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震撼沉寂的足坛

■在宋卫平和李书福的猛烈炮火下，中国足协派李冬生潜抵杭州调查。次日携“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匆匆飞回北京。

■宋卫平交出证据。陈培德认为，打假扫黑进入新阶段，大规模的进攻就要开始，黑哨的保护伞——足坛贪官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忏悔书”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华社发表了内参，阎世铎坐不住了，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企业家黄志敏与陈培德

2002年1月6日，陈培德将揭黑材料亲手交给阎世铎

2001年12月21日8时20分，中国足协裁判办公室副主任李冬生和监察部主任秦小宝奉阎世铎之命飞往杭州，到绿城调查黑哨。

11时，一辆黑色桑塔纳在杭州金溪山庄停下，李冬生和秦小宝下车。他们没有与浙江省体育局和浙江省足协联系，而是与绿城俱乐部单线联系，绿城俱乐部派一位工作人员陪同他们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浙江媒体见面会以及陈培德公开发表支持宋卫平、李书福揭黑行动以后，中国足坛不要说打个喷嚏，叹口气，哪怕轻微呼吸异常都会被记者敏感地发现。还没等李冬生他们办好入住手续就钻出几个记者，一位记者问李冬生：“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这次不接受采访，中国足协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李冬生以距人千里之外的冷漠语气说道。

“你在杭州要待几天？”

“不说了……”李冬生说罢，转身离去。

记者猜测李冬生的杭州之行可能是中国足协打黑行动的第一步。

李冬生做人很低调，是足协曝光率很低的官员，即便他与谢亚龙、蔚少辉一起被批捕后，网上不仅查不到他的详细个人信息，连他的名字都难以确定，报道和书上有的写的是“李冬生”，有的写为“李东升”，还有写“李冬升”的。我反复查对四个多小时才确定他叫李冬生的。有人说，他的履历有几分神秘。有人说，他在北京体育师范大学当过教师，在匈牙利留过学，真假不得而知。

他在1997年调进中国足协，担任过清远基地青少年冬训办公室负责人、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当过主任，还担任过技术部主任和女足领队。

真人不露相，此君深不可测，有点儿像《潜伏》中的余则成。他到底是怎么发迹的至今还是个谜。2010年9月，他与中国足协前副主席谢亚龙、国足前领队蔚少辉一起被立案侦查时，许多人都感到惊诧，连连摇头说，没想到啊，没想到李冬生能进去。

李冬生在位时让人感到神秘，进去了仍然让人感到神秘，可谓神秘到了极致。有人说，他是被别人咬出来的，看来牵涉面还是宽了点，要像余则成那样也许就没事了。

如今腐败已不是个人行为，每个腐败分子都是那肮脏网上的一个结、纲举目张，一旦动真格的将纲举了起来，即便余则成也跑不掉。

吉利的告别足坛新闻发布会，宋卫平、李书福的公开揭黑，陈培德对绿城、吉利的支持，一系列风暴在浙江生成，迅猛刮遍神州。中国足协四平八稳地坐不下去了，立即开会分析事态，研究对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消极的，睁只眼闭只眼算了，一两家俱乐部是翻不了天的，不管刮什么风总要停的，到时候自然就风平浪静了；二是积极的，对此不能回避，睁只眼闭只眼会导致中国足协的公信力、联赛的公平性丧失，应该借此清除联赛中存在的腐败现象。阎世铎支持第二种意见。向总局汇报后，总局领导指示：“在原则的问题上不能退让，要以此为突破口，积极与有关方面协调配合，深入调查职业联赛中的腐败问题，全面整顿联赛赛风。”

足协成立调查小组，组长是联赛部主任杨一民，副主任是综合部主任秦小宝、新闻办公室主任董华。阎世铎要求调查组：一是对宋卫平和李书福在“媒体见面会”上所揭露的裁判受贿问题展开调查，如果证据确凿，严惩不贷；二是本次调查属足协内部机密，非调查组人员不得随意打听。

12月19日下午3时，足协在北京昆仑饭店召开新闻通气会，董华就李书福、宋卫平揭露裁判受贿的问题，以及广州吉利俱乐部起诉中国足协表明中国足协的态度：“一、中国足协历来旗帜鲜明地反对足球行业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二、欢迎举报，凡是有举报线索的，不管涉及谁，中国足协都将进行认真调查，一经查实，将依章、依法进行处理；三、纠正足球行业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现象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董华确认中国足协已收到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的诉讼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中国足协将尊重法律和足联的有关章程，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

12月20日是中国足协最繁忙的一天。上午10时是“2001年度中国足球甲A联赛最佳”颁奖典礼，孙葆洁荣获最佳裁判。阎世铎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秦小宝和李冬生前往杭州调查。

次日，阎世铎在中超研讨会上讲话：“我对这个假球黑哨的看法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假球也好，黑哨也好，各有各的表现形式，各有各的私下手段，让他们表演吧。我们从不同角度看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感觉。说实在话，这是任何改革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中国足球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付出牺牲。我认为天下不会大乱，中国足球不会因为这个事件而崩溃，中国足球有信心，既打击业内不良行为，又不因此而把足球界弄个鸡犬不宁。”

阎世铎意味深长地说，“我有充分信心。当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撤离井冈山时，队伍足足有三十万人，可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人数仅剩下不到三万人，结果呢？中国共产党夺得了政权。所以对中国足球我有信心……还是那句话，别只看脚下有滩烂泥，还要看前头有的是光明大道。”

阎世铎话锋一转说：“有人说这是一个退出的时代，我认为所谓退出的仅有极少数，大多数还是为了适应未来的中超进行资产重组。莎士比亚说得好：‘让我们友好地说声再见。’应该像郁知非一样，不能在分手后就破口大骂，就扬言要捅破天，这不是建设，而是破坏。你能不能把有关材料向中国足协反映？不能没得到好处就破口大骂。”

晚饭后，秦小宝和李冬生直奔绿城俱乐部，与事先约好的宋卫平等人见面。

李冬生已五十来岁，人长得排排场场，挺直的鼻梁，硕大的脑袋已经谢顶，头皮赫然可见，没办法只好动员“地方”支援“中央”，用几缕左鬓的头发去遮掩。这样一来，李冬生就得举止谨慎，小心翼翼，担心那些不情愿支援“中央”的头发从头顶滑落，让他尴尬。这不仅适合他的性格，而且也适合于调查的心态。

