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云压城下的一线曙光

■领导指示陈培德要将“火球”传出去，“暴风眼”风平浪静，报纸不再提黑哨了。陈培德誓与腐败血战到底。

■足协坦白交待的大限已过，仅六名年轻裁判承认收受过红包。有媒体公开指责陈培德，他内外交困之际，中央派下了调查组。

■打黑英雄回到家乡过年，父老兄弟都为他而感到骄傲，仍挣扎在贫困线的姐姐、弟弟支持他斗争到底。

陈培德在舅舅墓前

1月26日晚7时，陈培德身着黑色长风衣，风度翩翩地来到浙江在线的“钱潮论坛”。浙江在线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互联网站。

二十多平米的聊天室内，除版主吴扬之外，还有几家电视台的记者，摄像机像洞察心灵的瞳孔对着陈培德。

中国足协通气会后，阎世铎和南勇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媒体的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

宋卫平没想到翘首等了半个多月居然是这个结果，他不明白那个向他转达体育总局领导的关心，代表足协对他的打假扫黑行动表示支持的阎世铎跑哪儿去了；这个说“有的人自己明知故犯地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还要兴师问罪般地责问中国足协”的阎世铎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失望排山倒海地涌来，让宋卫平难以支持。他将自己一人关在房间，舔舐着内心深处的重创，思索着下一步的打算。赶来采访的记者被拒之门外。他们不肯离去，坐在外边静悄悄地等待着，他们相信宋卫平总会从小屋出来，总会给他们一个说法。

四五个小时过去，房间的门开了，宋卫平从里边走了出来。他恍若两人，整个人像从地震或海啸中逃出来似的憔悴不堪，疲惫不堪。他有气无力地对记者说：“阎主席的表态和我的预想相差甚远。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不是一个让人振奋的讲话。”

有记者问，你认为打黑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宋卫平目光黯然，无精打采地说：“等等看吧。”

他发表了五点看法，比阎世铎的九点说明少了四点。他说，一是中国足协能在十多天时间内做了如此之多的工作，并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是过去所没有过的。二是希望中国足协在处理涉黑裁判时要区别对待，要善待那些能直面问题，并确实有悔改之心的裁判。三是建议组织各俱乐部认真学习阎主席的讲话，要从中得到教育，吸取教训。四是中国足协不要有太多的委屈情绪，现在还没到分清责任的时候，希望阎主席出于公心，本着对球迷利益和中国足球未来负责的态度解决好此事，并衷心希望他能创立丰功伟绩。五是中国足协在处理此事时，要紧密依靠球迷和媒体，不要对他们有抱怨情绪，更不要把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中国足协应该善待一切应该善待的人。

可以看出来，宋卫平这五点看法是经过一番深思，而且是本着对足球和足协负责的精神说这番话的。在此时此刻，他能够说出这番话确实是不容易。

当晚七时三十分，桂生悦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他很潇洒，反正已从足坛退出了，不管说什么，阎世铎和足协都奈何他不得。他说，他对阎世铎的讲话感到相当失望，不过阎世铎没讲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跟以前的态度一样。阎世铎那种缺乏力量的反驳显得很心虚。他还说：“我希望中国足协不要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长春亚泰总经理张嘉成愤然说：“天大的笑话！犯了法的人还可以继续执法，这简直是在开全国人的玩笑！”他还说，我认为阎世铎在裁判问题上还没搞清，却用了八个“是谁”，将矛头直指俱乐部很不合适。“足协处理五家甲B俱乐部时，坚决、快速、不惜矫枉过正，在处理裁判违法的问题上却表现出特别仁慈，又要调查，又要证据。现在证据也有了，却迟迟不处理。真是内外有别啊！”

陈培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简单扼要地讲了三点：“尊重足协、支持足协、监督足协。”

这话谁都能听明白，与其说他讲了三点，还不如只说了一点，那就是监督足协。南勇那种荒唐态度，阎世铎的九点说明是难以获得尊重和支持的。

陈培德说，黑哨假球等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中国足协自己来解决，也只能依靠中国足协来解决。这次通气会实质性内容不多，不过跟以前比还是进了一小步。中国足球职业化这八年所取得的成绩是没人否认的，关于足坛腐败是怎么造成的，中国足协有什么责任，需要进一步深究，不过这是“第二章”的内容。阎世铎说要推动司法介入，这可视为中国足协的承诺。不过，行规处理和司法介入并不矛盾，足协可以先进行行政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党政机关对干部的处理也是如此，比如先开除党籍和公职，然后再追究刑事责任。

陈培德判断阎世铎的态度可能来自于总局。有媒体透露，高层希望打假扫黑在3月份之前结束。足协可能想按行规从快从速处理，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从那之后，陈培德不再接受记者的采访，实在躲不过去，只好应付讲几句。不过，他的话温和许多，收敛许多，不像以往那么犀力，一针见血。有记者到体育局来采访，被门卫拦在门外，想打电话采访，电话又被转到办公室主任郑瑶那里。

