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与决策者素质的提升

第二节　网民与决策者素质的提升

在完善制度建设的同时，作为互动的主体——网民和外交决策者也要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网民要发扬理性，避免群体极端化和网络暴力，进行精神洗礼，摆脱悲情意识，使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内心骚动进化为成熟的大国国民心态；而决策者对网络舆论要真正重视并善加引导。只有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才能更有保障。

一、网民理性的提升

总体而言，一些网民希望中国外交强硬起来，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而且，网民中的一部分，其对祖国的热爱、对政府和国家利益的维护，也不是一种自发的无意识冲动，而是对事实进行认真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愿望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群体极化与网络暴力的存在，更可能使这种愿望与现实效果南辕北辙。

（一）避免“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

如何解决网络导致“群体极端化”这个问题呢？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网民对公众事务的参与意识非常积极的情况下。^[19]

在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之前，一个原则是需要切记的：避免“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20]的情况，切忌抽刀断水、持索捕风的短视行为。马修·伊万杰利斯塔认为，苏联政权的各种制度使国内人士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经济的信息，而正是由于这种自我封闭，那些从国际竞争保护中获益最大的集团联盟——资金密集型重工业、内陆省份及党和军方控制的组织——得以维持他们的权力。其他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迅速增长，提高了采用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苏联政权的代价。但很少有人或集团意识到这一代价，也意识不到国际上提供的获利机会，进而无法组织起来。^[21]这种外部信息的匮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在国内发展面临种种问题的情况下，中国要想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破茧化蝶，信息的自由流动至关重要。

前面已经指出，互联网的作用是复杂的，利弊共存。在它给中国社会带来利益明显多于弊端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其负面作用而做出限制其发展或阻碍网民“触网”的规定，否则就太悲观了。就像欢呼网络是民主的火炬过于乐观一样，这两种情绪皆不足取——在思考新科技发展时，必须是理智与理性的，乐观或悲观情绪是妨碍人类理性抉择的两大绊脚石。

而且，对于网络进行封闭和内容过滤的效果也不会理想。除了网络本身国际化、非中心化的结构难以封堵以及会引发网速降低等原因外，更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一是互联网的信息流通太快，检查人员很难提前阻止。一则重大新闻出现后，往往在官方监控之前就已经发布或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获得，之后这些“非法信息”会通过各种即时通讯工具如QQ、MSN、手机短信系统或点对点网络^[22]（peer-to-peer networks）这种目前技术上极难过滤、官方尚无法控制的方式传播。^[23]二是大量的数以百万计的小型民间网站的存在，使得监控难以面面俱到。三是过滤技术会伤及无辜，封锁掉一些不该封锁的网站。比如，过滤“乳房”一词，既能封掉一些“少儿不宣”的网站，也会封掉一些医疗健康类网站。根据澳大利亚传播媒介管理机构对6个过滤器的试验显示：有3％-12％网站应禁未禁；1％-8％的网站被错禁；最精确的过滤器会降低86％的网速。^[24]

事实不断证明，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流动是禁止不了的。SARS疫情未公开期间，中国人就是通过短信、电话或聊天室、邮件的方式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官方的禁止与封杀，只是造成了民间更大的恐慌与不安。英国对通信进行实时监控以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的计划，批评者就质疑其安全保证的可靠性，因为英国人2007年发送的短信数量高达570亿条，每秒发送的短信数量达1800条。在新加坡，因为效果太差，也因为花费过巨，一直都实行新闻检查的该国政府，现在除了要求地址登记和屏蔽色情网站外，已不再试图限制网络新闻。

