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保持了战略稳定性

第三节　中国外交保持了战略稳定性

正如李肇星所言：“现阶段中国外交最大的任务就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感情不能等同于感情用事……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需要越多越好的朋友。”^[17]同时，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对利益与形象关系复杂得失的计算等因素作用下，国家的国际形象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这必然会增加政府公开宣言中的道德成分，以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而导致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约束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的新思维。^[18]

而网络舆论当中那些对一国利益极端、偏激的寻求，是难获这种新思维的认可的。在强大的网络舆论下，中国外交保持了战略的稳定性，努力保护爱国热情，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绝不允许爱国主义超出必要的界限而演变为过头的、排外的情绪。无论是邓小平的“广交朋友，不树敌，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江泽民的“寻求与西方国家利益的汇合点”，还是胡锦涛“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都强调收敛，在国际事务中心平气和、与人为善，避免剑拔弩张、疾言厉色——当然，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如领土问题时，另当别论。

这也和舆论状况的多元化有关。在一个趋向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会里，任何领导人的任何对外政策宣示和具体做法，都能在社会广大公众中找到特定的支持群体，而且，即便对于同样领导人的同一政策，在危机与和平的不同时期，支持率也会差别很大；同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凡是民众的要求就一定合理，政府必须照办——有时，多数并不必然掌握真理，特别是站在长时段的角度观察。^[19]

一、外交反应与网络舆论的差距

中国外交的反应与网络舆论的动态是有差距的，这在对美外交事件中体现得尤其突出。

在中国驻南使馆遭炸后，中国的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认为北约部队在中国象征性领土上炸死3名中国公民是中国的奇耻大辱，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对美政策。大学生蜂拥而上，猛烈冲击美国使领馆，投掷鸡蛋、石块表示愤怒。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回忆说：“就在外交部里，我们收到民众发来的大量异常强烈的批评意见，有些态度极为不好。信件堆积如山。我们的电话总机给来电打爆了，我们部的网站也因为收到太多的电子邮件而几乎瘫痪”；“一些人要求我们对北约或美国宣战，或者用导弹袭击北约总部作为报复；早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过一些激烈的讲话，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听到这些不加掩饰的讲话后主张中俄两国建一个能够抗衡美国的军事联盟。”^[20]

愤怒的、有血性的表达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一些别有用心的国际媒体和一些超越理智的举动还是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了伤害。美国驻华大使在窗内无奈外望的照片，被西方媒体争相转载，并胡说中国又出现盲目仇外的“义和团”。当有CNN女记者采访时，情绪高涨的群众高喊“杀死她”，这明显有失文明国家的身份。

于是，在第三天，政府就严令终止一切集会。王光亚透露了中央在此时期形成这种决策的考虑与背景。在激烈的舆论争论下，尽管知道“我们把12多亿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21]，但国家领导人还是强调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

事发两天后，在民众情绪初步得到释放的情况下，相关领导人发表了电视讲话，一方面支持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另一方面呼吁保持冷静并制止极端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同时，《人民日报》报道了西方国家发出旅游预警会伤害旅游业和外国投资的消息，以使公众认识到极端行为的危害。当1999年6月中旬美国以一种“全面、折中”^[22]的方式向中国人民作出了交代后，《新闻联播》用较长时段进行了报道，表示中美关系应结束过去，翻开新的一页。

2001年4月1日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在民众和学术圈层面的评论当中，甚至出现了中美展开新冷战的言论。中国领导人决计避免此前发生过的全国反美示威，避免民意失控，政府希望将事件定性为意外，而不是任何阴谋，只要美方愿意道歉，就情愿息事宁人，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于是，一方面我国政府坚定地要求美国政府必须正式道歉后才能放人、放机；另一方面，当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中国失踪飞机和飞行员一事表示“非常抱歉（very sorry）”后，中方适可而止，将此当做正式道歉，并在次日释放了美国飞行员。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中国网络舆论中出现了“报应说”：网民们在BBS和聊天室中发表了大量帖子，尽管有少量帖子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同情，但大多数帖子都视此事件为“美帝国主义霸权行径”的结果。在中国民间和学校充斥着不少借题发挥的反美言论，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民间自制的拉丹肖像衣服，造型和位置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一模一样，以示中国人民对“新英雄”的支持。

这种现象并没有直接干扰政府的态度。江泽民主席在短短几小时内就致电布什总统，表示慰问和哀悼，对恐怖主义表示谴责和反对；翌日夜，江泽民与布什通电话，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同日，中国在安理会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反恐决议；同时，中国派出32名反恐专家赴美，前所未有地与美国人分享情报，之后，中国反恐人员与美国同行定期会晤。

就中日关系而言，在寄希望于日本政界认清历史趋势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没有被网络舆论束缚，一直在积极寻求两国关系的好转。自2006年10月开始，中日两国领导人相继进行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中日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双方建立电话热线，以便经常、及时交流看法，增进双方互信。中日已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双方还表示要继续努力，妥善解决有关问题，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

