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世铎在“暴风眼”的承诺

■阎世铎夜降“暴风眼”，李书福却拒见。在“阎王与小鬼对话”中，阎掌门带来了国家体育总局对绿城的关心和支持。

■体育局众高官对总局和足协强烈不满，阎世铎巧妙化解危机；陈培德欲将打黑大旗交给足协，阎世铎提出联合作战。

■阎世铎承诺绝不让绿城吃亏，回北京之后就对他们大赦。

阎世铎在杭州（ 体育局会议上）

1月5日晚九时四十分，一架波音呼啸着从空中降落，停在杭州萧山机场。

阎世铎一袭黑羊绒大衣，立着领子，梗着脖子，歪着头，拎着精致考究的公文包，卓尔不群地走出机场。他远远看见身穿黑色皮风衣的杜兆年，颔首微笑地走过去。这也难怪，身高一米九十多的杜兆年在人群中自然是鹤立鸡群，想藏都藏不住。

杜兆年是今天才得到阎世铎来杭州的消息。浙江省足协副主席王之海在电话里说：“杜局长，中国足协临时换人，张吉龙和南勇不来了，阎世铎要亲自来杭州调查。”

三天前，王之海给杜兆年打电话说，中国足协通知张吉龙和南勇要来杭州调查黑哨。杜兆年感到有点儿纳闷，李冬生来去匆匆之后，引起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球迷的猜测，将中国足协和浙江体育局推向风口浪尖，如今又派来两位副主席，还不引起媒体海啸？另外，他们来杭州为什么不与浙江省体育局联系呢？王之海解释说，中国足协有一不成文的规定，只与下边各地足协联系。他们知道您是浙江省足协主席，还特意让我跟您说一下。中国足协派两位副主席下来调查，可见力度之大。杜兆年还没琢磨好怎么接待呢，又换成了阎世铎，他急忙向陈培德汇报。

怎么变成阎世铎了呢？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几天前媒体还一窝蜂似的报道“阎掌门”将赴成都，参加第三届甲级俱乐部峰会，怎么突然改道来了杭州？在足协官员的眼里，杭州是足坛的地震带、打黑的暴风眼，在这时候谁愿意来呢？

既然阎世铎来了，浙江体育局也知道了，那么就应该“热情”接待。派谁去接机呢？陈培德跟杜兆年商量一下，让他去接机，让王之海做联络员。从职务上说，杜兆年是省足协主席；从个人关系来说，在阎世铎任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和办公厅主任时，杜兆年跟他交往较多，比较熟悉。

杜兆年感到有点儿为难，打假扫黑风暴在浙江掀起两个多月了，浙江体育局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国家体育总局却一直没表明态度，“总局某人士”哇里哇啦地说一通，事后听说“某人士”只不过是总局的已经退休的司长，也难怪用“总局某人士”发表言论。

在打假扫黑中，浙江省体育局与中国足协有过意见相左，有过矛盾冲突，有过剑拔弩张，当然也有过关系融洽，合作密切，比如陈培德和宋卫平上北京那次。最近一个月，中国足协对打假扫黑的态度不明朗，让浙江省体育局陷于被动。

足协为什么临时换人？其用意如何？一概不知，浙江体育局配不配合？怎么配合？在打假扫黑的问题上沟不沟通？怎么沟通？杜兆年还没想好，他的黑色本田已停在机场的出场口。算了，不想了，不管怎么样，阎世铎能来就好，能来就表明态度是积极的。不管怎么说，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和浙江省体育局都是一家人，目标是一致的——把中国的体育搞上去。在这一大前提下，有什么问题不好商谈，有什么想法不好沟通呢？只要有诚意就会有好结果。杜兆年刚走进大厅，发现一架摄像机的镜头对着自己，瞬间六七位记者一拥而上：“杜局长，您是来接阎世铎的吧？”

“阎世铎这次来杭州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他将调查哪些单位？”

“阎世铎这次来杭州是否总局的旨意？”

怎么搞的？杜兆年大吃一惊。阎掌门亲自出马，调查结果还不得而知，媒体的报道会给他和中国足协造成巨大压力，甚至使他们陷于被动。中国足协一再要求浙江省足协保守秘密，绝不可走漏风声，尤其不可对媒体泄露消息。

这些记者是怎么知道的？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杜兆年有点儿紧张。这事浙江体育局仅有五个人知道，除他和陈培德之外，还有王之海和两位开车来的司机。中国足协会不会认为浙江体育局有意走漏消息，想借此炒作，给他们施加压力？这样一来，阎世铎他们对浙江省体育局成见就会加深，陈培德的打黑大旗交给阎世铎的想法就会落空。

记者有时候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有时候是雪中送冰，锦上添粪，尽帮倒忙。

阎世铎边与杜兆年亲切握手，边笑着说：“杜局长，你怎么亲自来接呢？让小王来接就行嘛。”

阎世铎感冒了，嗓子有点沙哑。他说的小王即王之海。

“您是浙江的贵客，我又是浙江省足协主席，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杜兆年说。

“阎主席，中国足协为什么要临时换人，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除调查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任务？”

“您是否要见宋卫平？”

隐蔽在人群中的记者呼啦围了上来，摄像机、照相机、话筒都伸了过来。

“对不起，阎主席今天不接受任何采访。”董华和王之海急忙冲过来护驾。

阎世铎在众人的簇拥下冲出记者的包围圈，走出机场大厅，杜兆年把阎世铎引到一辆黑色的奥迪A6跟前，介绍说：“陈局长特意让用他的车来接你，他已在办公室等候你大驾光临。”阎世铎说太客气了，说完一头钻进了车里。杜兆年上了自己的本田，两辆亮着红色尾灯的车转眼之间融入浓浓的夜色中。

有消息说，阎掌门是被杨明和方益波写的《内参》逼到杭州来的。

只有省部级领导才能看到的《内参》，阎世铎仅在体育总局领导的桌子上瞥了两眼，上面有高层领导的批示……不论这消息是否可靠，阎世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也许像掉进煎锅被搞得焦头烂额；也许像坐在火山口上，岩浆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喷射出来。

新华社和央视两大强势媒体纷纷报道黑哨，国内媒体对阎世铎和足协的批评、指责铺天盖地，举国上下都在关注足球，痛骂足球，国外媒体也跟着凑热闹。

日本共同社报道：“在实现了世界杯夙愿之后，实力正在扩张的中国足球界却在这个时候发现了裁判员和俱乐部涉嫌制造假球，这些事件最终发展成为连日来中国媒体争相报道的丑闻。在中国，官僚的腐败现象正在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体育界也不例外。”

法国的《世界报》以《腐败充斥中国足球》为题进行报道，说，“一种肮脏的交易把今天的中国足球搞得焦头烂额。刚开始的时候中国足协还认为他们有能力控制局面。一个被腐败搞得满脸是蛆的联赛带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在10月中旬中国足球不得不英勇地向一群‘黑绵羊’开刀，这样的措施是在中国国家足球队获得2002年世界杯决赛的民族性荣誉被假球和黑哨等丑闻所毁坏掉了以后采取的。”报道还提到中国足球联赛所创造的神话：11∶0、7∶0，以及有的球队在最后连进四球。“而最后的结果是，一共有六支球队在联赛风波中受到了处罚，处罚结果不等，有降级的，也有所有教练和队员停赛的。”报道还以法国人特有的幽默评论道：“中国足球现在就像是一个浇花者，反倒把自己浇成了个落汤鸡。”