陈培德这门重炮怎么突然不响了？他是否想像李书福那样退出了？

其实，陈培德的压力很大，外部的内部的像黑云压城似的压了过来，让他没有招架之力，只能陷于被动，备受煎熬。

这时，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突然来访，电话里说：“陈老弟，我来杭州了，今天中午我们一起聚聚如何？”

“好，我一定去。”陈培德欣然说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友是总局退下来的司级干部，担任过某一运动项目的负责人，在体育界德高望重，有一定的影响力。陈培德不仅与他交情较深，而且对他特别敬重。

陈培德赶到饭店时，老友已坐等多时。

寒暄，喝茶，点菜。陈培德将菜谱递给老友，请他点菜。老友也不客气，点的不多，却很有档次，连鱼翅都点了。

老友放下菜单说道：“这顿饭我来做东。”

这出乎陈培德意料之外。

“在杭州，我是主，您是客，哪有客人请主人的道理？这顿饭我请。”陈培德当仁不让地说。

没想到老友像坚守阵地，寸土不让。陈培德一下就明白了，他找自己有事，看来只好主随客便了。

酒菜上齐之后，两人边吃边聊，都是体育界的，自然要谈热点问题——足球打假扫黑了。

老友说：“老弟，你现在已成为媒体的焦点人物，全国上下都很关注。不过，你讲话太直白了，这样下去对你十分不利。”

早有人关照过陈培德：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言外之意你也太不会做官了，如今的哪个官员不明哲保身，好事抢着上，困难绕着走，能不管就不管，能不负责就不负责，哪有像你这样的自己找麻烦？

陈培德说：“我这人生性就是直白，爱说真话。”

老友说，足球的复杂由来已久，盘根错节，各种关系难以理清。打假扫黑这不是你能担当得起的。你见好就收吧，不要继续让媒体炒作，免得上下关系紧张，对你对浙江都不利。

这句话怕是一半劝说，一半要挟，让人感到冷飕飕的。

陈培德恍然大悟，老友不是来杭州办事顺便看望，而是专程来做说客的。他也许是总局派来的，也许自愿请缨来，看来这顿饭是有人背后埋单的，怪不得老友上来就点鱼翅，看来花公款请客就是爽，想点啥点啥，一点儿都不心疼钱。

在这段时间，已有不少体育界的权威和名流到杭州斡旋，劝陈培德和宋卫平不要把事情闹大，搞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毕竟是多年的朋友，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他这个面子，让他回去有个交代，否则差旅费和这顿饭的餐费怎么报销呢？陈培德只好把打假扫黑斗争的经过，以及遇到困境、阻力和误解倾述一番，然后有几分委屈地说道：“我本想在足坛反腐上助总局一臂之力，没想到反遭误解。”

放着河水干吗不洗船呢？既然他来当说客，那么就让他把这话带回去。你们总局自己不反腐败，还不让别人帮你们反？

最后，陈培德像知错就改似的，谦逊而顺从地说，好的，好的，我以后说话会注意分寸的，会注意内外有别，不给领导添麻烦。

老友毕竟不是上司，应付两句也就过去了，出了酒店，一左一右分道扬镳。

没想到事隔两天，领导找他谈话了。

那天，他在主持体育局党组会议时，接到一位领导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领导让他到办公室去一趟。

他匆匆赶了过去。领导笑容满面，热情而客气，气氛轻松而愉快。领导平时吸地产利群香烟，这次却出乎意料地一个劲儿请他吸中华烟。这种招待不同寻常。他清楚领导工作繁忙，不会找他来吸烟和聊天，肯定有重要事情要谈。

不知道领导要说什么，这烟越吸心悬越高，越来越没有底了。

闲聊过后，言归正传，领导谨慎地说，培德同志，我们今天是私人谈话，是朋友之间的交谈，你回去之后一句都不能说。

陈培德一听就明白了，笑了笑说：“我知道您要跟我谈什么，足球！”

领导颔首微笑，语重心长地说，培德啊，难道我就不知道足球黑，体育黑吗？我想我知道的恐怕不比你少哇。可是，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咱们浙江省解决不了哇。打假扫黑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已取得不少成绩。可是，你不能老把这个球抱在自己怀里，要赶紧传出去，传给中国足协，传给国家体育总局。足球已经越来越热了，成了火球，你再抱下去要引火烧身的。

“我知道，前两天已经把球传出去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讲了三句话：‘支持足协，尊重足协，监督足协。’我对记者说，浙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足协，浙江是解决不了中国足球问题的。”

领导肯定地说，这样好，见好就收，不要搞得太热。

陈培德走出领导的办公室，感到茫然和失落。对领导不能阳奉阴违，对领导的指示不能不照办，可是，那样的话就等于把球传给中国足协，传给阎世铎之后，他就该退场了，该老老实实地坐在球场边上的冷板凳上看球了，不论球溜出边界，还是踢进自己的球门，他都得坐那看着。当然了，不想看还可以把眼睛闭上。可是，他闭得上吗？