网络舆论之所以没有能够影响中国的外交战略，除了舆论固有的缺陷外，还有如下原因：其一，极端情绪不是网络舆论的全部，网络舆论也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不愿评论、不会上网和上不了网的人占多数。其二，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如何处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因此，决策层倾向于排除情绪和偶发事件的干扰，避免“斗则两败”的可能。

二、控制民间情绪失范

舆论可以增加政府在谈判中的决心与力量。当公众情感汇聚，所指也符合政府的外交目标时，政府就会放松审查控制，并把公众声音推向前台，彰显国内民意的一致支持。

然而，现实中毕竟存在着一部分对国家利益分辨不清的民众，他们容易根据个人偏好作出判断，这些情绪化的议论，并不利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实施。因此，当公众情绪的表达超出预期时，政府总是会试图掌握、控制并规范公众的情感，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非哲学的思考”^[23]，其失范时会阻止外交调和的可能。同时，网络舆论的盲动和无序状态引发的一些过激行为，会被外国政府用来指责为“极端民族主义”，而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还会有意挑起争端以激发中国民众对国家政策的抵触情绪。

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疏导并调控民间情绪，既让民意得到表达，又防止其偏离预定的外交轨道。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政府首先注意引导民众与网络上的愤怒情绪：领导人在讲话中一边鼓励学生，一边努力使他们保持冷静，以疏导愤怒情绪。而在民众释放了情绪之后，政府就着手淡化这件事的影响，避免中美关系像一些人估计的那样倒退很多年。

在对日关系上，中国外交一直都在努力引导网络舆论步入良性轨道。中国前驻日大使杨振亚先生表示：“要努力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尽力不要因为历史问题影响两国关系的友好主流。需要防止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历史问题上，最重要的是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重要政治文件的精神予以妥善处理。应尊重历史事实，区别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基本界限，尊重被害国人民的感情，不要轻易伤害。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两个邻国，只能友好，决不能对抗。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情况和特征是在不断排除杂音和干扰中向前发展。因此，当人们希望中日关系能够顺畅发展时，又冒出这样那样一些新问题，我看无须惊异，可平静对待，区别问题性质，稳妥处理。还应看到，一时被炒得很热的事件并非中日关系的主流。”^[24]

为平息国内民间存在的反日情绪，同时为了修复中日两国停滞不前甚至日益恶化的双边关系，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

2000年9月6日，“中国918爱国网”被暂时查封。据网站创建人介绍，网站被封实际上是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的干预，理由是网站“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10月6日，网站重新开放，但是文化部不再提供免费空间，由网站自行租赁虚拟主机。中国政府这样的变通作法，既缓解了国际压力，又默许了网民的自由声音，不失为两全之策。

2004年9月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表示，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许多是通过网上自由传播的，中国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相应措施，对因特网上张贴的信息实施“管理”，避免因特网继续成为反日情绪的“滋生地”。同时，赵启正对中国国内主要媒体的编辑表示，不要将少数日本评论家的话视为代表日本主流民意。作为中国主流媒体之一的《人民日报》，其涉日报道长期坚持“和平、友好、为四化”的方针，即多报道有利于和平、反对战争的新闻，报道日本国民的友好感情，报道日本经济建设中可资借鉴的经验。^[25]

同时，中国政府也注意掌握平衡。在2005年的反日示威中，中国政府首先终止了所有与日本方面的高层会晤，以回应公众愤怒。但是当日本方面有所收敛并由小泉首相在4月22日表示对历史罪行悔恨并诚挚道歉后，中国政府开始为反日浪潮降温。4月19日，央视重点报道了李肇星对3500多名党政军、教育、宣传干部所做的国际形势报告，强调唯一正确的选择是与日本“友好共存、双赢”，党和政府完全能够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正确对待对日问题；中日人民感情友好，中国充分认识到妥善处理好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要冷静、理性、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做任何影响社会稳定的事情。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呼吁保持稳定。同时，退休外交官被派往基层和高校演讲，强调稳定的重要性。

对于民间试图在5月4日举行更大范围示威的计划，政府有关部门出面提醒广大公众不要传播、相信谣言或加入非法示威，一些网上请愿、示威活动也受到限制。比如，上海东方网2005年5月2日报道，“经警方调查，4月16日上海部分学生、群众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的酝酿组织，大多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来完成的。本市某公司员工汤晔根据网上零星传言，炮制出包括游行线路、时间、注意事项等在内的所谓《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群发后广泛传播，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东方网同时提醒说：“公安机关重申，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通过任何方式，包括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及其他方式发起组织游行示威的，都是违法行为。网络虽无国界，但绝非法律的真空地带。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通过网络和手机散布谣言，煽风点火，蛊惑人心，组织策划非法游行，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查处。广大群众和学生要遵纪守法，不信谣，不传谣，不参加非法游行示威活动，也不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传播鼓动游行示威的信息，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此后不久，李肇星会见了到访的日本副外相逢泽一郎，正式同意修复在不久前席卷全国的反日游行风潮中受损毁的日本外交官邸。修复的建筑物不仅包括日本大使馆，还包括日本大使在北京的官邸，以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