李冬生的声音略有点儿沙哑，语速不紧不慢，话很少。不论宋卫平他们讲什么，他都不发表任何看法，不透露任何信息，这种人即使做特工也绰绰有余。在整个谈话中，他仅泄露一句实情：“这是我们足协第一次直面这个问题。”

看来中国足协过去一直没有正视过这一问题，更谈不上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宋卫平觉得中国足协能有这一姿态已经很不容易了。尚不知对绿城来说是福是祸，表示积极配合，有啥说啥，知无不言。

第二天就是冬至。受寒流的影响，杭州持续多日阴雨，气温骤降。江南的冬天，最冷的不是外边，而是屋里。房间没有取暖设备，人们都准备两套御寒衣服，外出穿薄的，回家穿厚的，这一点正好与北方相反。李冬生他们只有一套衣服，在屋外不觉得热，在会议室坐下来，就犹如大冬天在外边跑一圈，然后坐在寒风中，不一会儿就冻得心都收紧。南方的阴冷是像牛毛似的顺着毛孔往里钻，一直钻进骨髓里。

宋卫平以为两小时左右就可以谈完，没想到他们谈了整整四个多小时，将近半夜十二点才结束。据说，绿城俱乐部的会议室温度很低，只要在里边站十几分钟就会冷得发抖，真不知这四个多小时李冬生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也许人们低估了他们的承受力。

我不禁想到一个故事，过去有位高官，在睡觉时特别挑剔，一次，他说床上有东西硌得他睡不着觉。仆人急忙跑过去查看，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高官再次上床，不一会儿又叫了起来。仆人又查一遍，最后在床单上取下一根头发，高官才上床安然入睡。过若干年后，仆人见一人睡在柴垛上，过去一看竟是高官。原来高官丢了乌纱帽，穷困潦倒，无处安身。仆人惊问：“当年床上有一根头发就硌得你睡不着觉，如今在柴垛上如何睡得着呢？”高官看一眼当年的仆人说：“此一时，彼一时。”

现今南勇、谢亚龙、李冬生等人身陷囹圄恐怕也是“此一时，彼一时”了，据报道说，他们现在住的是六人间，早餐吃的是馒头大米粥咸菜，应老百姓的一句话：“有享不到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

宋卫平说，自己打假扫黑行动的初衷不是因为绿城在联赛中成绩不好，冲甲A没有成功而发泄私愤，有意跟裁判过不去。事实上，绿城与其他俱乐部相比吃亏还算少的。绿城认为，中国足坛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非出大事不可。

李冬生希望他谈得具体些，最好能提供一些证据。他犹豫一下说，按常规主场要出六万元好处费，主裁判三万元，两个边裁各一万五千元，客场是客随己便，丰俭由人。最初场次可以不加价，越往后加得越多，比如某一主场，绿城答应事后给主裁判二十万元好处费，要求是净得三分，平局不付。在这场比赛中，绿城顺风顺雨，没有遭遇黑哨。后来遇到有争议的判罚，打成平局，绿城一分没付。

李冬生在中国足坛、在足协裁判办公室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这些情况能不了解么？没准他知道的比宋卫平还多呢。可是，李冬生毫不动声色，他是来调查取证的，宋卫平说什么他就记什么。他也许最想知道的是宋卫平那杆枪到底有没有子弹，有什么样的子弹。让裁判办公室主任来调查黑哨，如同让老子去调查儿子家教不严，偷鸡摸狗，嫖娼赌博，一是外人不会说，二是说了没准老子会恼羞成怒。傻子都清楚父子是怎么回事儿，知道巴掌打的是儿子的屁股，伤的却是老子的脸，谁会干这种蠢事？裁判受贿，执法不公，他裁判办公室主任就没过么？

过去，人愿意追究别人的责任，不愿意追究自己的责任；如今，人既不愿意追究自己的责任，也不愿意追究别人的责任，因为追究别人的责任往往就等于追究自己的责任。

宋卫平不无担忧地说，足球裁判吹一场球赛就能捞几万元的好处费，一年下来就是几十万元，两三年就上百万，一旦出事，要判多少年？而且这种现象特别普遍，假如真追究起来，裁判都坐牢了，中国足球怎么办？

出乎李冬生意料的是嫉恶如仇的宋卫平却反过来为裁判求情：“说实话，这个问题我很矛盾。我憎恶黑哨，可裁判也是环境的受害者啊。我不希望由于我揭黑让那些裁判丢了饭碗，甚至坐牢。我认为最好不要纠缠某个裁判，而是从整体上解决黑哨的问题。”

宋卫平没交代受贿的具体人，跟李冬生解释说，绿城之所以不交出这些裁判的名单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未经司法部门认定，绿城私自公布名单有侵犯名誉权之嫌；二是在绿城所支付的好处费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中间人转的，中间人是否将钱交到裁判的手里，这还有待于司法部门的调查。

不过，宋卫平清楚地告诉了李冬生绿城在哪些场次做了裁判的工作。李冬生笑了，宋卫平虽没点名，把受贿的裁判交代出来，足协若想深入调查，可以顺藤摸瓜。

宋卫平还交给李冬生一封信。李冬生满脸惊诧，目光沿着“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的字里行间看了下去：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一场比赛，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就目前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与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现在写的这份材料，我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

1.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

2.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地支持。

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足球裁判都会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信是打印的，而且还是复印件。

谈话结束了，窗外如墨，万籁俱寂，似乎杭城除他们之外都已进入梦乡。宋卫平将李冬生他们送出来时，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自媒体见面会后，集聚在杭城的记者不断追踪采访，搞得他疲惫不堪，现在好了，裁判的信和赃款交给浙江省体育局了，信的复印件交给李冬生了，他犹如中场的球员，将球传给了前锋，至于能不能破门得分就看足协了。他相信阎世铎听取李冬生汇报后会高度重视，会拿出解决方案的。他不禁长舒一口气，点燃一支万宝路，吸了一口。从“5.19”以来，他从没这么轻松过。