由此推导，可以认为：尽管互联网绝不是免受管制的自由地带，但对待网络舆论，宜疏不宜堵。这样说，还基于如下理由：其一，网络平台上呈现的情绪是现实的反映，禁止发言并不能平息社会情绪。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正如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所指出的：技术是革新的携带者，对社会产生实际效果，但是，技术只是创造一个允许做事情的条件，它不能决定做什么事情，技术逻辑服从于社会和历史逻辑。^[25]其二，舆论是有弹性的，对于错误或反动的舆论，仅仅采取压服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况且，舆论既可能包含易变的、模糊的或真假参半的意见，又可能包含超历史、超习俗的真知灼见。因此，舆论在自在的状态下，沙子与黄金是混杂在一起的，有时甚至是沙子掩盖了黄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竹篙打翻一船人”的办法往往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其三，压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现在，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来获取消息、倾诉不满和表达诉求。实际上，随着公众表达观点渠道的增多，先进技术日益得到采用也表明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国内的网民和国外的受众一样可以迅速得到各类有关中国外交的消息和评论。公众越来越感到“我有权说这些事情，有权监督这些事情，有权得到回复”。

因此，目前一些矫枉过正的作法，比如，屏蔽一些时政新闻类网站、禁止讨论特定问题、关闭某些聊天室，从长远看，不仅无助于平衡舆论，还常常会使政府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网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接触境外媒体的报道和各种消息，这些报道和消息可能更加不准确、不负责任；尽管一些无意义的报道必须控制，但信息管制的客观效果往往是扩大了危机。正如著名博客作者“带三个表”认为的那样：“当人们有情绪或感情时，人们就想发泄，他们需要一个空间或渠道。这就好比是水，如果你挡住了一个方向，它就会流向别处，或者溢出，总要有个出口。”

（二）引导为主是上策

可以说，网络世界全新、潜在、匿名，尤其是群体极化的特点，使得网民从某种意义上回到了西方政治哲学先驱所提到的自然状态之中。与真实世界、与他人隔绝孤立的网民们往往只能体会到自己的感觉。斯宾诺莎认为，人通常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他越自由，感性的成分就越占据主导位置；在自然状态中，情绪是支配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感情的利己主义动机主宰了个人的行为；不过，由于人拥有理性的天分，人类或早或迟会认识到秩序比无序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因此人类会和自己的同类携起手来，共同创造出一套维护秩序的机制。

此论不虚。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网络舆论在不断成熟与理智起来。汶川大地震后，在平时中日双方总是相互攻击的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对中国的同情和对日本的感谢。在2008年上半年，因为不满西方媒体在“3·14”事件中的不实报道和奥运火炬传递在欧美国家受阻，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反西方的浪潮。23岁的饶瑾创立了“反CNN”网站，旨在揭露西方主流媒体对华的不实报道、“作恶的证据”。然而，反CNN网站表示“并不反对媒体本身，只反对媒体不客观的报道；并不反对西方人民，只反对偏见”，这与1999年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后的街头抗议相比更为理性。温家宝总理剑桥大学演讲遭干扰事件极大地挑动了中西方的政治神经。事件发生后，尽管中国网民对此一致反对、同声谴责，但并没有像外界估计的那样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发作。中国网民的心态越来越开放，向着能够辨识国际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不为意外的事件所干扰的境界成长。还有日本“入常”的例子：在2009年日本可能再次争取“入常”的消息公布后，与2005年压倒一切的反对不同，中国的网民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了认为“日本‘入常’乃大势所趋”的支持声音和“视日本态度而定”的中立声音。很难说哪种声音更符合国家利益，但出现不同声音的争鸣，而非粗暴压制，则是网络舆论的进步。另外，也有不少网民自发呼吁建立一些网络行为的规范，以遏制网络暴力的泛滥，减少负面因素。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网民的自律精神与媒介素养都在不断提升之中，网民在不断自省并规范自身的行为，从而改变网络给人留下的负面形象，担当起监督政府行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社会责任。

国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政治家不能任由自然状态的无序发展。当然，无论是单纯通过国家强制还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都会失于偏颇，并在实践中碰到甚至引发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

