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新问题和新挑战

四、大国关系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大国关系新变化带来的挑战

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日益相互连接、全球化的世界，尽管这也造成值得认真对待的新问题。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当前的美俄、欧俄关系是基本敌对或对抗的，因为世界连在一起，敌对或对抗的代价太大了，不符合国家利益。同样，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想与世界为敌，孤立、封锁自己，因为在一个相互联系、全球化的世界中，这样做成本太高，损失太大，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与大国关系在相互合作中继续竞争、相互借重中保持防范的互动模式将持续下去，但在新的国际局势和战略环境的催生下，大国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利益重组及磨合期。其中，中国与传统大国之间努力延续危机时期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为主的关系态势同时，也暴露出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继续提升机制性合作水平同时，新旧矛盾的复杂影响也在加剧。

1.中国的利益拓展已触及其他大国的重大利益。

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势变化加剧了其他大国对中国发展的矛盾心态和战略疑虑。中国综合实力和利益拓展的高歌猛进，应对金融危机等内外挑战的体制优势增加了美国的警惕，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国对中国与美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的期待。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舆论一度热捧“中美共治”（G2）概念，即是美方的典型反应。2010年《美国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提出希望中国扮演“负责任的领导角色”，较之于布什政府时期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定位又更进一步，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所谓维护国际体系的责任。相对而言，欧洲、日本等金融危机中的“失势”大国失落感和危机感增强；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也担心在金融危机的秩序重建中拉大与中国距离，对中国实力增长及利益拓展的疑虑都有所增加。

2.中国与主要大国尤其是传统西方大国互动模式的调整导致相互之间的不适应矛盾有所凸现。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跃升以及积极、主动外交的不断开展，一些大国在继续疑虑中国“韬光养晦”的战略意图的同时，更多地对中国“积极有所作为”开始不适应和不舒适。美国方面开始对其可能丧失中美关系的主导地位的疑虑和不满明显上升，并利用其主导的西方舆论，掀起新一轮对所谓中国的“强势外交”、“傲慢外交”和“误判形势”的口诛笔伐。2010年以来，美国舆论围绕中美之间在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天安号事件”、黄海军演、南海海上航行等问题引发的矛盾，推波助澜地要求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中显示强硬和决心。

3.中国与主要大国特别是美欧等西方大国之间身份定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双方对所谓“核心利益”与“国际体系利益”的认知差距被放大，政策协调难度增加。

一方面，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强调把主权和领土完整纳入中国核心利益的诉求具有正当性，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大国肩负的长期历史任务。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舆论认为中国与西方大国在如何界定“核心利益”概念上尚未有共识，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中国在领土上得寸进尺”，部分舆论甚至将中国捍卫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的决心解读为“中国开始扩大其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认为中国意欲破坏现行的国际秩序，要求奥巴马政府转变战略以保护现行体系的有效运行。

另一方面，中国以发展中国家来界定自身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时所承担的职责，强调中国在维护国际体系利益过程中坚持公平、适度和渐进的原则，承担与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减排，并切实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是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的关键。但是美、欧等西方大国不断抬高中国的大国身份，要求中国以“核心大国”的身份重新定义核心利益，大幅度提高承担维护国际体系利益的国际责任。应该看到，美国制造出“中美共治”舆论，既反映其在国际事务中增加对中国倚重的客观事实，也希望以此来分担美国的领导成本。

4.大国对外政策导向的调整，增加了各自重大政治让步的难度。尽管世界经济进入脆弱恢复阶段，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大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压力凸显，大国从危机时期强调国际合作不同程度地向服从国内政治议程的方向调整，一些大国做出重大让步的政治意愿消退，各种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应运而生，经贸摩擦政治化的频率和强度明显提高。尤其美国为了转移自身失业压力的矛盾，一方面威胁中国对所谓的货币操纵行为实施制裁，同时还联手欧洲、印度和巴西等国，谋求在IMF 、G20等多边场合，策动议题联盟，多管齐下对中国施压。

5.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危机期获得突破性机遇后进入常态博弈期，用建章立制的方式使西方在危机中的常态性让步迅速转为实质性让步的困难也随之增加。大国关系从危机时期在金融和经济议题上的讨论活跃期进入协商疲劳期。随着传统大国走出危机后让步意愿逐步减退，在北强南弱和美国主导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举步维艰，G8和G20的相互关系前景不明即折射出这种状况。此外，大国关系的主要议题关心的主要议题从危机时期西方暂时处于下方的金融安全向西方更为强势的议题转移，如核不扩散、核安全及气候变化等。随着中国与美欧等大国围绕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和核安全三大战略性议题互动相继进入协商常态化和斗争长期化，短期内双方在上述领域合作获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降低。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全面成长中的新兴大国，近十多年来始终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大国是关键”的战略部署，全面发展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关系，不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创造出良好的外交环境。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考虑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战略布局的深刻内涵，使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发展不但适应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而且能够在新一轮国际体系的构建中为提升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创制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空间。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外交在稳定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微调。

