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福愤然宣布退出足坛，不玩了。他面对央视的镜头说，我们手里有黑哨的证据，如果司法介入，我们愿意站出来作证。
■媒体见面会上，宋卫平揭黑：有的比赛比分是早就设计好的。吉利承认在甲B联赛中行贿几十万。权威人士说，有的甲B球队在最后几场就花费一千多万元。
■陈培德对着《新闻调查》的摄像机镜头大声疾呼：假如鲜血能擦亮更多人的眼睛，我就是死也在所不惜。黑哨将在烈火中死去，贪官也难以幸免。
李书福说，我们手里有黑哨的证据
陈培德与宋卫平联手揭露黑哨
12月11日，陈培德与全省体育系统的代表和省有关委、办、厅的特邀代表云集东阳横店。浙江省体育局在这里召开全省竞技体育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这是陈培德主政以来每年一次的重要会议。
陈培德在金华地委当宣传部长时，横店在金华地区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在地图上都难以查找，经济落后，无论铁路还是国道都忽略了它的存在，即便从金华去横店都不大容易。如今横店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区、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不仅浙江人人皆知，而且全国闻名。你走在杭州，不经意就会发现一块路牌广告或公交车广告——一位身着龙袍的小男孩霸气十足地指着你的鼻子说：“还不去横店玩？”
陈培德希望浙江的体育能以横店的速度发展，能像横店一样横空出世。
晚饭后，体育局常务副局长杜兆年走进陈培德的房间，想商量一下会务，见陈培德正准备收看央视的《足球之夜》，也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边跟陈培德说话，一边看电视。2001年甲B联赛以来，《足球之夜》成为陈培德每期必看的节目，雷打不动，哪怕不吃不喝也不能不看。
《足球之夜》开始了，荧屏上出现“吉利足球俱乐部告别足坛”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身着藏青色西装，雪白衬衣，系着浅格领带，神情庄重地坐在台上。他旁边坐着吉利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常务副总经理鲍仲良，还有一位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他的桌前没有桌签。鲍仲良介绍说，他是吉利集团的法律顾问楼韬。
陈培德和杜兆年大为震惊。2001年3月16日，李书福出资一千四百万元买下广州太阳神足球队的百分之九十股份。连足球有多少人踢，什么叫越位都不懂的李书福组建了广州吉利汽车足球俱乐部。
李书福是商人，进入足坛的目的很单纯——提升吉利汽车的知名度。在2001年甲B联赛中，吉利成绩不俗，前十轮五胜五平，这是广州足球队在1999年降为甲B之后取得的最好成绩。李书福觉得冲甲A的希望像钻出地平线的太阳冉冉升起，兴奋之下提出要“投资足球三十年”。
圈内的人对此不屑，认为他是门外汉，根本就不懂足球。
一位足坛资深人士嘲笑说，“他们连怎么做裁判的工作都不知道，也想冲甲A？笑话！”
在第六、七轮时，总经理罗晓明突然问李书福：“想不想冲甲A？想冲甲A的话，计划就要重新制定了。”
“怎么重新制定？”李书福莫名其妙地问道。
“这里边黑得不得了，要想冲甲A就得做裁判工作，给裁判送钱，不送钱是不行的。”
李书福一听就火了：“一个破吹哨的，他凭什么挣钱比我还容易！不给！你们骂我是农民，我就是农民！”
接下六场吉利一场都没赢，名次从第一、第二掉到第七、第八。罗晓明辞职，桂生悦接手，吉利内部围绕做还是不做裁判工作争论激烈。李书福坚持不给裁判送钱。有人说，你不给裁判送钱不行，足球就这样子。
这样子我就不玩了。李书福一气之下想退出足坛。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在大家的劝说下，李书福终于开了窍，同意送钱。钱真好使，送上后广州吉利的名次像坠落的蒲公英遇到一阵和煦的小风，渐渐飘起来了……
陈培德心想，吉利进入足坛还不足九个月，怎么说退出就退出了呢？而且还破了中国企业投资足球时间最短纪录。不过，以这种方式告别足坛倒符合李书福的性格——爱折腾、能折腾，也善折腾。
李书福神态凝重地说：“我们为什么选今天的日子召开发布会？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是我们精心策划的，‘WTO’原则就是公正、公平、公开，我们选择这一天宣布离开足坛，是因为足坛缺少公正、公平和公开。”
桂生悦宣读《致全国球迷的公开信》。桂生悦也是西装系领带，可是气质与李书福迥然不同，他戴着眼镜，鬓发有点儿花白，举止儒雅，不像足球俱乐部的老总，反倒像个学者。桂生悦充满了失望、愤懑与无奈地说：“临近联赛的末期，我们也得到很多内部消息，大致意思就是不管吉利怎么努力拼搏，反正肯定冲不了甲A，但我们还是固执地以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我们努力了，幸运之神会最后眷顾我们的……在最后的最后，我们终于认识到，那只是一个噩梦，我们只是无助的风中之烛，注定要熄灭在这黑暗之中。我们发自内心的抗争和努力显得那么苍白和渺小，我们原本认为那么崇高的足球事业竟是如此这般……”
吉利的梦醒了，面对着残酷的现实，再也回不到梦中。
桂生悦提高了声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认为，中国足协现有的作为根本没有触及自身的问题，而今年甲B联赛之所以丑恶不断，腐败丛生，其根子在中国足球管理层身上。中国足协的某些作为，既不讲游戏规则，也无视球迷呼声，致使参与了中国足球的企业和广大球迷对国内的足球竞赛失去了信心。这也是我们吉利集团退出中国足球的根本原因。”
桂生悦是浙江省富阳人。“文革”后恢复高考时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华润集团工作了十六年。他是作为李书福的朋友加盟吉利俱乐部的，自称是不拿工资、不拿奖金，“友情出演”的总经理。
陈培德十分清楚，导致广州吉利退出足坛的主要原因是吉利对决中远的比赛。那是甲B联赛的第二十一轮，中远为主场，广州吉利为客场。这是两队的生死之役，广州吉利胜上海中远就荣获甲B联赛的第一名，也意味着冲甲A成功，此举可给广州吉利带来三千万元的经济效益。假若上海中远胜广州吉利，将提前晋A，上海中远置业集团约八千五百万元的投资也算得到回报。据《中国足球报》报道，中远“俱乐部与球员签订合约，并制定了工资及奖惩制度。主力球员工资为一万元，替补为八千元，单场赢球奖是四十万，平球是二十万，连胜奖为四十万，进球奖为十万。全部二十二场比赛唯一一场比赛多发了四十万，那就是主场4∶0赢厦门红狮的比赛，发了一百一十万。最多一场比赛奖金是最后一场对天津立飞，赢球奖加上翻倍奖和进球奖是一百七十万。”
在第十轮主场，吉利曾以2∶1胜了中远。有媒体说，这场球赛“不仅让一贯心高气傲的徐根宝遭遇到了下课危机，也让吉利荣登甲B积分榜“领头羊”位置。可是，接下来吉利走了麦城，连续五场没赢，积分从榜首跌至第五，冲甲A的希望像落日似的掉了下去。在最后六轮比赛中，吉利引进了外援图穆，连赢三场，让太阳从西边升了起来。
中远、吉利之战，不论对于哪一方都是一场恶战。
尽管吉利赴上海前已做好充分心理准备，可是仍然大感意外。球队到上海后，先是找不到住的地方，许多的宾馆以“怕球迷闹事”为由拒绝接待。最后总算找到个地方住了下来，可是门口拖来八门仿古炮的模型，炮口对准他们，你说憋不憋气？
一片片不快的阴云还没消散，周五下午又看到《新民晚报》的报道：
中国足协关注甲B生死大战
张建军执法中远吉利之战
本报讯 （记者高兴）据悉，执法本周六甲B联赛上海中远与广州吉利的主裁判是来自北京的张建军。甲B联赛还剩下最后两轮，目前有五队存在冲甲A可能。本轮中远与吉利、亚泰与舜天以及下一轮的舜天与五牛均为生死大战。中国足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保持公平公正，足协还拟在个别场次安排国外裁判执法。
在这篇报道左侧是一篇通讯：《轻松赛前行 赢你没商量——中远队训练探营》
广州吉利蒙了。中国足协9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俱乐部总经理会上，副主席张吉龙不是说，为确保最后三轮比赛的公平与公正，中国足协将聘请外籍裁判执法么，怎么变成了北京的张建军呢？广州吉利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又不放心，于是给中国足协打电话证实，向比赛监督部门反映。足协的官员说，因为国际航班的问题，外籍裁判来不了，这场比赛还得由中国裁判来执法，不过主裁是谁还不知道。
早在1998年，国际足联和亚洲足联根据《辽沈晚报》对十二家俱乐部就黑哨问题的调查结果，要求中国足协对此迅速调查。中国足协将足坛反腐列为当年六大任务之一。时任足协裁判委员会秘书长的张健强表示在比赛前对裁判人选严格保密，赛前一小时公布。后来又改为比赛前几小时公布，怎么可能将主裁判的名字刊登在前一天的报纸上呢？不可能，肯定是假新闻。
结果主裁判名字一揭晓，就是张建军！这属于泄露机密啊，按常规应该更换主裁判，可是中国足协却没更换。