陈培德不知怎么办好，感到焦头烂额，左右为难，好不纠结。

浙江省“两会”召开了。金华代表团徐美琴的《要求司法介入足坛进行打假扫黑斗争》议案得到陈培德等二十八位代表的附议。徐爱光等十三位代表也提交了要求对司法介入黑哨的议案。两个提案在人大会议引起强烈反响。

北京传说上面发话了，媒体和足协各打五十大板。

浙江传说媒体接到通知：“两会”期间不要对黑哨的议案进行炒作。还有人说，有人跟杭州新闻界打了招呼：扫黑报道到此为止。于是，“暴风眼”没有了新闻，变得风平浪静了，浙江外边的媒体也不再追踪报道扫黑，偃旗息鼓了。

有人说，宋卫平和桂生悦已打光子弹，看来这场打黑斗争轰轰烈烈，草草收兵，最后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还是个不了了之。”

一天，一位当地记者在吃饭时兴奋地对外地记者说，昨天给本报写了一篇打黑的报道，经好大一番努力才上版。外地记者听后买了一份报纸，想看看那篇报道，当地记者就抢了过去，哗啦哗啦从头版翻到末版。

“我的稿子呢？”他一边找，一边疑惑地说。

翻一遍没有，又翻一遍还是没有。他坚信那篇稿发了，认为自己没有找到，请旁边的人帮他找找。大家轮番找了一遍，也没见到那篇稿。看来那稿没发出来，他十分沮丧地说，头儿可能没抗住上面，临时撤了。

新华社记者方益波写的《黑哨调查》出版后，杭州一家媒体说好的连载，结果发了一期就没下文了。

这段时间有关打黑的报道不仅在杭州媒体见不着了，外地媒体也不报道了，有人特意查阅了某著名网站，发现有一周多时间没有一篇这方面的报道。

《新闻调查》做过宋卫平的专访，据说他是该栏目评选出来的五位年度人物之一，结果那档节目没有播出。

冬季已近尾声，天气却陡然寒冷起来。

鲁松庭要从副省长的位置退下来，去省人大任副主任了。有人说，这回陈培德的后盾没了，也有人说，陈培德怕是不敢出来了，足球这潭水深着呢，说不上哪脚没踩好掉进去，想爬都爬不上来。还有人说，李书福撤了，宋卫平垮了，绿城与吉利的反黑联盟不复存在了，陈培德要退休了，打黑斗争也就这样了，不会再掀波澜了。

陈培德想，民不举，官不究，杭州这一“暴风眼”要是不存在了，媒体不再关注打黑了，足协是不会让司法介入的，打黑不了了之，黑哨继续执法，足坛腐败继续下去。在这关键时刻，他必须要站出来说话了，继续下去，打黑就像退潮之水，销声匿迹。

当“钱潮论坛”请陈培德做客聊天室，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司法介入黑哨的方案问题与网友对话时，他欣然答应了。

他在聊天室坐下后，边吸烟边对记者说：“我认为，净化体坛环境，浙江敢为人先；揭黑、扫黑，浙江敢为人先；司法介入这个问题，浙江也要敢为人先。”

他从众多帖子中选择了：陈局，您好！听说阎主席有一说，只要收黑钱、吹黑哨的裁判把钱吐出来，还可以继续做他的裁判。对此，您有何评价？

陈培德说：“阎世铎主席在23日的新闻通气会上，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政策将作重大调整。因为，他宣布裁判只要把黑钱退出来就可以继续当裁判，这意味着成克杰只要把一千多万的赃款退出来，就可以继续当他的副委员长，胡长清只要把他的那几百万赃款退出，也可以不杀头，同样当他的副省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切腐败分子千万不可错过。”

陈培德的幽默和调侃，引来一片喝彩。网上活跃起来，帖子像鲜花满山遍野地开放了。

有网友问，你认为阎世铎这个人怎么样？

陈培德说：“阎世铎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理论修养、有才气的人，到足协时间不长，我相信他是入污泥而不染的，现在仍然相信他。他的工作环境不太好，阅历还不够深，难免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些话是否出于他的真心我表示怀疑，所以即使他说了些笑话或错话，我还是原谅他。”

有网友问：全国有那么多体育局长，为什么只有你一个站出来反腐败？

陈培德说，我还是强调责任，因为假球黑哨发生在浙江，绿城是其中的一家，我有责任来管这件事情，不管是失职。其次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我这人不平则鸣。我讲真话并不需要勇气，相反讲假话还真需要勇气，否则要脸红。有人说我这是书生气，如果这是书生气的话，现在的官场太需要它了。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人站出来呢，无非是两种情况：多数人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种人，觉得反黑会牵连自己，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不可能站出来。没有第二个人站出来，我觉得这应该是党风的悲哀，是官场的悲哀。