在本书的研究背景下，笔者首先认为绝对有必要改变网络的无序状态，正如在先民社会，因为人们之间的分工合作才促进了理性和语言的发展一样，不同的网络群体必须相互容忍与沟通。其次，对待仍处于自然状态中的网络舆论，应采取如下态度与措施：

一、应该采取克制、宽容的民主态度，不必过多纠缠于网络舆论骂声一片或喊打喊杀的暴戾形象，因为这些只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东西；在中国形成“不管对方对错或自己同意与否，都维护对方发言权利”的境界，需要耐心培养。

二、政府的主动行为应该是以教育为主：着力培育国人的公民精神、不断提高其自身素质，使其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和超越个人私利的价值关怀来思考问题；同时以强制为辅：“绝对自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状态，只要人们还希望享受自由，他就必须牺牲自己的部分自由”。^[26]因此，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对一些超越法律界限或造成实际伤害的行为，应采用必要的法律或其他强制手段——如斯宾诺莎所言：“在他们能够享受国家法律带来的全部好处的同时，必须完全服从法律和规范”，让少数人制定的法律弥补多数人理性的不健全^[27]。

三、在媒体宣传上，政府要允许对“爱国”情感是否被利用进行反思。卢梭说过，“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的确，当“爱国”被赋予政治含义，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时，就如同一张撑开的保护伞或一笔无本的政治资本，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例如，赵燕把自己的挨打说成是全体中国人受辱；某海外留学生为争夺子女抚养权打官司，也亮出爱国招牌，要求本国政府施加影响；某些海外华侨聚居区的侨领们和海外留学生为了谋私利在滞留海外不归的同时刻意表现“爱国”的行为等等。^[28]某些海外华人打着“爱国”旗号损害两国关系的行为，未必是真的爱国。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为海外华人华侨提出建议，希望华人融入移居所在地的社会，和当地人和睦相处。照此原则，华人能促进中国和移居国之间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也不失为一种爱国举动。如果以“爱中国”的名义，造成双边关系紧张，损害母国利益，未必值得提倡。因此，再有“赵燕事件”时，官方媒体还是应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治安事件来看待，不要上升到民族大义为好。

四、要努力使网民摆脱悲情意识的困扰，避免网络爱国主义的泛滥。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但是，在强权即公理并没有彻底改变的现代国际关系中，中国迅速提升的经济力量和影响力，使很多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新的强权国家，这不是靠强调“和平崛起”或“和谐世界”就能解决的。“中国威胁论”的一再泛滥，就是这种国际认识的体现。这种认识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很多摩擦。比如，在2008年与2009年中法之间的一系列摩擦中，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愿做附庸和小跟班、始终维护其大国地位心态的表现。骨子里充满高贵和优越感的法国人，即使当本国处于相对劣势的时候，也仍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当初，戴高乐不顾美国的不满，执意与中国建交和发展友好关系就是明证。而现任总统萨科齐更是率性而为之人，2009年4月他就因为评论并讥讽3个重要盟国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奥巴马“缺乏经验”和“不够果断”、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不够聪明”、德国总理默克尔“没有远见”——而险些引起外交纠纷。在国际关系中，有些轻度敌意很正常，也普遍存在，不必因为国际社会一有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应当泰然处之，通过自己恰当的言行进行对话、加强交流与合作，最大程度地减少敌意。如果动辄就以网络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对别国的批评和指责进行一味反击，并不能使它们信服，反而会因为网民间的恶性互动而越来越增加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敌意。因此，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频繁出现历史耻辱的诉苦与义愤，并非上策，中国更需要在国家实力发展的同时培养大国心态，包容不同意见，与不同文明进行对话。正如吴建民所说，21世纪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走向中国的世纪，这要求我们必须走出百年耻辱造成的受害者心态，以一种新的姿态走向世界。第一，明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主题；第二，悲情心理、受害者心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历史上，中国民族是自信、包容、大度的民族，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我国根据韬光养晦精神的指导日益成为世界发展上的主角；第三，充分认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做一个平等、理性、包容、谦逊、自信的中国人。^[29]