还没等比赛广州吉利的心已经凉了一半。在21体育网和中国足球新闻网主办的“我心目中的2000年中国足球最佳黑哨评选”中，张建军和陆俊等国际裁判均为候选人。
有人说，陆俊是中国足球裁判的“NO.1”，1978年，年仅十九岁的陆俊考入北京体育学院，踏上了足球裁判的生涯。1991年，三十二岁的陆俊成为国际裁判，成为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中国足协推荐的唯一主裁判。1998年，陆俊被评选为亚洲最佳足球裁判员。2010年3月，亚足联委员会六大委员之一、中国足球裁判的楷模陆俊被警方带走。据说，早在2001年全运会，他就操控部分足球比赛的结果。有人说，陆俊不仅向俱乐部收钱，而且方法高明。其他裁判都是赛前跟俱乐部谈妥，赛后由中间人收钱。陆俊一开始就摆脱了中间人，自己和俱乐部单独结算。当时社会流行一个段子，“陆俊听人说龚建平是黑哨，不快地说：‘他哪是黑哨？他哪有我黑呀？’”在联赛中，场次的重要性与裁判的名声都将是价码，据说像陆俊这等裁判几万元钱是打发不了的，最起码要几十万，甚至于上百万。这种裁判给了也不白给，他只要收了，一定会帮你做好。价码好，贪得多，进去后也就要判得重，所以说陆俊脑袋上的光环既成全了他，也害了他。
张建军虽然不能跟陆俊相比，也算得上有名的黑哨，不仅屡屡上榜，而且还“荣”登过榜首。
事后，据广州吉利常务副总经理鲍仲良的披露，在甲B联赛最后阶段，广州吉利做了两场比赛的裁判工作，其一是广州吉利与绿城比赛的主裁判张建军。那场比赛广州吉利以3∶0获胜，按照事先与中间人达成的协议，他们支付了六七万元的好处费。记者问鲍仲良，你们为什么不继续做张建军的工作呢？鲍仲良坦率地说：“我们是在星期五的下午才得知这个消息的，之所以没再去想办法，是因为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已经得出这场的结论：这场比赛的裁判不仅可能是黑哨，而且还可能是官哨，就算我们做了也只是白做。”
比赛前，广州吉利又发现那场球赛的门票印的不是“上海中远与广州吉利”，而是“上海中远与广州太阳神”，这要说不是有意的，恐怕傻子都不信。
可以说，广州吉利在赛前就知道了这场比赛凶多吉少，赢了是奇迹，输了很正常。上海中远实力雄厚，甲B诸雄均对其畏惧三分，如果裁判“工作”到位，所向披靡。
9月29日，上海中远对广州吉利拉开恶战序幕时，天降大雨，似乎为悲壮的广州吉利潸然泪下。
广州吉利不甘失败，决一死战。在比赛进行到第十三分钟时，图穆一脚劲射，破门得分，士气陡然高涨。可是，两分钟后，中远队安德雷斯一球破门，1∶1平……
比赛进行到九十分钟时，场上比分2∶2。这时，看台上的李书福发现在对方前场至少有八九个任意球，裁判一个都没判，看来裁判是铁心不让吉利赢球了。突然，中远队的加西亚接到队友的球后，一脚传给外援马克，马克将球轻轻一踢，球滚进广州吉利的球门。张建军判定进球有效，场上比分3∶2。
吉利队员认为，马克明显越位，此球无效！广州吉利的主教练周穗安跟主裁判张建军交涉，张建军坚持该球有效。广州吉利队愤然以罢赛抗议。张建军对此不予理睬，九分钟后吹响比赛终结哨声。上海中远以一球获胜，提前晋A，广州吉利不仅痛失晋A的机会，而且痛失3000万元的经济效益。
桂生悦在雨中仰天长啸：“苍天在上，公理何在？”
事后，广州吉利的老总李书福悲痛地说，吉利集团从宁波开去七十辆大巴，三千名员工观看了这场比赛，看到这一结果时，很多员工都哭了，要冲下去打张建军，要不是我们及时拦住，他就被打死了。
中国足球裁判挨打经历似乎随着收入而日益增多。张建军在3月份就挨过一次打，左眼眶被铁制汽车摇柄砸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在医院缝了两针。中国足协裁委会说，在甲级赛场，裁判员遭受攻击的事件已司空见惯，袭击物品有高尔夫球、望远镜和球迷用的小喇叭，像张建军这样遭到汽车摇柄砸伤，并引发流血事件还是第一例。
事后，张建军说：“如果这一砸能引起大家对裁判员安全的重视并出台对裁判的保险措施，我真觉得这点血没白流。”按此来说，假如张建军被吉利的员工打死也算得上死得其所，没有轻于鸿毛，反而重于泰山，为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吉利集团没有成全张建军。
曲终人散，广州吉利队沮丧退场。当外援22号哈拉拎着足球鞋走过摄像机的镜头后，突然放慢脚步，转身回头，对着摄像机镜头意味深长地做出数钱的动作。一位记者将他拦住，他对着镜头说：“我们比中远有实力，为什么中远冲甲A成功? 因为他们比吉利更有钱。”
可能在哈拉的眼里，在中国只要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就想要什么有什么。
最后，哈拉失望地说：“中国足球太让我伤心了，我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留在这里。”
广州吉利输给中远后，大部分的球员都哭了，外援图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得天昏地暗。他是一位优秀的球员，不仅有职业道德，而且特别敬业。在广州吉利与绿城那场比赛前，他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没对任何人说，照样参赛，并且还为吉利攻进一球。
吉利队主教练周穗安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气愤地说：“今天是国际足联的公平竞赛日，可是大家看到公平了吗？没有人看到。”
上海中远队主教练徐根宝劝道：“小周，你冷静一点，你时间还长，你还年轻，还在当教练，干吗呢？”
周穗安愤懑地说：“你怕我说了以后没的当吗？我说这些话是衷心希望中国足球好。”
10月16日，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宣布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被取消了升甲A的资格后，广州吉利认为他们的总分为四十分，位居2001赛季甲B联赛的第四名。晋甲A的名额是两个，一个被上海中远获得，还有一个名额，广州吉利前边的两队均被罚掉，现在排名是中远第一，吉利第二，吉利理所当然应该获得那个晋甲A的名额。广州吉利提出申请，结果被中国足协驳回。李书福愤然决定退出足坛，在2001年11月29日，他与广州市足协负责人孔茂胜分别在宁波和广州签订终止合作协议。
这个被称为“汽车狂人”的人出生于浙江台州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他的发家史不仅生动而且富有传奇色彩。十九岁那年用父亲给的一百二十元钱买了一架照相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处兜揽生意。半年后，他用赚得的一千元钱开了一家照相馆。当他发现用盐可以在显影液中过滤出银之后，开始收集显影液，并挖到第一桶金。他后来转行卖冰箱、生产冰箱，做摩托车生意，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最后将目光聚焦在汽车上。
李书福最初在汽车领域遭到挤兑，拿不下来生产许可证，每年车展时他生产的汽车只能跟零配件摆在一起。他抱着“让吉利车走遍世界各国，而不是让世界各国的车走遍中国”的梦想屡败屡战，最终造出了中国第一辆自主知识产权的跑车，成为中国民营造车的“第一人”。
有人说，李书福的狂只是一种表现形态，执著才是他的做事态度。他不论做什么都要做第一，他想造世界第一的汽车，想办像哈佛那样的大学，也想打造中国第一的足球队。可是，这位2001年在《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财富排名第四十九的企业家没想到足球远比汽车要复杂得多。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广州吉利没获得甲B联赛的第一，李书福却获得“中国足坛揭黑第一人”荣誉。有人说，李书福是中国第一位退出足坛的企业家。这桂冠早在三年前被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斩获。当时，王健林也像李书福一样在新闻发布会上义愤填膺地宣布：“中国足坛太黑暗了，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
那是1998年9月27日，在大连万达与辽宁天润的比分为0∶0的情况下，以点球一决雄雌。结果辽宁天润以6∶5胜大连万达。王健林谴责主裁判俞元聪有三个点球判罚不公，从而导致大连万达双冠王的梦想破灭。第二天，王健林悲怆地宣布：大连万达将对大连企业无偿转让足球俱乐部的全部股份。
中国足坛伤透了王健林的心。
离婚可能源于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积怨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王健林来说，离开足坛之念已不是一天半日了。事后他说，“管理足球的机构是官办的，它管理的事情是市场化的，似乎想让它按市场化来走，这个体制和市场化的运动存在很大的矛盾。管理部门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来的，这是很难调和的。”
他还说：“我在退出足坛的前两年，已经明显感觉到赌博行业已经渗透到我们这个行业里来了，有赌球的，而且影响了赛场的一些比赛。我还找过当时体育总局的主管领导反映过，坚决要求和公安联手打击，但很遗憾都没有被采纳。”
