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就这样用“重典”？陈培德愤然致信袁伟民和阎世铎：甲B的肮脏交易由来已久，要把中国足协的贪官送上法庭，必须司法介入！
■宋卫平说：在甲B联赛的二十二场比赛中，绿城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场次是干净的。他甘愿冒险掀桌子，请阎世铎扫垃圾。
■陈培德、宋卫平去见阎世铎。阎世铎坚定不移地说：只要你们交出证据，我肯定一一查处，绝不姑息养奸。
■陈培德高官做了快二十年，还像热血青年那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掉脑袋也要讲真话。
在浙江企业支持绿城打假扫黑座谈会上
透过摄像机的镜头，我看到那些拿了黑钱的裁判，正躲在阴暗的角落发抖！
夜色如水，在窗外默默地流淌着，深圳像艘巨轮安静地漂泊在夜色的海洋上。
陈培德房间的灯执著地亮着，茶水凉了，烟缸的烟蒂满了，思维像他吐出的烟雾一团没散，又一团出来了，假球像黏糊糊的苍蝇刚刚轰走，转瞬又回来了，宋卫平歇斯底里地喊叫时而响在耳畔：“将吃里扒外的队员统统开除！”
陈培德睡不着觉，只得信马由缰地想下去，想甲级联赛以来发生的一桩桩怪事，想中国足坛的件件丑闻，想黑哨假球。黑哨、假球肆无忌惮地在摄像机镜头下出现，丧心病狂地在亿万球迷的眼前表演，这不仅是对足坛公平、公正、公开的挑战，也是对足球良心的挑战。“5.19”黑哨之后，出现“甲B五鼠”案，视而不见的话，腐败将愈演愈烈，甚至会像下山的猛虎扑下来，在中国足坛泛滥成灾，不可遏制！
阎世铎的“杀无赦，斩立决”没有伤到黑哨和贪官的毛发，重罚的只是俱乐部、教练和球员。“刑不上大夫，理不下庶人。”封建王朝九十年前就灭亡了，封建意识却阴魂不散，左右着现实，阎世铎的刀只对下“斩”，而不对上“杀”，足协明明是群团组织却成了霸王，俱乐部和教练、球员却成了他们的奴仆。足球成足协的王国，不论怎么处罚不公，下面的人都没有申诉和申辩的权利。裁判成了“小德张”，可以大肆受贿赂，可以大吹黑哨，可以耍弄球迷。
有人说，中国足坛的假球黑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实自从有足球比赛和比赛规则，就有了违背规则的假球黑哨，只不过那个阴影或大或小，或重或轻，或明或隐罢了。20世纪80年代前，假球黑哨的背后没有黑手，没有金钱交易，动机单纯。1984年，在第一届中国足协杯第二阶段比赛中，安徽与福建在复赛相遇，胜者不仅不能晋甲级队，而且要在第三阶段与强手八一队相遇。当比赛将要0∶0结束时，安徽队出人意料地踢进自己球门一个球，当福建队恍然大悟向自己球门发起猛攻时却迟了，安徽队已将他们的球门封住了。最终安徽队为失败发出胜利的欢呼。
第一桩轰动全国的假球事件发生在1998年，被媒体称为“隋波事件”。这时已牵涉到收买球员的问题了。甲B联赛第十六轮，陕西国力以2∶3败给云南红塔。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力队主教练贾秀全气愤地说：“个别队员表现奇怪，场外东西很多，防不胜防。”记者问是哪名队员时，贾秀全脱口而出：“3号隋波。”此事在媒体披露后，掀起轩然大波，中国足协派人赴西安、昆明等地调查取证，查到有一录有巴西华人王素徽收买国力三名巴西球员的电话录音。年底中国足协公布调查结果：收买企图没有得逞，“隋波事件”是媒体炒作的，录音带不具备法律效力。这起假球事件不了了之。1999年初，二十六岁的隋波留下一封公开信退役。他心绪黯然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吃碗足球饭，结果还是被砸了饭碗。
“隋波事件”之后，假球在中国足坛不仅没断过，而且愈演愈烈，由收买个别球员到收买整支球队，由被动收买到主动贩卖，中国足球的名声愈来愈臭，叫骂中国足协的声音越来越高。之后又发生冲甲A成功的辽宁天润队以2∶4大败成都五牛队，使得成都五牛保级成功。“重庆红岩在与云南红塔队比赛中军无斗志，不求进取。”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中国足协不得不以“消极比赛”为由，停止了辽宁天润队主教练王洪礼和重庆红岩队主教练陈亦明的执教资格，同时吊销了他们的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证书。这是中国足球史上对教练员的最严厉的处罚。接着又发生了轰动全国、臭名昭著的“渝沈事件”。每一事件的真实内幕都没有真正揭开，所有查处或不了了之，或仅仅处罚几位当事人，从而使得假球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丧心病狂。
黑哨在浙江发生了，假球也在浙江发生了。陈培德反复思考着该怎么办？管还是不管？不管完全说得过去，甲B联赛是中国足协组织的，执法裁判是他们派的，对地方体育局来说，只要不发生球迷闹事或踩踏事件也就没有责任了。可是，假球黑哨出现在他的辖区，而且都与浙江绿城有关，事情出现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
陈培德怎么也当了二十来年厅局级官员、八载的体育局长，官场上的游戏规则他懂，体坛的潜规则、足坛的行规他也懂。八年意味着什么？可以让一位没有学位的人拿到最高学位——博士！也可以让一个门外汉变成老油条，能够自如地应付一切，可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陈培德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道足球的天塌下来有中国足协接着，砸不到浙江省体育局的头上，也砸不到他陈培德头上。他知道此事在其他省市也发生过，当地体育局像看着一只苍蝇从自己房间嗡嗡飞过，挥挥手，甚至怕把自己的苍蝇拍弄脏了。这事管好了没功，管差了有过，打着狐狸是别人的，打不着狐狸惹自己一身骚。
别人可以不管，陈培德却不能不管。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责，当官的人要为没当官的人负责，有权的人要为没权的人负责，他不能对“5.19”黑哨、“甲B五鼠”假球熟视无睹。不管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更不符合父母对他的期望——正直、质朴、奋进、勇于担当。
陈培德从政二十多年，两件事没忘，一是机关门口上那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二是做舅舅那样的官。
舅舅十几岁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他逃离了腐败无能的国军，投奔到了新四军。一次，舅舅所在部队被敌人围困七天七夜，弹尽粮绝，仍然顽强战斗。后来，多处负伤的舅舅突围了出去，没有溜回家，而是执著地寻找部队和组织。他被组织上派到江苏地方武工队任指导员时，英勇善战，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悬赏五百块大洋买他的人头。那个年代共产党是什么？是鱼，人民群众是水！百姓冒着杀头的危险保护了舅舅。舅舅要是像现在的贪官那样，别说五百块大洋，就是一文不给，老百姓也会把他交出去的。
厦门解放后，舅舅要求辞官回乡，伺候老母。他被任命为晋江县粮食局局长。
舅舅从来没有官样儿，也从来不端官架子，穿一身渔民穿的粗布衣服，站在百姓中间根本分不出孰民孰官。舅舅一直坚守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坚守着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自己的责任，在舅舅的心目中，人民群众的事儿就是天大事。
如果舅舅还活着，肯定会说，培德，当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你身为局长不像坚守阵地那样坚守自己的责任，而是明哲保身，躲得远远的，还有没有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党的领导干部都这样的话，我们党还能执政下去吗？
如果父亲健在，肯定会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陈培德打开笔记本电脑，给阎世铎写信。他认为阎世铎到足协时间短，对足坛了解不深，不论作为朋友还是地方体育局长都应该如实向他汇报情况，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他相信，凭着党性去做，凭着良心去做，阎世铎会理解的，会明白的，会看得清的。