有网友问：“陈局长，您能坚持到底吗？ ”

陈培德坚定不移地回答：“从打响打假扫黑第一枪那一刻起，我就决心与这场斗争同在。 ”

网友问：“下一步，您将怎么做？其实不管你怎么做，我们都是支持你的。我真的不想看到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欺骗。 ”

陈培德说：“依靠中国足协去做，推着中国足协去做。 ”

“不应该是推，而是用刀子去逼。你能说明白点儿吗？到底希望有多大？我们希望是：除掉所有的黑哨。但这样做困难很大。可是像足协说的那样，我们不能接受。”

陈培德说：“依靠司法解决问题。”

“要是最后中国足协还是不了了之的话，你怎么办？ ”

陈培德充满信心地说：“事态发展到今天，再不了了之对国人是无法交代的，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现在是解决多一些还是少一些，是彻底揭还是局部地揭的问题，分歧就在这里。我不怕不了了之，就怕揭得不彻底。”

网友问：“您认为是不是足协内部也有黑哨，所以现在黑哨越来越多？”

陈培德说：“足协里面有没有黑哨要用事实来说话，大家的疑点很多，我的疑点也很多，但我不能下结论，疑点之一就是足协里面有不少官员发了财，靠他们的合法收入是发不了这样大财的。”

有网友说：“您是快退休的人啦，不要再和他们搞了，他们说不定加害于你的。”

陈培德大义凛然地说：“和腐败斗争不受退休与不退休的限制，何况我现在还没退休呢，只要还有腐败，即使退休以后，我也还要斗。目前，人身方面的危险还没有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已经感觉到了，具体的就不说了。可是，我不在乎。还是那句老话，即使我有不测，如果鲜血能擦亮更多人的眼睛，也是死得其所。”

网友问：“这次你站出来，觉得有必要对对你有异议的人进行解释吗？”

陈培德说，对我有异议的人有两种：一是体育总局，他们对我的行动不加评论，以沉默的方法对待，然后通过个别媒体表明不支持的态度。比如说，全国媒体几乎无一不关心这件事，唯独总局的机关报《中国体育报》不报道这件事——这里的体坛静悄悄。阎世铎来杭州后，他们才报道。恨我的人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黑哨和足协里自身不干净的人。许多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做？要是算个人得失的账，我就不这么做，有野心也为时太晚，我即将退休了。

网友问：“陈局长，请问什么时候高院能出台司法解释？”

陈培德说：“23日，最高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到杭州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和浙江省人大代表对最高法院工作意见，我应邀参加了座谈会。我向他提出了司法介入的问题，以及提供解决司法解释难题的有关资料。他非常重视。我估计在3月份全国人代会之前，司法介入的问题会有答复。”

座谈会上，陈培德还将了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领导一军。他说，浙江人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浙江绿城俱乐部和浙江人办的广州吉利俱乐部率先站出来向黑哨宣战，充分体现了浙江精神。我希望在浙江司法界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精神，能够主动介入。

他还说，他已经咨询过，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浙江省检察机关有必要对发生在当地的行贿受贿行为进行侦察。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给他写了封信。信上说，他是一位老检察官，对陈培德的行动表示支持，同时表示愿意为司法介入尽一份力，希望陈培德能为他提供情况。

陈培德说，他将尽快与那位副检察长联系，并把有关证据递交给他。

网友问：“请问这次事件，省政府是什么态度？ ”

陈培德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省里的领导、各委办厅局的领导非常支持我和省体育局的行动，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都非常支持，副省长鲁松庭两次公开表态支持打假扫黑，浙江已经形成全国打假扫黑的最好环境，浙江的球迷、网友们已经成为斗争在第一线将士的坚强后盾。”

网友问：“陈局，你的属下有没有过类似黑哨的事情发生？”

陈培德说：“浙江也不是真空地带，对这类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正视它，解决它。杭州也有被某俱乐部点名的裁判，我早已敦促他所在单位对他进行教育，让他主动交代。我们的态度是：要解决全国的问题，我们力不从心，要解决自身问题，我们责无旁贷，否则就没有说服力。”

这位网友的提问像一阵风吹开了陈培德的记忆之门。2001年8月，浙江发生过一起震惊体坛的教练员索贿受贿事件。跳远组主教练金凤在浙江省田径队运动员郑南峰、高峰文化课旷课被点名批评之后，打电话给他们的父母说，你们的孩子要被开除了，赶快送点儿钱来，我帮忙疏通一下。

这两名运动员是金凤在三年前从温州选来的。当时，金凤对他们父母说，孩子要想进田径队就得花钱疏通关系。这两家虽然在温州，可是不是有钱人家，但为了孩子的前途和命运，父母宁肯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进体工队，最后每个家庭凑了四万元钱交给金凤。