王健林只有选择退出足坛。可以说，王健林的退出是中国足坛的一大损失，在其麾下的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从成立到转让的六年期间，先后取得四次联赛冠军，一次联赛季军和五十五场不败的纪录。
接着是李书福发言。他先是拿着稿子照本宣科，这一讲稿由鲍仲良起草，李书福、桂生悦、楼韬等人从昨晚十时商量到凌晨两点多钟。
楼韬认为这份讲稿的内容在法律上没有问题，说“今年甲B联赛之所以丑闻不断，腐败丛生，其根子在中国足球管理层身上”有点不妥。“万一有记者问，你有事实根据吗？如果回答就必须提供证据；如果不回答，就会授人以柄，人们会认为吉利信口开河。”
李书福想了想，连这么一句解气的话都不说，这新闻发布会开得还有什么意思？他说：“这个问题我们不会展开讲，简单带过就算了，留着吧。”
李书福念着稿，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越念脸越红，声音也越高，突然他气愤地把稿子丢在一边，扬起了头说：“吉利集团是带着迷惘和希望进入中国足球的，在我眼中，原来以为足球只不过是个踢来踢去的球这么简单，但介入不久就让我大吃一惊，一场球一百万、两百万地行贿，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搞足球的官员、裁判员给抓起来。”
一场球要行贿一两百万？这不禁让球迷震惊，陈培德也大为震惊。
李书福想借足球打响吉利汽车的品牌，提升产品知名度。结果广州吉利输了，输得让人愤愤难平，让人憋气又窝火，当然有话要说了。
记者提问：“你们有没有给裁判贿赂过？”
李书福回答道：“我们没有直接送钱给裁判，是通过中间人，至于中间人有没有把钱给裁判我们就不清楚了。”
记者追问道：“如果要你当污点证人你愿不愿意？”
李书福说：“我愿意。”
记者问：“有没有人出钱让吉利输球？”
李书福说：“有。”
记者说：“如果你有根据的话，你将是中国足球的第一人，将是中国足球走向光明的第一人。”
李书福说：“你说裁判开的车、住的房和他们赚来的是不是成比例？法律上有一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其他领域，不是有很多官员都因为这个原因给抓起来了吗？如果我说错了，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处罚。”
记者说：“你一定要有根据。”
桂生悦接过话说：“就像阎世铎说的，现在的假球还要证据吗？他们当时指责俱乐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萧何指的是俱乐部，现在我们看来这个萧何就是足协本身。包括中国足球官员在私下聊天时都知道有哪些裁判有问题，杨一民也这样说，只有两个裁判不会收取贿赂，一个是刘铁军，一个是孙葆洁。什么叫只有两个裁判？中国这么多裁判，这说明中国足协的官员都知道，但是就是从来没有像处罚俱乐部的官员和球员一样公开处罚过。”
杨一民时任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他在1998年就当选为亚足联技术委员会委员， 2000年从技术部换岗到联赛部，负责联赛、裁判、技术等方面。在中国足坛第一波打假扫黑风暴之后，他当上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2009年接任南勇，当选为中超公司董事长。2010年3月1日，他和南勇、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健强一起被捕。
杨一民对于黑哨了如指掌，就是不管。是啊，足坛那潭水要清了，他们这些人上哪儿去贪去捞呢？如果不贪，杨一民何至于在快要退下来，眼看就功德圆满时被抓了进去，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出来。
即便是杨一民眼里的不会受贿的孙葆洁，媒体不是也质疑过吗？在吉利与绿城那场比赛，孙葆洁是主裁。当比赛以0∶0结束后，孙葆洁对记者说：“这个比赛结果我在赛前就知道了。”此话在媒体中引起轩然大波，裁判怎么能预先知道比赛结果？难道有只黑手在操纵比赛？在《足球报》的《一个最无耻的赛季——2001赛季甲B联赛“疑案”一览》中，将矛头直指孙葆洁：“主裁判孙葆洁上下半场的判罚尺度明显不一，上半场有利于主队，下半场却偏向客队，但整场比赛却没讨好任何一方。”
李书福说：“如果要打官司，我还要求法庭现场直播。如果不应战，说明他们心虚；如果应战就讲道理，事实就是事实。中国足球有很多内幕别人都不知道的，你们媒体应该有责任做到让司法机关都知道，这样才能把中国足球引入光明。我在涉及足球之前还不知道中国足球有多黑，进来以后才知道一场比赛可以收三万、五万、十万多的黑钱。我看连十强赛都有可能是钱买下来的。我讲的话是负责任的，我这个人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憋在心里很难受。张吉龙欺骗人，中国足协都在骗人，我们怎么搞足球？”
他接着说，“我是搞经济的，有时我们也需要请主管官员吃顿饭，或者送点小礼品。但是，这些官员非常谨慎，吃饭都很小心，礼品多了就不敢收。但足球界就不同了，送钱不怕多，越多越好，一大包钱都敢收，少了不要……整个足坛似乎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格格不入，场内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被场外的黑幕交易所左右。中国足协为所欲为，没有规矩。”
在中国，还没有一位足球俱乐部的老板胆敢这样公然叫板中国足协，炮轰中国足坛，而且李书福不是小钢炮，而是“古斯塔夫巨炮”，足以让足坛产生震动，让足球官员心惊胆战，让黑哨们惶惶不安。看来这个汽车狂人已变成足坛揭黑狂人，要把足坛的所有肮脏都揭出来。
李书福的火由来已久。在第十七轮，广州吉利队在主场对江苏舜天的比赛中，吉利的外援卡塔纳伊突入禁区，被舜天的门将范和平扑倒，主裁张宝华却视而不见。李书福一气之下赋诗一首：“千年铁证越秀山，浑身正气天长眼。狗吹黑哨满天飞，吉利直扑鬼门关。”也许李书福的诗道出了全国球迷，以及媒体对黑哨的愤恨，这首诗第二天出现在全国各体育报的显著位置。
一个网友评价：“李书福太有才了。”
另一个网友说：“简直TM盖了帽儿了！我向中国足球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李书福同志致敬！”
李书福越说越激愤：“这次中国足球冲出去了，但与我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算个屁！”
“接触足球不久，有人告诉我要跟裁判搞好关系。我开始以为只要一起喝喝酒，或者给个几千元也就行了。但是他们的胃口很大，几万、几十万的要。”
“也有俱乐部向我们行贿，让我们放掉某场比赛，但我们没有答应。在联赛后期，图穆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表示愿出二十万元要求图穆在比赛中不要进球。”
这事，广州吉利的翻译刘振强在《足球报》上披露过。2001年9月份的晚上，他去看外援图穆，见图穆心事重重，怕影响下一轮的比赛，于是问道：“图穆，有什么难处么？”图穆说：“这几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在这周六的比赛中别进球。”刘振强大惊，他早就听说在甲B联赛中有买球卖球之事，没想到这种事居然发生在图穆身上。
刘振强急忙问：“图穆，你打算怎么办？”
图穆说，他想跟总经理和教练谈一谈。于是，他们来到桂生悦的房间，并找来周穗安。图穆说：“这几天，有一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打电话给我说，只要我在这个周六比赛时不进球的话，他们就给我二十万元钱。我没有答复他们。”
桂生悦和周穗安感到事件重大，俩人商量了一下，让图穆跟对方联系一下，想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图穆的电话拨了过去，他说：“你说的那件事情，我还没考虑好。”
对方说：“其实很简单，只要你不进球，就可以得二十万元钱。”
图穆说：“那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才能答复你，我们如果冲甲A成功了，吉利也可以给我二十万元奖金。”
对方说：“那么这样吧，过五分钟之后，我再给你电话好吗？”
五分钟后，对方来电话说：“图穆，我们商量过了，可以给你再加十五万元。只要你在这周六不进球，我们就可以给你三十五万元钱。”
图穆没有立即答复，挂断电话后对桂生悦和周穗安真诚地说：“我来吉利后，跟大家合作得很愉快，作为职业球员，我应对俱乐部负责，况且我们冲甲A希望很大。我不会为三十五万元出卖自己的球队，我现在可以打电话拒绝他们的要求吗？”
得到桂生悦他们的同意后，图穆给对方回话，拒绝了买球的要求。
愤怒让李书福越说越控制不住，反正已金盆洗手不玩了，中国足协不论怎么恨他也奈何不得了，他希望“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哪怕鸡蛋大的冰雹砸下来。最后，他挑战地说：“欢迎中国足协对我们的发言回击，最好把我们和吉利集团告上法庭，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手头有中国足球黑假的具体证据，如果司法介入，我们愿意站出来作证。”
