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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问题

时间:2023-08-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面对收入分配日益扩大,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提高工资收入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途径。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

二、收入分配问题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新华网进行的“2011年两会我向总理说愿望”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位居前列。“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和谐稳定。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并且在一些领域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现状

1.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我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就超过了0.40,目前已经达到了0.49。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常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当数值处于0.3,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0.4是警戒线,超过0.4,处于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已越拉越大。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2.收入差距拉开的速度非常快。

我国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的速度非常快,但人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开也非常快。根据惯例,收入差距的拉大一般需要几代人之后才能表现出来,但在我国仅仅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拉开了。由于收入差距拉大速度快,社会面临失衡的风险。

3.分配不公问题相当突出。

当前,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主要表现在城乡、区域和行业间收入差距大,尤其是垄断行业收入和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是2.6倍,到了2008年是3.3倍,但目前有所放缓。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和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4.中低收入者负担加重。

由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一段时间内使得公共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不足,加重了中低收入者的负担。例如个人所得税,我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收入高,税率也高。但实际在征管过程中,累进税变成累退率。因为工薪劳动者个人所得税逃不了,发工资的时候就从工资单扣了。但高收入阶层有大量不在税务系统掌握中的收入,这部分都可以逃税。于是越是高收入居民实际税率越低,低于中低收入居民,这使本来的累进所得税变成了累退所得税。其次,社会保障不完善,虽然近年来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但仍受到身份、等级和体制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近年来房价暴涨的形势下,住宅公共政策尚未健全,一方面使得少数炒房者迅速“暴富”,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二)如何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

面对收入分配日益扩大,党和国家高度重视。2002年党的十六大就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占多数”,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4月的《求是》杂志发表温家宝总理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中指出,“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为我们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指明了方向。

1.调整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收入分配政策。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确实提高了全面的积极性,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的收入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社会面临失衡的危险。在这一背景之下,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更关注“公平”,通过“提低、扩中、调高”等办法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转到“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上来。

2.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提高工资收入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途径。据报道,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大概是当地平均工资的20%~30%,这大大低于国际劳工组织所建议的占当地平均工资40%~60%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10年开始,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全面调高了最低工资,提高幅度达到了10%以上。

3.继续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这些年,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但社会保障体系仍处于低水平的状态,我们仍需继续推进。发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使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在现有基础之上不断提高。将广大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范围内,保障其合法权益,特别是就业于广大民营企业的人员,通过制度改革,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也需继续推进。在教育方面,要大力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教育改革力度,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上好学。在医疗方面,要加大医疗改革,完善医保体系。

4.加大对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消除行业垄断。

首先,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政府要加大反垄断力度,消除垄断门槛,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准入门槛。其次,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人群,要加大税收的调节,特别是要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不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合理的资源税、垄断利润调节税、国有企业分红和土地流转等方面的制度。

5.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小企业发展,改善就业,促进就业。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数量偏少,在全社会比重小。首先,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数量,必须通过改善创业环境,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就业。鼓励民营资本发展的“新36条”,是一个很好的举措,给民营经济营造宽松、公平的环境。其次,加大农村人口的转移力度。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我国人口很大比重,中等收入者数量增多,关键就看农村人口向非农村人口转移的力度大不大。政府要积极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稳步推进进城农民逐步融入城镇,让更多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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