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德想打开足坛的“巴黎圣母院”大门，让司法介入；央视记者向杭州司法机关举报了宋卫平。
■宋卫平悲怆地对浙江企业界说，要前赴后继，绝不言败；陈培德说，足协的权贵们心是空虚的，正在发抖。
■李书福退出“打黑联盟”。陈培德面临政治风险，继续战斗有可能给仕途画一凄惨句号。他决定血战到底。
■中国足协态度变得强硬，阎世铎认为腐败的源头是俱乐部，南勇说涉黑裁判若退回赃款将受到足协的保护，可以继续执法。
宋卫平说，要前赴后继，绝不言败
陈培德陪同阎世铎视察黄龙体育中心
对人类来说，最容易做的是合作，最难做的也是合作，尤其在作战上。
联合作战不仅要互相信任，而且要保持联系，互通情报，行动配合。
阎世铎意识到了这一点，对陈培德他们说：“保持热线联系，我们是在联合作战，我们应该互相信任，没有信任就谈不上合作。”
可是，阎世铎一个电话也没来过，承诺像机舱外边的云，一缕也没带回北京。
陈培德对阎世铎的信任已动摇了，也没拨打那个二十四小时都能找到阎世铎的电话，决定浙江省体育局孤军深入，有他的鸡蛋做蛋糕，没他的鸡蛋也照样做蛋糕。
阎世铎回京的第二天主持了高层会议，会议开了一天，除讨论国家队备战和集训队员名单之外，还讨论了“打假扫黑”的对策。
第三天下午，阎世铎主持召开中层干部会议，宣布“打假扫黑”六点意见。
阎世铎看了一下在座的各位，严肃地说，对查出的裁判受贿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对牵涉到的足协官员也要“杀无赦”，足协作为中国足球的管理机关，容不得有人借着手中的权力，搞一些被人唾弃的腐败行径。
有些官员对阎世铎的“六点意见”不很认可。有人说，扫黑有扩大化倾向，足协应该从大局出发，在打击足坛腐败的同时稳定裁判队伍，不能搞人人自危的做法。裁判的确存在收受红包的现象，情节严重的送进监狱也不为过。可是，这毕竟是极少数的，多数裁判是能够自律的……
有人说，执法甲级联赛的都是国内水平较高的裁判，按照打假扫黑的发展态势，许多裁判产生退出江湖的想法，连家属都不让他们再坚守在一线了。中国裁判本来就心理脆弱，有的甚至有了心理障碍，弄不好今年的联赛恐怕没人吹了。足协总不能把二百多场联赛都交给外籍裁判去吹吧？有问题的裁判要是撤下来，新上来的裁判又不掌握要领，恐怕要生出更多的事端，足协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
有人附和说：“绝对不能把事情扩大化，应该看到大部分裁判是好的，而按照足协的有关规定，绿城俱乐部的违规行为必须受到处理。”
有报道说：“好像在一些足协官员的眼里，绿城比涉嫌的裁判更可恶。”还说，足协绝不能因为害怕社会舆论和绿城俱乐部的不满而矫枉过正。
足协不怕社会舆论，不怕绿城不满，那么他们怕的是什么呢？是否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怕由此引起足协内部贪官污吏恐慌和不满呢？
足协官员抱怨地说，足球界出现裁判受贿的事情本是很正常的，腐败存在于各行各业，甚至一些高官都被绳之以法，不能因为出现裁判受贿的现象就全盘否定中国足球，否定八年的足球职业联赛。
报道还说：“这场扫黑风暴来得如此迅猛，上级领导如此重视是足协始料不及的。本来足协上下对吉利、浙江绿城两家俱乐部的做法并不以为然，包括阎世铎到杭州专门与绿城俱乐部和浙江体育局交换意见，进行调查取证，都是体育总局的领导要求足协这样做的。”
看来若不是新华社、央视等强势媒体介入，若不是新华社内参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若不是总局领导坐不住了，指派阎世铎到杭州调查，中国足协可能对此置之不理，浙江的扫黑最终将不了了之。
有报道认为，足协之所以保持沉默，是阎世铎还没站稳脚跟，南勇、杨一民、李冬生等黑哨的保护伞在足协根深蒂固，阎世铎想对裁判和足协官员杀无赦并非容易。可能不是这样，在阎世铎著的《忠诚无悔》中，一幅合影图片说明写的是：“2000年与我的亲密战友王俊生、南勇和张吉龙。”在专职主席会议讨论中国足球发展走向时，“平日无时无刻不面带微笑，但脑子始终在思考问题的”张吉龙就提出过治本的想法：“釜底抽薪，彻底整治联赛的秩序。”他说过：“多少年来，我们就想挤破这个脓包，始终找不到怎么挤。”王俊生要“下决心彻底整顿职业联赛”。
阎世铎对南勇的评价是：“在班子里是最年轻的，也是最深沉的，平时不大爱多说话，遇事时却喜欢独自思考，经常是先听后说，一旦他想好的事情就会非常直率、态度也非常坚决地去做。”他与南勇不仅亲密，而且随时可以交换看法。
调查组提出三点建议：凡是主动坦白交代的，一足协将给予保密，不对外公布其名；二不移交司法机关；三不影响其使用。不主动交待的，一旦查出，足协将取消其裁判资格，不享受保护政策。
有一位老裁判给足协支招：将问题裁判悄悄撤下来是解决黑哨的最好办法。
可是，这样不了了之，陈培德和宋卫平等能答应吗？全国的球迷能答应吗？
尽管阎世铎没来电话，陈培德一如既往地率领浙军继续进攻。他有思想准备，即便阎世铎背信弃义，浙江省体育局也不退缩，无论如何也要把打黑斗争进行到底。陈培德相信有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四千六百多万人民支持，有新华社、央视等媒体和全国正义人士的支持，打黑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他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浙江的行为堪称义举，既然是义举就能得到一个正义的结果。”
陈培德在办公室看了半天文件，有点儿累了，伸了一下懒腰，目光落在墙上的条幅和画上。条幅上写着：“安危在所任，存亡在出令” 。这是《史记·楚元王世家赞》中的一句话。大意是国家的安危在于官员，国家的存亡在于法令。
他的目光从条幅移到画上，那是一幅国画，画的是出水荷花。他对这幅画特别喜欢。他经常对人说，“我出生在福建的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好几代才出我这么一个大学生。兄弟姐妹六人，其他的至今还生活在社会底层，唯有我一个官员。我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官官相护的意识。我不需要别人护着，我也不会为护别人而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要问问，我们做的事情人民到底答应不答应，我们做的事情人民满意不满意。我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说该说的话，不做该做的事，我会有负罪感的。”
陈培德想起鲁松庭副省长近日要接见浙江籍棋手诸宸和许昱华，接见时会有记者参加，能不能请鲁副省长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打假扫黑斗争表一下态呢？
诸宸在2001年底举行的国际象棋世界锦标赛中一举夺冠，成为国际象棋史上第一个包揽从少年到成年所有级别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棋手。许昱华也是获得世界冠军的棋手。
鲁松庭接受了浙江省体育局的请求，他觉得与阎世铎会面时，有许多话没来得及讲出来，借此机会对媒体记者讲一下。
1月8日，鲁松庭在省政府1号楼会见厅接见了诸宸、许昱华等人，中国国际象棋队领队向鲁松庭转交了国家体育总局给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感谢信。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鲁松庭先是代表浙江省政府对足坛打假扫黑斗争表示支持，对浙江省体育界、新闻界在这场斗争中联合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新闻界对足球扫黑事件的报道引起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呼应，这对净化我国足球环境、体育环境，进一步弘扬正气，讲究体育道德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希望今后我省运动员不管参加省里比赛、国内比赛，还是国际比赛，都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历来的要求依法办事，树立体育道德，使体育这一神圣、崇高的事业真正成为全社会公众喜欢的活动。”
鲁松庭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支持打假扫黑的省部级领导。
陈培德感到无比地欣慰和欢欣鼓舞，慷慨激昂地说：“鲁副省长对浙江媒体在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的姿态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一切表明浙江打假扫黑的斗争已升级。”
这些日子，陈培德殚精竭虑地思考着司法介入问题。他认为这是解决足坛腐败的唯一有效办法。司法不介入，按行规处理，最终只能不了了之，这样中国足球也就失去了机会和希望。1月9日，他对记者说：“我期待着司法介入——只要司法介入了，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反黑、反贪和反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司法介入后，裁判就要讲真话；裁判讲了真话，其他行贿的俱乐部也就被带出来了；俱乐部被带出来了，那些屁股上有屎的足球官员也就暴露了。打假是第一战役，打黑是第二战役。打黑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打击足球官员的腐败，这样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达到打击足球腐败的目的。”