在小标题《全知全能的监护人》下，他们对中国足球进行了严肃认真地分析：“在一个一直十分官僚的体制下，足协担当着各个俱乐部全知全能的监护人的角色，所有的错误都被他们不加商量地处理了。但是，广州吉利俱乐部站出来反抗了。自从9月29日他们在客场对上海中远的比赛中因为裁判带有明显偏向性的判罚而退出了比赛以后，这支俱乐部就被写在了足协的黑名单上。这场比赛快到结束的时候，上海队的前锋攻进了一个明显越位的球，但裁判却判为有效。足协在处罚吉利的同时也否决了让他们加入甲A的可能性，即使在其他的球队因为假球案而被取消了升级的权利的情况下，按常理这个名额应该是给吉利的。”

《世界报》是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也是法国对国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们坚持以“国际视野、保持质量、维护独立、信守承诺”的原则，其报道严肃、措辞讲究，尤其是深度报道和评论上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这份报纸过去对中国足球有过两次报道，一次是以《中国足球的新长征》为题，报道了中国男足首次冲进世界杯决赛，在报道的结尾毫不留情地点明中国足球存在假球等丑恶现象；另一次是2001年11份发表的《中国足球尚未脱离苦难》，讨论中国足球的结构性问题。

报道还说：“吉利的这场反叛得到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热情支持，李书福不仅决定要卖掉自己的俱乐部，还将中国足协送上了法庭。这是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中国足球的监护人，这个全知全能的官僚机构被送上了法庭……”“李书福这个位列中国最富有的五十人名单的汽车制造商决定要一把火把整个大地都烧着，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道，中国足球是肮脏的，没有任何比赛是诚实的。所有的球迷都被欺骗了。我们花了几十万元来打点裁判。这一点我们做了，别人也做了。”“李书福怀着一种要纯净一切的使命感，他说，我就是被抛进地狱也没有关系，只要中国足球能够得到一分纯净，就好像是在念抒情诗似的。”

“李书福采取的战略是将危机播种在足协的内部，而后者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足协会不会在自己的内部进行相关的调查，哪怕这样的调查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子？至少到现在为止，足协态度是沉默的，而中国国内对它的质疑是越来越多，《北京青年报》也指出，中国足协有义务调查这些事件中谁是主角和参与者。”

这种犀利的评论，缜密的分析将阎世铎执政二十个月以来的政绩抹杀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了。屁股决定脑袋，对多数官员来说，脑袋想得最多的是屁股下座位。阎世铎在正司的位置已干了多年，如今已知天命。像他这年龄、这级别的干部，最大的梦想就是再上一个台阶——晋升副部。中国足协究竟是他仕途的上马石，还是绊脚石关键就在于能否处理好打假扫黑的问题。

《圣保罗报》以巴西人特有的目光看中国足球，他们发现上海中远晋升甲A后，甲A联赛将出现十五支球队，在巴西这是根本不可能打联赛的。他们看不懂中国足协为什么要在2001年初决定甲级联赛在当年只升不降，第二年只降不升；他们还看不懂足协为什么只让一支球队晋级，同时仅让“甲B五鼠”的一支球队降级；他们不明白中国足坛为什么为了世界杯制定这么稀奇古怪的政策。最后，他们眨动着眼前问道：“那么观众和俱乐部的钱包怎么办呢？”

外国人看中国的事往往是雾里看花。

国家体育总局会为观众和俱乐部而追究中国足协的责任么？

1月5日，可以用马不停蹄形容阎世铎的紧张与忙碌。上午10时，身着黑色西装、头发一丝不乱的阎世铎走进央视演播厅，接受《东方时空》的采访。面对白岩松的提问，阎世铎讲了三点：一是在证据方面，中国足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二是在必要的时候，中国足协将请求司法介入；三是这件事绝不会不了了之，即便查到足协内部的人也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查到底。

阎世铎说：“绿城和吉利他们两个俱乐部的老总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也是通过媒体知道的。我觉得不管怎么讲，他们能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且以一种负责的态度，敢于解剖自己，敢于表示要拿出证据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可以讲也是中国足协希望他们这样去做的，不仅是这两个俱乐部，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俱乐部，凡是有这样知情的，不管对裁判员，包括对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只要据实举报，有一个我们查一个。”

有人说阎世铎实在是厉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半个月前，他还在中超研讨会上点评吉利和绿城：“你能不能把有关材料向中国足协反映？不能没得到好处就大骂。”

如今，阎世铎以一个打假扫黑领导者的形象出现了。难怪他家乡辽宁的媒体说他不会改革会做官。

当宋卫平和李书福从荧屏上看到阎世铎说“中国足协取得突破性进展”时，不知道有何感想，也不知道其他俱乐部老板、球员和全国的球迷有何感想，我想他的话肯定会让一些人想起一句经典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陈培德听到这番话却激动不已地说：“阎世铎开了‘金口’，中国足协要有大动作了！”也有媒体认为，“这次阎世铎在公众面前鲜明表示出对足坛黑哨的态度，意味着足坛反黑事件将进入新的阶段。”

下午1时半，阎世铎约见首都六家媒体的记者。他明确表态：联赛以及裁判中存在的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有些问题已经到了不下决心解决不行的时候了，现在是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时机。

阎世铎离开记者后，匆匆赶往机场，飞往杭州。

阎世铎走进陈培德的办公室时，已是半夜11时。

“欢迎阎主任来杭州调查。”陈培德从办公桌旁站起来，笑着迎上去，紧紧地握着阎世铎的手说。

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心能否想到一起？上一次握手在两个月之前，遗憾的是这段时间合作得很不成功。阎世铎没有毅然决然地接过那杆大旗高高举起，而是围绕着旗杆讲番话，讲得自己和他人都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说得宋卫平下定决心交出证据。事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过问此事。

一个是中国足球掌门人，一个是中国足坛打黑斗士，他们究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还是同一战壕的对手？

陈培德仍然把阎世铎视为主帅，当成打假扫黑的领导者。不论在什么场合，他都直言不讳地表白，他不相信中国足协，但是信任阎世铎，认为阎世铎是还没被足坛腐败所污染的领导。

一周前，陈培德还对记者说：“中国足坛之所以腐败成风是因为主管部门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为什么下不了决心呢？我想一是习惯于用行规处理体育上的一切问题，二嘛，可能是有些人自己屁股都不干净，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说实话，迄今为止在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中，我只相信阎世铎。”

不知阎世铎读这篇报道时是什么感受，什么心情。在这复杂的社会，在腐败泛滥之下，要相信一个人，相信一个官员，是多么的不容易，陈培德却相信了，而且相信得如此执著。可是，阎世铎会在意老朋友的这份信任么，能对得住这份相信么？

阎世铎对陈培德说，工作繁忙，明晚就要返回北京。

陈培德和他商量了一下次日的日程安排，然后请他和董华去吃夜宵。陈培德推开办公室的门吓了一跳，走廊里竟然站满记者。这么晚了，记者还守在阴冷的走廊，陈培德既为他们的敬业感动，又感到有点儿对不住。可是，阎世铎无意接受采访，陈培德也只好领着他们突破重围走出体育局。

他们在体育大厦的顺风大酒店的一个小包厢坐下。

陈培德问：“吃点什么？”

阎世铎说，“这几天感冒没有胃口，就吃碗杭州的片儿川吧。”

“好，主随客便，那就上片儿川吧。”陈培德随和地说。

接着，陈培德一边跟阎世铎解释，一边替记者说情地说：“阎主任，你这次来不知哪个环节走漏了风声，记者都想采访你。你能不能抽点时间跟他们见见面，满足一下他们的要求？”