他跟阎世铎相识多年，也算得上朋友了，在一起时常常有种志同道合的感觉，给他写信算不得突兀。他真心希望阎世铎能痛下决心，整治足坛腐败，否则中国足坛真就烂掉了，全国球迷的心也就伤透了。
陈培德的手指尖在键盘上流畅地跳跃着，一行行仿体字出现在屏幕上：
阎世铎副主席：
正当国足在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上谱写中国足球史上最光明的一页，中国球迷以至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国足球新世纪的新曙光而欢欣鼓舞，欢呼雀跃的时候，国内甲B联赛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演绎中国足球史上最黑暗最肮脏的一幕。光荣与耻辱并存，光明与黑暗同在，形成最强烈的反差。执著的球迷被愚弄，善良的国人被欺骗，圣洁的体坛被玷污。这是中国足球的奇耻大辱，天理难容！不严加惩处不足以平民愤！
甲B的肮脏交易并非偶发，更不是始发，而是由来已久。它早就暗藏于整个赛季的全过程，操作于俱乐部制运作的全空间。足球的腐败是全时空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假球、黑哨、赌博，金钱成了中国足球转动的唯一动力；水平最低，收入最高，问题最多，中国足球已成为中国全部运动项目中最独特的一类。国人用“想劳累，去旅游；要生气，看足球”来表达对足球的痛恨。长此以往，中国足球只能走向更加黑暗的深渊，只能豢养更多的足球流氓、富翁，葬送更多的年轻人。
中国不能没有足球，中国不能这样踢球。为了足球魅力无限的转动，应该立即停止今天足球的逆转。中国足协从现在起，应该一手抓备战世界杯，一手抓足球的整顿。首先宣布今年的甲B联赛无效，然后果断地“休克”明年的各类职业联赛，从对甲B治乱入手，对整个足球改革进行全面反思，从体制到机制，从足协到俱乐部，进行全面扬弃。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直至足协官员，进行全面整顿。
世界杯不会牵扯中国足协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中国足球的骄傲不在世界杯开赛之后，而在世界杯开赛之前，中国足协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抓足球的整顿。只是担心中国足协能否担此重任，只缘足协“身在此山中”，难脱干系。并且惩治足球的腐败光靠足协的章程是不够的。中国没有《足球法》，而《体育法》也不能把足球的腐败分子送上法庭，必须司法介入，必须运用《刑法》。
……
陈培德写得酣畅淋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足坛打假扫黑风暴还未兴起，陈培德已设计出一整套作战方案：打假（抓赌）、扫黑、反腐（反贪），列出了每一战役的重点。可以说，陈培德的目光是准确的，极具前瞻性的，九年后，中国足协的高官纷纷落马，印证了他的“足协身在此山，难脱干系”的预测，也印证了反腐不依靠法律不行。
“甲B五鼠案”的第二天，沈阳五里河体育场，随着结束的哨响起，全场沸腾。五万多球迷站起来高唱《五星红旗》和《歌唱祖国》。中国男子足球队以1∶0胜阿曼队，四十四年来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决赛圈，实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梦想！
阎世铎像一代伟人似的庄严宣布：“中国男足从此站起来了！”
多少代人的梦想，在他这一代足球掌门人手里变为现实。在这个要结果不要过程、讲政绩不讲代价的时代，作为一位正司职的领导干部能有如此辉煌的政绩理所当然地应该自豪，应该骄傲。阎世铎如日中天，灿烂的阳光照亮着前途。可是，不论多么热烈的阳光都有被乌云遮住的时候，足坛乌云是腐败。
腐败的足坛能撑得住辉煌么？龌龊的平台能立得住政绩么？
陈培德回杭州后将起草的信交体育局党组讨论，得到认可后，传真给了阎世铎。
信发出三天后，没得到回音。陈培德有点儿失望，有点儿沮丧，可是他不甘心，又以浙江省体育局的名义将信传真给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几天后，陈培德在与阎世铎通话时，阎世铎说：“你写给袁伟民局长的信已经转交给我，他嘱咐了，要重视这件事。”
10月13日，在沈阳召开的中国足球甲级俱乐部第二次总经理联席会议上，阎世铎说：“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欺……如果中国足协在这个时候连这么一点勇气都没有，我们对得起那些真心想搞好中国职业联赛的俱乐部吗？我们对得起全国广大球迷和社会各界吗？我们还有资格坐在这里吗？在这次事件发生后，我们很高兴看到浙江绿城俱乐部和江苏舜天俱乐部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浙江体育局和江苏体育局的领导对俱乐部也提出了要求。”
接着，阎世铎凛然表明足协态度：“一、此风不刹、遗患无穷，此次不打、民意难平。这次乃至今后对这类事件不管涉及谁、涉及哪家俱乐部，不管涉及多少人、多少家俱乐部，都必须严肃处理。二、乱世须用重典、矫枉难免过正。在这次事件中，首犯必办，胁从必究，涉案必罚……”
10月16日，中国足协对甲B最后两轮不正常现象作出中国足协有史以来最重的处罚：
一、 除上海中远队外，其余队一律取消本年度升入甲A联赛的资格；
二、 取消9月29日，成都五牛对四川绵阳；10月6日，江苏舜天对成都五牛、浙江绿城对长春亚泰，三场比赛国内球员的2002年注册资格；
三、 取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以上三场国内球员2002年和2003年的转会资格；
四、 取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2002年、2003年的甲乙级联赛参赛引进国内球员的资格；
五、 给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在上述三场比赛中执教的国内主教练以停止2002年赛季工作一年的处罚；
六、 取消四川绵阳参加2002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的资格，降为乙级；
……
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
“甲B五鼠案”所有上场球员不论参与不参与假球统统停赛一年！
舆论哗然。
足协连续收到几封注明内有“炭疽粉”的信件。
第一个站出来喊冤的是王锋，2001年年初他从大连实德转到四川绵阳，前后耽搁半年时间，如果再停赛一年，他的足球生涯有可能断送。他愤怒地说：“我没踢假球！我在场上是前锋，而且首发上场三十分钟后被换下，因这个还跟教练吵了起来。我感觉自己在场上表现很好，对方李红军被红牌罚下就是因为我的一次突破。最后我在场下看着比分逐渐成了11∶2。我绝对不能不明不白地被停赛一年，绝不能就因为阎世铎一句话就废了我的一生。”
他还说，他为足球付出了青春，在别人读书的时候，他梦想着足球事业的辉煌，梦想着国家队，梦想着欧洲五大联赛。
可是，他不断地与足协联系，足协就是不理他。这位二十五岁的球员还是被无情毁了，最后在大连开了一家酒吧：11∶2时尚吧。
像王锋这样受牵连的何止一个？
媒体披露，“甲B五鼠案”让国家领导人气愤，批评了体育总局的领导，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指示国家体育总局严查。
“甲B五鼠案”发生的第三天，袁伟民批示：打假需要重拳。这次乃至今后对这类事件不管涉及谁、涉及哪家俱乐部，不管涉及多少人，多少家俱乐部，都必须坚决严肃处理。首犯必办，胁从必究，涉案必罚。
阎世铎代表足协的表态与袁伟民的批示完全一致，只增加一句话：“乱世须用重典、矫枉难免过正。”
无论国家体育总局还是中国足协都没有严查，而是“严办”，像过去的严打一样从重从速地处罚了五家俱乐部。
