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章将论述中国外交是如何应对网络舆论的。通过实例考察，可以认为：在保持灵活性、呼应舆论的同时，中国外交并没有被汹涌的网络舆论所支配，仍在保持自己的战略稳定性。在中国，民意的约束作用同样重要。[1]多年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数次提及网络舆论。对于民间情绪，纵观中国政府的反应，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不同的：或默许、同情，或调控、抒缓。
第五章 中国外交对网络舆论的应对
本章将论述中国外交是如何应对网络舆论的。通过实例考察，可以认为：在保持灵活性、呼应舆论的同时，中国外交并没有被汹涌的网络舆论所支配，仍在保持自己的战略稳定性。
在中国，民意的约束作用同样重要。1987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高级官员时就说，在中日关系中，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的抵触情绪是很强的。[1]多年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数次提及网络舆论。比如，针对“珠海嫖娼事件”，发言人强调：“如果你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了解中国民众对此的强烈反感和愤慨。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对其公民加强教育，在海外能够增强守法意识，这样做也有利于维护日本自身的形象。”其语调之严厉，为历年来所少有。
对于民间情绪，纵观中国政府的反应，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不同的：或默许、同情，或调控、抒缓。国外也有“默许甚至纵容”一说，其解释有三种原因：面对大众示威，政府无能为力；政府动员民族情绪以转移视线、获得支持；不同派系或部门间的较量。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政府有时会动员舆论以获得国际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空间和力量，但绝不允许极端情绪的爆发。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现代国家的惯常操作手法，如很多西方国家在国际谈判中不愿让步时就声称：自己的手脚被选民和议会捆绑住了，如果示弱就会在选举中遭到惩罚——这已经成了它们惯用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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