可是，怎么样推动司法介入呢？怎么样打开足球这一“巴黎圣母院”的大门，让法律进入呢？这不仅是个难题，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阎世铎离开杭州的第二天，新华社报道：
新华社杭州1月7日电（记者方益波、杨明） 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今天把在去年甲B联赛执法中涉嫌收受该俱乐部“黑钱”的裁判名单交给了新华社记者。
这份题为《情况汇报》的材料，包括了在去年全国甲B联赛中，该俱乐部“做过工作”的主客场全部裁判名字，以及具体金额、交付过程等相关细节。
这份材料中涉及的裁判共有八名。有的是赛前收钱，有的是赛后收钱，也有的是赛前有所承诺，因为没有获胜而未兑现的。该俱乐部给付或承诺的“黑钱”数额最低三万元，最高达到十六万元。新华社将通过有关渠道及时反映此情况。
此前，绿城俱乐部提供给新华社有关涉嫌收受“黑钱”的裁判名单共有四人。这样，绿城和广州吉利俱乐部和浙江省体育局提供给新华社有关涉嫌收受“黑钱”的裁判名单已增至九人。
同日，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播出了对阎世铎、陈培德、宋卫平，以及绿城的法律顾问袁世敏律师、广州吉利俱乐部法律顾问楼涛律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玉胜教授的访谈。
袁世敏说，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受贿罪是两个主体，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是商业受贿罪。以现有的法律来衡量，我倾向于黑哨不太构成受贿罪。
韩玉胜认为，各个俱乐部都在按照产业或者企业的运行模式进行操作，所以我们现在整个足球的行当，实际是一种企业性质。裁判是由中国足协来考核和确认裁判资格，并且每一场执法都是由中国足协指派四个裁判去执法。在执法过程中，裁判代表的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中国足协，或者说是足球产业的管理机关行使一种管理权，所以不管他是兼职还是专职，都应该是属于公司企业人员的行为，应该按照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来定罪。如果裁判受贿六万元的话，恐怕要判三至五年徒刑。
裁判受贿构不构成犯罪，这是司法能否介入的关键。
8日，《浙江法制报》和浙江电视台经济频道《给你说法》栏目在东方大酒店联合举办“‘足球黑哨’现象法律研讨会”。宋卫平、李书福、桂生悦和二十几位律师、法学专家，十四家媒体记者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开了将近四个小时，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汤金达、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袁方民等人的观点与韩玉胜的相似，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徐友国、浙江省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楼伯坤等人认为，裁判收受钱物行为虽然具有受贿罪的三大特征：权钱交易、侵犯了客体的利益和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利，但是裁判的身份在法律上难以界定。
1月10日，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派出毛亚飞、刘山鹰等三位记者飞抵杭州采访。1月13日，《新闻调查》栏目又派一拨记者到杭州采访，有人猜测他们可能想将黑哨暴露在阳光之下，让全国人民知道谁是黑哨。
毛亚飞、刘山鹰等人不仅采访了陈培德、宋卫平、李书福、陈继来、桂生悦、沈强之后，还采访了浙江省反贪局。
在阎世铎走后的第二天，宋卫平就派人将涉嫌受贿的裁判名单、具体金额和交付过程说明送到北京，交到阎世铎的手里。让他摸不透的是阎世铎回去差不多快一周了，却一直没有消息。阎世铎是否真想打黑，在杭州说的是否是真心话？这些年来，宋卫平的人生起起伏伏，受过不少磨难，官人、商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也接触不少，也算是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了。
阎世铎不同于陈培德，陈培德表里如一，襟怀坦荡，嫉恶如仇，是真心实意要打黑的，阎世铎未必如此。陈培德不相信南勇、张吉龙，也不相信杨一民、李冬生，就相信阎世铎，甚至还认为他是中国足协唯一值得信任的领导干部。他是真相信阎世铎，还是“矬子里边拔大个”？
宋卫平的乐观态度被时间越冲越淡，信心在渐渐流失，焦虑和不满发酵似的上涨。他对记者说过：“如果不能对球迷、对媒体、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一个交代的话，在春节以前，我不惜用其他方式，把这份名单告诉给更多的人。”
宋卫平是在杭州一家书吧接受毛亚飞、刘山鹰等人采访的。书架上摆着书，还没有黑哨方面的。身穿短风衣的宋卫平对记者说：“我对媒体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裁判出现这么多问题是由于足坛环境造成的。对问题裁判应该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可是，这并不意味我反对把问题查清楚。在我看来，只有把问题查清楚了，才能净化中国足坛……”
宋卫平依然那么实在，有啥说啥，他给媒体的印象是为人诚实厚道，没有商人的奸诈。
记者告诉宋卫平说：“司法介入在法律上没有问题，现在只是存在技术性问题。”
他们不是随便说说，也不是想安慰一下宋卫平，他们有法学背景，刘山鹰是法学博士。他说，部分法学家所持的按现有《刑法》不能认定裁判受贿有罪、司法介入不适用于足球等观点是错误的，黑哨理所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关于司法介入黑哨的问题上可以在法律上找到许多切入点，他们的目的就是想为司法介入扫除障碍，找到一条路径。
宋卫平听后感到欣慰，把黑哨搞清楚是他的心愿，哪怕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他大义凛然地说：“我们和吉利都做过不光彩的事情，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真要到了那一天，我是不会为自己辩护的，该认就认了吧。”
刘山鹰认为，像宋卫平这样敢于揭黑的斗士，属于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应该减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他们从晚上八时聊到十点来钟，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街上的人越来越少，杭城像玩累了的孩子安静了下来。他们兴尽而散。
四天后再次见面，刘山鹰说：“宋总，我们明天想把那份受贿裁判名单作为证据，向当地司法机关举报。”
在上次采访时，宋卫平向刘山鹰提供了涉嫌受贿的裁判名单，共八场比赛，总额为四十四万元。
刘山鹰说，他想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举报。
宋卫平也许感到有几分突然和意外，也许内心充满矛盾，也许他还想等足协的消息。他的法律顾问袁世敏对记者说过：“据目前来看，还是在等待中国足协。因为绿城还是中国足协的会员，还要遵守章程，不管这个章程情况怎么样，反正你是他的会员，要遵守章程。”
宋卫平也许不想失去自首的机会。尽管他对媒体、中国足协、浙江体育局已承认自己有行贿行为，可是他们不是司法机关，自首指的是向司法机关投案。他下意识地端起茶杯，看着袅然飘动的热气和浮在水面的茶叶，下意识地吹了吹，抬起头来看了看刘山鹰，微笑着说：“这件事先不急，等与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沟通了再说吧。”
刘山鹰他们上次见宋卫平听说司法可以介入很高兴，并表示应该接受法律惩罚，于是在没征求他本人意见的情况下，跟杭州的司法机关取得了联系，对方对是否接受举报还没有明确答复。
几天前，《足球报》的记者采访过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二处处长胡根明。
胡根明说，检察院介入按规定是针对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侦查主体是国家公务人员。裁判符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是个关键问题。要搞清裁判的主体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中国足协算不算是国家机关，到底是什么性质，裁判执法是履行职务，但是不是执行公务又是一个问题。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要将其定性为国家公务人员范畴比较困难，要将其列入检察机关侦查的范围也比较困难。就目前情况来看，检察机关介入很困难。
当记者问：“绿城俱乐部公开宣称自己给裁判送了钱，从行贿的角度，检察院是否可以介入呢？”