阎世铎看了看陈培德，没有答应。

在阎世铎走马上任时，陈培德就劝他要跟记者搞好关系，他一直到卸任也没搞好关系。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下，媒体几乎对他骂声一片。可以说，阎世铎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挨骂最多的司局级干部。许多人只要说起足球就骂阎世铎，似乎不骂阎世铎就意味不懂足球。骂人败火，阎世铎成了球迷的牛黄解毒丸，从这点上看，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不大，对群众的健康还是有所贡献的。

浙江体育局对阎世铎的接待是超规格的，入住的浙江省体育局的宾馆——紫云饭店，总经理和办公室主任一直等到半夜，将阎世铎送到323号套房才离开。在阎世铎入住的三层不仅没安排其他客人，而且饭店还派专人二十四小时巡视。

早晨8点零5分，阎世铎走下楼，陈培德已恭候多时。最早去的不是陈培德，而是记者。陈培德善解人意地对他们说：“我们上午谈话肯定不让采访，我下午帮你们争取一个采访的机会。”

看来阎世铎晚上休息得不错，精神抖擞，陈培德也神采奕奕，当他们的手再度握到一起时，记者发现陈培德也穿件黑色长风衣，也像阎世铎似的半立着领子。陈培德去北京时，阎世铎特意穿上“纲要服”；阎世铎来杭州，陈培德是否也想通过穿着表明点什么？立场、观点，抑或是战友？江南穿长风衣的人很少见，两位身高一米八多、穿着黑色长衣的高大魁梧、风度翩翩的男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在众目睽睽下走出大厅，前往准备用来举办女足世界杯的黄龙体育场视察。

冬日的阳光像温柔的江水流在黄龙体育中心草坪上，也流在陈培德和阎世铎黑色长衣上。江南的冬天总像怨妇的脸阴沉沉的，难得这样开晴。这阳光似乎流进了心里，让人感觉到舒适和惬意。

阎世铎在众星捧月的簇拥下，踏着干枯的草坪走到主席台，以领导人的风范环视着空荡荡的体育场。

阎世铎指着低于地面的环场走廊问道：“那是干什么的？”

陪同的黄龙体育中心主任说：“那是交通沟，可以防止看台的观众跳进场内，妨碍比赛的正常进行。”

“交通沟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便于摄影记者拍照时跑动，既不影响比赛，又不影响观众看球。”陈培德插言道。

阎世铎点点头，接手足协已二十个月了，他除十强赛和甲A开幕式之外很少去球场。有人说，阎世铎在1993年还在政法司时就关注和研究足球了，当时体育总局将足球改革作为体育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阎世铎到足协后却自称：“不懂足球，不懂英语。”

他们一行来到贵宾休息室，阎世铎说：“陈局长，我能不能提个建议，在墙上挂一些有关足球的照片。”

陈培德扫视一下，墙上挂有楼云、吴小旋、吕林、占旭刚、罗雪娟、马晓春等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还真就没有一位足球运动员的照片。浙江还没出足球明星，总不能把贝利、马拉多纳、罗纳尔多挂上吧？

这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总不能当众拂阎掌门的面子吧？

“阎主任，你作为中国足球最高长官视察了这里，等你明年女足世界杯时再来，这里肯定就有你的照片了。”陈培德智慧地开了一句玩笑，博得一片笑声。

“我没有资格，没有资格。”阎世铎笑着说。

视察完体育中心之后，陈培德与阎世铎乘车返回宾馆，记者跟在后边紧追不舍。陈培德想到记者昨天半夜还守在体育局的走廊，今天早晨早早守在宾馆的大厅，起五更爬半夜的真不容易，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再次劝阎世铎见一下记者，哪怕五分钟，正式见一面也好。

也许阎世铎对浙江媒体压根就没有好感，也许怕记者翻“5.19”和“甲B五鼠案”的旧账，也许怕他们提有关绿城、吉利的敏感问题不好表态，他冷冷地拒绝了。

陈培德不快地想，你阎世铎有必要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吗？打假扫黑已轰动全国，举国上下都在关注，你作为中国足球掌门人来到风口浪尖的杭州调查，总不能像李冬生那样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吧？这样下去会引起猜疑，对事态发展没任何好处。

中国足协对绿城和吉利的打黑行动也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应该让记者报道出去。记者不仅是历史的场记和重要的见证人，也是这场风暴的推波助澜者，要把斗争引向深入，需要媒体的配合。阎世铎啊，你为什么就不能跟记者搞好关系？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摆在媒体的对立面呢？

陈培德心直口快，有话就要说，不愿藏着掖着，赌气地说：“阎主任，看来我的面子还不够大。这件事情你就看着办吧，不想接受采访我也不勉强，我这也是为你好。”

他们回到紫云饭店，在大厅恭候多时的宋卫平笑眯眯地迎上来。

1月5日，宋卫平接到浙江省足协的电话，说阎世铎要来杭州，而且将在第二天上午九时跟他谈话。宋卫平的老父亲刚刚去世，正沉浸在悲痛之中，阎掌门来杭州见他，不仅让他感到意外，甚至有点儿受宠若惊：“这种姿态就让人高兴，更何况阎主席还是取消了成都之行来杭州的。”

中国足协居高临下，说是民间社团，官气霸气却十足，不论什么事打个电话俱乐部的老总就得屁颠屁颠地进京汇报，难得有这种亲民的姿态和举动。

宋卫平跟阎世铎握了握手。走进阎世铎住的323房间，将门紧紧地关上了。

宋卫平有点儿不安，甚至有点儿难为情。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他和李书福联手揭黑，说了那么多足协的坏话，摸了“老虎”的屁股，如今“老虎”找上门来了。他将这次谈话称之为“阎王与小鬼的对话”，可见其紧张与惶悚。

有媒体将陈培德和宋卫平称为“逼宫者”，宋卫平还威胁地说，如果足协不作积极反应，他将不惜牺牲“忏悔的裁判”，持“忏悔书”和退回来的钱去司法部门投案自首。

“阎王”来了，“小鬼”还敢“胆大妄为”吗？

宋卫平向阎世铎汇报了俱乐部在打假扫黑方面的想法和思路，并表示将全力配合足协做好工作。

在“阎王”的眼里，宋卫平“身材不高，说话缓慢，思路清楚，颇有些儒商的气质”，他可能想不明白这位头脑清楚的儒商为什么要不惜鱼死网破地揭黑，为什么要跟中国足协作对。

“阎王”对“小鬼”既居高临下，又十分得体地说，我这次来首先要转达总局领导对绿城的关心，其次代表足协对你们的打假扫黑行动表示支持。这次打黑对中国足球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是绿城俱乐部的事情，也是中国足协的事情。这次行动如果能够净化中国足球环境，那将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事情。

宋卫平说，足协有人对绿城召开媒体见面会有反感，绿城感到压力很大。

阎世铎大度地说，“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揭开了这个黑幕。”

宋卫平对新赛季忧心忡忡，跟阎世铎反映了海埂冬训和成都会议上的流言——有人认为绿城揭黑破了足坛的规矩，成为足球叛徒和不受欢迎者。甲B的其他球队都等着看绿城的笑话，有些球队想在新赛季跟绿城“死磕”，想把绿城赶出甲B；裁判界已有人放出风来，说要给绿城来点颜色看看……

阎世铎安慰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另外其他俱乐部也不想让不正之风蔓延下去，也希望足坛得到净化。中国足协今后将会加强对裁判队伍的监督和管理，2002年甲级联赛的风气肯定会有大好转。