处罚下达后，陈培德彻夜无眠，“甲B五鼠案”怎么画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令人难以诚服的句号？尤其是在被处罚的六十一人中，绿城占十三人，超过五分之一！阎世铎不是表扬浙江绿城俱乐部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吗？处罚的怎么比其他家还重呢？足协怎么不认真调查就处罚了呢？绿城仅仅几个队员卖球，怎么所有上场的队员都处罚了，这不是滥伤无辜吗？
第二天一早，陈培德就给宋卫平拨一个电话：“宋总，这个处理决定你能接受吗？”
绿城初涉甲B还不到半年，连续遭受两次严重处罚。“5.19”的委屈、“10.6”的窝囊，宋卫平能撑得住吗？宋卫平是浙江足球界的功臣，不仅让浙江拥有了第一支足球甲级队，而且在2001年创下历史性的突破——浙江足球首次打进全运会决赛圈，绿城的乙级队在联赛中也进入了四强，青年队在联赛中进入八强。
陈培德担心宋卫平一气之下撤离足坛，不玩了。那样不仅是浙江的损失，也是中国足坛的损失。
“陈局长，我能接受，您放心，我不会趴下的。”宋卫平的声音绵软无力，不过特别清晰。
陈培德略有放心，也许宋卫平跟自己一样，也度过了一个痛苦的、思绪万千的不眠之夜。
陈培德知道宋卫平是一门大炮，随时都可能放炮，临挂断电话时，他不放心地叮嘱一句：“在这个时刻，一定要保持冷静。”
没想到最先不冷静的是浙江体育局副局长、兼浙江省足协主席杜兆年，他操着浓重的绍兴口音走进陈培德的办公室，“中国足协想处罚谁就处罚谁，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他满腹的愤怒跃然脸上。
杜兆年比陈培德小两岁，留着平头，发丝乌黑。他是篮球运动员出身，身高一米九十多，性格直爽。他跟陈培德搭班子已八年了，彼此了解而亲密，和谐而默契。
杜兆年是从浙江上虞农村走出来的，上小学时“鹤立鸡群”，高出同学一大截，脚也跟着狂长，新鞋穿在脚上没几天就小了，搞得总为没鞋穿而发愁。1963年，十八岁的杜兆年身高已经蹿到一米八八，比同学们高出两三头。那年，省篮球队的教练去学校选拔苗子，一眼就相中了他。于是，从没离开过上虞老家的杜兆年挑着扁担，穿着家里做的布鞋来到了杭州。农村的孩子肯付辛苦，球技突飞猛进，他很快成为主力队员。退役后，他从副领队干起，当过副处长、体育运动学校校长、省体委副主任兼训练大队大队长。陈培德到体育局后，杜兆年分管训练、竞赛、科技、教育、外事，还兼任浙江省足协主席。
杜兆年对足球有点儿看不懂了。他不明白中国足协为什么今天处罚这个，明天处罚那个，怎么就不处罚他们自己？甲B联赛是他们组织的，执法裁判是他们派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难道他们自己就一点儿责任都没有？他们有什么资格像探照灯似的照来照去，把灯光打在别人身上？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灯下黑”么？什么时候，中国足协将探照灯换成一面镜子，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陈培德和杜兆年商量了一下，决定召开党组成员碰头会。
在会上，陈培德神情严肃地说，“党和人民选择我们担当此任，创造成绩和净化环境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两项责任，我们要讲真话，这是党对每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起码要求，如果讲真话都需要勇气，那只能说是党风官风世风的悲哀。在此危难之际，浙江体育局没有理由不作为，没有理由在球迷呼吁和期待真实的足球比赛时无动于衷。为此，我们要召开一个媒体座谈会，表明自己对中国足协处罚的态度。”
副局长李云林说：“我赞成陈局长的观点，我们不能这样沉默。”
李云林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是从共青团省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转业到省体育局的。四十出头的他，典型的江南相貌，气质干练，分管群众体育。他与陈培德在一起工作了六年，对陈培德的工作特别支持。
上午，媒体座谈会在浙江省体育局十六层的多功能厅召开。
陈培德神态凝重，面对数十家媒体的记者宣读了《浙江省体育局对中国足协处罚决定的表态书》。他强调四点：一是对中国足协对甲B联赛中出现的不正之风进行严厉处罚表示支持。二是赞赏“乱世用重典”的态度，但认为只能对查有实据的违法乱纪者施用重典，而不应错伤无辜。三是希望中国足协能以此为开端，把反腐败的重点放在查处违纪违法的足球官员和执法裁判员上，从源头上根治足球的腐败。对触犯刑律的腐败分子，应诉诸法律，“杀无赦，斩立决”，以儆效尤。四是希望这次处罚不是足球界反腐败的结束，而是开始。
宣读完毕，陈培德言犹未尽，提高嗓门大声说道：“浙江省体育局认为，在处罚的五个俱乐部中有我们浙江的，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出来说话。我认为，中国体育至今还是反腐败的处女地。体育界反腐败应以足球界为突破口，足球界反腐败应以甲B联赛为突破口，甲B联赛应以绿城为突破口。足球界的反腐败应该确立三项目标：打假、扫黑、反贪。打假的对象是俱乐部，扫黑的对象是吹黑哨的裁判，反贪的对象是足协的官员。可是，中国足协只字不提少数官员的腐败，只字不提裁判的黑哨问题，对此我深表遗憾。假球与黑哨是一对孪生兄弟。队员问题、俱乐部问题只能说是表层现象，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我敢贸然地问一句，八年足球联赛下来，裁判界的败类收受的不义之财，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大案来查？”
陈培德仗义执言，说得明白。
陈培德已五十八岁，再有两年就要离任了。他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又有点儿牛车上坡越来越吃力。他感到纳闷的是中国体坛已腐败到这种地步，居然还是一块反腐败的处女地，从没有贪官污吏落马，也没有大肆受贿的黑哨受到法律制裁，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体育界潜在着腐败利益共同体和保护伞，他希望能在自己离任时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保持沉默不是积极的态度，观望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党中央鼓励讲真话，反对讲假话、空话、套话和大话。我相信自己的言行与党中央反腐倡廉是一致的，中国足协肯定也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我对阎世铎和足协领导有信心，对裁判界的主流也有信心。如果我沉默，那就意味着我彻底失望了。”
事后，有好心人悄悄问他，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捅这个马蜂窝，难道就不怕被马蜂蜇吗？
他用哲学来解释：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我和浙江省体育局以至全国体育界，对中国体坛的不正常状况观察已久，不满已久，爆发是必然的。不过，“甲B五鼠”要是没有浙江绿城的话，浙江省体育局也可能不会站出来说话，这是偶然。
也有人觉得陈培德的言词“过激”，说的话与身份不符。陈培德却认为，对有猫腻和垃圾的地方，就该掀一掀，晒一晒。
还有人认为，陈培德八成是疯了，全国几十位地方体育局长，哪个不知道足坛腐败？哪一个又不对中国足协毕恭毕敬？陈培德居然提出了打假、扫黑、反贪三大目标，将反中国足协内部的贪官作为重中之重，这不是对中国足协地位和尊严的挑战吗？
浙江省体育局的表态、陈培德的讲话像劲风刮起，愈刮愈猛。
浙江的打假扫黑行动引起了世界足坛的关注，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致函中国足协，表示亚足联愿意在中国打击贿赂、腐败、暴力及假球方面给予协助与合作。
中央电视台等强势媒体将镜头对准浙江，嗅觉灵敏、动作迅速的《新闻调查》派记者徐慨和罗陈赴杭州采访。
陈培德对记者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绿城交出黑哨的证据，浙江省体育局向中国足协反映，向国家体育总局报告。如果他们支持，浙江省体育局就积极配合他们打假扫黑；如果他们不作为，我们就通过《新闻调查》揭黑。
