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外交博弈下的网络舆论

第三节　重复外交博弈下的网络舆论

多数情况下，网络舆论与中外关系的互动都不是单次博弈，而是一种动态的重复博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一次外交斗争后，外国政府都会进一步观察、认识与总结中国网络舆论的特点，借此来判断其力量与影响到底有多大；在下一次外交斗争中，它将根据此次判断的结果来继续或修正自己此前的行为模式。在看到中国网络舆论的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能够不断引起外国政府注意力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网络舆论中存在的不利于发挥自身力量的缺点。

一、言辞与行动的落差

如果单从网络上看，中国网民可能是非常激进的：在诸多中外摩擦事件中，号召抵制外国或外国货的口号随处可见。然而，其一，许多想法失于幼稚，事实上并不可行，那些以牙还牙式的反制措施显然脱离实际。比如，拉萨事件后，一则受到广泛追捧的帖子是这样写的：“支持英国的北爱尔兰独立，协调北爱尔兰和英国的对话；支持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协调魁北克和加拿大的对话；支持美国的印第安人独立，协调印第安人与美国的对话；支持法国科西嘉岛独立，协调科西嘉岛与法国的对话；支持东德重新独立，协调东德与西德的对话；支持西班牙埃塔组织，协调埃塔组织与西班牙对话。”至于那些建议同恐怖分子联手反对西方的人更像是在宣泄一时的怨气，没有考虑到恐怖主义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舆论上都已站不住脚。

这并非个案，实际上，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壮大及与西方世界摩擦乃至冲突的增加，爱国主义经常以狂放、粗野的形式显露峥嵘。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同于反对美国和鄙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美国青年一代堕落，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抱怨中国在世界上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使得别人看轻自己，建议中国要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家形象。2009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是《中国可以说不》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反映出情绪从愤懑到自大的变化。^[31]

其二，言辞与行动并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爱国主义思潮具有不真诚的特征，因为那些鼓吹者、宣泄者羡慕和向往西方的生活，也没有打算为这种主义牺牲自己的利益。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在表现过爱国热情之后，作为发出这些口号的主体，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通常是日本电器照买，美国食品照吃，书照念，国照出。可以说，许多人对其言论并不打算真的实施或至多部分实施，他们只是打算借此来发泄怨气，没有考虑到以后能否付诸实施。

从积极角度理解，这种“说说而已”的网络舆论，与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海纳百川，愿意吸收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有关——并不想真正与不同文化冲突。从消极层面来看，空城计一唱再唱，其效果会趋向于零：外国不会再因为中国网络上的“抵制声音”而害怕或改变政策。同时，喧嚣热闹的表象与空洞的实质内容之间的反差，使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由网络来塑造公共议题和领导公共话语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二、喜恶态度变化太快

中国网民的态度常会因突发事件与媒体宣传而变化，易使外界形成舆论受政府控制的印象，进而减轻其在外国决策者心中的分量，很难得到国外的尊重。

与之前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不同，2007年和2008年中国公众对日本的认知和态度较2006年有了明显变化。根据2008年9月8日在日本东京公布的由《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NPO”（集日本政治、媒体、产经等各界精英于一体的超党派组织）共同实施的第四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32]显示，在对“您对中国/日本的印象，一年以来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单选）”问题的回答中，中方被调查者（N=1557）有54.3％选择“相对来说变好了”，2007年是47.5％，而2006年则只有28.0％（见表4-1）。

表4-1

这种变化趋势在柱状图（见图4-3）中体现得更明显。

图4-3

三个立柱，由左至右分别为2006、2007和2008年的调查结果。六个色块由上到下分别代表：明显变好了、相对来说变好了、没什么变化、相对来说变差了、明显变差了、无回答。

与此相对应，认为中日关系相对较好的人数也大为增加：普通公众从2007年的23.2％跃升到51.2％；作为网民主体的学生则从7.7％猛增到41.8％（见表4-2）。