李书福最后悲伤地说，得不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也是吉利集团退出足坛的原因之一。他说，在他的家乡浙江，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给予绿城足球俱乐部以强有力的支持，每当绿城遭受委屈或不公平时，领导就会通过媒体发表意见，为绿城伸张正义。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广州吉利感到特别的寒心。
陈培德想起阎世铎说过的一句话：“要做好中国足球出大事的思想准备！”
看来阎世铎颇具远见卓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大乱达到大治，达到脱胎换骨，陈培德希望阎世铎能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为治理中国足坛的腐败，而且为净化中国的体坛做出贡献。
中国体坛治理腐败的时候到了！陈培德不禁想起刚刚结束的全运会。
11月11日，全国第九届运动会在羊城广州开幕。这是中国体育界四年一次的盛会，全国各省市有四十五个代表团、8608名运动员参加。浙江省代表团的团长是副省长鲁松庭，副团长是陈培德。出发前，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一再告诫：“一是干净，二是干事。”省长柴松岳、副省长鲁松庭要求浙江省代表团：“保持一身正气，宁失金牌也决不使用兴奋剂。”陈培德发誓：这次全运会要干干净净参赛，堂堂正正拿奖牌，打造浙江“信得过，靠得住”的品牌。
广东省为九运会修建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恢弘气派，火炬由螺旋状的飘带和球体构成，悬浮在两组飘逸的缎带屋顶间。飘逸的缎带如龙腾飞，看台区犹如花瓣，整个体育场合起来就是一朵盛开的花木棉花。没想到是兴奋剂、黑哨、造假等丑陋现象在花中泛滥，像排放的污水到处横流。
陈培德的心越来越沉重，没有心情欣赏场馆和观看比赛。他以为袁伟民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后，中国体坛将会濯污扬清，赛风赛纪会有所好转，没想到这届比上届还龌龊。九运会兴奋剂检测数量比上届翻一番，超过一千三百例，针对违禁药品的新成分EPO也进行了四百例血检，可是仍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团铤而走险。瞒报虚报年龄和“人才交流”的现象更严重了，部分东道主的运动员不会讲粤语。裁判执法不公现象由隐到显，由偷偷摸摸到公开和半公开，由个别场次到多数场次，有的裁判员不仅向浙江的教练员索要“茶水钱”，还理直气壮地质问：“在江湖上走了这么多年，这点儿道理都不懂？”
难道这就是当今体坛通行的“道理”？陈培德听后，气愤地说：“什么江湖？这些都是中国体育肌体上的恶瘤，不铲除行吗？”
早在2000年4月，陈培德听说袁伟民擢升为国家体育局局长，他感到中国体育有希望了。陈培德认为，袁伟民不仅是率领中国女排创下“五连冠”的英雄，也是一位热爱体育、懂得体育的领导。
当夜，陈培德浮想联翩，难以入寐。袁伟民上任了，我作为地方体育局长应该助他一臂之力，除管好浙江的体育，不给他添乱，不让他添堵之外，还能做点什么呢？我可以帮他出谋划策，把自己所见所闻的体坛情况反映给他。他爬起来伏案疾书，给袁伟民写信。他在信中写道：
“新官上任，烧什么火？我想进一言：不必烧三把，一把就行！在体育战线大刮横扫腐败的‘龙卷风’……‘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的行动’，现在行动比纲领、宣言更重要。现在普遍存在的兴奋剂行为、赛风不正问题屡禁不止，多半属于组织行为，而虚假成绩，又可以名利双收，针对这个，我提议……”
他提出了五点制裁措施。在结尾处，他写道：“我在体育战线工作了八年，所见所闻，深感体育应该多出政治家，而杜绝政客；凡是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的地方，其背后都有搞权术的领导撑腰。我常为此感到悲伤。我真诚希望我的进言能得到采纳，并愿意从我做起，从我管辖的浙江做起，当尚方宝剑临头，我决不会眨眼。”
陈培德已五十七岁了，距仕途的终点仅一步之遥了，凭着自己对党的忠诚，对体育的热爱和对袁伟民的信任，愿意为体坛反腐付出自己的一切，即使倒在尚方宝剑之下也心甘情愿。可以说，在现今社会这样的高官，这样的忠良已是凤毛麟角。
信呈上了，却泥牛入海，杳无音信。陈培德没有灰心，他想袁伟民刚刚上任，日理万机，可能没时间回信。不论袁伟民回不回信，我说了就要做，要为体坛反腐尽自己一份力量。2000年夏天，华东六省市体育局长会议在浙江温州召开，陈培德在会上提出向全国体育界发出反兴奋剂的倡议。他回来后就立下了军令状：如果全运会上浙江出现一例兴奋剂丑闻，除了让直接责任人身败名裂外，还拿自己是问，“我会向省政府引咎辞职，请求党纪政纪处分。”
体坛腐败，兴奋剂是集中的表现之一，这是祸国殃民的毒瘤，必须加大力气管。世界上第一例兴奋剂案件发生在1886年，导致参加法国六百里自行车赛的一名运动员死亡。20世纪60年代，滥用药物直接或间接导致三十多名运动员死亡。1962年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通过了反兴奋剂决议；1969年的冬季和次年的夏季奥运会首次设立兴奋剂检查机构。可是，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兴奋剂却屡禁不止。
1998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八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中国个别教练员和运动员携带违禁药物被查获，有四名运动员尿样检测呈阳性，给中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中国体育要上去，必须走正道，兴奋剂不严厉查处，体育的公平公正会丧失殆尽。陈培德发誓：站好最后一班岗，决不让体坛恶势力在浙江抬头！在九运会之前，他与浙江省体育训练单位立下了约法三章：一、严格把好用药关。如果出现使用兴奋剂事件，将严厉处罚直接责任人，并追究领导责任。二、严格把好年龄身份关，如有弄虚作假行为被证实，将严厉处罚直接责任人、相关责任人，并追究领导责任。三、严格把好参赛关，要为裁判执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工作条件，但决不允许行贿裁判，一经发现，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领导的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浙江省全运会动员大会上，他大义凛然地说：“如果浙江出了问题，拿我开刀，杀一儆百。为了中国体坛的圣洁，即使我做出牺牲，也值得。”
有媒体说，陈培德是自绝后路，他拎着乌纱帽叫板兴奋剂。全国三十多位省市体育局长，除了陈培德之外，谁敢保证自己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出问题？
有人认为陈培德单纯，不会做官。说领导干部单纯，潜台词就是傻。全国各行各业哪个不腐败？有哪个高官跟腐败较真？陈培德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在这段时间他经常说的两个字就是“牺牲”。在他的心目中，要想遏止泛滥成灾的腐败，必须要做出牺牲。后来，他在支持绿城、吉利揭黑时，也大义凛然地说出过“牺牲”两字。许多人对此不理解，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不需要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干吗要牺牲，干吗跟自己过不去？要牺牲也得别人去牺牲！有谁能理解陈培德的心呢？
陈培德说，没有一大批富有献身精神的领导干部，反腐是不会成功的。陈培德可以牺牲自己，但不能牺牲浙江体育，不能眼看着应属于浙江运动员的金牌挂在别人的脖子上，不能不感到委屈，不生气，不盛怒，不痛苦……
陈培德把他的痛苦、忧伤和愤怒都写在《团长日记》里了。
从杭州出发之前，《体坛报》总编李烈钧跟他约稿，说《体坛报》在九运会期间开一专栏：《团长日记》，请他每天晚上发回一则日记。
陈培德不是第一次给《体坛报》写稿。第八届全运会期间，他就给他们写过十一篇《团长日记》，发表后反响甚好。有人开玩笑地说，陈局长成了《体坛报》的特约记者。
11月10日，陈培德在《团长日记》中写道：
出征时，我们的心沉沉的。虽然说预赛阶段成绩不错，首次突破三百名运动员打进决赛的大关，成为全运会史上进入决赛人数最多的一届，并且众多项目的成绩相当喜人，但是决赛以来，浙江开局一直不顺，计划内的金牌已经丢了两三块，实现既定目标的难度更大了，我们多少天没有笑脸了。征途无坦途……
在11月14日写道：
