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纠结

第一节　现实的纠结

尽管人们在舆论与外交谁更能规范谁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但无疑，在民主政治语境下，“公众舆论是外交政策制定者政治轨道之外的环境中能作用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推动、限制或者纠正决策行为的力量。”^[1]在公众表达渠道阻滞、民主政治仍待提高的背景下，网络爱国主义体现了民间对国际政治的思考，它认为中国要树立远大抱负，对世界要有担当，该强硬时要强硬。^[2]

网络爱国主义对中国外交颇有助益。然而，情绪性表达的特质也让网络舆论有了双重面孔。尽管它宣示了中国公众的力量，而且谋求对外交政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补充，但网络上的种种探讨非理性（如政治冲动与不成熟表现）与理性思考（反思与提出可行性建议等）相混杂，兼具理性与感性、激情与极端、思考与宣泄、建设与破坏等双重特征。正像舆论的特点与外交灵活、保密与迅速的要求并不兼容一样，网络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外交，制造了一些外交事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无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而且网络爱国主义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尽管标榜并高呼爱国与民族认同，但捍卫民族利益的实际行动并非无可挑剔；同时，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宣泄口号而无责任约束，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言行不一的情况也随时可见。^[3]这些缺陷使得网络舆论批评性的情感宣泄多于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因此可以说，网络舆论对政府而言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工具：爱国主义情绪可以帮助中国国民团结在一项事业周围，例如反对“藏独”；但这种情绪也可能反过来阻碍合理外交政策的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保持国内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中国政府希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不希望因外交危机而虚耗国力。因此，在韬光养晦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对领土争端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秉持“和谐外交、经济外交”的原则，在一些外交危机的解决上保持耐心、适可而止，不希望因外交危机损害国家间关系，更不愿出现军事冲突。秉持此方针，在应对网络舆论上，中国外交一方面注意从网络舆论中汲取力量，在一些场合与网络舆论进行了颇有成效的互动，另一方面保持了战略的稳定性，并采取多种形式防止网络舆论影响外交或国内稳定。毕竟，外交在更大程度上是责任问题而非道德宣示，它不仅要张扬自我，更要考虑总体利益；不仅要考虑“在哪儿”行动，更要考虑“如何”行动。

得益于这种对国家任务轻重缓急和优先次序的明智安排，中国的经济在30年里增长了10倍并大幅度地改善了民生。然而，面对网络舆论与外交一直存在差距的事实，从国外舆论对外交影响的历史趋势、从保持国内社会稳定的同时促进中国对外关系的利益平衡来看，缩小两者的差距是当务之急。就应当采取的具体措施而言，除了外交日常操作与媒体平时管理的改善外，尤其重要的是网民理性的培养和外交决策者对网络舆论呼声的重视。这些绕不过去的关键点，都是欲获致两者良性互动所必须考虑的。

在当今中国，对于事关国运的政治事件，人们早已不是袖手旁观者，也绝不是不问时政的经济动物，而是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入戏的观众”（spectateur engage）^[4]。可以预计，由于国际政治的不可预测性，随着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加深而引起的交往与摩擦的大量增加，^[5]一旦国民感到国家利益或者尊严受到侵犯，爱国情感就会随时迸发，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的互动也将更为频繁。而身处互联网时代，任何政治决策如不重视网络舆情、广开新言路，则将难以贴近时代的脉搏。因此，为了既有利于中国外交增加砝码又不因为反应过度导致两败俱伤，既有利于塑造理性平和的公众情绪又促进国民的团结一致，迅速而全面地采取必要措施、作出最佳的制度安排，以促成两者的良性互动，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