次日上午，李冬生、秦小宝带着那封“忏悔信”离开杭城，回北京向南勇汇报。

“原件带回来没有？”南勇看了看复印件问道。

“他们说了，中国足协除阎主席之外，别人都不相信。所以，他们只给了我复印件。”李冬生不满地说。

绿城俱乐部的总经理却对记者说，双方洽谈气氛融洽，中国足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有媒体分析说，中国足协掌握这些情况之后，将会感到头痛，不处理吧，不行；处理轻了没作用，处理重了国内联赛有崩盘的危险，弄不好这还会严重地影响中国足球在国际上的形象。

还有媒体认为，李冬生没找吉利，只找绿城的调查让人深感意外。

桂生悦对记者说，如果李冬生他们来吉利调查的话，我们会认真对待。

他说，面对中国足协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要讨回公道。另外，我们虽然不玩了，可是对足球仍然很有感情，面对当前的假球黑哨的泛滥特别痛心。我们呼吁：救救中国足球！

他还说：“从一开始，我对结局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包括我们打官司也没说一定要赢。我认为从我们揭黑幕、打官司的这些举动本身、这些事件过程中就能说明很多东西，意义很大，作用也很大。绿城宋总、我们吉利李总还有我，在说这些话之前都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毕竟我们也是送钱的，也要负责任。所以对于结果只能说顺其自然了。我觉得阎世铎也是一个想做点事的人，我们这样做，他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他也认为我们在胡闹，那中国足球就真的没救了。”

这天晚上，李书福对媒体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果中国足协是真心实意想把黑哨一事彻底弄明白，吉利集团会认真配合足协把调查工作做好；反之，如果足协只是走过场，那么足协完全没有必要来吉利集团调查。”

这无异于叫板足协，想激他们把调查进行到底。

这些证据是12月17日交给陈培德的。

在广州揭黑和杭州“媒体见面会”的两股劲风之后，媒体的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全国球迷期待着黑哨和背后的贪官一一浮出水面，受到公正的审判；贪官惶惶不可终日，收受贿赂的黑哨如坐针毡。李书福那句话像丧钟在耳畔不停地敲着：“只要法院需要，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出来。”李书福跟足球拜拜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知他手里有多少证据？交出来怎么办？足坛还不得将发生十二级地震，甲级联赛还不得房倒屋塌？

谁知陈培德遭受的煎熬？

宋卫平承诺交证据已过去四十八天了，陈培德的心一直悬着。在黄龙体育中心接受《新闻调查》采访时，他又催了一遍宋卫平，可是绿城还是没有动静。绿城和吉利的“媒体见面会”开过了，浙江省体育局表态了，再过几天《新闻调查》的《黑哨内幕》就播出来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样一来，足坛反腐第一枪岂不就成了没有子弹的空枪？媒体是柄双刃剑，宋卫平和李书福再不交出证据，媒体会质疑的，黑哨贪官有可能联手反攻，说绿城、吉利无中生有，造谣滋事，破坏足坛的大好形势，打假扫黑就会陷于被动了，没打着狐狸反而惹身骚，足坛腐败不仅不会收敛，反而会更加猖狂。

法律重的是证据，没有证据一切等于零。宋卫平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据是否充实？宋卫平越是不交，陈培德的心里越没底。宋卫平说过，给裁判送钱肯定不会有第三者在场，这样的话，有人说给他送钱了，他会理直气壮地说，这是瞎编的。没有第三者在场，裁判又不可能出具收条，这意味当时没留下任何证据。当时没有现在会有吗？裁判又不是傻子，见绿城打假扫黑了，给他们提供证据？裁判要是不承认收受过贿赂，不承认吹过黑哨，中间人说钱没送交裁判的手里，这场打假扫黑岂不成了闹剧？

陈培德忍不住又拿起电话。唉，一个堂堂的体育局长怎么像黄世仁逼债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催宋卫平，连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可是，没办法，自己都催不来，手下的人就更催不来了。

“宋总，你不能只造声势，不交证据啊，这样下去会有负面影响的，别人会认为绿城冲甲A没不成，又玩了假球，受到惩罚，泄泄私愤。你要赶快把证据整理交上来，不想交浙江省体育局可以交中国足协。总之，不能光打雷不下雨。”

“陈局长，刚收到一位裁判退回来的四万元钱和一封没署名的自白书。我马上让小方给你送过去。”

北京面见阎世铎之后，宋卫平的心理压力与日俱增，陈培德一遍遍地催证据，媒体见面会后，聚集到杭州的各地记者也让他出证据。小方犹如溺水者，黑哨怕被他拽进去，恨不得一脚把他踢到另个星球，永远见不到他。他找谁谁回避，有的装不认识，有的一口否认与他有过接触，取证一筹莫展。

宋卫平不得不亲自出马。老奸巨猾的、良心早被狗吃了的裁判自然是找不得。你不找他，他还以为你手里有证据，不敢嚣张；你若找他，反而暴露了你手里没证据，他说不定还倒打一耙，说你诬陷他。找只能找良心未泯的人，他们拿了黑钱会惴惴不安，稍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胆战，草木皆兵，恨不得立马将赃款送回去。

宋卫平首先想到的是龚建平，也就是在《新闻调查》栏目记者采访时，他说过的那位北京的裁判。

四十一岁的龚建平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倒霉蛋。

他从小就热爱足球，在北京南城二体校足球队踢得不错，在队里数一数二。可是，这么热爱足球的人，1982年大学毕业时却被分到了足球沙漠——北京的远郊怀柔县，那里别说足球队，连个足球都难找。他不仅组织足球比赛，组建足球队，所执教的球队还代表怀柔县参加过北京市比赛。

龚建平认为，裁判最好踢过球，这样悟性会强一点儿。还真别说，在中国足球裁判中，像龚建平这样全面，踢过球，又当过教练的人为数不多。

龚建平的确是“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他说过：“不管做什么工作，人要正直，做教师要有师德，做足球裁判要有职业道德。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一言一行都要注意各方面的影响。”

遗憾的是这位“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却没有守住自己的球门，让人攻破了。

龚建平这种人压根就不该腐败，也不能腐败，别人有点猫腻没事儿，他一沾边就倒霉。近三年来，他这位“悟性强一点儿”的裁判却一波三折，屡遭重创。1999年，万达与平安之役，他对孙继海判罚黄牌之后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停哨半年的处罚；2000年3月，广州太阳神认为他在比赛中有三处“不公正的判罚”，理直气壮地向中国足协申诉。

