的网民连接了起来，以前某些外交专属事务有可能通过数以万计的“小外交官”在虚拟空间传播，网络民意日益引起海内外的广泛重视。中国网民一些不友好、不文明的言语会被互联网放大，影响国家形象，破坏中国与他国的友好关系。

1.过于敏感

2006年7月，网易公司开发的网络游戏“梦幻西游”遭到一些“爱国网民”的声讨：有玩家在游戏中发现“建邺城衙门”内出现了酷似“太阳旗”的背景（见图4-1）。此发现传开后，许多玩家表示“受到侮辱”。由于抗议者众，该区其他玩家几乎无法正常进行游戏。

对于中国人来说，把“一轮红日”感知为“太阳旗”并不难理解：一方面，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里，“太阳旗”是一种象征苦难的记忆；另一方面，在今日中文网站上，作为反面教材的太阳旗“处处飘扬”，强化了人们关于日本恶行的记忆。从心理学上看，人们通常以自己的知识经验为基础来完成对信息的理解和解释。知识经验会自动填补信息的不足，把对象解读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然而，把太阳图案和“太阳旗”等同起来，并指责别人，却是一种极端化并带有致命缺陷的误解。^[23]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越也曾因为穿戴的一条白色方形、棕色圆点丝巾被指认为“日本国旗”，而大遭挞伐。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对被诬为“汉奸”的同胞造成伤害，也令外国人感到不解或好笑。

图4-1

2003年9月16日，日本一公司的职员在珠海国际大酒店集体召妓，数目达500名之多。经媒体曝光后，这一集体淫乱的丑行在中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应。无疑，这些人的可耻行为是荒唐的、丑陋的，道德上是必须谴责的，法律上是应该惩戒的。然而，持平而论，该事件所引起的反响显然是被放大了。在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和反应中，存在如下扭曲、牵强甚至是颠倒的情况：一是过度简化、以偏概全：把日本一家公司的职员简称为“日本人”；把事件中的妓女简称为“中国人”——如此谬误，如是无意尚可谅解，如是有意则居心叵测。二是想象错位、言语夸张：日本公司的职员被想象为蹂躏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嫖妓行为被想象成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攻击和侵犯，是一种文化与心理强暴；珠海的妓女被想象为“中国姑娘”，更夸张的是，一位媒体人士干脆就把买春事件说成是“为了玩中国姑娘”。其三是时空颠倒、神经脆弱：把9月16日与9月18日“国耻日”等同起来，一些新闻报道甚至把“国耻日”放到了标题中作为噱头；把一时一地的单个事件与70多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联系起来，把买春行为夸张为“对其侵略历史的公然炫耀”。

在西北大学及数家西部高校抗议日本留学生“辱华表演”的事件中，日本留学生的下流表演的确是不文明的行为，但其所作所为主要是缘于他们不高的道德修养和低俗的品位。这些人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其他国家，都可能会有大致相同的表演。如果非要说他们是在有意“辱华”，实际上是高看了他们。同时，硬把他们在舞台上表演节目时背上的“日本”、“红心图案”和“中国”字样解读为“看，这就是你们中国人”，也实在是牵强附会。然而，正是在敏感心理作用下的过度想象，在不少网民眼中，涉及一小撮人的治安事件就上升到事关国家关系的层面了。

网络无国界，一些中国网民的过度敏感和超常想象所引起的众声喧哗，会影响外国对中国公民的观感与态度——尤其是西方媒体在商业动机下喜欢报道耸人听闻的负面新闻，中国公众的不良形象会导致国家形象的失分，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塑造国家软实力。在全球化时代，强调吸引的软实力有时比注重奖惩的硬实力更能促进外交目标的达成。

2.失于极端

由于全球公民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非国家、非官方因素对国际政治的不断介入，全球性问题日益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传统民族国家无法处理的挑战越来越多。于是，排他的、自私的国家利益主导国际政治的传统作法正在淡化，超阶级、跨国界的世界被越来越多地想象和接受。结果，人们更多地为着跨国利益而分化组合并采取行动。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一国国民的褊狭与自私难以再理直气壮地躲在“国家利益”的遮羞布下我行我素，而必然要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从而影响国家形象。