宋卫平对阎世铎说，要查黑哨势必牵涉中远。吉利与中远那场比赛的裁判绝对有问题，吹的不仅是黑哨，还是官哨。要查的话可以从此下手。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中远应该降级！既然大家都做了黑哨的工作，这又是违法乱纪的行为，那就不能让其他人从中谋取利益。

宋卫平建议：发起攻坚战，动员大多数，主攻重量级，打蛇打七寸，这样可以事半功倍。绿城是足坛的新军，涉世未深，所揭露的问题不过冰山的一角。足协要想真正揭开黑哨的内幕就应该发动其他俱乐部，特别是那些资深的，有背景的俱乐部。

两小时四十分钟的谈话结束了，宋卫平要离开时，阎世铎说：“你能不能把那个裁判自悔信原稿给我？”

事后，阎世铎回忆说，宋卫平沉默了许久：“我回去找找，下午给你送过来。”

傍晚，宋卫平通过体育局转过来一封信，阎世铎打开一看，还是李冬生带回的那样的复印件，让他大失所望。

可是，那信不是手写的，是打印的。打印的和复印的在法律或者作证上有什么区别呢？

宋卫平满面春风地走出来，让人感觉他不是跟“阎王”谈话，而是被人刚注入一针强心剂，或者卸掉压在身上的磐石，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冲动和阳光照进心房的欣喜。守在门外的记者一拥而上，纷纷提问。

宋卫平一反揭黑时的豪放，慎重地说：“阎主席来杭肯定和扫黑有关，等下午他与媒体见面后，我再发表意见。”

宋卫平去了紫云饭店对面的绿城售楼处。

下午，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足协二十多天的沉默表示理解，甚至认为打假扫黑的工作量很大，应该给足协必要的准备时间，想要足协“眼睛睁开就彻底解决是不现实的，只能分步骤、有序地进行”。他认为，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中国足球将会逐渐有更多美好的东西。

宋卫平还说，绿城将全力以赴配合和协助足协调查，要大胆面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他说这次谈话双方就某些问题达成了共识，增强了信任。他把俱乐部比喻为后腰，新华社是前腰，足协已经接到前腰传来的球，正盘带过人和突破，甚至准备盘过守门员，将进行最后的射门。

有人说，宋卫平变成了宋江，被阎世铎招安了。

阎世铎想见李书福。陈培德想，李书福不像宋卫平那么好说话，另外也不大好找，一是他经常出国谈生意，二是他已退出足坛，不见得给阎世铎这个面子。既然阎世铎已到了杭州，不论从朋友关系，还是从浙江省体育局与中国足协的关系都应该尽量帮忙。于是，他给李书福打了一个电话。

事后，李书福是这样说的：“6日上午，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给我打过电话，说阎世铎想见我。我当时就一口回绝了，一是我出差在外；二是确实没什么好说的，当初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去足协该说的都说了，结果怎么样呢？大家不是都看见了？”

看来，李书福对阎世铎不抱任何幻想。也许他对足协的通知来气，要求他在两天之内必须赶到杭州见阎世铎。凭啥呀？吉利已退出足坛，李书福跟足协已经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你有啥资格对人家呼来唤去的？

记者说中国足协对打黑持积极表态时，李书福说：“有什么值得乐观的呢，足协打黑能公平吗？把人家绵阳降为乙级队，这是什么道理啊。足协要让大家信服，首先要管好自己。当初的‘渝沈之战’足协不是也搞得轰轰烈烈吗？到头来还不是不了了之。”

李书福还说：“有些人真的很天真，你以为阎世铎去了趟杭州就能解决问题啊？”

不知他说的“有些人”是否指陈培德和宋卫平，不过事实表明李书福的判断是正确的。陈培德和宋卫平太书生气了，过于相信阎世铎了。不知为什么，被人瞧不起的农民往往对社会却有着超凡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不仅知道什么时候出手，还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在阎世铎离开杭州的第三天，在浙江司法界举办的黑哨司法问题研讨会上，桂生悦说，“中国足协是在沉默了二十多天之后才表这个态的。他们所谓的调查不是解决的办法，足协这么做是在压力之下的举动，是想引导舆论，使媒体的报道往有利于足协的方向转，对此媒体要提高警惕。黑哨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是积累了好多年造成的，根本责任在中国足协，但现在足协却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是在转移视线。要净化足球环境，必须净化中国足协自身，中国足协必须对自身的工作进行深刻检讨，否则没有希望。”

当记者问到吉利起诉足协的进展情况时，桂生悦说，中国足协已经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认为司法不应介入体育竞赛的纠纷。“足协这是在阻挠司法在最恰当的时机介入中国足球，中国足协避免与吉利对簿公堂，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其背后的问题，是害怕破坏独裁的权威，吉利集团对此感到失望。这是足协令人不齿的地方。所以，我们对黑哨问题能不能很好解决没有信心。”

等不来李书福，中午，陈培德接到王之海的电话：“陈局长，阎主席同意下午会谈之后与记者见面，并接受简短的采访。”

陈培德心里明白，阎世铎是见他生气了，才不得不违心见记者，这也算是给他一个面子了。

下午两点，紫云饭店会议室。陈培德率杜兆年、李云林、应祖明三位副局长，办公室主任郑瑶，《体坛报》总编辑李烈钧，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与阎世铎会谈。

阎世铎说：“今天我特地系了领带，表示对浙江省体育局党组的尊重。”

阎世铎上午的确没系领带，甚至连衬衣的领扣也没扣。此时，他身着深蓝色西装，系着蓝色领带。

阎世铎的确很有水平，开场白像一缕春风，让紧张的气氛一下变得轻松了。

陈培德说：“我们把阎主任当成总局的特派员。”

陈培德通过昨夜和上午的了解，已摸清阎世铎此行的动机和目的。阎世铎不是自己想来的，是奉总局领导之命来的。从个人意愿来说，他是不愿意来的，所以派张吉龙和南勇来。最后，在总局和其他方面的督促下，阎世铎不得不亲自出马。

陈培德说完之后，停顿了一下，观察了一下阎世铎，见他没有反驳，于是说下去：“很高兴第一次与总局特派员面对面地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做以‘坦白’——也就是坦诚地表白，同时希望阎主任将我们的想法和工作情况原汁原味地向总局领导汇报。”

陈培德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假若说李书福和宋卫平是火箭炮的话，陈培德就是导弹，命中率极高。他习惯于直来直去，不留情面，即便对阎世铎这位多年朋友。

有人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陈培德当年之所以平地而起，从普通教师一下到了副厅级，主要是他这张嘴，敢说，能说，也会说；他之所以二十多年只迈了小半步，从省委副秘书长降至体委主任，也是他那张嘴，敢说，能说。他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小男孩，见了就说，不会撒谎。中国有句俗话：“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陈培德在官场混了几十年也没学会顺情说好话。

接着，陈培德把浙江省体育局在足球打假扫黑反贪行动中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主要工作做了系统地通报。然后说，“我们这样做不是拆中国足协的台，更不是拆国家体育总局的台，而是在帮足协和总局的忙，是尽我们的责任。”

阎世铎认真地听着，不时点点头。

陈培德突然话题一转，提高声音说：“遗憾的是，我们的一番好意和苦心却遭到总局某人士的指责。我们有权利在媒体进行公开答复和批驳，可是为了总局的威信和影响，没有这么做。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公开答复信。”

阎世铎从郑瑶的手里接过那篇报道和浙江省体育局的公开答复信，匆匆浏览一下。

陈培德说，一年来，我们多次给总局和足协的领导写信反映足球等方面的问题，不仅没有答复，而且见面也不提，所以不得不向媒体公开了我们的观点和主张。若不这么做的话，总局不可能这样重视，中国足协不可能这样重视。今天非常高兴，看到了总局拿出了实际行动，尽管迟了一点儿。