10月31日晚8时，宋卫平和绿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沈强风尘仆仆走进浙江省体育局十四层的小会客室。他们刚从北京回来，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赶过来接受徐慨和罗陈的采访。陈培德怕宋卫平有顾虑，有些话不说，主动陪同采访。
宋卫平微笑着，眼睛眯着坐下，突然发现摄像机的镜头像只不眨动的眼睛对着自己，警觉地对记者说：“不要录像吧，还是先聊聊。”
陈培德看了看徐慨、罗陈，对宋卫平说：“宋总，今天请你来是想听听你诉苦。大家都想为净化足坛环境尽绵薄之力。可是，如果大家有苦都闷在心里，不敢讲，不肯讲，不想讲，那么足球的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劣。”
宋卫平笑眯眯地看着陈培德，没有说话。
徐慨和罗陈采访经验丰富，他们不急不躁，耐心地望着宋卫平，等他开口。
陈培德见宋卫平不想说，只好接着说：“搞一个球队不容易。每当跟宋总谈起足球，他总是热泪盈眶，有倒不完的辛酸与苦衷。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大家坐在一起听宋总说说。”
陈培德说罢，满怀期待地看着宋卫平，不再说了。
宋卫平清楚陈培德让他说什么。他有顾虑，不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足坛丑恶与腐败一股脑儿说出来，那样不仅会得罪中国足协和裁判，甚至还会得罪其他俱乐部，绿城刚迈进甲B的门槛，弄不好会四面楚歌，在足球圈混不下去的。
可是，陈局长已把球踢到他的脚下，不接不合适，略思索一下说：“我非常赞成、拥护陈局长的讲话……即便是这样，哪怕是中央电视台，讨论这个话题，我还是有一些先决条件。”
他看了看大家，一边思考，一边说，“中国足坛的许多毛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包括队员、裁判员、足球官员，他们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牵扯面之广、涉及人之多是很难想像的。如果把这个底翻出来，恐怕谁都负不了这个责任。国际足联很有可能因此而取消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的资格。”
说到这儿，他停了下来，眯着眼睛看了看陈培德和记者。他的意思很清楚，怕的是把这些“黑”揭出来谁都承担不起。这可能是记者没有预料到的，彼此看一眼，没有说话。
陈培德接过话来：“这个担心大可不必，就拿游泳来说，中国也出了好几例兴奋剂事件，国际泳联也没有禁止中国参赛。这样的顾虑可以打消。”
陈培德这句话让宋卫平没路可退了，他沉吟片刻，一字一句地说道：“陈局长，像你这样的体育局长站出来反假球黑哨是从来没有过的。可是从中国足协处理甲B的结果可以看出，他们不想彻底解决问题。即便有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介入，能不能撼动中国足坛，这还是个未知数。”
应该说，宋卫平的担忧不无道理，谁敢保证这样做就能撼动中国足坛，能从根本上解决黑哨、假球等丑恶现象？会议室的空气似乎稀薄了，时间有点凝固，空间像被格式化了似的，没有了动静。
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少体育官员？难道只有陈培德发现了假球黑哨，其他的人都一无所知？为什么，全国几十个省市的体育局长，只有他一人呼吁扫黑反贪？难道其他局长在足球上都是门外汉，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肯定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足坛烂到这种地步，原因种种，既有体制的，也有人为的，这是一潭深不见底的水，谁敢贸然跳下去？
陈培德知道黑哨和假球只是足坛腐败冰山的一角，也知道腐败与反腐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相信正义总会战胜邪恶，相信那个发誓要献身中国足球的阎世铎会支持他的，他还相信新闻媒体也会站在这一边的。
陈培德说：“我们商量过了，如果能拿到证据，先向上级反映。他们要是支持的话，我们再进一步配合；他们要是拒绝的话，我们就曝光。出现什么问题，我来承担责任。”
“谈这个问题我肯定有顾虑。我想知道，我这一脚传球能不能构成杀机。构不成的话，我只能退回中场。”宋卫平实实在在地说。他希望足球能回归青山绿水，希望自己的传球能直破球门，但这只是希望。
“你这一脚传球，能不能构成杀机，关键是看你的料有没有杀伤力。如果你的料没有杀伤力的话，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记者罗陈接过来宋卫平的球，传了回去。
“把这些东西全捅出来，会令人十分震惊的。这有点儿像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央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派了那么多的人才解决。我们这几个人肯定是不行的，”宋卫平摇了摇头，停顿一下，又说，“对这次调查，我们会积极配合的，可以给你提供百分之七十的内容。我们大不了今后不搞足球。应该说，中国足坛几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假球、黑哨是众人所恨的。四川绵阳俱乐部讲，每一轮都有假球，我说每一轮都有一半以上的假球。做假球的有几条线，有队员的、俱乐部的、赌球的……甲B是这样，甲A也是这样。”
“你说了那么多，有没有什么数字，足坛究竟黑到怎么程度？”罗陈反叫宋卫平一板。
宋卫平没退路了，也只好说下去了，“在甲B，做过裁判工作的比赛有几十场，大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给裁判送钱有一个基数，每场六万元，关键场次提高三倍至五倍。”
“你有证据吗？”记者问道。
“给裁判送钱肯定不会有第三者在场。这样的话，有人说给他送了钱，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瞎编。举个例子，我们与中远的一场球，在比赛中，我把那场停下来，看了裁判一眼。那个裁判是拿过我们好处的。但他的意思是，这是客场，我得照顾主队。这一点我们也理解，但他吹给中远的那个点球实在是太过分了。那个球中远队攻到禁区，我们的守门员抢先把球拿住，这应该是个好球，裁判却判我们犯规，送给中远一个点球。赛后，我托人带信给他，别忘了，在杭州你得到过我们的好处，为什么客场这样吹？他打电话解释。我说，电话里不说，以后到杭州再说……我们可以找这个人。”
绿城对中远的比赛，中远的主场，“守门员抢先把球拿住”、裁判罚绿城一个点球，尽管宋卫平没点名，凭这些要素也就知道是谁了，即便当时猜不到，查一下2001年甲B赛程和执法裁判也就知道，他就是北京的龚建平！
宋卫平越说越没顾虑，越说越放松，他说：“裁判吹了三四年，几十万、上百万，有的几百万。如果要抓几个裁判太容易了，但这涉及面太广……我们在整个赛季二十二场比赛，只有几场没做裁判的工作，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场次是干净的。”
“十一个主场，只有两场球是干净的。”坐在门边的俱乐部总经理沈强插话说。
陈培德气愤了，足坛怎么会腐败成这个样子？难道阎世铎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他作为足协专职副主席怎么会不管？
宋卫平直截了当地问：“能不能我们掀桌子，让阎世铎来扫除垃圾？不知道他能不能下这个决心和我们一起搞。”
宋卫平言之有理，一个足球俱乐部、一个地方体育，怎么管得了中国足坛的腐败？此时此刻，阎世铎的态度至关重要，他是中国足坛的掌门人，他不动别人再摇也没用。
陈培德信心十足地说：“阎世铎的工作我来做，我要说动他。”
陈培德对阎世铎两度失望，可是仍然认为阎世铎是可以相信的。对“5.19”和“甲B五鼠案”处罚不公，那不是他有意那么做，而是不了解情况，对问题缺少正确的认识。陈培德看一下表，已是22时30分，这时间给阎世铎打电话是否不合适，会不会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跟他通报，再说带着这么个悬念谁能睡得着觉呢？陈培德是个急性子，办事讲究雷厉风行，他起身去隔壁办公室给阎世铎打电话。为将阎世铎的看法和态度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宋卫平他们，他让体育局办公室主任郑瑶过去记录。