中国公民与网民悲情意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于是，网络舆论中针对日本的偏激反应处处可见。这些网络言论往往失之偏激、幼稚、狭隘，仅是情感的原始表达，甚至是失控形式的鲁莽情绪发泄，缺乏系统化和理论化，一些极端者“毫无顾忌地在网站上发表和转载反日、仇日的言论和文章，乃至于号召抵制日货、强攻钓鱼岛”。这使得现实中殃及无辜的案例屡见不鲜。

同时，因为某些国外媒体的有意炒作和以偏概全，一些网络声音会引起国外对中国人素质的非议。2008年3月，由于境外传递奥运火炬受阻，国内许多地方发生力图封杀家乐福的事件，这种行为利用网络和手机短信作为联络手段，取得了快速动员的效果，但其匿名特征为夸张激烈的态度提供了空间。有一个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抵制家乐福最新程序”，包括：“（1）推着最大的车，车里装满冰激凌、雪糕、速冻食品，走到热的角落，车一扔走人！（2）推着最大的车，去买鲜肉。只要割半斤的，装满车。走到角落，车一扔走人！（3）推着最大的车，去活鱼专柜。鱼让售货员杀干净，一个袋子装一条！走到角落，车一扔走人！”还有一些网民呼吁到家乐福超市拿一百块一张的人民币买一块零几分一瓶的矿泉水，然后到柜台排队交费，让营业员来不及找钱，从而影响家乐福的营业。这种极端言论容易使外界形成一种不良的印象，授人以柄，留下口实。

这些虽属极少数人的极端行为，但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只关注负面消息的西方媒体以“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机会，给了它们“妖魔化”中国的口实。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有不少网民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同情和慰问。但是，也有部分中国网民不是为恐怖分子撞击世贸双塔造成上千平民伤亡而担心和愤怒，其第一反应是幸灾乐祸、“隔岸放炮”，为不可一世的美国受到如此惩罚和灾难而欢欣鼓舞。这些网民，包括很多大学生，在BBS和聊天室里发了大量的帖子，认为此次事件是“美帝国主义霸权行径”的结果，美国在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和中美撞机事件后得到了“公正惩罚”。此种对恐怖袭击的肯定态度，在世界一片同情声中分外显眼，导致了世界上对中国形象和中国网民的消极评价。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看来，一个缺乏基本道德与人类同情心，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一味主张自己权利，动辄扬言诉诸武力，不关心他人死活，甚至不在乎自己同胞感受的人，注定只能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不会对社会、对人类有任何建设性的贡献。

同时，一些悲情意识浓重的网民希望通过新的战争来实现“雪耻”，于是，妄言“东京大屠杀”的帖子总能得到不少喝彩。糟糕的是，这种“战争策划”呈扩大之势，并招致了外交抗议。2008年9月初，越南两次召见中国高级外交官，就中国网站上出现的所谓“入侵计划”向中国提出正式抗议。所谓“入侵计划”是指一些网站上登载了有关中国对越南实施全面占领的具体计划。其实，这些“计划”未注明出处，也显然不是出自官方，但自2008年8月起，在网上反复出现，引起了越南外交界和军界高层人物的警觉。尽管这可能只是一些业余军事爱好者的一场游戏和一个玩笑罢了，但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勇在致《南华早报》的声明中证实，“鉴于有关负面文章可能有损两国关系”，（越南方面）已要求中国“采取行动，以防止再次出现此类负面文章”；中国已获悉越南方面的要求，并声明“有关文章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24]

3.黑客行为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网络黑客在西方世界被渲染成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干”。从美国的国防部到欧洲国家的情报机构，都宣称被这些“中国人”黑过，给他们带来了不安与恐慌。2009年5月18日，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公布的《2008年宪法保护报告》中，再次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对德国企业、机构和联邦政府进行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2009年3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的互联网间谍在两年内入侵了103个国家的1295台电脑。”英国多名情报部门官员也将矛头对准中国，向政府提出警告说，中国的网络攻击威胁足以令英国瘫痪。而韩国军方也曾发布报告指责“中国组建黑客部队攻击韩国”。在这种宣传下，中国黑客几乎成了世界各国都在喊打的“过街老鼠”，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这些中国黑客还常常被说成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继而别有用心的外国政治力量会以此为口实，指责中国政府是黑客行为背后的推手，频频向中国发难。