胡根明说：“关键还是在于给谁送钱，接受钱物的人如果不构成受贿罪主体，那么送钱的人也就不构成行贿罪的主体，所以检察院也很难介入。”
可是，《今日说法》最终总得给出一个说法，否则就是空谈。空谈有损于栏目的权威性。刘山鹰想去杭州司法机关举报，估计也是想讨个说法，给受众一个交代，没想到宋卫平却不同意。
离开杭州前，他们打电话跟领导请示之后，还是去当地的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举报了。
陈培德收到一张请柬， 1月17日下午浙江企业界举办支持绿城打假扫黑座谈会，绿城打过几遍电话，希望他能参加。
陈培德犹豫了，没答应出席会议。
有报道说，中国足协先热后冷，中国足坛除绿城之外，其他俱乐部都在默不作声地忙着自己的事情，没人理睬打黑这事儿。
有人说，想穿破这一坚硬的坚冰只有司法介入。
又有人说，指望司法介入也是很不靠谱的事儿。
盲人摸象众说纷纭，犹如街头围观者也只能说说。媒体的报道像钱塘江水一浪接一浪，看似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热热闹闹，实际是虚热盗汗，打黑已陷于低谷。
阎世铎走后，绿城和吉利急于推进打黑的进度不断爆料，先是李书福对记者披露在吉利与中远那场比赛中，吉利的球员被收买；接着桂生悦说，吉利给两位裁判送过钱，一次是主场，一次是客场，吉利在这两场关键比赛全取三分。
宋卫平在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时说，他不相信中远冲甲A的成功像徐根宝说的那样——靠一场场拼出来的。接着有报道说，宋卫平在接受阎世铎调查时，打中远的小报告，说：“中远与吉利那场球绝对有问题，主裁吹的不仅是黑哨，还是官哨。要查的话，可以从这入手，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中远应该降级！”
于是，中远站出来指责李书福说话没有证据，宋卫平说的同样缺乏证据。有媒体说，宋卫平一会儿抨击黑哨，一会儿又抨击官哨，离倒霉也就不远了。他这样做是在步步紧逼足协，俱乐部收买裁判和“媚上”是足坛公开的秘密和公认的游戏规则。宋卫平这样不仅其他俱乐部看着不舒服，“恐怕包括足协在内的其他方面对他也会‘暗藏杀心’”。
宋卫平和桂生悦最担心的就是足协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迫望足协能早日把问题裁判的名单公之于世，让打黑斗争急风暴雨似的进行下去。足协进度缓慢，让他们不满意的情绪像初一和十五的潮水一个劲儿地上涨，甚至对阎世铎打黑的态度产生怀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宋卫平说：“我并不一定非要在春节前才公布名单，有可能提前。”桂生悦说：“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中国足协身上，因此尽早公布名单，让大家把目光聚集到中国足协身上应该是很必要的事情。我想我早已同宋卫平站在同一战壕里了。”
有媒体认为，“绿城、吉利组成的反黑联盟寻求新突破，正是要逼足协再次走上前台。”
上海电视台不知从哪儿搞到一份问题裁判的名单。记者电话问宋卫平这是否是他递交新华社和中国足协的那份。宋卫平说：“你拿到的肯定不是原件，次序有点儿出入……名字差不到哪里去。”
1月15日晚六时五十分，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公布了这份名单：张建军、龚建平、陈国强、孙葆洁、郝文、吴志东、周伟新、张保华。
这份名单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沉寂已久的裁判界发出了声音，刚被评为金哨的孙葆洁拍案而起，愤然要求上海电视台立刻道歉。
郝文说，这是无稽之谈，对我来说，纯粹是一种诬陷。
张宝华声称跟宋卫平打官司。有媒体说，张宝华是第一位站出来应对黑哨指控的裁判。
据说，还有几位裁判也在积极聘请律师起诉宋卫平……
中国足协仍然悄无声息。有记者想征询足协的态度，张吉龙的手机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董华表示暂时无法就此事表态。
南方一家俱乐部的助理教练说：“黑哨这种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从上到下都已经形成了体系。今天揪出这几个来有什么用？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现在倒有些同情那些被指责吹黑哨的裁判了。我就是对绿城和吉利两家俱乐部有看法，他们既然当初拿钱求人家，就不应该背信弃义把人家抖出来，不讲信用！如果有人问，哪个裁判不收黑钱？我要问，哪个俱乐部不送黑钱？”
北方一位球员说，如果我们不送，别人也会送。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且许多裁判的人品和口碑在足球圈里是很不错的，不是那种“吃了原告吃被告的”。
某俱乐部官员说：“全是瞎折腾！现在关于黑哨的事情闹来闹去，大家都有点烦了。”
媒体的风向变了，过去纷纷谴责黑哨，现在反而对黑哨有点儿同情了。
偏偏这时又冒出来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简擎。他找到宋卫平，自称是中间人，被宋卫平的打黑行为所感动，想站出来声援绿城。他讲了两件事，一是中远主教练徐根宝交给他五万元钱，让他收买绿城的主力队员夏青，让夏青在绿城对中远的那场比赛中踢假球；二是在中远对阵吉利的前一周，中远通过银行将三十万元钱汇到张建军妻子的公司，他还出示一张汇票的复印件。简擎还接受了《足球之夜》的采访。
这一爆炸性新闻在央视播出后，足坛哗然，几乎乱成一锅粥。徐根宝怒斥宋卫平：“一个已经承认自己犯了行贿罪的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四处招摇，而且还打着打假英雄的旗号……”中远一位官员指责宋卫平说：“你不玩了就要把水搅浑，让别人也玩不成，这种人是什么打假英雄？”
事后，简擎承认所述的一切都是编造的，一场严肃的斗争出现荒唐的闹剧，局被搅了，反黑联盟陷于被动。陈培德不想搅进闹剧中，于是在这段时间谢绝了采访。
听说陈培德收到“企业界支持绿城打假扫黑座谈会”请柬，有人对他说：“陈局长，你作为体育局长、政府高官不合适参加这类民间活动。”
也有人说：“陈局长，你要参加这个会肯定要讲话，你一讲话就像一杆杆标枪投向黑哨和贪官，你已成为那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要是逼得他们狗急跳墙，说不上干出什么事来，你还是不去为好。”
还有人说：“陈局长，当前形势不明朗，国家体育总局迟迟不表态，阎世铎也没有个说法，你在这个时候是不能讲话的，还是等等吧。”
陈培德已经好几天不接受记者采访了。有媒体说，陈培德沉寂了；陈培德和李书福都哑了，打黑的三门炮只剩下宋卫平一门了。
17日上午，宋卫平又打来电话，心绪黯然地对陈培德说，《今日说法》的记者已经向杭州市检察院和杭州市公安局举报他了。他已做好坐牢的准备。他恳请陈培德一定参加下午的会议，这也许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了，希望陈培德能坐在他的身边。
陈培德感到心像锥子扎似的剧痛，考虑片刻之后说：“宋总，你还是快点自首吧，争取宽大处理。今天下午的会我一定参加。”
下午三时，陈培德走进浙江饭店时，绿城俱乐部的一位副总迎了上来，把他领进会场，在主席台就座。主席台上除他之外还有宋卫平和王之海。台下除十多位企业界的代表之外，还有一大群记者，新华社记者方益波也来了。
陈培德是按时来的，刚坐下会议就开始了。
宋卫平声音低沉地说，新赛季就要开始了，浙江绿城将继续战斗，绝不轻易言败；有很多人认为绿城是中国足球的叛徒，希望把绿城干净、彻底地从足球圈里清除出去。我们可能被消灭，但是这种消灭肯定是悲壮的。绿城决不会再犯那种错事，绿城宁愿悲壮地死去，也不愿再苟且偷生。浙江绿城将尽一切努力，去打杭州主场保卫战、浙江足球保卫战！绿城队全体将士会有这种气节，不会让社会各界失望。
他心绪黯然地说，他不排除自己有下课的可能，比如受到法律的处罚，监狱里面是看不到电视转播的。
悲壮若水涌进会场，所有人的心都在这悲壮中沉沉浮浮。
这么一位热爱足球的人，这么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这么一位将足坛反腐为己任的斗士居然落得如此下场，怎么不让人心酸，不让人难过，不让人痛彻心肺？人们感到鼻子酸酸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宋卫平抬起头来，对支持绿城、关心他扫黑斗争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深深的敬意，希望他们今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绿城。如果他下课，希望浙江企业界能够前赴后继。无论谁接手绿城，他都会给球队提供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资金支持。他激动地说，我们绝不会被别人轻易地消灭掉！
宋卫平对足球实在太有感情了，把足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他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他认为浙江不能再没有足球，浙江足球不能再落后于人，所以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浙江足球像经济一样冲上去，不论遇到什么坎坷磨难和艰难险阻都要走下去。
足球是浙江人四十多年的梦想，是浙江人的一块伤心地！1955年，全国大中城市足球分区锦标赛在上海举行，杭州足球队代表浙江省第一次出征就铩羽而归。输得那个惨哪，惨得队员们都无颜见江东父老，以进一球失三十六球名列小组倒数第一！