电话拨通了，阎世铎还没有睡，很是热情。陈培德如实通报了宋卫平的想法。阎世铎没有感到惊讶，平静地说：“既然宋卫平说他给裁判送了钱，裁判也收下了，那么就说明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的交易是存在的，而且还不会是个别现象。”
陈培德为让郑瑶听清对话内容，特意把阎世铎的话重复一遍。
阎世铎又说：“处理‘黑哨’必须有证据。只要证据充足，足协一定会按行规来处理的，决不袒护，构成犯罪的，足协会移交给总局，总局会移交给司法部门。为了让调查能够更好地进行，媒体在现阶段不要介入。”
陈培德和郑瑶回到小会议室，向大家通报阎世铎的态度。
宋卫平听后笑了笑，不置可否。其实，他和阎世铎谈过此事，虽然没像今天谈得这么深入，大体情况也都说了。在足球圈，许多人都认为阎世铎不好琢磨，比如他称呼球员为“同学”，跟记者叫“哥们”，与俱乐部老总称兄道弟，看起来亲密无间，可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开玩笑的话声还没落地，突然就拍桌子，瞪眼睛了。
陈培德见宋卫平有点儿犹豫，劝道：“宋总，阎世铎在足球圈子里是干净的，在复杂关系中是超脱的，不像那些老足球，老江湖，是可以信任的。我已经跟他约好了，明天我和你去北京，咱们三人对此事好好商量商量。”陈培德转过身，抱歉地对两位记者说：“阎世铎希望媒体先不要介入。你们先回去吧，等我们谈完后，需要介入时再通知你们。”
2002年11月1日中午，一架波音737呼啸着冲入云层。
陈培德本想在飞机上再做做宋卫平的工作，让他把证据交出来。又一想，在没见到阎世铎之前，说什么都等于零。算了，还是想想怎么跟阎世铎谈吧。凭他的了解，阎世铎应该能支持打假扫黑，肯不肯挂帅却不好说。
此行意义十分重大，他无论如何也要说服阎世铎扛起这杆扫黑的大旗。
深秋，北京的天气已有些凉了，树叶还绿，可是生命已濒临终结，叶子的边缘已枯黄。
下午15时30分，阎世铎出现在陈培德他们入住的宾馆，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身着深灰色西装，没打领带，还是那么精神抖擞，生机盎然。
握过手后，阎世铎对宋卫平说：“我今天特意穿这件西服来，想跟宋总表明一下我和陈主任的关系。”
体委改为体育局已多年，阎世铎还习惯于称陈培德为“陈主任”。他穿的那件西装是当年到杭州起草《2001～2010年中国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陈培德送给他的礼物，被他称为“纲要服”。
阎世铎的一件衣服就把陈培德心里隐约的不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他感到阎世铎还是那个阎司长，还是那位可以推心置腹的小老弟，还可能像过去那样无话不谈。
宾主落座，直入正题。
陈培德开门见山地对阎世铎说：“阎主任，我今天是陪宋总来的，他想知道你对这场打假扫黑行动的态度。宋总手里可是有黑哨的证据的，不过阎主任要是不给个说法是不能拿出来的。”
接着，陈培德又跟宋卫平介绍道：“阎主任过去是政法司的司长，很有理论水平，后来当办公厅主任，为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改善中国足球的环境，受命于足球危难之时。他在足球圈子里是干净的，在复杂关系之中是超脱的，是当今足协最可信赖的领导。”
也许陈培德的介绍让阎世铎很受用，他儒雅地微笑着，默默地看着宋卫平。
宋卫平脸上挂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眼睛眯成两道缝，不动声色地边观察边揣摩着阎世铎。
在甲B联赛最后一轮比赛前，宋卫平与其他三家俱乐部的老总奉命进京，他和阎世铎有过将近两个小时的单独谈话。他坦率地讲述了绿城俱乐部受大环境的影响，采取过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他希望阎世铎能有所作为，遏制日益泛滥的足坛腐败。
那次，他越讲越来气，最后还愤愤不平地说：“联赛如果不能公正对待绿城，我会把桌子掀翻，让大家都看个明白，足坛到底有多么肮脏。”
可是，接下来的联赛，黑哨假球不仅没有被遏制，反而更加明目张胆了。他不清楚陈培德所信赖的阎世铎到底是怎么想的，管还是不管，真管还是假管，是管不了，还是不想管，抑或是等待时机？
似乎官越大越复杂，越复杂就越深不可测。
尽管陈培德与阎世铎是同级官员，想法却简单明了，希望阎世铎给宋卫平一粒定心丸，让他放心大胆地讲出证据。阎世铎像处理“甲B五鼠案”那样大刀阔斧地“杀无赦，斩立决”，在足坛反腐上大有作为。他希望阎世铎能力挽狂澜，能拯救中国足球。
阎世铎似乎发现宋卫平的笑眯眯中隐含着不信任，因此他不谈打假扫黑，不谈“甲B五鼠案”的处理，而是谈起自己怎么来足协的，到任一年多做了哪些事儿，为防止足协的官员涉黑涉贪进行了哪些必要的调整，采取了哪些措施。最后，阎世铎峰回路转，言归正传，理直气壮地说：“大家都说联赛有假球，有黑哨，证据呢，证据在哪？没有证据，让我怎么管？”
阎世铎说得没错，没有证据怎么管？总不能凭猜测把哪个裁判给严惩吧？
宋卫平仍然笑眯眯地望着他，没有吱声。
阎世铎说得特虔诚，说得掏心掏肺，可是总给人一种在台上做报告的感觉，居高临下，官气盎然。他像戴着面纱的阿拉伯女人让人难以确认她的靓丽，甚至有点儿深不可测。
宋卫平能把企业做成杭州地产界的“老大”，必定有过人之处。这些年，他见过的官员多了，省部级的，司局级的，县处级的，怎么会轻易地相信一个人？何况自己是污点证人，行贿受贿同样犯罪，证据不仅对黑哨有杀伤力，对自己也有杀伤力。
陈培德，他信任，陈培德不仅是浙江的，而且人也没那么复杂，没那么深的城府。陈局长是真心实意支持绿城，支持足球，真心实意想打假扫黑。阎世铎呢，不仅衣着讲究，而且风度翩翩的，说起话来挺有水平，成语俗语名言警句，甚至于莎士比亚的话都像树上的花朵信手拈来，什么“桥归桥，路归路”，什么“杀无赦，斩立决”，什么“是和尚，都要剃光头”，什么“中国足球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的人，什么也不怕，输球也要输得干净”，什么“搞中国足球的工作人员应该像生石灰一样，越泼冷水自己越要热气腾腾”，什么“当爱情小船被浪掀翻时，让我们友好地说声再见”，说的事与爱情隔着一道天河，经他一说就居然天堑变通途，神不知鬼不觉就过去了。
“宋总，你说说吧。”阎世铎见宋卫平不吱声，说道。
“宋总，你承认你给裁判钱了，你给了哪些裁判，你给了多少钱，具体过程和细节都要写下来，不要只在媒体上说你给钱了，这还不够。”陈培德说道。
宋卫平不紧不慢地说：“教练的工作都是下面的人做的，详细情况还要找中间人了解一下。”
这是实话，不过可以用其掩饰一个真实的心态，他不想竹筒倒豆子似的将所有实情讲出来。
阎世铎颇有耐心地说：“那我等着你的证据。我会站在惩治足球腐败这一边的。你要相信中国足协，要相信我阎世铎，只要把证据交来，我肯定会一一查处。如果你们不相信中国足协，不相信我阎世铎，还有国家体育总局，总局上面还有党中央、国务院，总不能都不相信吧？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我不好办。”
阎世铎语气坚决。陈培德很兴奋，觉得阎世铎不仅有水平，而且为人正直，让他来当“打假扫黑反贪”的主帅是对的。
宋卫平看了看窗外，夜色已降临，转眼间两个半小时过去了。他提议下楼吃晚饭。
阎世铎说：“我到足协后，不少俱乐部的老总想请我吃饭，我都没答应，今天也不要破例了。”
宋卫平说：“人总是要吃饭的，我下楼买点儿三明治或汉堡包总可以吧？”
三人中，宋卫平年龄最小，跑腿的事自然非他莫属。他跑下楼去，不一会儿拎回三块三明治和三块糕点。三人就着茶水，边吃边聊。
宋卫平先是讲了一些俱乐部之间的不正常的交往，继而讲了俱乐部和裁判之间为某场比赛进行的交易。他最后说：“我回杭州准备一下，交给中国足协。”
陈培德喘了一口气，笑了。这趟北京没有白来，打假扫黑总算有了突破性进展。
晚八时许，阎世铎离去，走前再次叮嘱：“陈主任，这件事先不要向媒体披露，免得媒体炒作。”
阎世铎走后，宋卫平对陈培德说，回去后，我先交两个裁判的证据，其中一个是北京的。
这个北京的裁判是不是龚建平？
陈培德喜出望外，只要有了证据，打假扫黑就会进入新阶段，过不多久足坛的污泥浊水就会浮出水面，并被清理出去。
回杭州后，宋卫平没给陈培德打电话。
陈培德从北京回来之后，体育局班子成员还特意开个会，他将北京之行的情况作以通报。他自信地说，我和阎世铎进行了面对面地沟通，彼此增进了了解，同时打消了宋卫平的顾虑，他准备近日就交出证据。