当然，除了无意误解与有意栽赃之外，持平而论，这种指责也并非空穴来风。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网络安全权威、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所说，中国黑客与外国黑客不太一样，外国黑客的特点是我想干就干，谁也不怕，中国黑客是又想干，又对中国的法律比较忌惮。所以，他们总想把这种行为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找政治与外交问题同他们的行为进行捆绑，为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作挡箭牌。于是，当台海局势恶化时，当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时，当中国利益在海外遭受损失时，他们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内一起发动猛攻。^[25]

在外国人看来，这种整齐划一的现象证明了中国黑客是很有组织力量的，至少得到了政府的默许。然而，实际上，中国是发达国家之间网络间谍战的最大受害者，在被国外远程控制的僵尸网络的“肉鸡”中，中国的受害电脑数量是最多的，来自中国IP地址的攻击很可能并非中国人主动所为。^[26]

网络安全是个世界性问题，很难指向或锁定某个国家。但是，所谓的“中国黑客论”、“中国网络间谍案”还是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现实利益。例如，有美国游说团体登反华广告，呼吁提防中国黑客；美国国会曾因“中国黑客”问题阻挠白宫和其他美国政府部门订购中国联想电脑；英国JIC智库警告英国政府和警方，应避免在电脑互联网设备更新时使用中国产品。

（二）与国外网民恶性互动

悲情意识会导致一国国民的自豪与排他情绪，极端情况下，这种情绪甚至会执著地美化自己、贬低他人，不承认或不正视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会在无国界的网络上导致中国网民与外国网民的恶性互动，如果外国网民也因此变得充满敌意，那么就会影响该国政府选择强硬政策。

2008年11月，韩国《中央日报》发起一项电话调查，结果显示，中韩两国人民感情正在恶化，有59.8％的韩国人对中韩关系抱以否定看法，比去年的34.5％增长了很多；中国今年也达到了16.4％，比去年的6.6％增长了两倍多。中韩两国虽无重大利益冲突，但两国国民感情并不太好。两国人民感情如此迅速恶化，据韩国《中央日报》引述延世大学白永瑞教授的话说，“在中韩两国的青年人中，互相持否定看法的人增加了很多”，“据推测，这是由于通过网络散布民族主义情感造成的。”^[27]此言不虚，如韩国部分网民在汶川地震后发表的幸灾乐祸的言论，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极度愤慨。尤其是韩国KBS电视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将开幕式彩排细节公开播出，更是被中国网民视为不守诚信之举。而在2004年7月27日，韩国国学院和国学运动市民联合会通过各门户网站呼吁网民29日对中国一些重要网站发起群体性攻击，行动名称为“e-click运动”，目的是“把中国掠夺我国历史的野蛮行为公之于世”。^[28]

对此不满的网民，除了进行黑客攻击还以颜色外，更多地是以“恶搞”的形式贬损对方。于是中国四大发明成为韩国发明的帖子，中国历史名人如老子、孔子、孙中山等人都具有韩国血统的帖子在内地、港台乃至海外华文网络上广为流传。一些新闻媒体对上述恶搞帖子未加辨别便转载报道，结果也成了恶搞的牺牲品。如“孙中山有韩国血统”的网络谣言，是盗用韩国《朝鲜日报》的名义，而文中的“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朴芬庆”，完全是为了取信受众而造出来的，成均馆大学根本就没有朴芬庆这个教授，历史系也从来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再如，2008年9月有一则耸人听闻的帖子在中国网站上流传，源头为一位网民于9月12日在中华网上贴出的《韩国要对中国开战，太狂妄了》一文，此人自称内容援引香港大公网（《大公报》网站），称：“韩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3％的韩国人希望与中国开战。”事实上，韩国根本就不曾有过上述民意调查，当然也不会有相关报道。^[29]在这种不友善的氛围下，2008年2月10日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烧毁后，中国网民发表的一些不当言论，也激起了韩国网民的愤慨。

对于这种恶性互动，韩国有媒体指出：“随着中国人的反韩情绪为韩国人所知，韩国国内盲目的反中舆论也随之扩散。‘NAVER’、‘DAUM’等门户网站上出现了数十个反中国站点，会员人数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的话，中韩两国人民之间情感上的裂痕会加深。”