足球圈内的人说，龚建平是黑哨不假，不过他只是“小黑”，绝对算不得“大黑”，他距离“大黑”还甚远，说白了，他还不具备“大黑”的素质和能力。“大黑”者如陆俊，可以一边吹黑哨，一边获“金哨”，先后拿了六个金哨奖，比陆俊小一岁的“小黑”龚建平不仅没拿到“金哨奖”，反而屡受处罚。

《克雷诺夫寓言》中有句话：小偷不能跟大盗相比，大盗可以逍遥法外，小偷却要挨揍的。

陆俊说：“为什么我年年拿金哨？你必须能把握大局，上边要你怎么吹，你得学会揣摩领导的意图。这方面的重要性，有些裁判压根不了解。”陆俊还说：“好的裁判吹黑哨，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想发现确凿的证据太难了。”

按陆俊的说法，龚建平不仅没揣摩透领导的意图，也不是个“好裁判”。

有人说，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出现那一刻，一条看不见的食物链就形成了——俱乐部贿赂裁判，裁判贿赂足协裁判委员会。在这条食物链中，陆俊如鱼得水，龚建平像旱鸭子，总也游不到保护伞下面，所以只要有冰雹就要挨砸。可是，他偏偏又没记性，屡屡挨砸却屡屡犯事儿。

4月21日，在甲B联赛第五轮浙江绿城对天津立飞比赛之前，龚建平作为主裁来到杭州，入住杭州国际大酒店。傍晚，小方悄然来到他的房间，悄悄塞给他一个红包。

他拒绝了：“我们规定很严的，球赛这事不好帮忙，你还是拿回去吧。”

这些想赢球的俱乐部不仅给裁判送红包，也给阎世铎送。据说，有一次阎世铎到下边调研，半夜11时，一位年轻人来到他的房间，送来一个沉甸甸的文件袋，说：“我们领导说，主席很辛苦，这是一点意思，请收下。”

阎世铎往文件袋里扫一眼：是一捆捆的钞票！

“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害我？你是干什么的？哪单位的？”阎世铎火了。

小伙子拔腿就跑了。

阎世铎能把“小鬼”吓跑，龚建平却难以拒绝小方，最后还是把红包收下了。

有人说，龚建平待人诚恳，办事实在，拿谁都当哥们。也有人说，龚建平性格直爽，是个直肠子，心里想啥嘴上就说啥，好交友，讲义气，能为朋友两肋插刀。还有人说，你要是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他，过不多久，他们就是朋友了，你的朋友跟他的关系比跟你还铁。还有人说，龚建平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实在，太仗义了，在他眼里狗戴帽子都是朋友，他在这上没少吃亏，还没记性……

也许龚建平觉得拒绝红包就等于拒绝信任，拒绝交情，拒绝朋友，俗话说，官还不打送礼的呢，自己算啥？不就一个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吹哨的吗？人家给你送礼是看得起你。也许他意志不够坚强，没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也许他觉得大环境就是这样，哪个行业不收红包？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你给我红包，我给他红包。他给你红包，再说了，连法官都收红包，而且还吃完原告吃被告，裁判收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这事对他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现实中，许多传统观念都被颠覆了。过去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如今，吃人者未见得嘴软，拿人者未见得手短。医生即便收了红包也不见得就不宰你，裁判拿了黑钱也不见得就不吹你的黑哨。

龚建平还是个老实人，收了钱后就开始琢磨怎么帮忙，这个忙比较好帮，天津立飞明显弱于杭州绿城。

第二天，上半场绿城进了两球，立飞一个球也没进。

在下半场第十分钟，绿城的外援安东尼将球碰进球门，龚建平裁定有效。立飞抗议，认为安东尼越位，“黑衣法官”龚建平赐给立飞的外援阿米尔一张黄牌。

第二十四分钟，绿城队员在后点将队友发出的角球顶向大门，立飞队中卫迅速将球从球门线后勾回，龚建平判罚球有效。

第三十二分钟，绿城又攻进一球。

第四十三分钟，还有两分钟比赛就要结束时，冲入禁区的绿城外援瓦伦西亚被铲倒，龚建平判罚点球，瓦伦西亚罚球命中，绿城以6∶0大胜。

7月7日，第十三轮浙江绿城对厦门红狮比赛，龚建平作为主裁又来到杭州。小方跟他联系上了，并把话递了过来，只要他帮忙，绿城还会感谢的。

上半场第二十八分钟，红狮队员将冲入禁区的瓦伦西亚撞倒，龚建平判给绿城一个点球，瓦伦西亚罚球命中，绿城1∶0领先。下半场，绿城队员在自己禁区附近手球，红狮的法比奥任意球命中。比赛以1∶1平。

绿城没赢三分，可是心悦诚服。龚建平吹得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手球么，自然该罚，不罚也说不过去。小方说，老板觉得龚建平这人还不错，想跟他交个朋友，让他给龚建平送个红包。

龚建平的房间住两个人，另一位也是裁判，见小方拎包来了，钻进卫生间去洗澡了。卫生间传出哗哗的淋浴声，小方见机行事，从包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红包。

龚建平慌忙摆手拒绝：“不要不要，真的不要。我又没帮什么忙，无功不受碌。”

钱既然拿出来了，哪有背回去之理？小方好说歹说把钱塞进龚建平的包里，起身离去。龚建平既不能高声叫嚷，又不能跟小方撕搏。

绿城没赢三分，也不等于龚建平没卖力，这场比赛他费的心思比立飞那一场还多。红狮不同于立飞，与绿城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都想赢球，这种情况下不仅裁判的态度很重要，而且裁判想吹黑哨也不容易，弄不好就会出现抗议和罢赛，引火烧身。龚建平好不容易才抓住机会判给绿城一个点球，下半场绿城那个队员要不手球的话，也就赢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第二天，在小方开车送龚建平去机场的路上，他真诚地说：“这钱你还是拿走吧，你自己留着用也行。我可不想为这点钱毁了自己的前程。”