1958年，杭州队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以小组第四名被淘汰。
1959年，在首届全运会上，浙江足球队以四负一胜名列小组第五，以0：11负于河北，以0∶9负于上海，以0∶1负于福建，以2∶6负于黑龙江。他们胜的是谁？是弱不禁风的青海队！
1960年，在杭州举办的全国乙级联赛的一个赛区比赛中，浙江队在十四个队中名列第十二。
浙江是崇尚体育的省份之一，在春秋战国时就盛行舞剑、射弩、游水等体育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等人为强种救国，开办体操科，创办体育会。1930年，浙江举办了首届全国运动会。
难道浙江人被足球压趴了不成？1972年，在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上，浙江足球队以预赛小组第三的成绩冲进决赛。浙江足球终于出现了！可是，浙江人没高兴几天就沮丧了，浙江足球队获得全国第十八名，除以1∶0胜了新疆外，场场败北。
1973年全国足球联赛，浙江队在全国三十八支代表队名列第二十九。
1974年全国足球联赛，浙江队在四十二支代表队名列第三十六。
1975年，浙江队在全运会的预赛中，仅胜西藏队，名列小组倒数第二。
1981年，浙江队在全国丙级联赛中获得第三名，总算冲乙成功了。可是第二年又跌进丙级队。
浙江队屡败屡战，三十来年没翻身，成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有韧性的败旅，一败就是几十年！浙江人什么时候这样惨败过，什么时候服输过？这一次服了。1988年，浙江省体委对足球绝望了，下了最后的通牒——浙江足球队再进入不了甲级队就地解散。
那一年，浙江省足协奋力争得赛区主办权，让浙江队在自己家门口和浙江球迷的助威下比赛。浙江队在前几轮发挥不错，名列小组第四名，如果能战胜名列小组第二的火车头队就能冲进决赛。
8月15日，浙江队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组委会怕球迷闹事，临时将比赛转移到宁波大学足球场进行，一百多名球迷跟过来助威。终场哨像丧钟似的响起，浙江队以0∶2败北。全场像向遗体告别，鸦雀无声。
一位球迷冲过去，满脸泪水地指着教练和球员骂了起来。爱之深，恨之切，尽管浙江队一次次让他们失望，丢尽了浙江人的脸，可是他们毕竟是家乡的球队啊！突然，天降大雨，球迷一个个伫立在雨中，默默地望着浙江足球队乘坐的客车渐渐远去，他们在为浙江足球队送行。不，是送葬。从此将再见不到浙江队的身影！苍天降的哪里是雨，是四千多万浙江人的泪！
足球让浙江人憋了一口窝囊气，这一憋就是四十多年！
1997年，宋卫平投资创建了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2001年买下吉林敖东队，使浙江终于有了自己的足球甲级队，浙江人为之欢呼，为之呐喊，为之热血沸腾。吉林敖东队是刚刚从甲A掉下来的劲旅，宋卫平相信，浙江人相信绿城冲甲A定会成功。
可是，他们却失败了，失败在黑哨，失败在假球上，这让浙江人怎么能服，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宋卫平愤然而起，联手李书福掀起这场席卷全国的打假扫黑风暴，想荡涤足坛的污泥浊水，没想到黑哨稳如山，自己却面临入狱危险。
悲壮啊，悲壮！宋卫平含泪喊出的是：“浙江不能没有足球！”在人们的内心久久地震荡。企业界代表纷纷表示要一如既往地支持绿城，支持浙江足球，有的要出钱，有的要购冠名权，场内气氛一浪高过一浪。
该陈培德发言了，他先是对绿城参赛决心和态度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对企业界对绿城和浙江足球的支持表示感谢。接着他对宋卫平表示由衷的敬佩，一敬佩宋卫平勇于承认自己做过不光彩的事，他知道承认后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二敬佩宋卫平历经挫折，绝不退却，坚持把足球搞下去，这种精神值得景仰；三敬佩宋卫平希望自己万一搞不下去时，浙江企业能接手绿城，他将一如既往地为球队提供资金，这种不为名利的精神，感人挚深、让人敬佩！
接着，他神色凝重地说：“今天的座谈会，反映了浙江人一种非常牢靠的精神，如果说这是体育精神的话，那便是体育界最最需要的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知难而上的精神。很多人都劝我不要来，说我的身份并不合适这种是是非非的会议。我觉得现在足坛的打假扫黑有些沉闷，进展似乎停止了，因此我必须来。我将继续支持绿城，为他们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在他们落难时给予支持，远比在他们站在领奖台上掌声和欢呼更为宝贵。”
接着，陈培德把矛头直指阎世铎：“阎世铎在杭州的表态，以及与我们作的沟通，都令我感到高兴。可以说，我们那次沟通是成功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没看到阎世铎的诸多承诺有一条兑现。”
阎世铎离开杭州已经十一天了，陈培德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绿城和吉利的“反黑联盟”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媒体和全国人民也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国足协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陈培德说，阎世铎说他还带来了总局领导对我的感谢和支持。我现在要说的是，总局的支持，我至今还没感觉到。这是一场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良心与丧心的冲突。我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与中国足协始终存在着分歧。这不是认识上的分歧，是利益上的分歧。裁判之所以肆无忌惮，正是有了中国足协这把“保护伞”！黑哨行为之所以愈演愈烈，中国足协肯定难逃干系，因此，打黑必须要把黑哨背后的“根子”挖出来。中国足球打黑斗争必须打好三大战役，即打假、扫黑和反贪。反贪的对象就是隐藏在中国足协内部的腐败官员。
陈培德突然提高嗓音，大声说道：“有人、有许多人不敢也不可能下大揭的决心，因为要揭到他们身上，引火烧身。我的眼睛不仅看到拿黑钱的黑心裁判在发抖、惶惶不可终日，同时也看到那些正在领导打假扫黑的身居高位的权贵们，在发表堂而皇之讲话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空虚的，他们的内心正发抖。揭黑的最后也必须是把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纠出来，在其他领域内的反腐败也是如此。斗争的阻力来自什么地方也就不言而明了。”
“战斗正未有穷期，同志尚需要努力。打假扫黑，现在空气有点沉闷，进展有点停滞，但是不管形势多么复杂，困难多大，斗争多么艰难，我们都不能半途而废，要将它进行到底！”
陈培德的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宋卫平说，在四十八小时内，如果中国足协或权威媒体不能将绿城所提交的黑哨名单公之于众的话，绿城为反击黑哨的嚣张气焰，将向媒体披露，让公众知道到底谁是黑哨。
有记者问到孙葆洁叫屈、张宝华委托律师发函的事。宋卫平解释说，在孙葆洁执法绿城的主场比赛前，绿城给孙葆洁送钱，他确实没收。可是，在一场客场比赛前，绿城通过中间人给孙葆洁送了一笔钱，这笔钱到底送没送到他的手里不得而知。
绿城的确收到张宝华的律师函，函中写道：“一、是否如媒体所报道，你对绿城俱乐部向中国足协提交的包括张宝华在内的黑哨名单表示过认可；二、是否如媒体所报道，你讲过曾与绿城队先占优后平局的那场比赛的主裁判商定，如果绿城赢球，主裁判可得十六万元，能否明示是哪场比赛或指哪位主裁判。请尽快回复。”
宋卫平请在场的绿城的法律顾问袁施敏回答。袁施敏说：“从法律上讲，绿城方面没有任何义务对此作出回答。”
有媒体说，这是给张宝华的一个闭门羹。
座谈会结束了，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恐怕就是一个悲壮而无奈的宋卫平；一个钢筋铁骨、勇往直前的陈培德。
有人议论道，这可能是宋卫平自首前的最后一招，他想以此推动司法介入，逼司法机关表态；也有人说，这是宋卫平的最后一幕，宋卫平对媒体说过，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足协还不给一个明确说法的话，他准备到时候自己上司法机关自首，那个时候便是鱼死网破；还有人说，这次会昭示了“反黑联盟”的破裂，李书福不仅没有参加，而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今后不会再谈黑哨，要把主要精力投入为老百姓生产汽车上。
李书福解释说，不谈黑哨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从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的大局考虑，这是举国关心的大事，当前一切工作必须从大局考虑；二是对扫黑复杂性的判断，对打黑的期望值不能过高。
言外之意，他已是打黑斗争的退役老兵了，再发动冲锋那就是别人的事，与他无关了。有报道说，一个月前还义无反顾地揭发黑哨内幕的“反黑急先锋”李书福突然变了脸。
阎世铎到底是想干事的政治家，还是一心想向上爬的政客？可不可以信任，值不值得信任,还能不能信任?