表4-2

下面的柱状图中，左为2007年、右为2008年的比重对比，可以更直观地看出普通公众对中日关系看法的变化。

图4-4

在这种变化的背后，影响中日国家关系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影响中日友好的障碍依然存在。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究其原因，一是受政治氛围的影响；二是受国家媒体宣传的影响。小泉首相下台后，中日两国首脑开始互访，中日关系转暖，中国媒体随之对于日本的负面报道大幅减少。中国对于安倍首相“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模糊表态表示认可，但并不纠缠于此。至于2008年中国民间的对日态度能够进一步改善，则与日本在中国抗震救灾中的表现有直接关系。

反观日本，被调查者中选择对中国印象“相对不好”的比例变化不大，都是60％左右（见表4-3）。

表4-3

日本舆论的这种状况，除了“毒饺子事件”等的影响外，与日本媒体与压力集团的态度不无关系。日本领导人改善对华关系并非因为“亲中”，更多的是不想因外交问题节外生枝，或是想树立善于与国外沟通的形象以提高支持率，所以，对于中日首脑会谈，日本媒体最喜爱使用的标题之一是“日中（相互靠拢）演出”，有意无意地向受众传达如下的信息：“这是一场外交秀”。更有甚者，日本一些媒体和专家抨击“弱势首相”的“软弱态度”，要求首相敢于做“对方不愉快”的事，甚至不惜打出参拜牌或西藏牌。实际上，从客观效果来讲，这也是日本媒体利用舆论为正在进行艰苦谈判的日本官员加码，为正在“演出”不便提出更高要求的首脑喊价。

中日两国舆论的这种反差到2009年仍不见改变。根据2009年8月26日第五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在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判断上，中方有71.0％的人认为目前的中日关系“非常好”和“比较好”，较去年上升近16个百分点，持相应观点的大学生人群也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0.9％，显示出对中日关系持乐观态度的被访者较去年有显著增加。日方调查则显示，认为目前中日关系“非常好”和“比较好”的人数比例由去年的13.0％上升到今年的15.0％，持相应观点的有识之士比例则从去年的44.8％下降到今年的39.8％，说明日方对中日关系的现状持谨慎态度。2010年和201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冥顽不化，日本政府在应对福岛核危机时存在的以邻为壑、信息不公开等行为，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好感度频创新低，而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也有所降低，这将制约两国关系的发展。

综上所述，尽管网络舆论对外交有帮助作用，但其复杂、多变、偏激的现实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外交实践。出于对网络舆论固有缺陷的认识和外交封闭运行的特点，中国外交“为国内建设创造良好国际局面”的总体战略并没有受舆论偏好的影响，并没有因悲情意识而丧失了理性权衡，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运作方式。

【注释】

[1]就在这项交易宣布后不久，新浪网一个约有50万人参加的调查显示，近80％的投票者反对将汇源出售给可口可乐。网民留言认为，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否则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会受到外国人的控制，这太可怕了。中国的企业高管也在批评此项交易。中国另一家饮料公司娃哈哈集团就认为，如果失去了民族品牌，从长远看，不利于中国的产业发展。

[2]刘云山：《回顾与展望》，《求是》2009年第1期。

[3]2009年3月，《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周瑞金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所下的断语。

