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调查研究才有办报权

深入调查研究才有办报权

刘庆鹰

最近，根据中组部的安排，我有幸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半个月，较系统、认真地读了《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选》。虽然是初步学习，但收获不小。毛泽东同志以满腔的热忱，以眼睛向下的态度，以求知的渴望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深入实际、深入农户调查研究，并将调研成果用于指导革命实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联系新闻工作实际，受到极大的教育和启发。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现在，做好新闻工作，党中央强调要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与调查研究紧密相关。不经过周密的调查与到位的研究，“贴近”只能是无知妄谈，难以奏效。因此，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应该喊响一个口号：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办报权。

从深入调查研究的角度出发，回顾近年来的工作，我认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实际上说的是新闻工作者的作风问题。作风不正，报纸的形象好不了，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切不可小看这个问题。我们要办好报纸，必须要有好的作风，否则正确的办报思想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报纸的公信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联系实际学习、贯彻“三贴近”，很大程度上在于必须大力倡导编采人员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更好地尊重实践，崇尚真理，加强调研，深入思考，借用一句老话就是要沉下去，再沉下去。只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植根于生活的沃土，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调查问题、研究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才能把报纸这棵党和人民之树培育得根深叶茂。

先谈谈我经历的两件事。

我今年52岁，干新闻工作31年，曾做过13年的省报副总编，2004年才新任报业集团总经理。我想介绍的两件事发生在10年前。那时，我在贵州最贫穷的县之一的长顺县担任县委书记。从省报副总编的位置上去那个县报到之日，迎接我的是这个县已连续两个月未发工资的情况。当时正值秋收，紧迫的工作是必须动员干部下乡帮助农民搞好“三秋”（秋收、秋耕、秋种），可连基本的生活资料都不能向干部提供，怎么动员别人下去？好几个干部向我反映：学生开学好几天了，学费还欠着，无论如何也要发点钱给他们为孩子交学费。离休老同志代表说，再不发钱给他们就去省委静坐。民族中学的教师代表说，他们已做好横幅，不发工资，就去省城游行。多方压力向县委集聚。

县委又何尝不想尽快发工资呢？可从哪里拿钱来发？

全县由于可供开发的资源很少，加上许多地方自然环境恶劣，连人畜饮水都困难至极。整个县年财政收入才1200万元。可年支出要2700万元，缺口1500万元。全县发一个月的工资要153万元，而县财政的账上仅有20余万元。谁做得出这缺米之炊？情况紧急，县委常委会最后确定：咬牙再举债，先发一个月的工资，把人心稳住再说。于是，大家立即分头外出筹款。终于，东拼西凑，手头有了100多万元。我迅即通知财政局先发给离退休老同志，再发教师，然后再发其他干部。次日深夜12点多钟，当县财政局长打电话告诉我，最后一个人的工资已发出，县财政账面上仅余326元时，我才松了一口气，不知怎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那眼泪，既是为一时的轻松而喜，更是为我在报社工作时曾做过的一个标题而愧！

我在报社时，有一天编一篇记者来稿，稿中讲的是某贫困县县长拖欠干部工资的事。记者未就拖欠原因作具体分析，仅讲了拖欠时间、金额和群众意见大等情况。我没有深想，只是觉得共产党的县长，怎么能够拖欠干部工资呢？真是岂有此理！火从心起，未细思量，便大笔一挥，做了这样一个标题：《如此县长，竟然拖欠干部工资不脸红》。

而如今，做此标题的我就拖欠干部的工资。为了发这个月的工资，县委竟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贫困县的资金会捉襟见肘到账面上只剩几百块钱那一步呢？我过去怎么就没想到贫困县的干部开展工作受资金等制约竟会如此艰难呢？可我不光不理解他们，还随意进行批评。我感到自己的脸红了，为自己的简单、片面甚至无知、幼稚而羞愧。

这是一件事。

再一件事是国务院反复强调收农民的粮食不能打白条，可那一年，由于银行资金调配迟缓等客观原因，在我任书记的那个县眼看就要打白条了。为取信于民，县委常委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牺牲一些干部的局部利益，暂时借用另一笔资金付给粮农（当时贵州的不少贫困县都不得已而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粮农的利益得到维护了。可不料几天后省里的一家报纸在一版头条加编者按刊登一封读者来信，批评这种现象，说什么“收粮食挪用资金堵农民的嘴，拆东墙补西墙，‘政绩工程’何时休？”天哪！这哪是政绩工程，不打白条是大局，各县急得火烧眉毛，脚趾头都抓紧了，好不容易才熬过这一关。基层工作太难做了。可报上却短短一信，三四百字，作者编者轻轻松松，在基层却如巨石击水，引来波起潮涨。不少干部说，报社的同志不了解真实情况，不知道下面的难处，随随便便批评人，不仅使我们感到委屈，还伤了我们的心，影响了实际工作，误导了舆论，降低了报社的威信。