罗雪娟一上泳池，对记者的摄像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池水并不干净，我欣慰的是我能用自己干净的身躯游过泳池，并第一个到达终点。”一个年方十七岁的白净姑娘，她说出如此惊世之语。我惊叹她的成熟，敬佩她的勇气，感谢她的争气。浙江游泳队是这池貌似干净实则不清的池水的最大受害者，可贵的是我们的姑娘小伙在这泓池水中，奏响了浩然的正气之歌。几天来，滴酒未沾的团部人员终于聚在一起，第一次开怀畅饮，为初战告捷干杯，为明天的胜利祝福。
罗雪娟凭自己的实力荣获一百米蛙泳冠军。这位1984年出生的杭州姑娘，七月份在日本福冈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包揽了五十米和一百米蛙泳两枚金牌，那是中国游泳队在这届世锦赛中仅仅收获的两块金牌。
在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小姑娘一针见血地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选手在九运会上表现出色，却不参加奥运会或世锦赛呢？如果他们的成绩真那么好，国家利益该大于他们省的利益吧？”
近三年，浙江游泳队重现辉煌，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杯短池比赛等国际重大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夺得了八项世界冠军、五项亚军；在亚洲重大比赛中夺得了十九项冠军、九项亚军；在国内重大比赛中，夺得一百四十四项冠军，一百六十八项亚军。浙江省游泳队是全国公认的强队，也是全运会众所瞩目、寄以夺冠厚望的游泳队。
可是，九运会游泳比赛一开局就出现咄咄怪事，在国内国际大赛极少露面的运动员，一举创下惊人的成绩。金牌被这些“黑马”夺去。陈培德气愤地说：“兴奋剂检测中心拍着胸脯说，他们的技术是过关的。可是，有着明显男性化表征的女运动员，他们为什么就检测不出来？这届全运会兴奋剂泛滥，裁判问题突出，已不能充分体现体育竞技的公平、公正原则，失去了比赛的意义。”
今天，浙江游泳队终于夺得了一块本该属于自己的金牌，陈培德有点欣喜若狂了，大声喊道：“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喝酒！”
陈培德天生与酒无缘，一口酒下肚，浑身的皮肤就揭竿而起，出现种种过敏反应。因此，他平时滴酒不沾，每逢应酬都以茶代酒，还编了一套顺口溜：“以茶代酒，天长地久。”今天，他高兴了，高兴不能没有酒啊，过敏也要喝！
正被皮肤过敏折磨的陈培德突然接到中央电视台《五环夜话》编导的电话：“陈局长，请你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让你们浙江获得女子八百米自由泳银牌运动员杨雨到我们直播室来做节目。”
按照大赛的规定，凡是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和教练员须接受中央电视台《五环夜话》栏目的采访。
陈培德生气地说：“为什么请杨雨去？她又没有拿金牌！”
编导说：“是国家队副总教练要求换掉获得女子八百米自由泳金牌的张。”
陈培德见过张，年仅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八，有着明显的男性特征：喉结突出，嗓音粗哑。此人在以往的比赛中成绩平平，在上半年的全国游泳比赛中没进入前八名，却在九运会的游泳比赛中获得女子二百米、四百米、八百米自由泳三枚金牌。有人说，张就是为九运会而生的。
原来在录播节目前，张来到直播室，化妆师疑惑地说，这个运动员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国家队的副总教练看了她一眼说，“谁让你来的？我不跟你同台对话。”说什么也不同意跟她一起接受《五环夜话》采访，要求跟浙江队的银牌获得者杨雨一起接受采访。
编导知道兴奋剂泛滥使得浙江应得的奖牌没得到，陈培德有情绪，所以请他支持一下。陈培德当然明白情绪归情绪，对编导的工作还是应该支持的。再说，兴奋剂泛滥又不是编导的错。陈培德看一下表，距离直播时间还有半小时，赶紧找车把杨雨送了过去。
最终，浙江游泳队从“不干净的水池”杀出重围，夺得四金、五银、七铜。罗雪娟以1分06秒96的成绩，不仅获得一百米蛙泳冠军，还打破亚洲纪录。游泳比赛结束的第二天，浙江的罗雪娟、杨雨等四名运动员接到通知，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杯短池比赛。在九运会出现的“黑马”一个都没入选。
陈培德不解地打电话给国家游泳管理中心说：“全运会是世界杯短池比赛最好的选拔赛，只有拿到金牌的运动员才有资格代表国家参赛。罗雪娟、吴鹏拿了金牌，应该去，其他两名运动员没拿到金牌，没资格出国参赛，应该让获金牌的运动员去。”
管理中心的一名副主任说：“陈局长，派你们浙江运动员去，我们最放心。”
陈培德反问道：“最放心？那么为什么在九运会浙江游泳队接受尿检血检的运动员比其他代表团多一倍？这是放心吗？”
副主任怕陈培德不让那两名运动员出国参赛，只好搬出主任李华。他知道陈培德和李华的关系不错，这个面子总会给的。
“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是你们没把假的查出来。”陈培德见好就收地说，“我当然知道浙江运动员最让你们放心，我会以国家利益为重，放行。”
世界杯短池比赛中，罗雪娟、陈桦和杨雨又获得佳绩，分别夺得金牌和银牌，为国家争了光。
九运会不正之风让人触目惊心。陈培德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气愤地说：“如果全运会的赛风不能得到根本扭转，浙江今后将退出全运会，不再参加。”
这句话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引起体坛的震动。记者把陈培德的话写进报道，发在了人民网上。这篇报道的点击率飙升。一石激起千层浪，陈培德成为九运会的焦点，他的电话也被打爆了，支持声一片。可是，那篇报道不到两小时就被封杀了，记者和部主任被勒令回京检查。
陈培德望着羊城的夜空，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当了八年的体育局长，参加过三届全运会，每一届都让他失望，让他心里犯堵，思绪难平。
初任省体委主任时，陈培德还以为搞体育的人纯粹，认为体坛是块净土，竞技体育的生命是公平、公正和公开，一个不纯粹的人，怎么能在体坛混得下去？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体育这条洁白的哈达已成了腐败的抹布，肮脏得失去了本色。全运会的“东道主现象”（在哪个省市举办全运会，那个省市就理所当然拿第一），兴奋剂泛滥，年龄或体重的弄虚作假，赛风不正，裁判受贿，执法不公；还有足球甲级联赛的买球、赌球和黑哨……
可怕的是体育腐败已成为组织行为，不是领导默许就是领导支持的，甚至是领导主抓。腐败犹如一具腐尸，食客岂止是苍蝇蚊虫，乌鸦、秃鹫、鬣狗，甚至老虎和狮子均各得其所。体坛腐败的深度和广度均远远超出了陈培德的想像，让他深感震惊。
在1997年上海的八运会，浙江铅球运动员黄志红与上海的隋心梅在争夺冠军时，隋心梅投得最远的一次没过石灰线，黄志红的最后一投落在石灰线上，石灰扑地扬了起来。可是，裁判在测量距离时，有意用臀部挡住摄像机的镜头，判定隋心梅夺冠。
这是陈培德第一次亲眼目睹竞技场上的猫腻。事后，上海体育局的同事跟陈培德含蓄地表示歉意，说他们太想要那块金牌了。金牌谁不想要？凭什么他们想要即便败了也能得到，别人想要就是赢了也得不到？还不是他们“做”了裁判的工作，黑哨岂止是足坛？
为什么全运会的不正之风越演越烈？为什么兴奋剂越来越猖獗，为什么运动员、教练员甚至是体育官员越来越多地搅进去？陈培德思考的结果是全运会已不是单纯的体育。
体育界流传着一句话，奥运会是大考，亚运会是中考，全运会是小考。小考不可小看，奖牌的数量将决定体育局长的仕途，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房子和票子，裁判员趁火打劫，捞取好处……纳税人的巨额资金都砸在金牌的恶性竞争上，“唯金牌论”让全运会变形，体态虚弱，面容枯槁，变成了一个怪物。
鲁松庭认为，重竞技体育，轻群众体育已成为顽症，体育系统多年来从上至下基本上围绕备战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在运转，拿着国家大把大把的钱，从国内到国外跑来跑去，看来看去，都是为了几场比赛。这样下去，体育局充其量只能称为“竞技体育局”。
陈培德深思已久，尽管他五十岁才到体育局，可是他善于学习与思考，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体育的弊病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全运会的问题根源在哪？在于举国体制的弊端，中国培养一名运动员，教练员、场馆、器械、服装，伙食、医疗等所有费用都由国家来出，各级政府为了政绩“不计成本，倾国倾城”，金牌成为英雄与狗熊的分水岭。在全世界像中国这么做的，没有几个国家。举国体制让全运会积劳成疾，成为重患的病人。
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和人家的业余运动员同场竞技，要是国际奥委会跟中国计较的话，中国运动员恐怕连参加奥运会的资格都没有。