说是说，做是做，真行动，还得三思。宋卫平毕竟是位有文化、懂法律的人。从北京回来后，他也许有些后悔，交出裁判受贿的证据也就等于交出自己行贿的证据，这样绿城足球俱乐部必须被牵扯进去。他是俱乐部的老板，他不同意钱是流不进裁判腰包的。这等于放一炮，炮弹在空中绕一圈儿，在自己脑顶爆炸，这样是不是太蠢呢？
发发牢骚，泄泄怨气这都没关系，证据怎么能随便交出去呢，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一位坐拥数亿资产的商人冒坐牢危险去证明别人有罪，哪能像阎世铎那样喊几声“杀无赦，斩立决”那么简单？
足坛腐败路人皆知，可是只听到辘轳响，不知道井在哪儿，多数人只是猜测，或者看到一些表象。在浙江，知道“井”在哪儿的，唯有绿城和宋卫平知道。宋卫平不开口，不交上证据，打假扫黑反贪就是干打雷不下雨，即便放出炮是空炮。为了打消宋卫平的重重顾虑，陈培德当着宋卫平的面对阎世铎说，“对提供证据的人必须要保护。”阎世铎表示赞同。
宋卫平会相信吗？证据一旦交出来，他就失去主动权了，不论后果如何都要自己埋单，石头砸在自己的脚上，疼了肿了流血了也只有自己受着，所以这事得好好想一想。另外，把裁判供出去了，绿城在足坛上还混不混了？今后还怎么跟裁判打交道？
再说，钱是通过“中间人”送出去的，“中间人”若否认把钱送交到裁判手里，或裁判否认收了钱，最终查无实据怎么办？行贿受贿都是犯罪，数额大小不同，罪的轻重不同，比方说，绿城送给六裁判每人六万元钱，那么每位裁判受贿金额是六万，绿城行贿金额可就是三十六万了。裁判可能并无大碍，自己没准就进去了，岂不让世人耻笑？
宋卫平正蒸蒸日上，事业未竟，怎么能甘心跟那两个裁判同归于尽？何况他们还不见得能陪同自己同归于尽。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过，阎世铎可能不追，陈培德非追不可。陈培德做事认真执著，哪会功亏一篑，半途而废？
从北京回来不久，陈培德就催宋卫平交证据了。
宋卫平忧心忡忡地说，一想到把证据交上去了，裁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感到良心上过不去。
宋卫平说的是实话，别的裁判不说，就说那位北京裁判龚建平吧，他跟宋卫平是同届大学生，都是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的，他读的是足球专业。1982年从首都体育师范大学毕业时，北京南城二体校跟他一起踢球的哥们儿已踢进国家队，成了国脚，他却被从城里踢到了远郊，被分配到怀柔县的一所中学当体育教师。
三年后，龚建平好不容易才调回市内，可是生活艰辛，居住窘迫，一家三口人住在一间十二平米的偏厦子内，冬冷夏热。1989年，他和学体操的妻子一起调进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才分到一套五十六平米的旧房。
2001年，总算是苦尽甘来，命运终于露出了一脸阳光，龚建平晋升为国际级裁判，又从中学调回母校首都体育师范大学任教。他的家庭令人羡慕，妻子不仅贤惠，而且工作出色，女儿已经长大，将考大学。
宋卫平怎么忍心让龚建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呢？
陈培德说，你这样做不仅保不了那些裁判，也保不了自己。覆水难收，你的第一步已经跨出去了，没有退路了，只有大胆往前走了。
宋卫平无奈地说，具体的事情是小方办的，我让他去跟你讲一下细节吧。
11月8日，一位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怯怯地敲几下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办公室，像惹祸的小学生似的说：“陈局长，您还记得我吧，我是小方。”
陈培德打量一下来人，见他个头不高，长得白白净净，一件棕色的皮夹克套在上身，不仅没烘托出粗犷，反倒显得清秀。这个人有几分眼熟，在哪儿见过呢，想不起来了。
小方拘谨地看一眼陈培德，见他有点发蒙，说道：“我过去在咱们体育局工作，现在在绿城。宋总叫我过来。”
陈培德想起来了，他原来是摩托艇运动员，退役后在体育系统工作。后来绿城足球俱乐部成立后，把他借了过去。
陈培德一边请小方坐下，一边从写字台后面走出来，坐在沙发上。
“听说你在绿城负责做裁判的工作，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做的工作。当然啦，你不是决策者，不负主要责任，只是执行者、当事人。”
小方谨慎地说：“今年绿城是第一年踢甲B联赛，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其他俱乐部比我们多多了。陈局长，绿城是个受害者，是不得不做……”
“绿城为什么选你来做这事？”
“也许看我老实吧，宋总让我负责这个工作，我是不大情愿的。这种事风险挺大，交钱时都是一对一的，连白条都没有，搞不好两边受怀疑。我这人做事很尽力，开始的时候没人教，也不知道怎么做，只好琢磨着做。我从来没有贪污过钱，这点儿宋总是清楚的。”
俱乐部给裁判送钱，这在中国足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宋卫平早就知道这一潜规则，所以在聘请谷明昌为主教练时，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绿城不做裁判的工作。联赛刚打第一轮时，谷明昌就挺不住了，对宋卫平说，宋总，看来裁判的钱是不能不送了。
宋卫平没答应，坚持凭本事踢球，干净地冲甲A。
打到第二轮时，谷明昌焦急地说，宋总，主场的六万元“例牌钱”是一定要给裁判的，这钱是走遍天下都得给的，客场是对方给，跟我们没关系。这笔钱主裁拿一半，两个边裁各拿一万五。这是指获胜的情况下，如果打平了，可能减半。
宋卫平仍然坚持不给。
联赛进行几轮后，宋卫平发现绿城越来越陷于被动，冲甲A的希望眼看就要破灭了，内心深处陷入痛苦的矛盾与冲突之中。话说出去，2001年绿城要冲进甲A；要想冲甲A必须给裁判送钱，不送钱是不可能的。这一潜规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哪里是他宋卫平改变得了的？要想在这个圈里混下去就得按照规则来，洁身自好没法立足。
宋卫平明白了，裁判虽然不能完全左右比赛，但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之时，黑哨却可以干涉比赛的结果，比如在可判可不判的点球，看得见看不见的越位球上吹吹黑哨。别小看黑哨，不仅关系到冲甲A成功与否，甚至关系到球队的命运，俱乐部的收入。
陆俊说：“好的裁判吹黑哨，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宋卫平对黑哨的认识还不够“专业”，陆俊向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韦迪介绍黑哨执法秘诀时说：“如果要在比赛中照顾甲队，那么在乙队连续进攻时，在不是很危险的地方吹几次甲队防守犯规，表面看是向着乙队，其实乙队的进攻节奏已经被吹罚完全打乱，对甲队更为有利。另外，也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正常比赛判罚看上去都是照顾某队，但在关键的时候判给对方一个点球，这样也不会被发现。”
站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当所有的球队都做裁判的工作，那么不做的球队就要吃亏。对于浙江绿城这样的足坛新军来说，要想在甲B中立足，要想赢球，要想冲甲A，要想找回一点儿公平，那么只有低下高贵的头颅，入乡随俗，像其他俱乐部那样去做裁判工作。
宋卫平放弃了清高与自律，同意做裁判的工作。
潜规则也是规则，它犹如荒山野岭上被别人踏出来的羊肠小道，后者顺着道往前蹚就是了，只要不下道就不会走丢。甲B联赛都在周六进行，裁判们通常在周四赶到比赛所在的城市。裁判下飞机时，当地足协要派人去接。当地的俱乐部只要给足协打个电话就能摸清来的裁判是谁，住在哪家宾馆。对在圈子里混久的人来说，不难猜出这四个人哪个人是主裁，哪两人是边裁，哪一个是第四官员。
俱乐部要想自己做的话也很简单，假装去看看主裁，过去寒暄几句，走时把带去的包往沙发上一丢，或者放在茶几上就行了。主裁自然知道那包不是落下的，是你孝敬他老人家的。当他见到那一捆捆的钞票，还没等比赛，那颗本来就不公正的心就像天平似的找到了倾斜的方向。第二天，主裁、边裁都怀着倾斜的心出现在绿茵球场，有条件会吹黑哨，没条件创造条件也会吹黑哨。