我也曾是报人，读报后异常着急，便借出差省城之机专门拜访了那家报社的主要负责同志，详细介绍了实际情况和在贫困地区工作有时进退两难的苦衷，建议他们下笔时慎之再慎，多做调查与研究再发言。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主张拖欠工资和借用资金，而是想说，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如今的许多事物已不全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事物经常呈现出一种多样的立体状态，需要编采人员观察事物时具有辩证的全方位的审慎的眼光。加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力度加大，新情况、新问题多，工作难度大，有不少我们不熟悉、不了解、不懂得的东西，对编辑、记者的理论水平、知识水平、政策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采访也好，编稿也好，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地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尤其要切实记住：事物总存在着内在矛盾，要区别主次；事物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特别是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一个人的认识难免片面，故要多听不同意见，善于集思广益，多角度观察问题，全面地吃透情况，注意琢磨动态变化中的国情、省情、地情，既能对全局了然于胸又能把关键性环节抓在手上，这样写出编出的稿子才准确，才可能既符合事实的真实又符合本质的真实，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总之，记者、编辑笔下有千钧重任，一定得注意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在把情况弄全、材料搞准的前提下，冷静地分析、研究、判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深思熟虑后再下结论。

后来，我又回到省报工作，在与同事进行业务探讨特别是与年轻编采人员交流工作体会时，我常提起这两件事，以此告诫大家：冬天坐在办公室里享受暖气、夏天吹着电风扇处理稿子的时候，务必不要以为自己的心情好别人的心情也一定好，务必不要信笔增删，盲目定夺，应该先问问自己：你了解那件事的来龙去脉吗？你做过实地调查吗？你做过定量定性的分析吗？局部的情况有面上的意义吗？其规律你真正把握了吗？你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了吗？你听取和研究了不同意见了吗？只有对事物主要的方面都了然于胸，对采编中重要的问题都搞清楚了，对报不报道、怎么报道的分寸都弄明白了，才有资格在报纸上表态。否则，只会事与愿违。

举这两个例子的最根本原因是想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即如今采访条件、编辑手段大大改善了，发稿、组版、印刷、发行的技术含量明显增加了，但我们在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基层、联系实际、贴近群众、服务读者、开门办报的优良传统发扬得如何呢？也就是说，党的十六大后，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的“三贴近”等作风建设问题在新闻单位落实得怎么样呢？这恐怕是值得新闻从业人员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深思的。

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诲，我们在调查研究中，看问题必须把它放在整体背景下，站在全局上来观察，从相互联系中去把握。这就对新闻工作者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加强新闻队伍的作风建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一的出路是沉下去、再沉下去，同采访对象打成一片，努力融激情于基层，切实而全面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当然，光调查不行，还要注意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既要“身入”更要“心入”，还要“神入”。“身入”就是必须到现场，“心入”就是思想要集中，“神入”就是要有“悟性”。“悟”就是以科学的方法去体会，去感受，去衡量，去思索。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同是采访，同是到一线，同是下基层，同是开座谈会，是否“心”入，是否“神”至，所得到的收获、达到的境界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同时，在采访中，除了研究问题，研究被采访者，研究各种材料外，还要注意研究自己，正确对待自己，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很难设想，自身只有“一瓢水”却能向编辑部发回“一盆水”的稿子，能拿出准确、鲜明、生动的报道给读者以启示、给社会以影响。

总之，调查与研究同“三贴近”的要求紧密关联。调查与研究是一个问题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从调查到研究，既是一个艰苦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投入过程，又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分析事物的过程。我们要在作风上明显改进，把报纸办得声情并茂，让上级放心，让读者满意，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在调查与研究上花大力气，下真功夫。

面对新形势的机遇与挑战，要加强新闻队伍的作风建设，“新闻官”们尤应首先从自身做起，加大向实践实习、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的力度，切切实实、卓有成效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也还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全面吃透了毛泽东同志加强调查研究的精髓，深刻理解“沉下去”的内涵和外延的话，它指的就不仅仅是工作上要艰苦要深入，同时思想上也要艰苦要深入。相对而言，工作上的艰苦、深入比较容易做到，而思想上的艰苦与深入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特别是对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又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它还涉及到学风和文风的问题。要做到思想上的艰苦与深入，源头就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锦涛同志重申的“两个务必”，只有结合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学懂弄通，变成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方法，才能在采编工作中牵住“三贴近”这个“牛鼻子”，有效地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实端正作风、学风和文风，不断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办报水平，取得推进新闻事业发展的主动权。

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体学习时对练好调查与研究基本功又作了强调。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继往开来的。作为党员干部，要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处理好机遇与挑战、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近期安排与长远发展、发展需要与现实可能、重点开发与整体推进、经济工作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等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在调查研究上向毛泽东同志学习，下大力气，求真效果。对此，头脑必须随时清醒！

〔刘庆鹰：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社委会副主任，集团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