陈培德对他失望了，这种失望是痛苦的，是锥心的，是泣血的，是对十几年的友情的打翻，是对自信的一种严酷打击。
陈培德对政客深恶痛绝。一年前，他在给袁伟民的信中写道：“我在体育战线工作了八年，深感体育战线应该多出政治家，而杜绝政客。凡是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的地方，其背后都有搞权术的领导撑腰。”
从某种意义上说，各个行业都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是反腐败的；一个是代表腐败分子的利益，是搞腐败的。前者在明面，是看得见的；后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像妖魔鬼怪似的钻进前者的体内，连体内的白细胞都无法将之识别。
法律的盲点导致司法的困惑，简擎的胡闹导致“反黑联盟”的信誉受挫，张宝华等人对宋卫平的官司转移了媒体的视线，足协打黑的缓慢和沉默不仅给了黑哨机会，而且像一团在农夫怀里的蛇苏醒了，他们互相串联，四处活动，有的在研究对策，有的要打官司告状，有的谩骂宋卫平等人。
座谈会之后，宋卫平一直没有休息，凌晨还在杭州世贸中心二楼的咖啡厅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说，“说实话我已经自首了。我还作了进监狱的思想准备。我绝不会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如果我的入狱能够改变足球界反道德反价值的观念，这也值得。我认为像我们这样在甲B比赛中买通裁判，做假球的俱乐部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应该降到乙级队！同时，我还认为那些像我们一样买通裁判、搞假球的俱乐部也应受到同样的惩罚。中国足球只有经过这样的痛苦才能获得新生。”
宋卫平愧疚万分地说，“我们的打黑让裁判成为众矢之的。其实，他们也是牺牲品，心里也有委屈。过去，我们求他们，主动给他们送钱，希望他们在执法中能偏向我们，最起码不吹我们的黑哨，能够公道些；他们信任我们，给了我们面子，收下了钱。现在我们翻脸了，把他们出卖了，从江湖道义上来讲，确实是我们的不对，以后恐怕没人跟我们打交道了。我感到自责，感到不安，感到心里很难过……”
宋卫平是一个讲良心、讲道义的人，他不仅承受着坐牢的法律压力，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他一再为裁判说话，说他们是足球现有机制的牺牲品，说不想看他们家破人亡……
李书福退出了，打黑的力量减弱了，宋卫平虽然还在坚持着，可是他已做好坐牢的准备。
当陈培德声嘶力竭地呼吁司法介入时，中国足协元老级人物金正民说：“黑哨问题即便司法介入也不会迎刃而解。”
金正民在十五岁时与足球结下不解之缘，十七岁入选国家队。退役后，他担任过国家女足领队、中国足协青少年女子部常务副主任，在他领导下，女足的球队从十一支发展到八十多支。
他参加过“隋波事件”和“渝沈风波”的调查，对假球黑哨问题了如指掌。他说，“我与法院、检察院以及其他部门的法律工作者都有过专门的交谈与接触，发现在裁判收红包这个问题上，按照目前中国的法律确实存在着无法对照制裁的问题，因为裁判不像足协官员这样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所以按照现行法律确实不能按照受贿来进行处理。”
他还说，“现在有很多人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司法介入上，法律介入足球确实是早晚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司法一介入问题就可以马上迎刃而解了，我看未必那么灵。我们国家不是这些年一直在反腐败嘛，结果还不是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司法介入是一件好事，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司法介入足球之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我们也应该做好同样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毕竟不仅仅是单纯的足球问题，而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有人说，甲级联赛之所以给裁判送红包，这是足球进入市场的结果。谁在起主导作用？是涉足足球的企业和老板。正是这些人将社会上那些做法带进了足球，所以才出现买球卖球、赌球黑哨等问题。裁判收受红包并不是足球先天的东西，而是社会现象的缩影。
这给陷于低潮的打黑斗争又浇一盆凉水。司法介入的行业还少么，腐败遏止住了没有，不是该泛滥还泛滥么，哪一行业由于司法介入得以净化？且不说其他行业，连司法腐败都没得到彻底治理，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部带病运转的机器上，是不是有点儿天真呢？
江南的冬日，雾雨蒙蒙，太阳似乎耐不住阴冷，躲了起来。杭州的天早早就黑了，街灯像惺忪睡眼在雨夜中睁着，又像一张张嘴在张着，想说点儿什么。陈培德立在窗前向外望着，心里像这雨夜似的凄冷而沉重。接下来怎么办？联合作战的阎世铎怕是指望不上了，有人说“反黑联盟”破裂，李书福退出了，宋卫平等待着坐牢。有媒体说，打黑势力渐然崩溃，这场攻击足协、炮轰黑哨将以闹剧收场……
窗外的夜色像黑云压城，像无边无际的恶浪扑了过来，让他的心脏难以舒张。这些天，悲抑、郁悒、焦虑盘桓于心，失眠已不再潜伏，公然跳出来，一宿宿地折磨着他，香烟跟他联合作战，早晨烟灰缸像丰收的粮囤满满的。
打黑陷入尴尬，陷入无奈，被演绎成闹剧，接下来怎么办？如果一意孤行，扛着打黑这杆大旗，继续冲锋陷阵的话是要冒巨大政治风险的，后果难以预料，可能要为自己几十年政治生涯画上凄惨句号。现在还有退路，还有机会，撤退的话可以安然无恙地当一年体育局长，退到省人大之后，还可以当五年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可是，撤退是他的选项吗？那样是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父母的培养，也对不起自己良心的。
他是打黑风暴的发起人，是推动者。“5.19”黑哨事件后，他要不接受记者采访；“甲B五鼠案”后，浙江省体育局要不开新闻发布会，要不提出足坛反腐三项目标：打假、扫黑、反贪，要不催宋卫平交出证据，上个赛季的假球黑哨也就不了了之。他必须要为这场斗争负责，要坚持到底。
电话响了，是浙江省人大原副主任杨彬打来的：“培德同志，我看了有关打黑的报道，我认为你做得非常对！足球的腐败与黑幕，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可是却没有人肯站出来说话。你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领导干部，很不简单哪！我对你表示支持，我们很多老同志也都支持你！希望你一定战斗下去。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尽管说。如果你需要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包括中纪委，不方便的话，把材料给我，我有办法给你转上去。”
暖流涌上陈培德的心头，悲抑、郁悒、焦虑被冲走了，他握着话筒的手颤抖了，泪水流了下来，滴落在话筒上。
陈培德哽咽地说：“杨主任，我十分感谢您和众多的老领导的支持和关心！请您放心，我既然这样做了，决不会退却，绝不会屈服于压力。”
陈培德放下电话，对自己说，要挺住，挺住！不论谁退了，你都不能后退半步，哪怕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也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让腐败得逞，绝不能撤下这道防线。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么？永远都不是。有高层领导的关注，有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这些老领导老同志的支持，有杜兆年等体育局的战友们的紧密配合，还有对腐败深恶痛绝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可能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可能不会很快见分晓，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他想起新年收到的信函、贺卡、题词……
甘肃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托甘肃省体育局副局长送来条幅：“怒斥黑吸有大旗，拂云百丈轻松柯。玉宇澄清万里埃，东方高唱正气歌。”
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兼金华军分区政委范匡夫在贺卡上写道：“培德局长：我们支持你，向你致敬！”范匡夫是浙西南山区的农民儿子，军旅生涯几十年，始终追求人民公仆为人民理想，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他们是在省党代会上相识的，范匡夫对陈培德特别佩服，由衷地说：“体育就是要树立正气。足坛的‘假黑贪’是对人民群众感情的一种亵渎，一定要下大力气整治！”
上海大学教授陈滔给陈培德寄来一副对联：“培风千里秀，德韵一身仁。”陈滔是陈放之子。陈放在延安担任过陈云同志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陈放任上海市文教体委主任，在他的领导下，上海足球得到蓬勃发展，拥有四支甲级球队。陈滔也是位球迷，对中国足球特别了解，多次打电话给陈培德表示支持。