当然了，在市场经济下，也用不着事必躬亲，许多事都会有人替你去做。俱乐部只要有态度和金钱就行了，哪怕你是个傻子，手里的钱都不会窝在手里送不出去的，它会像长着翅膀的小精灵似的钻进裁判的腰包。圈里人习惯于说“做裁判的工作”，其实裁判的工作是不需要你做的，会有人主动帮你做的。每场赛前，中间人就像鱼摊上的苍蝇似的出现了，他们的电话会一波波地打过来，我是这场主裁的朋友，他对你们球队的评价不错，你们如果出多少钱就会怎么样。这个电话刚挂断，又一个电话像空卡接龙似的打了进来，我是主裁的同学，他委托我跟你们联系。这些被称为“中间人”的人有的在体育界混过，有的是某位裁判的老乡、朋友或同学。假如你担心这场球能不能赢，他会说，你只要出多少钱，我保证你赢这场球。假如你担心这场球会输，他会说，我保证你这场球不输，只要你出多少钱就能摆平。每场比赛的重要性不同，中间人开出的价码也不同，对有望冲甲A的队来说，从第一轮到最后一轮，价码将越来越高，在最关键的赛场价码会高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有时俱乐部与中间人还会像在菜市场买鸡蛋那样讨价还价，俱乐部认为价码太高还可以砍砍价。当然了，中间人也还还价说，这场球很关键的，你出的价太低，做不了的。
中间人收钱后，往往会在一定时间内打电话告诉俱乐部“工作”进展情况，比如钱已经给了主裁，你们放心吧。如果俱乐部不放心，还可以给裁判打电话印证一下，当然不能直截了当地问主裁钱收没收到，只要你电话打过去，主裁就会心照不宣地暗示给你：钱他收到了。
事实上，钱并非裁判吹黑哨的唯一理由，有时他对这个俱乐部没有好感，收了钱也不见得就帮你的忙，甚至答应帮你，实际上却帮助对方，也有可能客观上帮你，主观上帮助第三方，比如另一支球队希望你的对手输，他会做裁判的工作，让裁判给你的对手吹输，或者不吹输，最多让他得一分。第三方还有可能赌球，赌冷门，想让你输。
绿城通过中间人做过几次工作，发现在比赛时裁判并没有帮忙。在绿城为主场对舜天的比赛前，绿城想做主裁孙葆洁的工作，结果遭到拒绝。这也是遭受的唯一的拒绝。
绿城与广州吉利比赛前，在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工作过的孙培彦说帮助绿城做孙葆洁的工作，于是绿城给了他七万元钱，其中有一万是劳务费，六万是“裁判费”。当绿城发现孙葆洁执法时没有帮忙，与孙葆洁联系。孙葆洁闻之大怒，说他不仅没收这笔钱，而且连中间人也没见过。
宋卫平觉得中间人是不可靠的，他们不仅拿了钱，还会误了事，他决定撇开中间人，在绿城内部选择一个专门做裁判工作的人。宋卫平认为，最好是送钱少效果好，比如赛前不送钱，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生日、结婚纪念日送一些钱，这样既做了工作，又拉近了感情。可是，这位专门与裁判打交道的人不好找，他不仅要办事稳重，精明强干，为人可靠，还要跟裁判搞好关系，并取得裁判的信任。他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在体育系统工作过的小方。
小方是个老实人，他不愿做这事，钱给了裁判，又不能打条子，到时候说不清道不明，弄不好两头遭怀疑。可是，小方又是一个比较好说话的人，尽管不想干最后还是干了。
陈培德对小方说：“你要主动配合宋总把证据交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你个人的表现非常重要。”
小方为难地说：“陈局长，我过去是搞足球的，跟裁判不熟悉。做这工作后也没做几场。如今，那些裁判都给我打电话，让我替他们扛一扛，有的还求我千万别出卖他们，他们混到今天不容易。可是，他们不容易，我也不容易啊，我替他们扛着，那就等于说那些钱让我贪污了……”
小方说到这里抬起头看了看陈培德说：“陈局长，宋总让我找证据，我不能不找。可是，我把证据交上来，就不能再在足球圈混了……我是从省体育局出去的，能不能让我回来，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
小方想让陈培德给他留条后路。绿城给裁判的钱基本上都是通过小方的手送出去的。小方在送钱时，裁判没给他证据，现在又让他搞到证据，这是不讲游戏规则，裁判怎么会不愤怒，怎么会不翻脸？小方知道这样做是要犯众怒的，要遭到圈里人唾弃的，从此他将臭名远扬，再不会有人跟他打交道了，在足球圈里没法混下去了。
要小方交出证据就不能不考虑他以后的生存。还好，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体育局，给他安排一份工作应该没问题。陈培德对小方说：“小方，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只要积极主动配合工作，交上证据，你的工作我会考虑的。”
小方喜出望外说：“陈局长，你放心，我会积极配合的。”
小方知道陈培德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局里不论谁有困难他都肯帮忙。前些日子，嘉兴市体校有位学生得了恶性淋巴肿瘤，他不仅带头捐五百元钱，还号召全省体育系统捐款。陈局长生病去卫生所输液，听人们说省体训一大队的后勤科长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爱人下岗了，女儿还在读大学。陈局长掏出三百元钱，托人转交给后勤科长的爱人。
小方相信陈局长会帮他的。
“好。材料什么时候能交？”陈培德盯着问。
“我回去就搜集，搜集好了就给您送来。”小方说完，轻松地离去。
两天后，陈培德作为浙江省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随团去广州参加全国第九届运动会。这届全运会让陈培德坚定了反腐的决心。
晚上回家，陈培德发现餐桌的饭菜已悄然发生变化，不仅比以往丰盛，而且每一盘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下就读懂了夫人李珍环的良苦用心，望着那菜那饭，又情不自禁地看了看夫人。她总是那么低调，那么少言寡语，不论做什么都是那么悄无声息，那么平平静静，毫不张扬。他心里充满了温馨。
陈培德很少跟家人谈体育局的事，家人对他工作情况的了解一靠媒体，二靠猜测。一位明智的领导是不会让家人搅和到自己的工作中去的，那只会越搅越乱，难以收拾。可是，作为家人不可能不关注卷入政治和舆论漩涡中的陈培德，他们只好通过媒体报道来解读，这在别人来看有几分好笑，在他们家却习惯成自然。
饭后，珍环满怀忧虑地说：“培德，算了，别跟那些人争什么是是非非了。你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有级别不低的足球官员，有贪婪又怕事儿的裁判，还有财大气粗的俱乐部，有有权的，有有钱的，还可能有黑社会的。你再过两年就退下来了，体坛和足坛也就是他们的了。”
“我既然还在这个位置就不能视而不见，见而不管呐。那样的话，我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吗，对得起这份责任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么？”
珍环看了看他，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几十年过去了，他还像高中时那个样子，宁可掉脑袋也要讲真话，讲实话。年轻时那腔热血还在他胸膛沸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还在，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现在人管他这种人叫什么来着？愤青。
珍环是1959年从印尼回国的，那年才十五岁。回国后，先是在集美侨校的补习班学一段时间汉语，然后考入厦门一中，跟陈培德分在一个班。人生像一条曲线，不经意间两条曲线就相交了。那时的陈培德就高高的个子，满腔热血，朝气蓬勃，虽然家境贫寒，可是一件缝着好几块补丁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也有几分风度。他是保送生，从小学保送到初中，又从初中保送到高中。保送生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在入学不久就被选为团总支书记。他待人真诚，热情奔放，爱好广泛，还拥有着像话剧演员似的富有磁性和穿透力的嗓音，让许多女同学怦然心动。她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她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不显山不露水的，同窗三载，她除了多看他几眼之外，再没有什么交往。