金凤也是温州人，他十七岁那年从温州少年体校入选浙江省田径队。在十年的运动员生涯中，他为浙江省争过光，不仅夺得过全国冠军，还打破过全国跳远比赛的纪录。

二十七岁那年，金凤退役了，被安排在训管科工作。后来，他主动要求下到田径队任主教练。没过多久，他染上赌博的恶习，为还赌债整天挖空心思想搞钱。

孩子的父母慌了。孩子惹祸了，无论如何也得想法摆平。可是，拿点儿钱，多少好呢？多了两家都出不起，少了又不起作用。两家父母又气又恨，可是着急上火没用，总得想个辙啊，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田径队送回来啊。两家父母匆匆商量一下就赶到杭州，想先找领导求求情。没想到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他们一气之下把金凤要钱的事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陈培德听说此事后大为震惊，没想到“黑”居然从自己的辖区冒了出来。他立即指示体训大队成立调查组，迅速查清此事，并批示：“一、金凤问题是严重的，手段是恶劣的，是浙江省体育界有史以来没发生过的；二、要彻底查清金凤的全部问题；三、通过金凤问题，达到教育他本人和全体教练员的目的；四、从挽救和爱护干部出发，给他创造坦白自首的机会，如果他拒绝接受自首，报送区检察机关。”

调查组五下温州，取得了确凿的证据。专案组苦口婆心地找金凤谈话，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他也许受社会流行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说法的影响，也许以为体育局不会对他动真格的，扛一扛也就过去了，不仅不主动坦白交代，还和亲朋好友立攻守同盟，找那两位运动员的家长，动员他们翻供。最终，金凤被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金凤是全国首位因索贿、受贿而被判刑的教练员，在体育系统引起了极大反响。对此，陈培德特别痛心，他认为，“主观上从领导层上找原因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我们一直强调要加强运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却一心只想拿金牌，创成绩，放松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放松了严格监督，从而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陈培德回答坦率，不遮不掩，实实在在。他认为自己在足坛打响足坛反腐第一枪没错，当前反腐是中国最大的事儿，腐败不仅侵入我们的肌肤，而且渗入骨髓，不论党还是国家，抑或人民都已无法承受腐败肿瘤之重，如果不坚定不移地反腐败，将会亡党亡国。

两个小时过去了，聊天结束了，网友言犹未尽。

陈培德走出《浙江日报》大楼时，气温降低，街上人稀，夜色已浓。他家距离这儿不远，步行只需要十几分钟。他点燃一支烟，一边吸着，一边思考着往回走。

他好多天没这么畅快地说话了。不过，畅快是畅快了，不知会招来多少人的不满，甚至于恚恨，辜负了那位特意从北京跑来游说的老友，没有遵照那位领导的指示，接下来等待自己的还不知是什么。

他知道自己的政治风险是越来越大了。算了，不想这些了，当冲锋号吹响之后，不论指挥员还是战斗员都应该排除私心杂念，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前进。

离春节还有五六天。江南过了春节就是春天，草会渐然变绿，花儿会到处开放。节日的气氛已充满杭城的大街小巷，性急的人点燃了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催着返乡人的脚步，让人归心似箭了。

旅店进入了淡季，阎世铎住过的紫云饭店323号套房却住进了体育局新的客人，鲁松庭副省长宴请过阎世铎的汪庄夕照厅又迎来新的嘉宾。鲁松庭举起酒杯，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调查组的到来表示欢迎。

气氛像绍兴酒透澈醇厚，宾主之间充满着友善和信任。

足协通气会后，打黑形势像熊市的K线不断走低，从沉闷滑入了低迷。在事态不明朗、变幻不定的情况下，部分媒体调转了船头，有些人改变了态度，陈培德被推进有生以来最为寒冷的日子。尽管领导没有找他，他却清醒地意识到不按领导指示办事的后果，感受到处境的艰难。

1月31日是裁判坦白交待的大限，南勇承诺此前坦白交待的裁判将会受足协的保护，可以继续当裁判；过此期限被查出来，将要“杀无赦、斩立决”，送交司法机关惩处。足协还安排裁判在一僻静的饭店进行“背对背自查自纠和相互揭发”，有六名年轻的裁判承认自己接受过绿城的贿赂，那些老奸巨猾的老江湖却打死也不说。有人说，“‘坦白’的裁判，其实并不算黑，有的即使拿钱也是羞羞答答的，真要对这些裁判下手，还真有点于心不忍，对那些老江湖来说，有点欺负‘老实孩子’的感觉。”

有媒体说，“足协还没有掌握能够把收黑钱的裁判绳之以法的有力证据。有不少人跟调查组讲了一些实话，可是又声明自己没有证据，也算不上是举报，只是说说而已。足协要想处罚那些问题比较严重的裁判，也只能是在内部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点到为止方式，真要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怕是谁也不能让对方心服口服。”