山东的球迷发来传真：“声援陈培德局长反腐扫黑的正义之举。现在之所以腐败愈反愈烈，各种社会丑恶行为愈禁愈猖，关键就在于力度太小。我认为，足球界的反腐扫黑行动之所以困难重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大环境的影响……你和绿城的反腐斗争不论成败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作为地方体育的主管领导能挺身而出反腐败，难能可贵。陈局长，您是可敬的！我坚定不移地支持您！”
重庆球迷在信中写道：“自1986年开始关注足球联赛以来，我心中就有一种压抑之感。每年联赛都少不了假和黑，连我这样的业余球迷都看得出来，中国足协还口口声声说什么‘证据说’。我们曾经认为中国足球没希望了。吉利、绿城的揭竿而起，您对这些丑恶现象的猛烈抨击，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您和那些和稀泥、讲官话、只想当官不想负责的政府官员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从您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原则。您为我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您赢得了我们的爱戴和敬佩。”
还有球迷对他的人身安全表示担忧：“陈局长，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您，做您的坚强后盾。同时也希望您注意人身安全，不排除有人要下毒手的可能。我们期待足坛扫黑成功！”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以为冲进世界杯就可以掩盖一切，他们错了。陈局长，我们支持您，如果谁敢动您一根毫毛，我们就与他们拼到底。”
几天前，在老干部网球赛上，老干部纷纷与陈培德握手。
“‘反黑局长’，我们支持你！”
“陈局长，我敬佩你的勇气！”
“培德同志，你为我们领导干部树立了反腐榜样。共产党人就该像你这样勇于向腐败发起猛攻！否则要亡党亡国的。”
“培德，你要注意身体，一定要坚持到底！”
浙江省前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李泽民特意走过来，用力握着陈培德的手说：“培德，你辛苦了。压力大不大？不要怕，你做得对，我支持你！”
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对打假扫黑也特别关心，不仅听取了汇报，还专门作了指示。
浙江省人大科教委到体育局检查《体育法》执行情况时，对陈培德和体育局在扫黑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浙江省公安厅、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不仅鼓励陈培德“坚持下去，不能退却”，而且还与他探讨了司法介入的可能性。
对中国申奥做出巨大贡献的何振梁老人每次见到陈培德都嘱咐：“注意身体，不要太过劳累，体育的发展还需要你做更多的工作。”
有一次，陈培德到南京出差，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兴奋地说：“你就是浙江体育局的陈局长吧？你能坐我的车，让我太高兴了，我不收你的车钱！”
“那可不行，你就是靠这个吃饭的，这钱我必须付。”陈培德坚持地说。
体坛报的两位记者外出采访时打的回报社。出租车司机听见他们谈足球，说道：“陈培德真爽，他说出了我们球迷的心里话。中国的球迷实在可怜了，黑哨的胡吹，球队的假球，心都被伤透了。”记者下车时，司机说什么也不肯收车费，他说，就当我对打黑斗争的一点支持吧。不过，你们要多给那些黑哨、假球曝曝光。
全国唯有国家体育总局的机关报《中国体育报》没对打假扫黑进行过报道，据说总局有令。中国体育报前总编、国画家鲁光在金华市举办的书画展揭幕式遇见陈培德，当场为陈培德作一幅《图腾牛》，一女孩牵一大一小两头牛。赋诗云：“牛有二劲：韧劲诚可贵，犟劲不能无，站着是条汉，俯倒是座山。故鲁迅先生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培德兄牛劲颇足，反黑哨揭竿而起，置乌纱帽而不顾，名扬中外，牛也，牛也！”
……
陈培德望着茫茫黑夜，心里有一轮太阳，有这么多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真的“光荣”了，丢了乌纱帽也是值得的！
中国足协发出通知，1月23日下午三时，在昆仑饭店阶梯会议厅召开非赛季新闻通气会。阎世铎离开杭州半个多月了，不论陈培德对记者说什么，也不管“宋桂联盟”发布什么新闻，球迷和媒体怎么抨击和指责，足协就像一个练拳击的沙袋保持沉默。
这次新闻通气会打破中国足协的惯例，以往都是在联赛期间召开。媒体得到通知后议论纷纷，有的说，足协要对这场轰轰烈烈长达两月之久的扫黑斗争有个明确的态度了；也有人说，阎世铎这是后发制人，足协要有大动作，陈培德和“宋桂联盟”要倒霉了。
从浙江企业界支持绿城座谈会到中国足协的通气会，相隔六天。在寻常的日子里，六天是短暂的，旅游的话只能游完一个国家，还得是像梵蒂冈、摩纳哥、圣马力诺那样的小国，要去法国、意大利也只能走马观花，疲于奔命地跑去看几个景点。对于瞬息万变的斗争或者战斗来说六天是漫长的，往往几小时，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固若金汤的就土崩瓦解了，奄奄一息的又卷土重来了。
四天前的1月19日，发生了三件震撼足坛的事情。
一是长春亚泰在北京大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中国足协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取消对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球队及其教练员和球员的处罚，恢复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的甲A资格，恢复主教练及受到处罚球员的工作和参赛权利，恢复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及其球队应该享有的其他合法权利，并要求中国足协行政赔偿给俱乐部造成的经济损失三百万元。
又一家俱乐部对中国足协的权威性发出挑战。在新闻发布会之前，阎世铎找长春亚泰的头儿谈话，希望他们不要采取这一举动，要按中国足协内部诉讼的程序进行内部处理。亚泰没有理睬阎世铎的“希望”，而是按照自己的希望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二是中国足协在北京大宝饭店召开“加强裁判职业道德教育会议”。
有人说，上海电视台公布涉嫌黑哨裁判名单后，足协陷于被动，终于坐不住了，不得不召开这一会议。
有人说，中国足协早就该坐不住了，一个甲B俱乐部在一个赛季平均能遇到十五位主裁，绿城举报有八位涉嫌黑哨，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说明黑哨已十分普遍。
也有人说，这是中国足协给所有裁判的最后机会，让他们坦白交代。
还有人猜测，中国足协开会是想与裁判研究法律上的对策，准备反攻。
报道说，这次会议是暗中进行，下发通知极其保密，星期五上午身在各地的裁判收到了足协通知，足协通知非常简单，只写明将在1月19日在大宝饭店召开会议，并注明会议时间仅为周六上午。
大宝饭店在中国足协附近，会场犹如教室，讲台上坐着阎世铎、南勇、李冬生、董华和秦小宝等人。
分管裁判工作的南勇是特意从昆明红塔基地赶回来的。
出席会议的裁判不仅有北京的陆俊、张建军、龚建平、郝文等等，还有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共计四十八人，占2001年甲级联赛执法的裁判八十三人的百分之五十八。
会议内容有两项，一是要求裁判不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在所有的问题没调查清楚之前，大家不要自乱阵脚；二是“自查自纠”，有问题的裁判抓紧时间主动认错。足协的态度是主动认错和被动被查处理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足协给出主动交代的最后期限：1月26日。
足协还强调对于媒体揭露的裁判问题应该管的将义不容辞，裁判员觉得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反击，足协也不干预，不过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
会议开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下午裁判委员会分别找裁判个别谈话。
有媒体报道：“裁判展开联合大反击，十二名律师匆忙上阵”。说是有十二名裁判聘请律师为自己讨公道，估计接下来律师函将会像雪片似的纷纷落在绿城的头上。
还有媒体说，这个会议给涉黑裁判提供了一个订立攻守同盟的机会，涉黑裁判要对绿城和吉利发起反击了。吉利俱乐部前副总经理鲍仲良披露：“这个同盟办事效率很高，甚至已通过中间人向俱乐部退回黑钱，以争取主动。吉利方面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些钱原来是属于中间人的敲诈，还是裁判与中间人精心策划，或者是真的一直由中间人代管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绿城和吉利大张旗鼓揭黑而足协按兵不动之时，智商很高的黑哨们早已领先一步，从聘请律师到合谋串供并退赃，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鲍仲良还说：“我们根本不怕裁判的行动，他们订立攻守同盟以进为退才最可怕。一旦这个局面形成，单靠俱乐部、媒体的力量，扫黑行动将困难重重，因为黑色交易十分隐蔽，黑哨们见多识广又神通广大，单个俱乐部与他们斗争会力不从心，司法成为唯一有效的途径。”