二、决策者要在舆论监督下引导舆论

在民主不断扩展的背景下，政府的权威与代表性对于执政能力越来越重要，寻求稳定的政府通常都会重视民意。然而，合理地引导公众舆论以制造同意是个复杂的艺术，全世界的政府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从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人类第一个真正杰出的大众政治体制的领导人是伯里克利，在处理“自由和民主社会中公民们应该怎样才能被说服作出为其成功所必需的牺牲”这个问题上，他力求教导雅典人认识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他们共同体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他试图塑造一个新型社会和一种新型公民，不是靠使用武力或恐惧，而是信任他的思想和他的人格力量，依凭理性的使用和演说家的天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作为美国第一个雇佣专业民意测验顾问的总统，其作法也足资借鉴。尽管自认为在政治判断与决策上远高于舆论的水平，但罗斯福认识到必须尊重公众舆论，如果老是拒绝舆论的要求，就有垮台的危险。他的作法是：首先要让公众信任自己，让公众觉得自己是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该强硬的时候要强硬。这样就有可能获得公众信任，从而就可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在公众不太正确的时候，有资本来引导和教育公众，使得公众支持正确的国务方针。面对1937年的民意测验中有70％的人反对卷入欧战的事实，在1937年到1941年间，罗斯福花了5年时间，非常有耐心、有策略地坚持引导美国公众摆脱孤立主义，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呈现矛盾多发的态势。在此背景下政府尤其需要重视民意，外交也不例外，因为一些深层的社会矛盾可能因外交事件而爆发出来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作为有远见与负责任的外交决策者，在政治理念上需要把网络舆论的动向作为决策的一个变量时刻加以考虑，要重视互联网、提高运用新兴媒体的能力和尊重网络民意，要在日常工作中真正地体现与民意的互动和对网络民意的尊重与回应。毕竟，网络并不单是电脑和光纤，活跃在其中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鲜活的灵魂，网络是有温度和脉搏的。

因此，中国外交尽管不可能事事都要随着民意的指挥棒转，但是也需要接受舆论的监督、听取民众的意见。在外交基本利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不要一味追求整齐划一，而是应允许更多的声音出现。实际上，舆论监督的实践随着环境的变化时起时伏，随着媒体的发达而崛起，总的来说，是随着国家的开放和改革在发展。^[30]

对此，无疑不能像“言必称希腊、行必遵美国”者那样食洋不化。毕竟，文化是制度之母，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国情，使得中国绝不能照搬国外的制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视野与探索。然而，并不能因此而产生“中国价值/西方价值”的狭隘框架和二元对立，要着眼于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有的价值与公认的文明准则，参考甚至借鉴西方在过去几百年现代化过程中探索得来的成功经验与普世价值。

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必须提高在舆论监督下引导舆论的能力，使自己成为爱国主义的旗手，这是时代和国情的要求。显而易见，要践行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所说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能实现伟大目标”，首要条件之一就是要让人民说话、允许舆论监督。有舆论制衡的体制，固然不是最有效率的体制，但却是可以最少犯错的体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也适用于对外政策领域。在国家荣誉的捍卫上，中国政府与网络舆论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因此，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和外交官，需要排除对立情绪，学会在舆论监督下呼应、调控、引导和教育舆论，学会通过柔性细腻和多样化的传播技巧，让互联网成为社会舆论的调节和校正器，促成建设责任政府、塑造理性公民，从而最好地维护与实现国家的利益。

另外，作为外交决策者，也必须认识到，在控制网络情绪失范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民众的爱国热情，民众的爱国热情才是中国外交最强的力量。无数普通公民的意见汇聚起来，就代表了一个趋势、一种力量，这是任何政治决策都不能轻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