足坛雷声翻滚，体育总局却充耳不闻，像没那回事似的，既无人站出来说话，也无人站出来表态，恐怕连自家房顶漏雨都不会这样吧？最后还冒出来个“某人士”，连个姓名和身份都不敢公开，体育总局是中国体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又不是白色恐怖中的地下党。

杜兆年说话更是直来直去，他说，“阎主任在1月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定了绿城和吉利在打黑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却避开了对浙江省体育局和陈培德同志的评价。两家俱乐部虽然发起和推动了这场斗争，可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作为地方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地方体育最高行政长官的介入，对这场斗争的促进、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在斗争方向的把握和引导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兆年越讲越来气，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你们不要以为浙江省体育局稀罕一个肯定的评价，我们不在乎。目前的许多流言蜚语，包括‘总局某人士’在媒体上的公开指责，我们不得不当成总局的一种态度。目前，我们已感受到来自总局上层的压力，比如，总局将要在上海召开的座谈会没有邀请陈培德局长。”

原来，2001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华东协作区体育局长会议上，陈培德认为中国体育应该抓住申奥成功的大好机遇，再创历史辉煌。他动议给分管体育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写信，建议国务院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下发加强体育工作的文件。这一动议得到六省一市体育局长的响应，并在他起草的信上签了字。

李岚清副总理阅过信后做了批示：“高强同志，所提的意见值得重视，请商体总。”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根据李岚清的批示作了具体部署。国家体育总局又根据李岚清的批示和国务院的部署筹备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一次，陈培德去国家体育总局办事，顺便看望总局副局长段世杰。段世杰指着桌上的文件说，总局党组向李岚清同志汇报的提纲中着重提了由国务院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再下发一个红头文件。你们提的三条都列入提纲。2002年新年伊始，浙江省体育局获悉，国家体育总局将在华东、东北、西南分别召开三个座谈会，华东片的会1月18日将在上海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的体育局长仅陈培德和另一位没接到会议通知。

杜兆年义愤填膺地说道：“这次在足坛掀起的打假扫黑反贪的斗争，是衡量真反腐还是假反腐，是口头反腐还是行动反腐，是做表面文章还是要彻底搞清问题的一次甄别。所以，对总局在这场斗争中长期保持沉默，我是有想法的。浙江体育局希望总局将打假扫黑反贪的大旗接过去，高高举起。总局到底愿不愿意接过去，愿不愿意高高举起？”

杜兆年这位从鲁迅家乡绍兴出来的、在体育战线奋斗近四十个春秋的高官，对体育有着赤胆忠心，为体坛腐败痛心疾首，看着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员来气。这口气憋了半年多了，此时不说何时说？该你们管的你们不管，别人替你们管了，你不说感恩戴德，反而说三道四，乱抡棒子。

副局长李云林用杭州腔的普通话说，这次行动是体育局党组的行为，体现了我们守土有责的责任心。体育界存在的问题让人揪心，让人痛心。体育是最讲公平公正的，现在不仅不是一块净土，甚至有些问题很严重，到该解决的时候了。说实话，我们既在乎又不在乎总局的评价。不在乎是因为浙江的氛围好，省委省政府不仅关心重视而且支持。说在乎，这不仅仅是对陈局长本人，也是对浙江省体育局的一种公正评价。我觉得总局有好多次机会跟我们沟通，为什么一直没有沟通？

2001年，浙江省体育局忍辱负重，承受了多少不该承受的压力，遭受了多少不该遭受的委屈，足球几乎成了他们心中一块走不过去的伤心地。

三位局长痛快淋漓的发言之后，体育局的头儿们内心中的愤懑、积怨、委屈和痛苦渐渐消失，一种悲壮从心头升起，这几个月来，他们打的是一场没有冲锋号，没有集结号，没有联合作战的友军的残酷战斗，他们像谷子地似的坚守住了阵地……

也许料到会出现这一局面，阎世铎指派张吉龙和南勇来；也许知道会遭到质问，会出现难堪，董华在开会前警觉地将与会者审视一遍，将两位混进来的记者坚决而客气地请了出去。

阎世铎就是阎世铎，在官场混了几十年，什么样的危机没遇到过？什么样的尴尬没见过？要是没有随机应变，化危机为契机的能力，他这个“不懂足球，不懂英语”的人能当上足球的掌门人吗？阎世铎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吸一口，和蔼可亲地看了一下在座的人说：“今天我很高兴，也很感动，浙江省体育局的几位领导一起接见我们，这说明浙江省体育局对这件事的重视，对足球的重视，对中国足协的重视……”关于“总局某人士”对陈培德的指责，阎世铎建议浙江省体育局给总局发封信核实一下。他说：“根据我在总局工作多年的经验，监察局的人不要说评价一个体育局的局长，就是对我们整个体育系统犯了事的干部，他们都不敢说三道四。守口如瓶是他们的职责。他要敢乱讲一句话，尤其是对您的乱加评价，除非是不想干了，他也该离开这个地方了。报上的东西我现在是不怎么看了，网上的就更不能信了。对于这件事，陈局长可以不理会。”

郑瑶说，体育局已将报道的复印件传真给总局办公厅。办公厅主任刘元福来电话说：“据我了解，总局没有哪位领导说过这样的话，请陈局长不要当真。”

这也许就是“某人士”的高明之处，也是其卑劣之处，跳出来抡一番棒子，却不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阎世铎喝口茶说，黑哨在足球界是长期以来公开的秘密，或者说是一个毒瘤，把它披露出来，我认为是件好事。中国足协为什么迟迟没有表态，过去此类事情发生过多次，比如“沈渝之战”，媒体和球迷也都高叫假球，也有人说有证据。足协用了两个来月调查，花掉了几十万元，结果找不出真凭实证，搞得举国上下纷纷指责足协。

阎世铎说的也是事实，1994年，中国足球首届职业联赛甲A结束后，记者张东在《足球》发表一篇报道，说有位甲A俱乐部老板的手里有一收受红包的裁判名单，上面不仅有国家级裁判，还有国际级裁判，人数多达数十人。还有金额。时任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秘书长的蔚少辉带人去找张东索要名单，张东没给。由于证据不足，所以第一次“反黑”不了了之。

十六年后，张东说，他当年复印了五份列有数十名受贿裁判的名单。那篇报道发出之后，熟悉的裁判纷纷给他打电话，问名单上有没有自己，他如实禀告；还有人打电话威胁他，不让他曝光那份名单。裁判委员会的张健强也找过他，态度很强硬，他没有给。

五年后，又发生了“沈渝之战”，这在中国假球史上是“可圈可点”的篇章，也是中国足球腐败史上不可或缺的段落，有人说，这是一场假得不能再假的比赛，也有人说，这是中国甲级联赛假球的鼻祖。它自然会在陈培德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烙印。

那年甲A联赛收官之战前，除武汉红桃K队注定要降级之外，深圳平安、大连万达、青岛海牛、广州松日和沈阳海狮都面临着降级的危险，其中沈阳海狮为最。沈阳海狮队只有在客场战胜重庆隆鑫才能保级成功。结果在上半时重庆1比0领先，沈阳海狮岌岌可危。可是，下半时却风云突变，在第九十三分钟时，重庆隆鑫门将符宾的一个“假扑”让沈阳海狮赢得比赛。