另外，一些激进的年轻网民，悲情无限地看待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由于他们对国家历史与国际环境所知不多，因此盲目乐观，甚至放言“当年既然可以四面出击，何以今天我们对有领土争议的邻邦要忍气吞声？”其实，无论是在边境划界问题上，还是在对抗主要敌国的问题上，都不能不为了合纵连横做出许多退让和妥协。基于这种心态与见识而形成的对政府处理对外事务能力的评价，很难客观公正。在现实中，这些狭隘和极端的反应容易造成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心和警惕。

在很多国家，民意都影响着外交政策的执行。互联网的全球传播特性，使得任何一国网民的不当言论都会迅速被他国网民获知。中外网民间的恶性互动，无助于营造中外友好的氛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网民应更加成熟、理性与负责，避免为丑化他国制造网络谣言，避免动辄以蔑称、脏话进行辱骂，避免在他国发生灾难时幸灾乐祸，从而避免在爱国主义名义下做出对国家不利之事。

当然，也需要看到中国网络舆论中的理性成分并不少见并且在不断增长，尤其在涉及非国家利益问题、非国家间争端问题时。2009年10月13日，日本网站“秒刊Sunday”转载了一组有关一条小狗在马路上向过往的行人为自己受伤的同伴“求助”的照片，并刻意将这组图片同中国人的人性联系在了一起，称中国人的袖手旁观反映出他们“没有爱心”（见图4-2）。针对这种批评，中国网民并未一边倒地进行反驳，有人还击，有人进行了思考——或者揭日本人的短，或者表示应该对本国的社会、教育进行全方位的反思。

接受日本人批评的网民说：“看到这些图片有些惭愧，尤其是最后一张。看来鲁迅先生说得对，中国人的看客心理一直就没有消亡过。”另一位网民表示：“周围群众的举动确实应该受到批评……一条狗可能出了车祸，它的同伴拼命地请求路人帮助，但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救助，反而有人觉得好玩，拿起手机拍照……对于爱心的漠视确实令人惭愧，作为当代人应该反思。”而另外一些网民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好多人感动于狗狗之间的真情才拍照的，日本人真能颠倒黑白。”还有人认为，仅凭这几张照片或者这个地方的这一件事并不能说明全体中国人普遍缺乏爱心，“中国人的爱心在2008年的雪灾和震灾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展现，而日本人的‘爱心’在二战时期也被全世界人民所熟知。”网民继而提起了日本人对鲸鱼和海豚的捕杀，“日本人每年要吃掉多少鲸，捕杀多少海豚？有什么资格说中国人没爱心？”另外有网民分析说，这并不是中国人缺乏爱心，而是人们“放不下自己的架子”，摆脱不了“随大流”的心态，“大家总会想：都没有别人去这样做，我如果这样做了，那不是特立独行，和大家拉开距离了吗？”也有网民质疑照片的真伪，“只看到几张照片，并不能判断事情最终的结果：那些人拍完照片真的离开不管了吗？”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网民表示接受日本人的批评，并认为国人应该进行反思。环球网对此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10月13日晚8时，75.9％（2529票）的人投票表示应该接受日本人的批评，认为不应该的只有17.5％（584票），还有6.5％（217票）的人选择了“说不清”。许多网民表示，中国人应该从社会、教育和人性上好好地反思自己，“我们不能把对日本人的仇恨强加到任何事情上”，“怕人家说就别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是人躺在那里，没人救的还少吗？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喜人，可是道德却在倒退”，“我们以后应该加强爱心方面的教育”。还有网民表示，一个能够虚心接受批评的民族，才是成熟的民族，“这幅图的确体现出了国人的冷漠，难道自称中央王国的我们连直面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吗？”^[30]

图4-2

当然，“小狗求救照”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日本媒体报道的那样：事实上，小狗当时是由于受惊而不愿让路人接近，而且几位中国年轻人最后还将死亡的小狗埋葬了。环球网报道，2009年10月14日，一位名叫“民族至上”的网友在环球网论坛发帖说，原帖照片出处已经找到，“当时不是没人帮助，只是那只狗狗不让人靠近，后来还是有人帮着把那只撞死的狗狗埋了”，日媒的报道“断章取义”。值得注意的是，当事情真相大白后，仍有不少网民进行了理性思考。网友表示，不管中日网民如何就“小狗求救照”交锋，通过这一事件，国人也确实该反思社会上某些“爱心缺失”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