这钱可能搅得他辗转反侧，一宿未眠。龚建平不是不需要钱，他是太需要钱了，他们夫妇都是教师，收入有限，父母体弱多病，孩子还在读书，家里住的五十六平米房子不仅小，而且也太旧了，需要改善一下；他特别喜欢车，开的还是像出租车似的夏利；他爱好饮酒，喝的是廉价的北京二锅头……

龚建平更在意的是前程和刚刚获得的国际级裁判荣誉。他自豪，也的确该自豪，国际级裁判中国才有七位，这说明在足球裁判上，他已步入中国前七。他不想让这点儿钱威胁和摧毁自己的事业与家庭，思来想去还是决计将钱退回。

可是，拒绝是一种能力，龚建平不仅缺乏阎世铎的权力，也缺乏他这种能力。见小方实心实意要给，他那道垒了半宿的堤坝又管涌了，崩溃了。

没能力拒绝这是现实中国的通病，不仅仅是足球裁判龚建平，有多少官员栽在这上，为那沉重得压弯了腰的、一辈子也花不出的钱搞得身败名裂。

9月15日，甲B联赛第十九轮中远对绿城，龚建平又是主裁。这场球不论对中远还是绿城都特别关键。可是，这是中远的主场，绿城可能想到即便做龚建平的工作也没用，他们以为有前两个红包垫底，龚建平不会吹得太离谱。

第八分钟，绿城队的谭恩德率先攻进一球，被龚建平判为越位，进球无效。这让绿城大为恼火。

第十四分钟，中远队员突入禁区，宋卫平认为“我们的守门员抢先把球拿住，这应该是个好球，裁判却判我们犯规，送给中远一个点球。”中远罚球得分。

龚建平的处罚激怒了绿城，他们罢赛三分钟……

最终，绿城以0∶1败北，失去冲甲A的希望。

宋卫平愤然捎话给龚建平：“别忘了，你在杭州得到过我们的好处，为什么客场这样吹？”龚建平惶惶地给宋卫平打电话解释。

宋卫平说：“电话里不说，以后到杭州再说……”

可是，龚建平再没到杭州，话也一直没说上。

自从宋卫平揭黑以来，属鼠的龚建平已经是寝食不安，悔之断肠，恨世上没有时空隧道，不能把钱退回去。此时，他最想要的是宁静，也许每个人到这时候都渴望宁静、平安，发现这些平时极不在意的东西居然像阳光、空水和水那么重要。

怕啥来啥，宋卫平找上门来，龚建平恐惧得像手伸进别人家偷东西被夹住，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有人说，宋卫平之所以首选龚建平是因为他比较老实，没什么心计，还算是有良知的；也有人说，宋卫平最恨的就是龚建平，尤其是对龚建平判给中远那个点球耿耿于怀；也有人说两者皆有之……

我愿意相信前者。我读过大量有关宋卫平的报道，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着人文情怀的人，绝不是恶人或者小人，不至于为了一计点球而报复龚建平，想置他于死地。

宋卫平劝龚建平把收受绿城的“黑钱”退回来。

没想到在退钱无路时，宋卫平却凿出一条时空暗道，龚建平该喜出望外，该感激不尽才是，可是他却疑惧了，怕钱退回去了，自己却暴露了，麻烦找上门来。他清楚这绝非小事，绝不会像停哨半年那么简单。

他说：“你总得让我继续生活和工作吧？”

生活与工作是生存的底线。这话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请求给他留一条生路。

宋卫平承诺只要他把钱退回来就没事了，保证不供出他来。

一个亟须取证，一个急于退钱，也许两人想到的只是彼此的信任，没有想到对人来说，任何承诺都是有条件的，当承诺遇到巨大的利益诱惑、或者生死挑战时，承诺还能否守得住？它会不会被现实压成粉齑，随风飘散了。

足球裁判龚建平可能没想到这一层面，他答应把钱退还回去。

谈到龚建平当时的心态时，龚建平的妻子索玉华说：“他是2001年才报批为国际级裁判，当了还不到一年，他特别在意这一荣誉，急切地想还了钱，摆脱丑闻。”

可是，钱怎么退？不能汇回去，不论走银行还是邮局都容易暴露。

宋卫平建议龚建平送到杭州，俩人见个面，聊一聊。

龚建平一口回绝了。这是什么时候？杭州已成为扫黑的暴风眼，成为足坛的“动感地带”，全国各地数十名记者云集在那里，绿城又是暴风眼中的暴风眼，焦点中的焦点，他要出现在绿城将会掀起轩然大波，想逃都逃不掉了。

绿城根据龚建平的态度开会商量。不论怎么说，只要龚建平退了赃，绿城就有了真凭实据，就可以证明黑哨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存在的，绿城讲话是负责的。有人说，龚建平不敢来，绿城可以派人去取。有人说，钱是可以取回来，关键的是取回来之后，谁来证明它就是裁判退回来的？这的确让人大伤脑筋。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让龚建平写一个“自白书”，这不仅可以证明钱是裁判退回来的，也可以说明他是“一个还有良知的”、有忏悔表现的裁判。

有良知者痛苦往往是深重的。没良知者最大的痛苦是得失，有良知者最大的痛苦是善恶。在现实中，有良知者的道德底线突不破是痛苦，突破了更是痛苦，而且是万劫不复的痛苦。宋卫平之所以迟迟不上交证据，其原因就在于此。

宋卫平是一个读书人，小学三年级就读过《说岳全传》，二十岁前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等，二十九岁之后，他又迷上了武侠小说，尤其是对金庸的书爱不释手。无论古典小说，还是武侠小说推崇的都是仁义礼智信。

将龚建平的证据交上去，这犹如手术前病人家属给医生送红包，医生不收不行，手术之后病人家属不仅将红包索回，还将其交到医院一样，这是不义。

另外，证据一旦上交，自己还有主动权么？若供出龚建平则是无信。

不义、无信这是做人的大忌。作为读书人的宋卫平最鄙夷的可能就是这两种人。

初涉房地产生意时，一位朋友帮宋卫平拿下了一百亩地。他们事先讲好要低价卖给朋友二十亩。没想到后来地价涨了，有人建议卖给朋友的地价也调一下，宋卫平一听就火了：“说好的事情怎能反悔？人不能没有信用！”