全运会到底是为体育部门办的，还是为老百姓办的？泱泱大国，十三亿人民，群众体育一直都是“业余”的，排在第二位的。我们把大量的经费投入到少数运动员身上，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成为次要工作。体育不再快乐，金牌带来了焦虑，运动员、教练员层层都在焦虑中酝酿怎么样不择手段地夺取金牌，体育的快乐抛到了九霄云外，违背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工作的宗旨。
中国养了那么多的体育官员，那么多教练员和运动员为什么就没人站出来说话呢？为什么有的人肚子里说话是咬牙切齿的，说出来却不疼不痒？为什么体育官员遇到问题要绕着走，讲出来的言不由衷？如果每个人都绕着走，都视而不见的话，那问题靠谁去反映，不公平靠谁去解决，丑陋靠谁去铲除？
像陈培德这样级别的体育官员在全国少说有几百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和他并肩作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陈培德感到孤独，感到困苦，感到无奈。
陈培德想，若干年后，眼下的一切不就“事若春梦了无痕”吗？自己有必要这么较真么？陈培德想到此不禁一激灵，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那中国体育真就没希望了。当今中国体坛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治理腐败。腐败问题不解决，兴奋剂、造假、黑哨是没法解决的。对一个患有癌症，或染有三期梅毒的病人来说，首先要治病，然后才是强身。病治不愈，怎么滋补，怎么锻炼都没用。
治理体坛的腐败要从足球开始，治理足球的腐败要从甲B开始。
陈培德目不转睛地看完吉利的新闻发布会，李书福不见了，可是这一揭黑行动像从高山涌下的激流在他心里流淌，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耳畔回荡。这哪里是新闻发布会，这是发向中国足坛的重磅炮弹，是俱乐部打响的打假扫黑第一枪！
中国足球的打假扫黑反贪增添了一股有生力量，在李书福之后也许还有俱乐部的老总站出来说话。陈培德越想越兴奋不已时，接到宋卫平的电话：“陈局长，你看到李书福了吧？”
宋卫平有种抑制不住的亢奋和欣喜。宋卫平钦佩李书福的魄力与胆识，佩服他敢于在央视上揭黑，敢说“有裁判收黑钱，吉利敢出来作证”。宋卫平感到自己终于有了战友，尽管是退役的战友。
“我看了。”陈培德说罢，小声对身边的杜兆年说，“是宋卫平打来的。”
“我看到新闻了。”陈培德抑制住兴奋，镇定地说。
宋卫平说：“我向李书福、桂生悦发出邀请了，请他们到杭州来，绿城和吉利两家俱乐部联合召开一个新闻媒体见面会。我们联手揭露黑哨力量会更大，陈局长你能不能来参加？”
为让杜兆年了解通话内容，陈培德把宋卫平的话重复一遍。
杜兆年站在一旁频频点头。他是省的足协主席，足球是他主抓的竞技项目。
“好啊，这个行动我支持。”陈培德见杜兆年表示赞同，又补充道，“省体育局支持你们这个行动。不过事关重大，我要向阎主席通报一下，然后再答复你。我这几天在横店开一个重要会议，不能赶回杭州。我回杭州之后，可以接受媒体的采访。”
杜兆年不仅特别信赖陈培德，还将他视为战友加兄弟，在这场打假扫黑中，坚定不移地站在陈培德的一边。
陈培德任体委主任的第二年，上级派他去日本广岛观摩亚运会，为了开阔杜兆年的视野，他把名额让给了杜兆年。他说，杜局长主抓竞技体育，他去能学回更多的经验。
1995年，杜兆年的妻子宋小曼突患大脑水积瘤，生命垂危。杭州的医院不敢动手术，只好将她转到上海的医院。祸不单行，1996年，杜兆年的十八岁儿子又得了肝炎。杜兆年给妻子治病花掉十几万元，儿子生病住院又花掉好几万，每天都为妻儿的医药费发愁。
这时，国家体育总局发给陈培德奥运会贡献奖金八千元。陈培德全部给了杜兆年。尽管钱不多，毕竟是雪中送炭，让杜兆年夫妻感动不已。
陈培德回厦门过春节时，不仅为杜兆年的儿子淘弄中草药偏方，还和夫人李珍环把草药背了回来。杜兆年感动地望了望陈培德夫妇，又望了望那沉重的草药，这哪里是草药，这是兄弟的情谊！在陈培德的帮助下，杜兆年渡过了一道道难关。
宋卫平说：“请你替我邀请阎主席，让他来参加我们的会吧。”
挂断电话后，陈培德就拨通阎世铎的电话，陈培德转达了宋卫平的邀请。
从北京回来之后，陈培德对阎世铎的信任又加深一层，不仅将他视为同一战壕的战友，而且还把他当成打假扫黑的主帅。
阎世铎说：“非常感谢陈主任，把这么重大的事情及时地告诉我。”谢完之后，他的话锋突然一转，语气陡变：“但我不可能去参加他们的媒体见面会。再说一句，我不能，也不可能参加，除了我在外地不便去之外，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对媒体说什么，我的身份不适合到场，不参加比较主动。”
陈培德想了一下，阎世铎说的有一定道理，他来了就要表态，没经过足协研究表态是不明智的。陈培德只好把阎世铎的态度转告给宋卫平。宋卫平平静地说：“我理解。”看来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也许压根就没抱什么希望，只不过想试探一下阎世铎的态度。宋卫平毕竟当过党校教师，对官员复杂的心态或多或多也了解一些。
陈培德认为，浙江省体育局应该对宋卫平和李书福的揭黑行动表明态度。他跟杜兆年商量后，把体育局党组成员找过来，开了一个临时党组会议，经讨论后形成五点意见。
2001年12月13日。杭州。世贸中心饭店的二楼会场。
宋卫平、李书福、桂生悦等人坐在“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会标下，新华社、央视和浙江媒体的记者的“长枪短炮”对准他们，闪光灯不停闪烁。
中国足协通过各种渠道打电话告诫他们：说话一定要注意。宋卫平、李书福会“注意”吗？他们压抑已久，悲伤已久，愤懑已久。那种情绪像火山的岩浆似的在心里涌动，否则怎么可能丢下生意开媒体见面会？
浙江绿城和吉利集团联手向中国足协“开火”了。
李书福先是狡黠地“嘿嘿”笑两声，然后说：“中国足球的资源是丰富的，问题是如何去挖掘。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一个公平竞赛的环境……各个行业都有辞职、跳槽、下海的，但裁判没有，连被撤销裁判资格的都没有。”
宋卫平接过李书福的话说道：“现在的足球管理体制、组织架构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到可以把中国足球毁掉。球迷、媒体都认识到了比赛的真假问题，包括最引人注目的裁判问题。但这几年并没有得到治理，反而有愈来愈烈之势，到今天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年的比赛有多少是真实的？”
说到这里，他愤懑地说：“中国足协不仅没有追查黑哨，反而下发通知说，‘足协没有组织过任何调查，俱乐部接受任何调查都必须经过足协同意。’我很纳闷，一个行业协会居然可以命令我们不能讲话。中国足协说，百分之九十九的裁判没有问题，难道他们真的不知情？《足球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给黑哨送红包》，中国足协真想追查黑哨是件很容易的事。 ”
《我给黑哨送红包 一个俱乐部官员披露绝对内幕》是担任过深圳平安队副领队的李洪文写的，“迄今为止，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几乎无一不受到过‘黑哨’的侵害，而这些曾饱受侵害的俱乐部却往往又成为了下一次‘黑哨’事件的制造者———为了球队的成绩、投资人的利益和地方的荣誉，他们‘不得已’铤而走险。”
文中还引用了在某甲A俱乐部任职多年的王先生的自述。王先生说，1998年，黑哨已经横行。他所在的球队主场对大连万达的前一天晚上，他受委托找到主裁判，按事先摸清的行情谈妥：吹胜一场，主裁判两万元，边裁一万元，平局则减半。第二天在上半场二十分钟左右，主裁判就吹给他们队一个点球。结果，实力相差悬殊，他们队还是以1∶4惨败。他给主裁判送去一套价格不菲的运动服。此后，这个王先生再做裁判工作时，事先给每位裁判送一个两千元红包，然后再讲妥，胜一场主裁判四万，其他的裁判两万；平局则减半。“接触裁判多了，也算是有了几个熟人。得知‘他’要执法这场比赛，我拎着钱就与球队一同赶到了赛地。赛前赶到裁判们下榻的酒店，在大堂里见到他，只一个眼神，一切就都‘尽在不言中’了。”
李书福一针见血地指出，阎世铎将打假的矛头指向足球俱乐部，似乎中国足协、裁判都没有责任。
记者问：“吉利对中国足球是不是不抱有希望？”
李书福调侃地说：“中国足球是十三亿中国人的足球，当然是有希望的，但近几年看不到。如果足协说话算数，吉利就应该是甲A了。”
桂生悦补充一句：“吉利受了巨大的欺骗和侮辱，我们非常气愤。吉利和上海中远队赛后，我们就向中国足协申诉，我几次进京找阎世铎、张吉龙，可是他们都敷衍我们，我们只能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中国足球腐败不断，根子就在中国足协身上。甲B最后两轮出现的现象，就是足协对我们的申诉没有好好处理的结果。阎世铎在打假檄文中，何曾提到‘足协’二字？”
这时，李书福收到一条短信，是北岛的一首诗《回答》。李书福看后，高声朗读道：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漂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