[4]李开盛：《民间论政与中国外交》，天益社区。

[5]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7页。

[6]http://japan.people.com.cn/GB/35469/35478/3261256.html。

[7]http://bbs.hzu.edu.cn/mainframe.php?tid=357245。

[8]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t189682.htm。

[9]http://news.tom.com/2006-05-08/000N/83607268.html。

[10]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50808/101618.shtml。

[11]朝鲜半岛上的风风雨雨为此提供了鲜活的对比案例。朝鲜核危机期间，朝鲜百万群众集会、振臂高呼支持当局政策的场面并不鲜见，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并不能代表朝鲜人民真正心声的假象，核政策只是当局甚至只是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政策随时可能因外来的一桩援助、一种姿态甚至是当局领导人自己的不同考虑而有所变化。而当这项政策改变时，那些曾经“坚决支持”的群众只能不置一词。相反，韩日在发生岛屿争端时，韩国国内巨大的民间声音，使日本政府意识到：韩国民间力量的强硬，使得韩国政府不可能就此问题作出实质性的妥协和退让；双方最终选择的方案，不但要与韩国政府协商，而且还要经过整个韩国舆论的认同。同时，民间力量也能够在社会层面上对交往国的民间舆论产生于己有利的影响：日本各媒体都注意到韩国民众高涨的守岛情绪，这种情绪也促使日本国内的媒体和公众思考，应当如何在独岛问题上与韩国相处，而公众舆论的变化也影响到了日本政府的态度。

[12]《参考消息》2003年12月31日。

[13]《萨科齐又拿奥运开幕式说事》，《参考消息》2008年7月2日。

[14]实际上，网络调查显示，萨科齐原有意抵制奥运会开幕式，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强烈不满，近九成网民反对他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15]吴建民：《受聘感言》，http://www.meeting.edu.cn/webmedia/oemui/newsinfo/newsshow.asp?news_id=15325＆news_type_id=3。

[16]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17]李开盛：《从网络舆论析中国网民的民族悲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http://www.chinaelections.com。

[18]吴江霖等：《社会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19]责任分散理论认为，在某一件事中，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因为前者独立承担责任，后者期望别人多承担点儿责任。“责任分散”的实质就是人多不负责，责任不落实。

[20]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21]根据笔者了解，在农村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农村，网民通过网吧参与讨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更大。

[22]据2004年10月4日美国之音报道，中国高层并不认可这些提法。

[23]熊培云：《一轮红日如何被理解成太阳旗》，《南方都市报》2006年7月11日。

[24]《越就网上“入侵计划”向中方表不满》，《南华早报》2008年9月5日。

[25]李剑：《院士讲述真实的中国黑客》，《环球时报》2009年5月21日。

[26]方滨兴院士说，澳大利亚著名网络公司的一个报告称，亚太地区的僵尸网络中的“肉鸡”（对被黑客控制的电脑的称呼），71％在中国内地，如果外国看到攻击来自中国内地，那么有可能都是这些“肉鸡”。2008年，中国“肉鸡”的控制点36％在美国。中国内地的“木马”中，有47％的控制点在台湾，“木马”主要是搜集情报的。中国是很大的受害者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设备量大，二是中国人网络安全意识不好，老百姓要不极怕，搞物理隔离，要不极无所谓，不想这个事。李剑：《院士讲述真实的中国黑客》，《环球时报》2009年5月21日。

[27]《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韩两国人民感情恶化》，星岛环球网，http://www.stnn.cc/pacific_asia/200811/t20081128_913692.html。

[28]《韩国网民计划攻击中国主要网站以抗议歪曲高句丽史》，载韩国《朝鲜日报》中文网，2004年7月28日。

[29]闵大洪：《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观察、分析》，人民网—传媒频道，2008年11月17日。

[30]《日本网民批评中国人没有爱心》，星岛环球网，http://society.stnn.cc/minsheng/200910/t20091014_1143413.html。

[31]袁岳：《中国民意六十年》，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9年9月27日。

[32]据《中国日报》总编室主任孙尚武及“日本言论NPO”代表工藤泰治介绍，此次舆论调查于2008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在中日两国同步进行。包括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沈阳等5个城市在内的1557名市民，以及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5所重点高校的1037名学生参与中方调查。中方城市居民调查和学生调查分别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和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完成。日本方面共有1000名市民和400名知识阶层人士参与了日方问卷调查。由于中国网络人口的组成比例与中国自然人口的组成比例越来越接近，可以认为这一统计结果基本反映了网络舆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