据《深圳都市报》体育版披露，深圳俱乐部某官员G先生说：12月3日，深圳平安队“入住成都民族饭店，4日凌晨大概四点多钟，一陌生人从门缝中塞进一张纸条，通知我当天上午与重庆隆鑫的总经理程鹏辉联系，说他有要事与平安商量。在电话里程鹏辉开门见山，说沈阳海狮要买与重庆隆鑫的这场球，如果平安能出三百万的话，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死打海狮，绝不放水；如果隆鑫输了球就不收一分钱。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是真动心了——与其看别人靠踢假球保级，倒不如自己救自己。当时俱乐部的几位领导都在，但最终放弃的意见占了上风。不过，我们为了稳住重庆方面，还是采取了缓兵之计，称周末难以筹到这么多现金，可不可以赛后再付。当时程鹏辉显得很急迫，称可以先派人带三五十万订金来重庆，隆鑫俱乐部派人到重庆机场接机，钱先不用付，等到比赛结束后视结果支付。重庆方面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到12月5日的中午，后来可能是看到平安方面迟迟没有行动才最终放弃。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幸亏松日那边输了球，平安才拣回了一条‘命’。”

G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据《新闻周刊》报道：“重庆隆鑫方面并没有等到比赛当天中午，头一天晚上，他们就已经和沈阳海狮达成了协议。”“在1比0领先进入下半场后，重庆隆鑫的后防线就不断地往上压，刻意地给沈阳海狮制造反越位的机会。可眼看比赛就将结束，沈阳海狮就是进不了球，‘当时我们都急坏了，他们那么多好机会，可就是打不进去。如果不是大符，比赛的结果还真的不知道如何呢。’”“比赛结束之后返回俱乐部，球员们返回宿舍房间后就发现了‘酬金’，高高的一叠现金用报纸包好了，早就放在了每个人的床上，总共六万元。”

“渝沈之战”，中国足协查了一番之后，认定为消极比赛，不是假球，对两家俱乐部各罚四十万元，主教练各罚款五万元而不了了之。这种方式不仅没遏止假球，反而导致假球愈演愈烈。在一次俱乐部老总峰会上提到假球，一位老板理直气壮地大声质问：“试问，在座的哪个俱乐部没有做过球？”结果一片寂静，没人应声。

阎世铎吸口烟，接着说道，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密切关注，起初宋卫平表现得还不错，说宁肯坐班房也要把这件事搞到底。没过两天，又说怕把裁判搞得家破人亡，不想讲了。我们基于以往的教训，只得低调出击，想以黑哨为突破口，踏踏实实地调查取证。这段时间，中国足协双管齐下，已取得重大突破。

不知足协是如何双管齐下的，也不知他们的重大突破在哪儿，若不是陈培德逼宋卫平交出证据，若不是新华社、央视等强势媒体的跟进，若没有元旦之夜陈培德、方益波、杨明和陈继来一起做宋卫平和李书福的工作，打黑会有实质性进展吗？

阎世铎接着说，总局为什么迟迟不表态？总局历来强调按程序办事，足球的事由足球管理中心来管，就是天塌下来，也得中心顶着。当然，总局对这事非常关心，非常重视，经常听取足协的汇报。

“这次不是我自己想来的，也不是浙江方面邀请我来的。现在是敏感时期，可不像两年前，陈主任说：‘小阎哪，你到浙江来看看吧！’我就来了。这个时候出来，起码是领导说了你去吧，我才敢来。此次赴杭州调查是受总局的指示来的，是奉命而来，还带来了总局领导对浙江体育局，特别是对陈培德局长的感谢和支持！在这个事件中，浙江省体育局、陈培德局长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体现了自我牺牲精神。总局和中国足协都看得很清楚，如果这次斗争能取得全线胜利，这对中国足球将具有历史性的贡献！”

阎世铎的这番话犹如照在黄龙体育中心的阳光，不仅驱散了人们心头的阴霾，而且让人感到舒服，暖洋洋的。

二十年前，陈培德被称为“陈铁嘴”，他能说善讲，可是说的讲的都是真话实话；二十年后，却在跟阎世铎的交锋中败下阵来。“屁股决定脑袋。”也就决定了嘴，决定了说什么，怎么说。如今在其位不见得谋其政，但却得说其话。阎世铎实在是高明，这番话说的可谓一箭三雕，上对得住国家体育总局，也就对住了自己的乌纱帽；中间对得住中国足协，也就对得住自己坐的那把椅子；下又哄得浙江体育局上上下下心里热乎乎的，哪里像陈培德说话得罪的人比交下的人还多。

这也难怪，在现有的体制下，官员的双重人性已不够用，需要有多重，多副面孔。社会是人的加工厂，是培训基地，也是检验与鉴定所，就拿阎世铎来说吧，他有着双重身份，既是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又是足协专职副主席。前者是总局下属司局级机构的负责人，是政府官员，可以行使行政权力；后者是民政部和国际足联注册的非营利社会团体的法人代表，要协商管理国内的联赛。他一方面要服从行政考核系统，要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为俱乐部提供服务，服从外部监督和内部自律。他的屁股坐在两把椅子上就得说两种话，这两种身份要是和谐还好说，要是矛盾呢，要是冲突呢，要是不可调和呢？这话怎么说？他当然要说官话了，说让总局满意的话了，甚至在必要时主动把屁股撅起来替总局挨板子。

八年后说起这事，陈培德还为他鸣冤：“推动不了反腐败的根子就是我们的老上级——袁伟民局长。他给阎世铎交过底：‘足球的天塌下来，也要你去顶着。’似乎与他这个中国足协主席无关。他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是主观上不想有作为。在2001年到2002年期间的中国足坛反黑风暴中，袁伟民局长没有正确对待足球的腐败对中国体育的伤害，对中国民众热情的伤害，反而把排球场上的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那一套用来管理国家体育，这种处事方式让中国足球丧失了一次重生的机会，也留下了隐患。”

陈培德想，不管怎么说，阎掌门千里迢迢赶了过来，态度很好，话里话外也表达了歉意，代表总局对浙江省体育局的支持，对自己也给予了正确评价，以往的不快就让它过去，多日的煎熬就把它忘掉，接下来还是谈打假扫黑的事情，这是中国足坛的大事，也是中国体育的大事。“仓里没粮，稗子也是好的。”只得继续信任阎世铎了，不信任他还能信任谁？难道信任南勇、杨一民和李冬生吗？

“阎主任，我们浙江体育局该做的事情都做了，该尽的责任也都尽了。我们今天向你交差，接下去的事情就由中国足协去做了，有需要我们配合的地方，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陈培德想，在浙江体育局的努力下，宋卫平、李书福的配合下，以及强势媒体的介入下，打假扫黑有了良好的开端，既然总局领导说过，足球的天塌下来也要他阎世铎顶着，那么打假扫黑也就是他阎世铎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理所当然应该做这个主帅，扛起这杆大旗，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

不料，阎世铎连忙说道：“我们的合作刚刚开始，现在这场斗争到了关键时期，希望陈培德局长、浙江省体育局及绿城俱乐部能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足协的工作，帮助我们进一步做好取证工作。以后，咱们多沟通，包括下一步的行动，可以保持热线联系。我们是在联合作战，我们应该互相信任，没有信任就谈不上合作。”