于是，“对于挑起这场风波的宋卫平等人，中国足协甚至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些人一直心怀不满。如今费尽心机折腾一通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搞得足协不好向社会交代，因此足协部分工作人员怨气很大，你手里没有证据，跳出来胡说八道，然后把球踢到足协怀里，在一边指手画脚。其实我们早就对裁判问题有所察觉，而且一直在做工作，但就是苦于一直没有证据而作罢。要是早有证据，这事还能等你宋卫平跳出来吗？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事情好像都落在中国足协身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整个让宋卫平给推到了陷阱里。”

2月2日，北京足协的裁判工作会议上，向陆俊颁发了“特别荣誉奖”，向孙葆洁颁发了“金哨奖”，一位副秘书长还在会上说，所谓的黑哨是个别俱乐部造成的，记者捕风捉影，参与其中。他说：“当时我就觉得这样的方式很不好，就像浙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其做法就很不好。”他还反问，你陈培德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不要再乱嚷嚷！

有人说，这年头，最靠不住的就是媒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这边乱了，他赢了；那边乱了，他也赢了。有热闹就有报道，有报道就有钱赚。

有报道说，把打黑的低潮和报道的萧条归结为宋卫平跑到澳大利亚休养生息，桂生悦躲了起来再不露面，剩下一个将要退休的陈培德苦苦支撑，没完没了地苦战，还鼓动一些人大代表递交提案，想在法律上寻找出路。

还用嘲讽的口吻说，当初“宋桂”要求司法介入只不过想印证黑哨的存在，没想到发现自己落进了“圈套”，如果司法介入，最先坐牢的不是裁判，而是他们自己。甚至有可能自己进去了，黑哨还未见得进得去，这种傻事谁能干？宋卫平现在尝到了苦头，他是搞房地产的，信誉是他在商场立足的根本，打黑让他的信誉受损，一些朋友跟他的关系已冷淡，这对他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到底还是李书福聪明，见事不妙，迅速撤离。

说完宋卫平又说陈培德，一个厅局级干部居然有勇气将矛头直指国家体育总局，不少同行认为这人八成是疯了。朋友劝他把握好尺度，千万别出溜到“自由化”的道路上去。甚至有人告诉他：“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最终一定会失去控制，弄不好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得自己晚节不保。”还有人劝他，“你不能把行业内部的事情搞得无法收拾，因为裁判吃黑的问题很难搞到证据，内部对这种事情的处理可以有很多办法，如果拿到外面处理，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化，而且根本无法左右事态的发展。一旦事情变了味道，失去了控制，闹成一个社会问题，那就骑虎难下了。”陈培德却不听朋友的忠告和同行的传话，一意孤行。结果让自己相当被动。

还说，“陈培德的一意孤行还体现在对战友也不管不顾。司法介入喊两嗓子也就算了，他还非要要个说法，“问题涉及到了法律盲点，这也许是宋卫平的造化。全国人大真的作出司法解释，把足协、俱乐部都列为法人主体的话，这不是明摆着要把宋卫平送进监狱吗？宋卫平那么聪明的人是不会看不到这步的，现在的问题是，宋卫平抱怨已经没有用了，十二名人大代表联名发难，事情不解决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宋卫平让陈培德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光剩下骂娘的份儿了。”

言外之意，是陈培德把宋卫平逼到了绝境。这么一来天下的恶人只有一个了，那就是陈培德了。

说完陈培德又说桂生悦，“在司法解释的问题上，桂生悦也没有和宋卫平有效配合，桂生悦在广东动员的人大代表也不少，宋卫平这口气真正是不好咽下，没辙，只能到澳大利亚躲一躲。”

最后还说，“桂生悦忙着闭嘴，宋卫平忙着自己怎样才能不进监狱，陈培德还嫌事不够大。他们各吹各的喇叭，各怀各自的心事。最后实在不行了，就像李书福和桂生悦前些日子说的：‘我们还得把汽车事业搞上去，没有工夫陪你们这些人玩了。’然后，嗷的一声，作鸟兽散。”

“陈局长，总局派监察局的两位副局长带队到杭州调查。”晚上，陈培德的手机响了。

电话是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监察员梁效平打来的。

“你们终于要来了。你们还信得过我们？”陈培德不快地说了一句。

打假扫黑风暴刮了好几个月，总局才弄出个动静，这种效率简直让人七窍生烟。看来只要火还没烧到自己的房顶他们就不着急。总局也有过类似足协“5.19”处理绿城俱乐部那样的迅速高效，陈培德在杭州批评指责总局不长时间，总局就不邀请他参加上海会议了。另外，这个调查组会不会像阎世铎走走形式，讲一番不算数的话，许一些不兑现的诺，最后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梁效平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地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一是你们来晚了，二是总局对我陈培德还信任么？

算了，跟他发牢骚有什么用呢，他又不是决策者。再说了，有动静总比没反应要好。陈培德想到这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在打黑低潮，总局派来调查组，这是什么用意呢？会不会想借机将打黑风暴扼杀掉？