1962年，高中毕业了，陈培德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她考上了泉州华侨大学中文系。离开高中后，在他心里没有什么印象的她却低调地追求他了。她是一个内心丰富、心细如发的姑娘，知道他离家后最惦记的就是年迈的父母，她每周都回到厦门去看望他的父母和家人，然后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一来二去，他的父母和姐姐、弟弟、妹妹都喜欢上了这个言语不多的姑娘。
一次放假，母亲跟他谈起了婚事：“培德，我对你的婚姻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她不是北方人就行。”陈培德理解母亲的心情，母亲不识字，不仅不会说普通话，还听不懂普通话，母亲是怕在北京读书的他找一位北方的媳妇，那样母亲跟儿媳之间连话都说不了了。
“妈，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娶一个会说闽南话的儿媳妇。”陈培德笑着对母亲说。
母亲早已读懂珍环的心思，她想要这么个儿媳妇就好了，不仅是厦门人，会说闽南话，而且还知书达理，孝顺老人，不论跟培德的姐姐、妹妹还是弟弟处得都很融洽。可是，母亲还没摸清儿子的心思，没有把心里的话儿说出来。
1967年，陈培德和珍环大学毕业了，正巧赶上“文革”，百业俱废。1968年，好不容易盼到分配工作，陈培德想回厦门，可是分配方案偏偏没有福建的名额，浙江有七个名额，离厦门最近的是金华县，他只好选择了金华。
陈培德揣着报到证，背着行李，风尘仆仆走进金华县“革委会”。负责分配工作的领导听说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笑盈盈地问：“小伙子，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
“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离火车站近一点儿就行。我父亲已经六十八岁了，母亲也六十岁了，他们身体不好，万一哪天病了，我好尽快赶回去……”
“你就去罗埠公社吧，那地方离火车站只有八里地。”领导看了看分配方案说。
陈培德听错了，以为派他去萝卜公社，爽快地说，“行。不管萝卜还是青菜，只要离火车站近就行。”
领导没想到陈培德这么好说话，在他之前来的五位大学生一听去农村教书，说什么也不干了，待在县招待所等着重新分配。
陈培德成为罗埠公社小学的语文老师，住着木板房，喝着兰江水，吃着百家饭。
陈培德从北方回到了南方，珍环却从南方到北方，被分到山西大同机车厂。1968年10月，珍环去大同机车厂报到时路经浙江，她想到金华看看陈培德。
陈培德毕业前回家探亲，父母见他已经二十五岁了，该考虑婚姻大事了，提出把他和珍环的亲事确定下来。陈培德是大孝子，从不违母命，他把珍环找了过来，商量了一下，确定了恋爱关系。珍环的母亲也是一位开明的老人，知道陈培德家里非常穷，对珍环说：“只要你喜欢就行，妈妈尊重你个人的选择。”珍环说：“我看中的是人，而不是钱财。”
同事听说陈培德的未婚妻要来了，纷纷起哄说：“陈老师，等你女朋友来了之后，你们就去公社登记结婚，要不然的话，她来了之后住哪儿？”陈培德蒙了，是啊，珍环来了之后住在哪儿呢，公社没有招待所，他们又没结婚，不能住在一起。登记就登记吧，反正关系已经确定了，结婚是迟早的事情。
10月10日，陈培德在车站接到珍环之后，俩人商量一下，婚姻大事哪能擅自做主？他们去了邮政所，分别给自己的父母拍电报请示结婚。
陈培德的父母接到电报就蒙了，不是商量好他们放假后回厦门结婚吗？那样可以把婚礼办得隆重一点儿，他们怎么这样匆匆忙忙地要结婚了呢？会不会是奉子成婚？这事儿又不好问，于是父母回电：同意结婚。
学校党支部书记知道珍环的家庭出身，问道：“陈老师，她有海外关系，你难道就不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吗？”陈培德家庭出身好，根红苗壮，本人又在大学入了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陈培德想，珍环家里经济富裕，又被分到城市，她跟自己结婚属于下嫁，她都没嫌弃自己家里穷，没嫌弃自己在农村教书，这样贤惠的妻子上哪儿去找？他不假思索地说，不再考虑了。于是，书记给他开了结婚介绍信。珍环听说他为婚姻放弃了政治前程感动不已。
当天晚上，陈培德花了十一元五角钱购置点儿茶叶和糖果，把同事找来热闹了一番就算结婚了。新房是跟同事借的。
结婚之后，珍环就去大同报到了，被分到机车厂当气焊工。
陈培德想调回厦门，回到父母身边。他的请调报告从公社递到县里，领导说：“我们县好不容易才分来一位北大的毕业生，怎么能轻易就放他走呢？这样吧，把他妻子调来吧，这样他也就能在金华安心工作了。”
山西大同不管怎么说也是一座较大的地级市，生活条件比金华农村要好得多，她会放弃大型国企来金华么？没想到他跟她一商量，她义无反顾地同意了。
1971年，珍环为了爱情调到金华县。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解决了，随之而来的问题又出现了，她被分配到一所厂矿子弟学校当教师，学校距离罗埠八里多地，他们由两地分居变成了一地分居，只有周末才能团聚。她从学校赶过来，给他洗洗衣服，做顿可口的家乡饭菜。
1971年重阳节，珍环回厦门生下了大女儿陈宁。四个月后，她把女儿留在婆婆身边，回到金华陪伴陈培德。陈培德在农村教十年书，她陪了他七年。她在海外有许多亲戚，他们纷纷写信劝她出国，离开浙江农村，她却为爱情留了下来。
后来，陈培德调到省里，珍环随他调到杭州，在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教英语。陈培德经常想，当初珍环要是走仕途的话，也许比自己更有前途。1981年，陈培德还是普通教师时，珍环已是浙江省人大代表和省侨联常委了。她不仅是归国华侨，有文化，还是年轻的女同志，很有政治前途。可是，他走上领导岗位后，她就主动退了下来，甘心当贤内助。
珍环知道像陈培德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少得已有点儿另类了。有些人猜疑，陈培德到底想干什么？一个省体育局长干吗要捅中国足坛这个马蜂窝？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不管，中国足协的高官不管，你算是哪路神仙？你这不是越活越不懂事了么？无利不起早，你到底想捞什么好处？
“既然话已经说了出去，那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社会自有公论。你也不要怕，大不了这官儿咱们不当了，回学校去教你的书，有什么呢？你又不是不能教书。放心吧，培德，不论到什么时候，家人永远跟你站在一起！”
陈培德感激地看着夫人，眼里闪烁着泪花：“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是诸葛亮《出师表》的一句话，最近这句话总盘桓于他的脑际，常常情不自禁地从嘴边溜出来。
假若说陈培德是一部书，她就是最忠诚的读者，一晃已熟读四十二年了，每章每节，甚至每个标点符号，她都了然于心。她知道他处境的艰难，这场斗争事关于利益，事关于荣辱，体坛的贪官、黑哨，以及行贿的俱乐部必然会拼死抗争。他尽管有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有媒体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可是出场是他自己。他把阎世铎、宋卫平视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可是目前站在前沿阵地上的只有他一人，宋卫平说提交证据，至今还没交上来。他万一不交证据，或没有确凿证据，他这位体育局长将怎么收场？人家会不会说他破坏足坛和谐氛围，“唯恐天下不乱”？如今，打假的被打，反腐的被反的例子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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