这种作法也体现在2008年的“家乐福事件”和萨科齐会见达赖事件中。在“家乐福事件”中，为了明确回应反法情绪，商务部官员在中央电视台提醒公众：在中国营业的家乐福的4万名员工中，99％是中国人；95％的所售商品产自中国。新华社也对家乐福主席Jose Luis Duran进行了专访。在专访中，他否认公司支持“藏独”分子，说“抵制北京奥运的活动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家乐福会全力以赴支持北京奥运”。同时，中国政府赞扬了家乐福在中国的经营模式并感谢它支持北京奥运。

萨科齐会见达赖事件中，中国官方提出抗议并推迟原定举行的中欧峰会、暂缓飞机购买协议。中国民众群情激奋，多数对此表示支持，并在互联网上再度掀起抵制法国货的呼声。短短一天时间内，就有约10万网民在发起“抵制法货”的中华网上签名支持，到2008年12月7日，共有120万人在抵制中国境内50多种法国产品的运动中签了名。^[26]在一些网民发出抵制法国货的倡议之后，中国政府呼吁消费者保持冷静，不要采取抵制法国货的过激行为；同时，中华网上的签名帖很快被删除。

另据一位在党报工作的编辑讲，在西方以“藏独”而“挟持奥运”时，“官方一开始的想法是放开媒体与公众，在不显山不露水的情况下引导民众的反应”。但后来，为了避免奥运会进一步受到冲击，官方媒体开始呼吁“理性爱国主义”，谴责“狭隘民族主义”，民众的抗议声音开始减弱。

所有这些作法和事实显示，因为网络舆论鱼龙混杂，既可能有比较深层的理性思考，也可能有比较浅层的动态信息反应与情绪宣泄，所以中国外交并没有为极端的网络情绪表达所左右，中国的外交战略是稳定的。在国内爱国主义情绪爆发时，中国政府需要提供释放这种情绪的渠道和空间，并在某些情况下对原有决策做出调整；但从国家大局出发，政府更多考虑的是要防止极端情绪演变为极端事件，并对已露出苗头的形势进行有效的控制，不希望由此对中外关系带来大的损害，不希望由此对既定的外交政策作出改变，更不希望由此破坏国家、社会的稳定。简而言之，应对网络舆论，外交应兼顾战略稳定与战术灵活，稳定性大于灵活性。

然而，由此造成的舆论与外交的差距不能漠视。网络舆论分散、无中心、多条战线、难以预测等特点，使其很难像传统舆论那样被完全控制。同时对民间舆论的压制也易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有的网站怕惹麻烦，在外交话题上三缄其口，对有关问题讳莫如深，网怨很大。这些，都不利于鼓舞民族士气、不利于国民的团结，如不迅速采取措施解决，其危害必然是长久而深刻的。

【注释】

[1]《参考消息》1987年6月30日。

[2]2003年年底，中方专家曾将中日两国间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结为17个：1.靖国神社问题；2.台湾问题；3.钓鱼岛问题；4.民间赔偿问题；5.战争遗留化学武器问题；6.ODA问题；7.媒体的舆论导向问题；8.东亚合作问题；9.安大/安纳石油管线问题；10.跨国犯罪问题；11.军事扩张问题；12.TMD/MD问题；13.保持、发展民间友好问题；14.日本修改宪法问题；15.外交战略选择问题；16.日本参与建设京沪高速铁路问题；17.日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

[3]这些不良动向的一个基础是：十余年经济低迷、中日差距的不断缩小在日本民众中造成一种失落感，在右翼势力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种失落感开始转向民族主义。

[4]包括中日在海洋权益的斗争、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

[5]孙东民：《追新与求知》，载《历史的脚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页。

[6]http://www.china918.net/918-5.htm。

[7]http://www.chinese1937.org/。

[8]《外交部长李肇星与公众网上交流》，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7/2262087.html。

[9]转引自外交论坛。

[10]据笔者对张历历教授的电话访谈。

[11]袁铁成：《公众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19日。

[12]《外交部历任发言人河北籍至少占三位》，《河北青年报》2009年1月23日。

[13]《中国为抗议达赖访欧推迟中欧峰会欧洲表示震惊》，http://news.ifeng.com/mil/2/200811/1128_340_898917.shtml。

[14]笔者对以上两位教授的访谈。

[15]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16]《中国军官“低调”访日日媒几乎没有报道》，人民网，2008年9月16日。

[17]时新编：《李肇星在线谈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18]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184页。

[19]同上，第180-181页。

[20]转引自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21]2000年8月15日下午，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专访时所讲。

[22]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评价。

[23]赵启正答德国记者问。

[24]根据记者对杨先生的采访记录。

[25]《人民日报》前驻日记者孙东民语。

[26]《中国外交巨变突然走向强硬》，星岛环球网，2008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