大国关系上，希望改变传统的大国关系模式，探索新的伙伴关系，实施新的大国战略。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进行战略对话。发挥五大战略对话机制——— —中欧、中俄、中日、中美、中印的功能。战略对话并不着力于解决具体问题，这是一种为了谈而谈的对话，消除对方那种模模糊糊的担心、疑虑。当前，中国外交要谨慎处理好以下关系。

1.推进与美国的合作

中美关系极其复杂，有利益共同点，也有利益冲突点。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越来越主动，中美关系逐渐不再由美国单方面定义，而是中美双方共同定义，也就是说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正在加强。中美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以及美国对华存在战略疑虑的问题。因此，要加强与美国的对话与协作，拓展利益汇合点，发展建设性关系，保持高层和各级别的交往，扩大各国在反恐、防扩散、联合国改革、亚太事务、能源以及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等重要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2.对日关系

应不失时机地寻求稳定，借助新领导人的上台和现有的战略对话机制，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从2005年中日首次战略对话的15小时发展到2007年第七次战略对话的三天时间，表明中日两国正利用战略对话机制保持探讨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重要渠道的畅通，对稳定当前中日关系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由于双方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性问题，双方关系只要不恶化就是进步，所以，稳住当前正在改善的关系就是关键。

3.对印关系

主要采用拉住战略，使之在大国利益间保持平衡。印度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战略价值极其重要，也是各大国拉拢的对象。美、日、欧、澳等国竞相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甚至将印度视为自己的民主大家庭中的盟友。发展对印关系，很大程度上都有对华因素，都想通过印度来牵制中国。所以，怎样使印度不出现较大程度的倒向西方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课题。面对这样的情形，中国要伸出橄榄枝，以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姿态发展对印关系。

4.处理与欧盟的关系

这是中国未来外交政策调整的重点和难点。中欧关系在度过一段友好期之后，随着欧洲新领导人的上台，双边关系正在下滑，麻烦才刚开始，所以需要认真对待。以下领域亟需认真对待:

（1）贸易问题。中欧贸易间存在着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2006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为1280亿欧元，而且缺口还在继续扩大。欧盟对华交替使用行政、技术、法律等手段，利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知识产权保护和非市场经济地位等解决巨额贸易逆差，中国已成为主要反倾销对象。鉴于2005年初国际纺织品贸易实现自由化以及欧盟开始高度关注中国高科技产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等新情况，中欧贸易摩擦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存在“贸易战”的危险。另外，为解决逆差问题，欧盟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些都是矛盾的焦点。

（2）人权问题。人权问题一直是制约中欧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双方在人权标准以及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观念差异。欧盟经常把军售解禁和经贸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并指责中国宗教不自由等。

（3）西藏问题。2007年9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在总理官邸与达赖喇嘛进行“私人会晤”，挑战中国的底线。这与3年前达赖访欧时屡吃闭门羹形成鲜明对比。所以针对当前欧洲新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中国在处理对欧关系时需要更大的智慧。

（4）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影响中欧关系的政治因素之一，而欧洲议会则总是扮演着麻烦制造者角色。欧洲议会曾数次通过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加入”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7月10日欧洲议会播放陈水扁大放厥词的录相。经常出现一些欧洲议会的“亲台帮”为“曲线援台”摇旗呐喊。台湾“立法院”也经常以各种名义组织“立法院欧洲议会访问团”赴欧活动，邀请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赴台观光旅游。

（5）国际行为。中国的兴起最引人关注，这也直接导致“中国责任论”的提出。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欧洲对中国国际行为的不满越来越多。如在达尔富尔问题、津巴布韦问题、缅甸问题上指责中国，诬蔑中国对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欧洲一向视非洲为后院，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达尔富尔等问题的指责表明欧洲对中国进入非洲非常不满。国际行为是双方需要认真沟通、消除疑虑的重要问题。

（6）气候变暖。在气候变化方面，欧洲一直担当着全球“领头羊”的角色。随着中国工业实力的迅速发展，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自然也在增加。西方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15年前超过美国。默克尔也称，没有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合作，“就没有气候保护”。双方在气候问题上的较量还将继续。

5.谨慎处理对俄关系

最近持续较长时间的美俄矛盾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亦是挑战，中国应该避免在美俄双方选边站，基本态度是不介入。同时，中国要大力推进对俄关系。中俄两国政府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俄关系的主要问题是隐忧，政治关系发展得好，但经济跟不上。所以，怎样使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相协调是处理中俄关系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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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甘钧先.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0（6）

思考题

1.大国关系中美国因素为什么十分重要？

2.大国关系的新变化有哪些表现？原因是什么？

3.中国在当今大国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