在金钱面前，他坚守住了信用，在扫黑之际也能守住承诺吗？何况证据不交也是无信，一个月前，自己亲口答应陈培德和阎世铎交两份证据。

不交证据阎世铎无法下手，陈培德就说他放空枪，这场轰轰烈烈的扫黑将因他而中止，足坛腐败将继续存在，这也是不仁不义。

他落进两难的河流，哪边都能爬上去，可是不论从哪边爬上去都是对彼岸的背叛。

也许陈培德的电话让他下定了决心，证据不交上去，陈培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也许想到足坛打假扫黑就是拯救足球，他决定把龚建平这份证据交上去。

“好好，我等着。”陈培德放下电话，点支烟，吸了一口，靠在椅背上，舒缓地将吸进的烟吐出去。

半小时后，小方夹着档案袋走进办公室。

陈培德从档案袋里取出四捆百元钞票和一封信。他把钱摆放在桌子上，将信展开看了一眼，问道：“这位‘还有良知的裁判’是谁？”

“宋总说了，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对主动退赃的裁判要给予保护。”小方为难地说道。

“哦，我明白了。”陈培德点点头，没再问。

小方走后，陈培德望着证据，悬浮的心终于着陆了，踏实了。尽管自白书是打印的，没有签名，他却坚信不疑。与其说相信这份证据，不如说相信宋卫平。提供伪证不仅违法，而且也不符合宋卫平的为人和性格。再说，宋卫平是打假扫黑的先锋，是社会的名流，不可能让伪证毁了自己。

宋卫平承诺提供两个黑哨的证据，这是其一，另一个什么时候交？陈培德做事干净利落，和盘托出，不喜欢拖泥带水，像挤牙膏似的。看来宋卫平那边有难度啊，慢慢等待吧。有这份就可以说明黑哨不是空穴来风，是客观存在的。陈培德的目光透过烟雾落在那四捆钞票上，从腰条上的名章来看，这些钱可能来自两家银行。

这才是扫黑第一枪！不再是敲山震虎，而是真枪实弹！陈培德提笔行云流水般地在档案袋写下两行字：“12月17日下午3时20分，收到方送来的四万元钱和一封没署名的信。”签上自己的名字，打电话叫来体育局监察室主任和规划财务处长，商量之后，将证据存放在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陈培德想，这场打假扫黑的主帅是阎世铎，必须将进展情况及时向他通报。于是，拨通了阎世铎的电话。

“阎主任，向你通报一个好消息：宋卫平刚刚派人送来一名匿名裁判的忏悔信和退回的万元现金。”

“好啊！这说明你的工作已见成效。”阎世铎兴奋地说。

“你看这信和钱怎么处理？给你们寄去怎么样？”

“先保管在你们那里吧。”

“那好，我们暂时保管吧，在方便的时候再转给足协。我们保持联系。”

放下电话，陈培德马上让办公室主任郑瑶通知党组成员和监察室主任潘善态、规财处长孔建军来到他的办公室，通报了与绿城小方的谈话及与阎世铎的电话内容。然后说，这意味打黑已进入新阶段，接下来就是大举进攻，黑哨的堡垒将一个个被炸飞，他们的保护伞——足球贪官将一个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务之急的还是要保护这种“还有良知的裁判”。他之所以采取匿名方式，说明其有顾虑。不过，他能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冒着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风险退赃和忏悔，不论从情还是从理都应该给予保护。在足坛，裁判受贿特别普遍，在这种风气和环境下想洁身自好是很难的。打黑不应该将“还有良知的裁判”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重点目标应该是那些老奸巨猾、死不悔改的没有良知的裁判和从中渔利的贪官。

12月26日下午，浙江省体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场有点冷冷清清，仅有五六家媒体的记者。抱病的陈培德输完液就赶到会场。

在收到绿城的证据之后，陈培德担心记者挖地三尺，将这位“还有良知的裁判”挖出来，落入人人喊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导致其他“还有良知的裁判”不敢忏悔和退赃，他决定：为保护主动退赃，并有忏悔表现的黑哨，暂不向媒体公开证据。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记者很快听说此事，先是像水滴似的零零散散电话求证，随后变成流淌的小溪，继而出现激流和洪峰，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浙江省体育局。这是爆炸性新闻！被吉利退出足坛和杭州媒体见面会预热的中国足坛，谁不想知道那位裁判在忏悔书上写什么？那个裁判是谁？哪个记者不想抢发这一新闻？他们不怕拒绝，不怕挫折，执著地一遍又一遍地拨打体育局的电话，有的记者直接把电话打给陈培德。

陈培德平时跟记者处得不错，不仅在采访上配合，而且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次陈培德却用礼貌而冷漠的外交辞令答复：“对不起，这事暂时保密，无可奉告。”

尽管如此，记者还是了解到“忏悔书”的部分内容，新华社和《球报》率先报道《绿城俱乐部透露：有裁判来信忏悔收了“好处费”》、《一名裁判向绿城退回黑钱 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接着其他媒体发表了《黑哨圈站出“污点证人” 浙江省体育局将披露信件内容》等报道，“忏悔书”一时成为热点。

12月22日，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吉利得到消息，央视《新闻调查》的节目已制作完成，题目定为《黑哨内幕》，不出意外的话，将在当晚九时播出。陈培德甚喜，李冬生已将裁判的“自白书”带回北京，《黑哨内幕》的播出等于又烧上一把火，把扫黑推向高潮。他越想越信心十足，越想越感到前景乐观。他兴奋地打电话将消息告诉关心并支持扫黑的副省长鲁松庭等领导，同时还通知体育局的官员收看。

当晚，浙江省领导、体育局官员、媒体的记者和球迷都把电视频道锁定中央一套。好不容易盼到21时，《黑哨内幕》却没有播出。21时15分，播出了《同一首歌》。《同一首歌》播完后，《黑哨内幕》也没有播。人们不仅感到失落，甚至有点儿沮丧。

这是怎么回事，《黑哨内幕》为什么没能如期播出？

人们不禁想起通知中的“不出意外的话”，由此看来是出了意外。有人致电策划徐慨，得到的解释是，黑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采访的工作量很大，他们不仅在杭州进行了采访，还在南京等地进行了采访，后期制作需要时间，不是因为外界压力过大而毙掉了。