李书福朗诵完之后，笑了笑说：“我们是带着死亡的威胁来讲这些的，有人劝我们不要告了，很可能被葬送掉，不过我们并不害怕，我们怕的是法庭根本不来取证，不需要我们提供这些证据。如果牺牲了，我们能令中国足球扭转乾坤的话，高尚就是我们的墓志铭。”
宋卫平痛心疾首地说：“场外工作过去我们做过，但10月6日的6∶0给了我们六个响亮的耳光，把我们打醒了。绿城内部已经形成共识，在今后的比赛中，对裁判、球员的收买和贿赂这样的场外活动，我们不会再进行，否则将在犯罪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我倒要看看哪些裁判敢明目张胆地欺负我们？在合适的时候，我会公布收钱裁判名单的。”
宋卫平看看在场的记者说：“我们在聘请谷明昌做主教练时就表明，绿城不会做裁判的工作的。联赛进行几轮后，我们发现情况不对，为了赢球开始给裁判送钱了。”
李书福笑着说：“这些裁判太有意思了，收了主队又收客队，而且开口就是六位数啊！还有什么比赛监督啊，在比赛中既不监又不督！”
当记者追问具体给裁判多少时，宋卫平说：“几千总拿不出手。”当记者再次追问时，他说：“要看比赛的重要性，最多的可以达到六位数。”
李书福无可奈何地说，送钱送得我都送怕了，几千块钱裁判看不上眼。不论主场还是客场都要给裁判送钱。送了钱还不见得管用，裁判往往吃完原告吃被告。
有记者提问：“能不能说出具体的数字和裁判的名字？”
桂生悦想了想说：“我们今年做裁判工作的总金额有几十万吧。”
李书福挑战地说：“我们给的是现金，当然没有收据，但肯定有记录，只要法院需要，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出来，现在问题是好像谁都不需要这些证据，没有人需要。”
桂生悦把话接过去：“在沈阳开会时，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没人感兴趣。”
记者问：“这些钱怎么走账？”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李书福闻后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根本没法走账！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审计没法通过。”
又一位记者问道：“你们说，场外工作是通过中间人做的，那么中间人是谁？”
李书福说：“我们每场比赛前都会接到很多电话，说给他多少钱，他就可以把这场的裁判搞定。我们想，这事也不能不信，所以有的就给了。当然上当受骗是在所难免的。对方俱乐部也会给我们打电话：‘你们这场比赛想不想赢？比赛后期了，价位比较高，一百万以上可以让你们过关。’这个我们从来没做过。”
宋卫平坦率地说：“九运会浙江队和山东队比赛之前，有人找我们说，只要出钱就可以拿到三分，进入八强。我们没有做。今年浙江足球受到了重创，以后我们会老老实实，可以被消灭，但决不能犯罪。”
接着，他悔恨和悲痛地说：“我们很清楚自己行为的性质是在犯罪，我们今天这么做，是在争取坦白从宽，努力洗刷，减轻自己的罪责。我们对于自己的人性的弱点并不讳言。既然做了就要承担。铁窗，不是没有可能的事。为了足坛的纯洁，我们认为是值得的。不过，为此我们就不能做别的事情了，对个人来说，代价实在是过于沉重了。”
宋卫平是懂法的。对此说还是不说，他有过犹豫，最后决定不回避，因此无论跟陈培德还是阎世铎都坦白交待：“自己违心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一位记者问：“你们想没想过，中国足协听到你们这些话后会有什么反应？”
宋卫平说，“我对足协如何对待我们所提供的证据不抱幻想，反而担心会有‘小鞋’等着我们。可是，对吉利的行动，我们不能不表示支持，否则就是昧良心了。我们等着处罚，大不了就是行贿罪。”
李书福开玩笑地说：“那我们就牢里见了。”
全场轰然大笑起来。
宋卫平没有笑，他严肃地说：“不要笑，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无意给中国足坛抹黑，也无意毁坏中国足球的形象，但是足坛腐败问题必须解决，不能任其泛滥。一位业内资深专家对我说，他听说一支甲B球队最后几场比赛的花费在一千万以上。我绝对相信阎世铎的人品，但是不能寄希望于他个人，而是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和组织架构。我们俱乐部应该结成联盟，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记者又问：“假如说中国足坛是一个赌场，赌徒是否要追究责任？”
李书福反应极快：“假如这个赌场是被批准的，我就没有问题；但这个赌场未被批准，所以我要退出了。”
宋卫平说，“对裁判问题如果不出手，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沉重的。我为什么不把有些裁判的故事具体地讲出来？讲出来的话，这些裁判肯定够得上判刑的。我不想让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足球本来是个游戏，搞得都是鲜血和眼泪，那太残酷了。可是，你们去看看中国足协对今年甲B裁判工作的总结，只有三例错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对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一边看一边心痛。金钱控制的比赛有多少？我们心里清楚。有些比赛结果早就设计好了，包括我们主场的某些比赛。球迷被愚弄了，还热血沸腾地在赛场上助威和欢呼，看着真让人心酸。”
李书福说：“要想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必须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我们准备投资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就叫《黑哨》。”
宋卫平的发言比李书福显得沉重，他太热爱足球了，因此不会选择像李书福那样退出。
吉利认为，2001年10月16日，中国足协向央视等媒体提供的《关于对广州吉利队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内容严重失实，从而造成吉利的名誉受到严重侵害。12月13日，他们已在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状告中国足协侵害其名誉权。
李书福说：“我们决不会步他人后尘，我们一定会坚持将足协告到底。”
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收取吉利七千一百一十元诉讼费，这意味他们受理了此案，也意味中国足协将站到“被告席”。有律师称，能够依法受理此案是中国司法实践的一大突破，也是对社会上流传的“如果‘吉利’告中国足协，法院不会受理”说法的否定。
李书福成为第一个开新闻发布会揭黑的人，又成为第一个状告中国足协的人，在短短的几天里，他创下中国足球史的两项第一。
也有人说，李书福太精明了，花七千一百一十元诉讼费不仅能折腾不可一世的中国足协，又可出一口恶气，让他们知道李书福已不再是把汽车摆在零部件展区的憋憋屈屈的小商人，不是谁想玩就能玩了的。另外，全国媒体纷纷报道此事，花这么点儿钱就为吉利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广告。
陈培德又度过了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李书福那张被激愤涨红的娃娃脸。在李书福的猛烈炮轰中，陈培德看出俱乐部对黑哨愤怒与无奈，对足坛腐败的切肤之恨。
这天，在横店主持研讨会的陈培德对与会代表说：
中央电视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吉利集团通过央视公开揭露足球黑哨，今天又跟绿城联手在杭州揭露黑哨。这个事情我已经通报给了阎世铎，对于足球扫黑问题，现在我表明我的态度：一、体育界至今仍然是反腐败的处女地，体育界反腐败应该以足球为突破口，足球反腐败有三大任务：打假、扫黑、反贪。二、我支持吉利集团董事长对裁判收黑钱、吹黑哨的揭露。三、我呼吁全国各俱乐部为中国足球的未来，为了求得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舍弃自己的得失安危，揭竿而起，向腐败宣战。四、这一把火一旦烧起来，肯定会成为燎原烈火。俱乐部和球员将在烈火中净化，黑哨将会在烈火中熔化，贪官也将难以幸免，足球官员们将在烈火中接受考验。五、揭露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我认为足球反腐败必须有司法介入。
陈培德乐观地认为，打假扫黑反贪已进实质性阶段，希望能向纵深发展，能将足坛腐败彻底解决。
足球腐败，其他行业就不腐败吗？教育、卫生、司法、科技就不腐败么？只不过足球备受关注，而且言论自由。现今，在中国有哪个部门可以像骂足协这么骂？骂哪个司局级领导干部可以像骂足协的领导这么骂？
球迷对腐败深恶痛绝，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党对腐败也深恶痛绝，几次党代会都下决心整治腐败。