第二天是周日，陈培德召开党组会议，研究接待事宜。经讨论决定由办公室准备汇报材料，监察室负责接待和联络，将调查组安排在紫云饭店，注意保密，不要让媒体知道。另外注意三点：一是体育局要为调查组提供情况和证据，并动员绿城配合调查；二是充分阐述浙江省体育局对打黑斗争的态度和做法，分清功过是非；三是在此期间体育局不再对黑哨问题公开表态。

陈培德琢磨着手里的调查组成员名单：梁效平、李冬生都认识，组长和副组长徐槟和赵建平的名字特别陌生，似乎总局没有这么两个人。奇怪了，这是怎么回事？不会再出现像所谓的中间人简擎的那种闹剧吧？宋卫平上当也就罢了，体育局要是闹出这种笑话，那可就难收场了。于是，陈培德让体育局监察室主任潘善泰跟总局监察局核实一下。潘主任拨了一通电话，周日没人上班，谁也没找到。最后，他想起了监察专员贺兴亚。贺兴亚是贺龙元帅的侄儿，是资深的纪检监察官员。电话拨通后，贺兴亚说，派调查组到杭州调查的事，他是知道的，这两个人是否副局长，他也不清楚。

总局监察局下来的调查组，组长和副组长是否副局长，贺兴亚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调查组会不会是中央派来的？犹如一缕风吹散了陈培德心底的沉闷，打电话向鲁松庭副省长汇报。

鲁松庭指示：“全力以赴地协助和配合。”

4日，调查组一行四人飞抵杭州。

杜兆年和潘善泰机场接机。陈培德率党组所有成员在紫云饭店会议室与调查组见面。

陈培德代表体育局党组对调查组的到来表示欢迎。

在陈培德、杜兆年等人发言后，调查组组长徐槟说：“我们是受总局党组的委托来杭州调查裁判接受俱乐部钱财事情的。调查组无权评价浙江省体育局和陈培德局长在打假扫黑中所起的作用。我很理解几个领导的苦衷和不理解，我认为主要是缺乏沟通，不存在对反腐败问题认识的不同。我们这次来也表明总局党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要重视体育界的腐败现象，要真抓实干，抓好对不正之风的整治……”

调查组转达了有关方面的意思：对陈培德的立场在原则上给予肯定，不过希望注意方式方法。

徐槟约四十四五岁，中等身材，满口京腔，看上去精明强干。

陈培德确信这个调查组一定有来头，绝对不是总局派来的。

杜兆年感到纳闷的是李冬生怎么能成为调查组成员呢？他是裁判办公室主任。有人说，要赢哪场球，第一个找的人就是李冬生。他不仅有权分配裁判执哨的场次，还可以暗示裁判。他是裁判的上帝，裁判的调度、晋级、表彰都抓在他手里。他想跟谁过不去，谁就死定了，不要说晋不了级，裁判也没得当。

裁判员杨志强在多哈亚运会执法出色，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将之列为精英班成员。不知李冬生为什么看他眼眶发青，愣是不让他申报国际级裁判，即便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多次来电过问，他也没过李冬生那一关。有人说：“杨志强要不就是没送礼，要不就是礼送少了。”水涨船高，李冬生掌有实权之后，一般礼品已看不上眼。有一位裁判买了些水果和海产品去“孝敬”他，他不屑地让裁判把东西塞到他汽车的后备箱。

李冬生刚到裁判办公室时可不是这样，那时的他什么也不懂，可是做事肯投入，又很有心计，有段时间不分昼夜地在单位忙，连续三周没回家，他到赛区不会客，不吃请，不娱乐，给人一种特别敬业和廉洁的印象，多次当选中国足协“优秀干部”。他对裁判员要求很严，要求他们在执法赛区：“不能吸别人一支烟，喝别人一杯茶。”

真人不露相，偶尔露狰狞，这位中国足协“廉洁自律”的“优秀干部”为某俱乐部在一国际比赛中主场取胜，向韩国主裁行贿五千美金。不料，韩国裁判没有中国裁判的习惯，事后将赃款交给亚足联。事情败露后，亚足联追查下来，最后在南勇、杨一民等人斡旋下总算没翻船。

作为浙江省足协主席的杜兆年比陈培德更了解李冬生。裁判办公室能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吗？裁判普遍受贿，大肆吹黑哨，能说与李冬生没有关系？难道他的屁股全是干净的？让他参加黑哨调查实在是太不合适了。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陈培德。

“这不行，绝不能让他参加调查，请他立即回避！”陈培德坚决果断地说。

让李冬生参加调查能调查出结果么？恐怕有些人知道也不说了。谁敢担保他不会通风报信？

杜兆年请潘善泰把浙江省体育局的意见转达给调查组。调查组认为体育局的意见有道理。第二天，李冬生灰溜溜地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再没有露面。