他们又打电话给编导罗陈。罗陈的解释是《黑哨内幕》播出时间没定下来，何时播出，台里自有安排，根本不存在枪毙之说。

这种解释谁相信？可靠消息不是说了，节目已经制作完成，将在22日晚9时播出么？怎么能说“播出时间没定下来”，怎么能说后期制作没完成？

媒体报道、小道消息，猜测和传闻像钱塘江的潮水似的一波接着一波地奔涌而来，有人说，你们以为那些黑哨和足球贪官那么好动？后台硬着呢！他们给央视打个电话，把《新闻调查》的头头吓得屁滚尿流，立马将《黑哨内幕》撤了；还有人说，《新闻调查》栏目发现黑哨难以定性，所以杀猪不吹——蔫褪（退）了。

有报道说，央视《新闻调查》“哑”了，“扫”黑行动冷处理，“如今节目未播出，估计要么是栏目组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主管部门目前对于‘揭黑’一事还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也意味着，包括‘吉利名誉案’在内的扫黑行动，暂时步入冷处理阶段。”

还有记者带着“现在足球裁判收受俱乐部贿赂之风愈演愈烈，司法机关为什么始终没有介入”和“既然某些足球俱乐部已经掌握了裁判员收‘黑钱’的确凿证据，检察机关为什么仍然无动于衷”等疑问，采访了著名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

陈兴良说：“根据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足球裁判的受贿罪名不能成立。”

“裁判收‘黑钱’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的确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漏洞，但在《刑法》作出修改以前，‘罪行法定原则’要求法院不能以任何罪名判决裁判员。’陈兴良从另一个方面强调说，‘针对裁判收取贿赂的行为，恐怕只能依赖于体育协会内部的惩罚规则了。’”

司法不能介入，黑哨问题最终怕是雷声大、雨点儿小，甚至于不了了之。

敏感而多疑的足坛不安了。有报道说，绿城、吉利俱乐部表示等待中国足协的进一步反应。宋卫平表示，将“揭露足球圈黑哨”的行动进行到底。原吉利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说：“我们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现在也该轮到中国足协行动了。”据他说，目前吉利正积极准备相关举证，只待法院一声令下，我们就和中国足协对簿公堂。

12月25日，陈培德正在紫云饭店召开各市体育部门主要领导座谈会时，接到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的电话：“陈局长，我想将黑哨退款的事情写进内参，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这样对足球打假扫黑会有所推动。”

方益波是一位出色的记者。1994年，他在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新华社浙江分社从事政文报道。当年，他与同事合作的有关小学生负担过重的内参报道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从而引发了全国性小学生减负活动。2001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甲B联赛，吉利起诉中国足协对其名誉侵害时，他抢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12月14日，宋卫平和李书福召开媒体见面会后，他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对“5.19”以来甲B联赛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梳理，写了一篇内参稿。该稿刊出后，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方益波这么一说，陈培德的不公开证据想法动摇了。

法大还是权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还没解决的难题。我们的法律不健全，有漏洞，有些事情要想解决必须找权，不能找法。扫黑若没有高层领导的支持，仅靠中国足协和阎世铎怕不会有什么结果，弄不好宋卫平、李书福炮声隆隆，媒体轰轰烈烈，黑哨贪官却逍遥法外。

陈培德放下电话，立即将副局长李云林和办公室主任郑瑶约到会议室隔壁的419房间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接受方益波的采访。

一个小时后，陈培德和郑瑶在紫云饭店接受了方益波的采访。

陈培德代表体育局发表四点意见。

第一，这封信说明吉利、绿城对裁判黑哨问题的揭露和浙江省体育局的表态绝不是空穴来风，其严重程度不可低估。说明我们有的主管部门过去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并未对有问题的裁判按行规内部处理才使黑哨和“巨贪”现象愈来愈严重，愈来愈普遍，很值得主管部门从领导和管理的角度总结教训。

第二，那种主张内部解决问题，不让媒体介入的想法和做法，不可能产生足够的震慑力。管理部门应与媒体很好地合作，充分依靠媒体，才能打好足球反腐败这场政治仗。

第三，那种按行规处理足球的问题，不要司法介入的观点是法盲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尚且声明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足球的活动岂能成为法律的特区和盲区？只有司法介入，足球反腐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第四，为了彻底揭开足坛腐败的黑幕，应该对敢于主动公开承认自己有行贿和受贿行为的当事人给予保护，处理上应尽可能从轻，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出来说话。

体育局党组其他成员认为，既然已经接受新华社采访，披露了“忏悔书”的全部内容，也就没必要再保密了，趁早开个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开证据。

陈培德在新闻发布会发表完四点意见之后，常务副局长杜兆年强调：“中国没有法律特区，体育界包括足球界既要遵守行规，更要遵守国家法律，违法乱纪者都应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陈培德插话说，在这段时间内，除绿城与收受“黑钱”的裁判联系之外，还有裁判主动与绿城联系，表示希望俱乐部、媒体和管理部门能给他们一次改正的机会，不要让他们家破人亡。揭黑刚刚开始，不应过多地追究觉醒者的过错，以免造成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局面。为了彻底净化足坛环境，有必要保护承认错误的当事人。

有记者问陈培德，如果中国足协对此事没有一个好的处理结果，您会怎么样？

陈培德回答：“浙江省体育局和我本人介入揭露足球腐败主要出于两个动机，一是绿城在浙江，我有责任出来揭露此事；二是出于对中国足球前途的担忧。中国足球，我对它的评价有三句话，水平最低，收入最高，问题最多。水平最低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中国足球在腐败之中是踢不出国门的，即使这次冲出去了，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如果足协对此事没有一个好的处理结果，坦白地说，我很难怎样。因为我毕竟不是足球主管部门的领导，我们只能是配合。真正要打开缺口，应当从当事人身上做工作，也就是从俱乐部、裁判和中间人中寻求突破，中间人也是犯罪，不能把他们漏掉。”

杜兆年补充道：“我们相信中国足协有这个觉悟和水平处理好此事。如果中国足协仍按所谓的‘行规’处理，我们将会考虑把有关证据移交到司法部门。”

事后有媒体报道说，“揭黑材料有可能移交司法机关，浙江足协挑战中国足协。”