也有媒体报道说，“保持沉默，暂时放弃起诉——全国裁判北京开会得暗示”，部分裁判说，了解足协的态度后，想再等等看。不过，想直接起诉绿城、吉利的不多，大多数想起诉媒体。也有的裁判表示，起诉绿城、吉利，还是起诉媒体等材料搜集齐全之后再说。
媒体的报道有时像盲人摸象，往往由片面导致消息传播的失真。
9年后，我几乎查阅了当年的所有报道和阎世铎的《忠诚无悔》，试图还原当时的情景。
会议的名称、时间、地点、人物都没错，为避免媒体炒作，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会议以裁判委员会年终总结的名义召集的，会议的日程为两天半。
先是阎世铎讲话，希望有问题的裁判主动承认错误，没问题的不要受“名单事件”和媒体的报道所影响。然后是李冬生介绍对黑哨的调查情况，再后是南勇阐明中国足协查办黑哨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主动交代将受到保护，可以继续执法。
阎世铎从杭州回来的13天里，调查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足协寄予这次会议的最大期望就是能有一位裁判承认收受过红包。
下午，调查组成员分别与裁判谈话，谈到掌灯时分，谈得口干舌燥，却没有一人坦白交代。他们会不会攻守同盟都不交待呢？晚饭后接着再谈，在谈得快要绝望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有两人交代了。第二天上午，调查组乘胜追击，取得了重大突破，有七位裁判承认受贿。接下来，调查组根据绿城和吉利提供的名单进行重点谈话，有些裁判经过几次谈话之后，终于松口了……
没想到龚建平却态度强硬：“我拒绝回答，不愿意说，不想说，也没什么可说的。”
有报道说，“足协打黑钝刀割肉，张业端龚建平挨办”，涉嫌受贿的裁判“打死也不说”。
这不是龚建平的性格，他平素胆小怕事。他说过，裁判“就是足协使唤的一群狗，我们怕足协怕得要命”。
这个“怕足协怕得要命”的人怎么突然间就不怕了，敢分庭抗礼了？
这是一个谜，谜底被龚建平带进了坟墓。我们只能通过他留下的蛛丝马迹去推理。
媒体报道绿城交出四万元钱和一纸“忏悔书”之后，龚建平就变成了《三十九级台阶》中的哈奈，陷入四面楚歌，媒体和球迷想找到“还有良知的裁判”，裁判想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新闻调查》要公布的黑哨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人们搜索的半径越来越小，渐渐缩小到他的头上。
他感到大难临头了，心像寒冬的一片落叶随西北风半空飘着，迟早要落到冰雪之上，还有可能掉进冰窟窿里去。希区柯克说，爆炸并不恐怖，等待爆炸才恐怖。龚建平就这样在等待着，在煎熬着，在憔悴着，消瘦着，衰老着……
2002年1月初，龚建平接到他最不想接，而又最渴望接到的电话。
宋卫平说，阎世铎到杭州调查来了，我实在顶不住了，把收受红包的裁判名单交了上去，上面有你。你以后当了裁判的话，我补偿你。
他那颗像树叶的心从空中掉到地面，掉到冰雪上，冷了，僵了……
他突然感到自己被宋卫平耍了，玩了，毁了。十九年的苦苦追求毁于一旦。
他怒发冲冠，攥紧电话破口大骂：“你说话还算不算话，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他是属鼠的，宋卫平是属狗的，看来他这只鼠是被宋卫平那条狗拿住了。
1月9日，新华社记者杨明采访时问他：“听传言，你就是那个写忏悔信和退钱的裁判，是真的吗？”
他陡然色变，悻恼问道：谁告诉你的？
可能意识到杨明是不会说的，他说，嘴长在别人身上，怎么说我管不了，可是我相信我也有说话的地方，让最后的事实证明吧。
前半句是无奈，后半句是自我安慰。
杨明说，听说，你拒绝收钱，他们硬塞给你的。宋卫平他们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他愤然说，他知道对不起我，还把我治了。宋卫平最阴了，你说丫孙子不孙子，好人都让他做了，一边弄我，一边还心里过不去，什么人呀？他越说越来气。
1月15日，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公布的涉嫌黑哨的裁判名单，他的名字出现在上面。
他的心像树叶被风刮得贴着地面哗啦哗啦地扫着，不知扫到哪里是头。
对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最可恨不是敌人，而是像浦志高那种出卖同志的叛徒。有人说，龚建平就是那个给绿城退钱、写“忏悔书”的人，有的媒体还点了他的名字，裁判们见到他就嘁嘁喳喳地小声议论，然后落在他身上的眼神变了……
看来天下人都知道他是黑哨，是“忏悔”的黑哨，“叛变”的黑哨，“出卖”大家的黑哨！他的心栽进了冰窟窿，僵了。
他视如生命的荣誉、尊严和面子像帽子被大风刮跑了，那些哥们儿也都疏远了，其他裁判把他视为叛徒和异己……他可能觉得自己必须要有所表现了，要表现出自己不是黑哨，不是“出卖”的忏悔者。
他走进足协的办公楼，怯然敲了敲202房间门，进去后又缓缓将门关上。他拘谨地移动到距离办公桌两三米的地方站住。
阎世铎抬起头，疑惑的目光穿过黯然的光线，落在站在面前的男人脸上。
他卑逊地说，“主席，我是龚建平。我想耽误您一点儿时间，和您聊一聊。”
阎世铎对他这个人没什么印象，对这个名字却很熟悉，尤其在最近这段时间，经常听人说起。阎世铎望着那张方方正正的脸，突然想起来了，每次裁判开会这个人都坐在角落，很少吱声。
阎世铎让了一番，他才坐下。
他紧张而冲动地说，许多人和媒体都说我就是那个给绿城退钱和写忏悔信的裁判，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是一名高校老师，这事在我们学校的师生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我和妻子、孩子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我以人格和性命担保，我从来没收过俱乐部的钱，也没写什么忏悔书，请您和足协相信我。我准备在合适的时候采取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权益。
我想，如果没有“忏悔书”的事，属鼠的龚建平肯定会向调查组交代问题，可是没有忏悔书，还会有调查组的调查和个别谈话吗？
龚建平可能想彻底摆脱自己与“忏悔书”的联系，宁肯遭到严惩也不愿成为裁判们眼里的“叛徒”；也可能他认为自己已经把绿城送的钱退了回去，也就等于自己没收受他们的钱；还可能调查组个别谈话时已否定自己退钱的事，无法出尔反尔，再承认收受过绿城的钱，为了面子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阎世铎给龚建平讲了一番道理，然后说：“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也不要有什么思想压力。事实终归是事实。如果有问题，不论大小还是主动找调查组谈一谈。这是明智的选择。”
可是，龚建平仍然坚持自己没受贿，没写“忏悔书”。龚建平已把话说死了，没给自己留任何后路。
三是原定19日晚九时十五分在央视一套播出的《新闻调查》临时取消。
几天前，媒体报道，这期“节目将再次直面足坛黑幕，绿城、吉利两俱乐部在上赛季比赛中曾经做过‘工作’的‘黑哨’名单、金额、交接过程等将被曝光，宋卫平、桂生悦、沈强以及涉及到的部分裁判都将在屏幕前一一陈述‘玩黑’的详细过程。”
守在杭州的各地记者事先已得知节目取消的消息，在等待宋卫平公布黑哨名单。两天前，宋卫平声称“在四十八小时内，中国足协或权威媒体不能将绿城提交的黑哨名单公之于众的话，我将向媒体披露。”
央视的撤单，宋卫平像被从桥上抛了下来，掉进激流之中。他不公布名单就是言而无信，别人会骂他是缩头乌龟，公布名单上的裁判将会群起而攻之，纷纷起诉他。身边的人都奉劝他宁肯食言也不要公布。
宋卫平心事重重，一时拿不定主意，想探一探阎世铎的态度：“阎主席啊，好久没听到你那动听的男中音了，你的声音传不到我们这个小地方，结果让我这个南腔北调的乡下人乱讲话……”
宋卫平挂断电话后，仍然犹豫不决。桂生悦建议：“把火引到足协身上，百分之六十说足协，百分之四十表态。我的一贯观点就是反腐败一定要反足协。”
二十一时，绿城在杭州世贸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国三十多家媒体的四十来名记者到场。宋卫平解释说，“据我们了解，《新闻调查》未能播出，主要是调查和采访中绿城方面内容比重较大，而所涉及的几位裁判的意见不够，应该给他们以充分表述的机会。考虑到目前处于敏感时期，最后决定暂时不播出。”
完整的名单没有公布，宋卫平却点出两位黑哨：张宝华和张建军绝对是黑哨！孙葆洁可能不是黑哨。在联赛执法的裁判中，清白与不清白的大概是1∶10，孙葆洁可能是例外。
宋卫平说，“甲B五鼠案”2001年10月6日发生，10月16日公布处理意见，只用十天时间；我们在1月8日就把涉黑裁判名单交给了足协，已经超过了十天，还没看到任何进展。由于中国足协的漠视和无动于衷，在事实上造成了解决裁判问题的机会丧失，出现裁判和中间人达成攻守同盟的现象。
有的媒体却认为，“央视撤单，裁判反击，使得打黑形势举步维艰，‘宋桂联军’不仅感到了自己力量单薄，而且，骑虎难下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于是，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是走到底。”
节目的取消，使得一些知名网站论坛被球迷的激愤文字覆盖，各种各样的评论呼啸而来，导致网络繁忙几近瘫痪。媒体的热线被球迷打爆，球迷都想知道讨伐已久的黑哨究竟有谁。在1月21日，宋卫平做客新浪聊天室时，网上声讨黑哨的人多达十万之众。
1月23日是农历腊月十一，每年最寒冷的日子。“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已经过去，北京天空晴朗，气温持续走低。最先感到酷寒的大概是长春亚泰，他们在这一天接到通知：他们状告中国足协的起诉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为由正式驳回，不予受理。