陈培德认为李书福是个人物，他雄心勃勃地投资足球，结果却被足球给玩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而是站出来大胆揭黑。这是好事啊，打假扫黑反贪的队伍壮大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陈培德认为，黑哨在浙江赛场吹响了，自己作为省体育局长不能视而不见，不能对党和人民不负责。让它悄无声息地过去，那就是纵容，就是对体育的公平、公正、公开的背叛。自己只有站出来支持宋卫平和李书福，鼓励他们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让全国的百姓看到共产党的天下是公平的、正义的，是容不得邪恶存在的。
他在位的时间不多了，越是在位的时间不多越想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体育局长应该就足球讲足球，就体育讲体育，为治理本行业的腐败尽一份力。假如全国每个领域、每个行业、每个系统的负责人都能把自己的两亩三分地管好，社会腐败还会存在么，党的长久执政问题不就解决了么？所以这个事情非同小可，非做不可！
几乎所有代表都被陈培德的铮铮之言感动，他的讲话获得热烈的掌声。是啊，有几多高官能像他勇于反对本行业的腐败，有几多高官能做到他这样无畏呢？
当夜回到杭州，陈培德了解完媒体见面会的情况后，请局办公室通知《新闻调查》的记者，他明天在黄龙体育中心接受采访。
15日上午，杭州的天有点儿阴，让人有种掉进冰窟窿的感觉，冷得让人心抖。
下午，天突然多云转晴，明媚的阳光撒向大地。陈培德身着驼色绒领休闲皮衣，淡蓝色衬衣，系着一条深蓝色领带，风度翩翩地出现在黄龙体育中心，等候在那里的十几位记者迅速围了上来。
陈培德本来想穿得庄重点儿，小女儿陈凯却给他找出这件休闲皮衣。小女儿说：“体育本来是件轻松活泼的事情，作为体育局长不能把自己包裹得那么严肃，让人觉得不好接近。”
当今的体育哪还是轻松活泼的事情？假若如此，他又何必接受《新闻调查》的采访？不过，陈培德相信一点，女儿是做外贸的，在服饰方面绝对比他在行。小时家里穷，他穿什么从来不讲究，有件衣服穿就行了。长大后，他在穿着上也没有什么主见，先是听母亲的，后是听夫人的，现在听女儿的。女儿已成为他的形象设计师，每逢重要活动，他穿什么，戴什么，都是女儿说了算。他渐渐对女儿有了依赖，有时出门前问女儿一句：“陈凯，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怎么样，合不合适？”
《新闻调查》栏目记者杨春说：“陈局长，我没有准备好采访提纲。”
杨春戴着眼镜，西服领带，整个人就像他那身着装似的，充满着理性和冷静。他是昨晚抵达杭州的，下飞机后连饭都没吃就去采访要赴欧洲商谈汽车项目的李书福。
陈培德挥挥手，爽快地说：“不需要采访提纲，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
杨春在上午采访了宋卫平和绿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沈强。沈强是绿城俱乐部的一线指挥，对足坛内幕了如指掌。当说到绿城与中远之战，由于裁判不公葬送了绿城晋A的机会时，沈强不禁泪水涌出，声音哽咽。他忧心忡忡地说，中国足坛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有人观望，有人麻木，有人绝望。中国足协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他们没诚意治理足坛腐败的话，仅一两家足球俱乐部挺身而出是没有作用的。
陈培德来到黄龙体育中心足球场的球门附近，这是记者事先设定的采访地点，他的身后还安排一群踢球的青年。央视和浙江电视台的几架摄像机早已支好，其他媒体的话筒和录音笔伸过来。
“陈局长，您对昨天的‘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是怎么看的？”一位记者问道。
“绿城和吉利两个俱乐部打响了揭露黑哨的第一枪，我个人表示支持！浙江省足协支持！浙江省体育局支持！”陈培德坚定不移地说道。
作为一名地方体育局长，没请求过国家体育总局，没与中国足协沟通就公开表态支持吉利和绿城，是要承担巨大政治风险的。
陈培德扫视一下在场的所有记者，慷慨激昂地说：“吉利和绿城或多或少介入了黑幕，这当然是错误的。可是，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放在特定环境中去看，自1994年中国足球有职业联赛以来，足球水平没见有多大提高，裁判收黑钱，吹黑哨，球员收黑钱踢假球的水平却在不断提高。2001年，权球交易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黑哨已成为足坛的潜规则，每场的起步价为六万元，关键场次三十万元，这在业内不仅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而且已得到普遍的认可。吉利、绿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足坛的，他们要想在足坛立足，要想在甲B联赛中踢出好成绩，只能花钱买‘公平’。现在他们能够批判性地否定自己，在不惜毁灭自己的情况下站出来揭黑，是难能可贵的，浙江体育局应该给予支持和保护，否则就没人敢挺身而出揭露腐败了。当务之急是要趁热打铁，彻底揭开足坛腐败的盖子，而不是怎么处罚吉利与绿城。”
有记者问：“陈局长，您对中国足协是什么态度？”
他说：“我支持中国足协向假球开刀，同时也希望他们拿出同样的勇气整治黑哨。假球与黑哨是足球腐败的两个方面，可是中国足协总是严惩俱乐部、教练和球员，对黑哨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要问一句：在足球联赛中，裁判究竟发了多少财？这是不是应该作为大案加以调查。甲B这样，甲A和乙级联赛就干净吗？我不敢盲目乐观，这笔账是该清算了。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足协还没查处过一位黑哨，这是足球腐败的根子。俱乐部老总应该像宋卫平、李书福这样为净化中国足坛作出贡献，中国足协也应该有所作为。”
杨春问：“根据你所掌握的情况，遏制‘黑哨’，根除‘黑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
陈培德说：“现在问题严重到裁判已经通过联赛大发横财，这已经是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司法介入。只有司法介入才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光靠行规是解决不了黑哨的问题的。”
陈培德越说越激动：“我手里有涉及到具体裁判的受贿证据，现在不能公开，因为还需要查实。不过在恰当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的……我们揭露的目的不是为了炒作，是为了解决中国足坛的腐败。”
陈培德想到数万名球迷的怒吼，想着宋卫平和李书福的咆哮，父亲慈祥沧桑的脸庞，舅舅那期待的目光，他突然提高嗓门，大声疾呼：“假如鲜血能擦亮更多人的眼睛，我就是死也在所不惜……黑哨将在这场打假扫黑反贪的烈火中死去，贪官也难以幸免。”
陈培德热血沸腾了，手指对向摄像机的镜头高声喝问：“那些心里有鬼、拿过黑钱的人，你们现在一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吧！”
有人说，这是陈培德最富有激情的讲话，也是他给人印象最深，最精彩的讲话。他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涌出来的，不仅有力，而且犀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那种在腐败面前无所畏惧的浩然正气而征服和打动。在中国，有几个官员敢于像陈培德这样英勇无畏地向腐败宣战？有几位高官敢于挑战本行业的潜规则？
在采访结束后，陈培德突然看见宋卫平站在人群中笑眯眯地望着自己，走过去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这是兄弟式的握手，战友间的握手，从对方的手不仅感受到一种温暖，而且感受到一种力量。
“说得怎么样？”陈培德问道。
“很好！很好！”宋卫平真诚地说。
他在陈培德的讲话中感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感受到一种鼓舞，感受到得道多助。
陈培德又开始追问：“小方的材料准备好没有？”
宋卫平脸露难色说：“材料倒是准备好了，我实在不忍心交。把它交上去，这些裁判就得身陷囹圄，家破人亡。他们大多是国家干部和教师，上有老下有小，我于心不忍啊。”
陈培德变得严肃了：“你怎么还坚持这种观点呢？你保得了他们吗？你不上交证据，他们就会沿着那条黑哨的道路走下去，躲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早晚要翻船的。我认为只有法律能保他们，这要看他们认罪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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