有记者问陈培德：全国有三十多个省市的体育局长，为什么只有您一人站出来对足坛腐败现象和兴奋剂宣战？您是否感到压力巨大？

陈培德坦率地说：“最近，我说了不少话，做了不少事，我不是想跟谁过不去，也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只有一颗拳拳之心。从6月份开始，我就大声呐喊：‘反腐败，反兴奋剂！’却一直没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其他省市的体育局长也没有站出来跟我并肩作战，我为此感到悲哀。”

有记者问：“你仗义执言，讲了许多震惊中国足坛的话，不后悔吗？”

陈培德笑了笑，说：“我的良心告诉我，不平则鸣。我妹妹在看了电视后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哥哥啊，我们大家都钦佩你的勇气，你说得很好，做得更好，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哥哥而自豪。但是你也要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安危。听到这些话，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想，如果真的有人要报复我，对我不利，那也没什么，起码说明我做的这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相信总有胜利到来的一天。”

有记者问：“陈局长，下一步您有什么打算？”

陈培德说：“我会进一步做宋卫平和李书福的工作，让他们交出更多的证据。他们已经表态，愿意配合，只是不愿意涉及具体的人。对于他们的揭发，应该保护，甚至应该给予奖励。坦白从宽，立功受奖嘛。这样就能带出一大片。我认为，应该给政策，区别对待，无论受贿还是行贿都一样，主动交代的，可以宽大处理。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要他们给以承诺。现在绝不能炒作，而是要扎实地去取证。”

方益波的《一“受贿裁判”给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忏悔并退还“黑钱”》在内参刊出后，中国足协大为震惊，立即开会专门研究，决定由阎世铎约请方益波进京面谈。

有媒体说，“‘内参’公开不可告人内幕 ‘黑哨事件’升级在即。”他们认为，“方益波的这篇内参很可能使‘黑哨事件’升级，因为足协也很有可能面临来自‘上面’的某些压力或指示，方益波的出现意味着对黑哨问题的处理出现了新动向，即足协以‘内部处理’了事的可能性已变得越来越小。”

在沸沸扬扬的“阎世铎点名让方益波进京”的报道声中，在举国上下的关注下，方益波和杨明出现在中国足协的会议室。

杨明是新华社体育部记者组的副主任。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杨明被分配到新华社体育部当记者。五年后，他赴加拿大留学，在美国做过两年体育记者，又回到新华社。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可用中英文报道新闻的记者，曾获得中国新闻奖、全国体育好新闻一等奖等奖项。

在“紫气东来”条幅下，阎世铎接见了他们。

阎世铎讲了几点，一是裁判的性质是以业余身份从事职业工作，从整体上看，中国裁判的水平属于亚洲一流。二是在裁判管理上，中国足协已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开赛前一天通知裁判，裁判抵达后由当地足协接，关掉手机和宾馆电话。主裁是谁将在比赛开始前当场有人开封（贵人好忘事。阎世铎可能忘记了中远与吉利的最后一役，《新民晚报》提前一天就报道了比赛的主裁）。三是“俱乐部和裁判之间的给钱和收钱问题，足协历来非常重视，坚决反对，一旦发现后坚决调查处理，但现在主要是苦于没有证据。“对他们说的证据，就是那封电脑打的匿名信和退回的钱，我们无以判断。但这个事情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这个事情已经对中国足球，对中国人的形象影响巨大，这事不能完，要不以后中国足球无法搞！”“对中国足协不信任，可以通过司法部门，可以通过司法解决。我阎世铎承担不起，炒掉我没有关系，但这个事情该谁负责就谁负责，绝不能算完！”

杨明问，中国足协下一阶段准备做哪些工作。阎世铎说，“一是继续积极调查，二是等待浙江方面的证据。”

不仅阎世铎对裁判“忏悔信”质疑，媒体也纷纷表示质疑，有人说，“没有作者亲笔签名，匿名信不能作证据。”律师认为，“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的做法不谨慎，所谓的匿名信很难成为‘呈堂证供’。”还有媒体指出“忏悔书”事件有三大疑点：“假设并没有‘忏悔书’这回事，绿城伪造出一封这样的信也可以说得通。而且，这封信又采用匿名方式，与打印件所产生的作用一样，既可以说是真正的黑哨‘忏悔书’，也可以说是杜撰的一出好戏，至少两种可能都占到了百分之五十”

《解放日报》在《“不懂规矩”揭足坛黑幕 绿城失人缘陷入尴尬境地》中说，“有些人怀疑‘忏悔信’的真伪。首先是说‘忏悔信’不过是封打印的匿名信，完全可以伪造；其次认为是绿城做工作让一名裁判退出部分赃款，鬼知道究竟是谁出的钱，甚至怀疑绿城和裁判共同炮制‘忏悔信’，以此投石问路，这是绿城的一个圈套。”

“据接近宋卫平的人士说，绿城因为这种‘不懂规矩’的做法，已经尝到了苦果，‘别人见到他们就像见了鬼一样’。一些原先关系不错的俱乐部唯恐避之不及，从海埂传来的消息说，绿城队已成为最没有人缘的队伍。有人直言不讳地表示反感，认为宋卫平入圈子时间太短，太不懂规矩，把别人都得罪了，还想不想再玩下去。宋卫平私下里也曾问那位人士：我这样闹到底值不值？因为绿城肯定不会是受益者，这个‘买卖’无利可图。”

还有媒体对宋卫平交出证据的动机质疑，在《为了广告？绿城“黑手”打黑，不少足球界人士嗤之以鼻》的报道中，引用一位俱乐部老总的话：“他们不也干过见不得人的事吗？像他们这种做法，还怎么继续在圈内玩？吉利退出了，我看绿城退出也是迟早的事。不过，他们这么一折腾，广告效应可真不错。”

不过，也有媒体乐观地说，“匿名黑哨自曝黑色交易——足坛黑幕揭开冰山一角”、“足球‘打黑’的一记‘破门’——忏悔信和四万元‘黑钱’”。“足坛黑幕正式拉开，浙江省体育局局长誓将战斗到底”。

“忏悔书”犹如巨澜，又将宋卫平推向了风口浪尖，他的电话被足球圈内的人士和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打爆了。他对媒体说，有些人对那封信的真伪感兴趣，还有人认为我们是在借机炒作自己，对于这些我只能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绿城没有说谎。我们既然是打假，首先自己是不会造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