“联合作战”？阎世铎是谦虚还是无意接过大旗，当这个主帅？是没摸清总局领导的真实想法，还是意识到扛起这杆大旗就意味要冒着枪林弹雨去冲锋陷阵？

阎世铎看了看陈培德说：“中国足协在很多地方做得不是很好，考虑不周到，我想陈局长您今后要一如既往地指导和批评。足协的同志相当一部分是运动员出身，没有机关工作的经历和经验，我们会根据这些人的素质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水平。但是，我们大家的心跟陈局长一样，都是火热而真诚的。不管怎么说，这场斗争已经拉开了胜利的序幕。我们想通过这次整顿还中国足球一个清新的环境。我对此充满信心。”

四时四十五分，会谈结束，会议室的门开了。等候在门外的记者像水似的涌了进来，茶具被碰翻，茶水顺着桌子流到地上，烟缸被碰翻了，烟灰撒得哪儿都是，花瓶从桌子上掉了下来，在地上滚来滚去……

阎世铎和陈培德握着手，微笑着面对十来架摄像机和照相机、采访机，以及五十多位记者的眼睛。董华主持了这场媒体见面会，他从容不迫地说：“中国足协对大家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下面请阎世铎同志讲话。”闪光灯不停闪烁，没抢占到有利地形的记者索性站在了桌子上，已顾不得桌子的晃动和发出的呻吟。

阎世铎说，这次绿城有勇气迈出这一步，说明中国足球和俱乐部都变成熟了。中国足协、中国球迷和俱乐部在打击黑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是一致的。绿城和吉利有勇气站出来，揭自己同时也揭别人，这种精神令人钦佩。在这场斗争中，绿城、吉利是立功的，立功就应该受保护。中国足协的基本态度是抓紧时间，动员社会各界，共同打击足球界的腐败。中国足协力争将此事在近期内解决，不可能让它拖到下个赛季，在必要的时候请司法介入。

当记者穷追不舍地问司法介入的时间时，阎世铎冷静地说：“司法介入的问题我们还在继续探讨中，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阎世铎在5日接受新华社记者杨明采访时说，已有裁判跟他承认“自己过去做错了事”。杨明认为，阎世铎对裁判工作和队伍的了解和掌握可能比自己更全面，更客观，更实际，尽管多数人都认为裁判收取黑钱是有罪的，可是目前对黑哨还没有司法解释，因此阎世铎以“做借了事”来界定黑哨性质是可以理解的。杨明还说：“我不相信，中国足坛能成为法律的死角，因为江泽民总书记已提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目标！”

当记者问到黑哨处理的问题时，阎世铎说：“我们在取证上取得了突破，但还有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要去做。尽管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但足协一定会抓紧时间。”

见面会开了将近十五分钟，董华拿过话筒宣布：“记者见面会到此结束。”

阎世铎站起身，走出会议室，一群记者紧跟不舍……

当记者发现陈培德还在，把他团团围住。心直口快的陈培德对记者说：“阎世铎主席到浙江来，到足球打假扫黑反贪第一线来，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无论是阎主席与绿城的意见交换，还是与省体育局、省足协的沟通都非常圆满，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双方认为，在净化足坛的各方面工作中，我们的目标、目的、方法、步骤都是一致的。省体育局欣然接受了阎主席的要求，在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的过程中，继续配合中国足协做好应该做的工作。”

“绿城交出的证据具有足够的杀伤力，不过希望中国足协能够进一步排查。难道那些裁判只收绿城和吉利的钱，没收其他俱乐部的钱吗？这显然不可能。如果司法介入，这个口肯定能撬开。其他俱乐部现在不说，以后肯定会说的。”

陈培德还跟记者透露，绿城方面本打算在事情搞清楚后就退出足坛，阎主席希望他们不要退出，和中国足协联手作战，希望他们充满信心，不要被挨整的思想所笼罩。

陈培德还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是相当一部分人对绿城和那名自首裁判命运的预测，连宋卫平都作好了承担法律责任的心理准备。足协的表态可以让他松口气。足协对绿城和那名裁判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他们不仅需要勇气，还要有自我牺牲精神。与吉利一样，绿城在这场打假扫黑行动中是立功的，立功的就要受到保护，这个态度非常明确。没人敢给他们穿小鞋。幡然醒悟并揭竿而起的绿城会不会成为挨打的出头鸟，是绿城本身以及所有浙江球迷担心的事情。”

傍晚，一辆黑色的奥迪A6在夕阳下驶入“西湖三绝”之一汪庄，身后的几辆车像是拽在它手里的风筝紧跟在后，其中还有一辆的士。

汪庄被称为西湖的明珠，它坐落于雷峰北麓，三面临湖，风景旖旎，站在湖边不仅可将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而且尚可与苏堤、柳浪闻莺隔湖相望；回首庄内，楼台飞檐，石笋林立，绿树成荫，之所以称之汪庄，系安徽茶商汪自新所建。共和国成立后，浙江省将之作为接待中央领导的招待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这里下榻过。毛泽东还在这里指导过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他将汪庄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79年，汪庄更名为“西子宾馆”，可是二十多年来，只有外地人才这样称它，杭州人仍然将之称为汪庄。

车行至汪庄餐厅门口停下，陈培德、阎世铎一行下了车。后边的车有体育局其他领导，还有匆匆打的追来的记者。陈培德见时间还早，陪同阎世铎沿湖边走走。记者很知趣地站在了远处。陈培德与阎世铎边走边聊，聊昔日的交往，难忘的回忆。1993年，陈培德调任浙江省体委主任不久就认识了阎世铎，不过没有什么工作交往，仅仅是认识而已。1995年，阎世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起草工作的主持人，给全国各省市体委主任讲授这部法规。被称为地方体委“四大侃爷”之一的陈培德被国家体委的“侃爷”阎世铎所吸引，他不仅敬佩阎世铎的理论水平、思维的缜密，还有那出口成章的口才。从此，他们开始了交往。1998年，他们又在一起起草《2001—2010年中国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从此交往密切。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陈培德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可是却找不到昔日的感觉。这半年来，他们因为足球有过矛盾，有过冲突，有过悻恼，有过失望。陈培德多么希望他们的友谊能经受起考验，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希望俩人携手打一场打黑战役。

陈培德对阎世铎说，女儿买了几斤大闸蟹，本想请他到家里吃顿便饭，可是鲁省长要宴请他，只有等下次来再请他到家做客。

陈培德在事前就向鲁松庭副省长报告阎世铎要来杭州的消息。鲁松庭对这次阎世铎杭州之行很重视，指示要好好沟通，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和盘端出，也好好了解他们特别是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并让陈培德意外的是，他说，如果谈得好，我请他们吃个饭。真是太好了，鲁松庭的出场，等于省政府面对面地向总局和中国足协表明浙江省政府的态度。所以下午会谈后，陈培德马上让郑瑶给鲁松庭副省长的秘书打电话，汇报会谈的情况。没过多久，鲁松庭的秘书回话：鲁省长要宴请阎世铎，地点选择在杭州最好的地方——汪庄。

阎世铎闻之，有点儿受宠若惊，自从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以来，还没有哪个省按如此规格接待过他。

陈培德与阎世铎边走边聊，聊着聊着又聊到了工作上，陈培德问道：“阎主任，回去时把宋卫平交的四万元赃款和忏悔信带回去吧？”

阎世铎转身征求一下董华的意见，董华认为可行。陈培德立即打电话让财务处长把钱和信件取出，送到汪庄，交给董华。杜兆年和董华分别代表双方签了字。有人将这称之为陈培德送给阎世铎的一份见面礼。还有人说，陈培德、宋卫平、阎世铎已结成“反黑同盟”，阎世铎已成为黑哨的“阎王”，陈培德和宋卫平也从违反行规的“逼宫者”变成了“勤王之师”。