有人认为，“这引发了人们对打黑的法律思考，特别是涉黑裁判的律师们，更是从司法实践中受到了启发，强化了他们对足协和裁判是法律盲点的认识，从而形成对打黑更不利的态势。”距新闻通气会还有半个多小时，已有四十多位俱乐部老总赶到昆仑饭店最大的阶梯会议厅。大家凑在一起猜测会议的内容和足协的态度，以及出席会议的足协领导。乐观者说，足协这次可能对前一阶段的调查给出明确的说法，据可靠消息已有三名裁判向足协自首；悲观者说，这不过是足协迫于舆论与公众的压力，不得不有个姿态，不会有什么实质内容。
表针逼近三时，会议厅已聚集七十多家媒体的一百多位记者，其中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记者。九台摄像机将镜头对准挂着中国足球协会新闻发布会的大幅会标的主席台。身着黑色皮夹克系着领带的阎世铎和西装革履的南勇走上台，在摆着话筒和鲜花的桌旁坐下。此时，年轻而帅气的南勇肯定没想到八年后会被拘捕，阎世铎也不会想到三年后会黯然离开足协，他的嘴角向下拉着，给人一种威严，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足协新闻官董华要求记者将手机和BP机关掉，凡是提问的记者必须先举手，在主持人的示意后才能提问。提问前，要先报出所在媒体名称。
南勇简要地通报足协对个别俱乐部给裁判送钱，以及一些裁判员收钱问题的调查。中国足协的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绿城、吉利两家俱乐部提供的线索为重点进行的调查；第二阶段是以新线索调查和裁判自查自纠为主，最后截止日期是1月31日。他谨慎而拘谨地说：“有些裁判主动交代了收受俱乐部钱款的问题，并向足协提供了新的线索；还有裁判表示要认真回想一下过去的情况，再向足协报告。所以说，目前调查已经取得了突破性、阶段性的成果。”
当南勇说到“凡是能够主动向中国足协讲清楚问题、退回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时，台下哗然，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气愤地说，这就是说黑哨事件不仅不了了之，而且那些犯罪的裁判还可以继续当“黑衣法官”，继续吹黑哨，继续收受贿赂，风声再紧，还可以继续退赃检讨，然后再继续当裁判。这叫什么逻辑！
董华示意大家安静，不要说话。
接着是阎世铎讲话。这位侃爷的确不得了，一会儿站在足球管理中心的立场，一会儿又站在中国足协的角度，讲得激情澎湃，抑扬顿挫，收放自如，滔滔不绝。
他讲了九点，讲到足坛腐败的源头时，理直气壮地说：“中央一再强调，反腐败一定要从源头上抓起，做到标本兼治。足球中产生的腐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足球界自身的问题。近些年来，广大球迷及全社会对足球中的所谓‘假球’、‘黑哨’极为愤慨。如果说在职业联赛中有‘假球’，那么，‘假球’是谁跟谁打的？如果说有‘黑哨’，是谁给裁判吹‘黑哨’的钱？如果说有的比赛在赛前就已经‘商定’好比赛的结局，是谁跟谁在商定这个结局？如果说‘圈里’有给裁判送钱的规矩，这个规矩是谁定的？是谁在扰乱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公平竞争秩序，是谁在破坏中国足球的市场环境，是谁在欺骗广大球迷，是谁在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些问题，只要大家冷静地想一想，是不难得出结论的。”矛头直指足球俱乐部。
在讲到“中国足协会不会在这次事件中袒护什么人”时，阎世铎列举对“甲B五鼠案”处罚六十一人。他说，“虽然，中国足协受到了有些方面的强大压力，但并没有动摇中国足协打击行业不正之风的决心。大家可以想一想，有些不正之风在许多方面都是存在的，中国足协这样大刀阔斧地对自己管辖领域内的不正之风开战的精神和勇气，难道不值得支持和赢得信任吗？”
在讲到如何看待中国足协的问题时，他说：“中国足协的同志们就像一批在枪林弹雨中遭受围追堵截、虽然满身伤痕但却仍在继续前进的战士。不论他们怎样做，做出了什么样的成就，却很少得到肯定和支持。听到的看到的大多是批评、讥讽、辱骂和恐吓。难道‘赤脚人赶兔，穿靴人吃肉’真的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吗？有的人靠中国足球吃饭，却以糟蹋中国足球为乐趣，为快事；在中国足协不断向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进行斗争的时候，有的人却向中国足协猛打横炮；甚至有的人自己明知故犯地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还要兴师问罪般地责问中国足协：谁之过？中国足协有些工作做得不好，可以向全国球迷道歉，可以向媒体说对不起，但中国足协绝不会向制造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势力低头妥协。”
阎掌门似乎永远不忘记批评与指责别人，表扬与赞美自己。
这些记者什么阵势没见过？哪会被他震住？
接下来记者提问了，央视记者段暄问道：“既然足协说不反对司法介入，而且已经掌握了有关裁判收受俱乐部的钱的证据，为什么不向司法部门举报，反而制定了一个政策，也就是行规，请问司法和行规如何区别？”
阎世铎答道：“一是司法和行规是有区别的，二是足协并不反对司法介入，三是足协制定的政策是按照国际足联的有关规定和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阎世铎回答得轻松，他巧妙地躲过剑锋，没有回答前一个问题。
没想到段暄不依不饶地追问道：“裁判收黑钱算不算违法？”
“裁判收钱当然属于违法。”阎世铎不得不答道。
段暄又问：“那这些裁判因何还能继续出现在赛场上？”
“这是中国足协制定的相应政策，但这并不排除司法介入。”阎世铎可能发现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了，有点儿紧张。假如司法介入，最终结果中国足协左右得了么？裁判要是被判了刑，坐了牢，你足协还能到监狱把他请出来当裁判？荒唐！
“中国足协不主动把这些裁判送交司法部门吗？”段暄步步紧逼地问道。
这句让阎世铎更不好回答了，说主动送交的话，与南勇前边的表态矛盾；说不主动送交的话，又怕记者说中国足协包庇罪犯。
阎世铎答不上来了，有点冒汗了。会议厅一片寂静，所有记者都等待他的答复。
阎世铎毕竟久经沙场，转瞬恢复常态，装出根本就没听见这一提问的样子，说：“下一个！”
下一个提问的是新华社记者杨明，他问：“网上有媒体说已经有三个涉嫌裁判认错，请问承认错误的裁判是不是陈国强、周伟新和龚建平？请足协给予证实。”
杨明来时在停车场遇到了阎世铎，问：“有几个裁判认错了，今天能公布吗？”阎世铎没有回答。他借此机会又提了出来。
阎世铎说：“网上说的三个裁判，我没有看到，因此很难回答。”
记者请求发言的手像雨后的春笋，可是当阎世铎回答完第五位记者的提问时，董华大声宣布：“媒体通气会到此结束。”
阎世铎抓起一条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拎着他的黑色公文包，匆匆离去。一群记者追上去，边走边问……
阎世铎走了，南勇和董华也跟着离去了，把记者和他们关注的问题留在了会议厅。记者最想知道的是：中国足协是否会将受贿的裁判移交司法部门；目前有多少裁判向足协坦白交代，收受贿赂的总额是多少；在上海电视台公布的名单中，有几位裁判交待了自己的问题，他们是谁？记者们觉得特不尽兴，尤其是专程从外地特意赶来的，他们把消息灵通的记者和几位外国记者团团围住，开始记者采访记者。一位澳大利亚的中年记者冲出重围，摆了摆手，丢下一句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不可以接受采访。”转身离去。一位荷兰的女记者用流利的汉语说道：“阎世铎好像没有说出什么具体的东西。这种事如发生在荷兰，那将是一件大事，我们将会首先公布嫌疑人的名字，然后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在这里，我关注这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说法，我不太明白……”
记者大失所望，不仅对这个通气会失望，对中国足协失望，对陈培德信任的阎世铎也失望了。
段暄说，“如果中国足协以‘行规’替代司法，让这些涉黑裁判继续执哨联赛，这的确是中国足球的悲剧。在国外，如果出现这种裁判丑闻，首先是内部处理，然后是司法介入。中国涉黑裁判不但不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还要继续执哨，让人简直无法理解，太令人遗憾了。”
《北京青年足球》的记者董路说：“看来阎世铎也有他自己的难处。如果司法介入了，也许会牵涉到更大面积的裁判群，甚至还会牵涉到足协内部人士，这无论如何是阎世铎不愿意看到的。阎世铎讲话的核心是自保，再次确定中国足协的权威性。这样看来，在这次所谓的扫黑风暴中，也许涉黑裁判和俱乐部一个也不会被司法介入。”
杨明说，“阎世铎说，只要收黑钱的裁判主动交代，退赃的，通过教育，这些裁判仍可以执法今年的联赛。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有罪无罪，量刑多少，应该是司法管辖的范畴。足协以‘行规’凌驾法律之上，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也是有悖足坛打假扫黑精神的。”
董华失策了，可能没有想到，他和阎世铎、南勇走了，新闻发布会还在进行，而且记者们越讲越来气，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渗入报道中，难道这是阎世铎和南勇期望的么？
第二天，新华社记者杨明的报道《足协：主动认错的裁判不予曝光继续留用》出现在各报纸的显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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