五时许，陈培德、阎世铎等人步入夕照厅。这一餐厅依湖而踞，这是汪庄最好的餐厅。鲁松庭与阎世铎初次见面，俩人握手后入席。鲁松庭座位在主席，右边是阎世铎、杜兆年、郑瑶；左边是董华、李云林、鲁松庭的秘书，陈培德坐在副陪席。

鲁松庭用温州口音的普通话热情地说：“今天我们用浙江的美酒、北京人民大会堂唯一的国宴黄酒——二十年陈加饭来款待远方来的贵客。”

最好的酒店，最好的餐厅，二十年陈加饭，副省长设宴招待，充分表达了浙江对足球的厚爱，表达了浙江对中国足协的真诚，也表达了浙江足坛打假扫黑的决心。

鲁松庭热情洋溢地说：“欢迎阎主席来杭州。新世纪以来，中国足球有两大历史难题，一是中国男足打不进世界杯，去年冲出亚洲，打进了世界杯，圆了国人几十年的夙愿；二是打假扫黑，希望在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的领导下，中国足坛能得以净化。来，为中国足球的辉煌干杯！”

众情激昂，一饮而尽，连平时滴酒不沾的陈培德也跟着干了。

鲁松庭分管体育已十多年，不仅对足球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着深刻的理解。

鲁松庭说：“市场经济的大背景给足球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不足为怪。不光足球和体育，教育、文化、卫生、科技也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深浅不同而已。但是，对足球存在的假球黑哨等腐败现象必须正视，不能听之任之，一定要坚决给予打击。我们省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阎主席表态性的讲话，旗帜非常鲜明，态度非常坚决。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我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省政府支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打假扫黑上所采取的行动。”

阎世铎诚恳地说，非常敬佩鲁副省长对足球的深刻认识。对浙江省政府和省体育局对足球事业的关心、重视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对浙江省体育局和陈培德局长在这次打假扫黑斗争中对中国足协的全力支持、密切配合及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对绿城和吉利两家俱乐部主动站出来揭露足球黑幕给予肯定。他说，这次杭州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增进了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取得了共识。

两位服务员上菜时一眼就认出了阎世铎，退出来后说：“杭州的记者要知道阎世铎在我们这儿吃饭，明天还不得上头版头条？”他们既为杭州的记者感到惋惜，又为自己不是记者而遗憾。守在门外的《足球》报的记者听到后，笑了。

酒一杯杯喝了下去，气氛一点点地上来了。三巡过后，陌生和拘束统统不见，酒桌下上皆朋友。

阎世铎是足球掌门人，又为足球而来，话自然离不开足球。他说，6月份的足球世界杯，中国要派代表团参加，组团时可以邀请鲁松庭作为特邀嘉宾，赴韩国观摩。

鲁松庭笑道：“如果没有特殊事情，那我就等您的邀请函了。”

鲁松庭称赞阎世铎长得英俊潇洒，气宇轩昂，还风趣地说：“阎主席，你现在是新闻人物，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你。”

这句话把大家逗笑了。

阎世铎可能被鲁松庭的热情和率真所感动，盛情邀请鲁松庭在6月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特邀嘉宾赴韩国观看足球世界杯赛。鲁松庭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

临别，鲁松庭和阎世铎合影留念，并将他送到餐厅的大门口。陈培德要和杜兆年一起把他送到机场，阎世铎慌然说：“别，别，别！”陈培德年长他九岁，阎世铎哪好意思让他去送。

鲁松庭说：“应该的，应该的，就让培德送一送吧。”

晚上七时十分，一辆奥迪A6从汪庄驶出，直奔萧山机场而去，后边几辆车紧跟不舍。车上的阎世铎、陈培德和杜兆年还沉浸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之中。阎世铎要赶八点四十分的航班，不得不结束这一让人难忘的宴会。

车行驶在公路上，窗外的灯火旋转着而过。阎世铎特别兴奋，也许是二十年陈加饭酒的作用，也许是浙江省高规格的接待，也许是二者皆而有之。阎世铎善讲，名列为国家体育总局“四大侃爷”之一，兴奋之下话语就更多了，似滔滔钱塘江奔流不息，对同车的陈培德和杜兆年说，“想不到，你们接待的规格这么高，这在其他地方还没遇到过，足见你们的一片诚心。”

他又说：“以绿城的表现，我们是绝不会让他们吃亏的，要把绿城和其他受处罚的俱乐部区别对待。我回北京后马上对绿城大赦。新赛季的甲B联赛，允许浙江参加过全运会的球员参加比赛。这事不需要集体讨论，我说了就算，就这么定了，但对外不要公开。因为这不是专门给绿城一家的优惠政策，其他受罚的俱乐部有绿城这样表现的也可以享受这个政策。”

他对陈培德说，你告诉宋卫平，他现在就可以让绿园和绿城队员一起备战新赛季。

绿园是宋卫平旗下的另一个俱乐部。“甲B五鼠案”让绿城十四名球员被禁赛，全队仅剩下十一名球员，新的赛季需要补充队员，宋卫平为此正犯愁。

陈培德欣然对阎世铎说：“有你这个态度，宋卫平一定会很高兴的。”

陈培德酒精过敏，浑身难受，可是头脑却十分清醒，他立即拨通宋卫平的电话，将阎世铎的决定转告给他。

宋卫平喜出望外地连声说：“好好！谢谢！谢谢！”

晚上七时五十分，奥迪停在萧山机场候机大厅门口。陈培德下车，要将阎世铎送进候机室。阎世铎坚持不让他送了，握着他的手说：“陈主任，你太客气了，我已承受不了了，你就送到这里，不能再送了，快请回吧。”

阎世铎再次拜托浙江省体育局办好两件事：一是我们已经共同拉开了胜利的序幕，希望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足协把这场打假扫黑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胜利；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重视浙江足球的建设，浙江足球不要因为这次事件而受到影响，中国足协不会让老实人吃亏，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浙江发展足球。

陈培德和杜兆年只好作罢，让王之海代劳。

阎世铎和董华刚进候机大厅，提前赶到的《球报》记者说，“刚听到播报，飞机迟误一小时。我们乘坐的是同一航班。”

阎世铎看了看记者说：“我们是一班飞机？怎么这么凑巧。”

一位球迷认出阎世铎，跑过来请他签名。心情很好的阎世铎接过笔和本，满足了他的要求之后，随王之海进了贵宾休息室。

晚九时三十分，班机起飞，阎世铎在杭州停留正好二十四小时。

陈培德乐观地认为打黑斗争已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宋卫平认为，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他们对中国足协的下一步行动充满期待。

遗憾的是阎世铎的承诺像西湖边的倒影，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一个都没有兑现。阎世铎说绿城是立功的，立功就该保护，要给予绿城大赦，结果在五家俱乐部中，绿城受的处罚最重。

阎世铎的杭州之行，留给陈培德的印象是他犹如一位演技高超的话剧演员，离开杭州就等于走下舞台，戏演完了，妆卸了，塑造的人物不复存在了。

在新赛季，为绿城补充球员之事，杜兆年和王之海又专程去北京找阎世铎。这时的阎世铎已与在杭州判若两人，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杭州临别时对绿城大赦的承诺似为酒话，全不作数；浙江省体育局的高标准接待，杜兆年的接送似乎全都失忆。

告别在杜兆年的失望中结束，阎世铎连“留下来吃中饭，用不用派车送你们去机场”之类的客套话都没说，杜兆年他们从机场坐出租车去足协，又坐出租车去的机场。

杜兆年在向陈培德和党组其他成员汇报北京之行的结果后，气愤地说：“我们简直是被戏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