尽管体育局的保密工作做得较好，可是第三天媒体的报道就出来了：“就在各方担心、黑哨们自己也以为可以松口气准备回家过年的时候，沉寂多日的反黑中心杭州昨日又起波澜，国家监察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悄然抵达，并与原吉利和绿城俱乐部接触，这意味着扫黑事件不了了之的传闻不攻自破……”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悄地酝酿，扫黑向纵深发展，从此足协只能担任配角了。

报道还说，调查组住的房间有一间是阎世铎住过的。

调查组行事低调，拒绝任何媒体采访，他们与绿城的宋卫平、沈强等人逐一谈话，而且还把桂生悦、鲍仲良等人从深圳和广州请到杭州接受调查。据说，调查组兵分两路，另一路正在北京调查。

调查组的效率很高，起早贪黑，夜以继日。除找人谈话、调查取证之外，还核查了绿城的账目，比阎世铎、李冬生的走马观花式调查要深入、细致和严谨得多。他们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十二点之后。

宋卫平在2月1日从澳大利亚回杭州时，已不像走时那么怆然和沮丧，似乎大彻大悟，一切都想开了，不再烦忧，没事时还找人下几盘围棋。他说，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黑哨问题不了了之，或者仅处理几个裁判，这样改变不了足坛腐败的现状。他准备鱼死网破，宁肯坐牢也不放过黑哨。

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我想，当那帮涉黑裁判知道宋卫平是这种心态，恐怕睡不着觉了。

调查组的出现，让持续低迷的打黑斗争又出现一缕曙光，让宋卫平找回了信心。他又忙碌起来，一边接受调查，一边接受记者采访，偶尔还搞个媒体见面会什么的。德国一家电视台的驻北京办事处打来电话要采访他。他表示接受采访，不过他们要跟浙江省体育局打个招呼，另外采访时间最好安排在春节之后。

看来宋卫平想成为冬天里的一把火，不仅要温暖那些善良而正直球迷的心窝，还想烧去沉闷和冷寂，把黑哨烧成灰烬。

鲁松庭在汪庄夕照厅宴请调查组三人。一个多月前，他在这里宴请过阎世铎和董华。他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对调查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对足球打假扫黑斗争表示支持，几天来，徐槟、赵建平对陈培德有了了解和信任，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徐槟是中纪委三室的副主任，赵建平是铁道部的老纪检干部，参加过陈希同案件、厦门远华等大案要案调查与侦破。这是两员强有力的干将，看来中央是下定决心要解决足坛腐败问题，陈培德不由喜出望外。

彼此都是领导干部，责任在身，三句话还是不离本行，吃饭不忘工作。徐槟说，陈局长，有关您的报道我都认真读过，特别敬佩您的勇气和魄力。在政府官员中像您这样的可不多见啊。宋卫平对您的评价也非常高，他说要是没有您在后面的支持，他早就打退堂鼓了。

鲁松庭严肃地说：“我们支持省体育局和陈培德同志就是希望把打假扫黑进行到底。不然，任其蔓延，毒化社会风气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另外，再这样下去，足坛非成为人人喊打的老鼠窝不可。”

陈培德问徐槟：“裁判身份认定是否解决了？”

这是他最想知道的。

徐槟说：“司法机关之所以迟迟不介入，关键的就是有三个吃不准。一是足协的性质，二是裁判的身份，三是裁判执法是否公正。”

看来司法介入任重而道远。

赵建平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阻力还是很大的。要想把所有违纪违法的俱乐部、裁判和官员的问题都查清楚是很难的，要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抓出几个还是可以做到的。”

陈培德的心像落水的石头缓缓向下沉去。这是治标不治本，抓几个倒霉蛋可以起到震慑作用，可是过不了多久还会泛滥成灾。这一结果不论他还是宋卫平都是不想看到的。

陈培德一下没了兴致，话也少了。

2月7日晚，徐槟等人来到陈培德的办公室。

徐槟说：“陈局长，感谢浙江省体育局和您本人对我们调查工作中的支持和配合！我们来杭州已经五天了，调查将告一段落，明天将返回北京。在调查中，绿城很配合，情况也基本摸清了。不过，他们还留有一个‘尾巴’，从账上看龚建平退回的钱不是四万，而是八万。我们想从陈局长这得到旁证。”

糊涂！龚建平退回八万为什么要说四万，留这个“尾巴”干什么？你要打假扫黑，自己怎么还能作假？估计宋卫平是想减轻自己和龚建平的责任，所以没有如实交待。

陈培德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在梁效平的笔录上签字后说：“我希望对宋卫平从宽处理，他不仅带头揭黑，还主动坦白，在扫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从宽处理，今后谁还冒险揭黑呢？”

徐槟说：“宋卫平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最后处理时，会给予考虑。现在必须掌握所有的证据，把能搞清楚的搞清楚。”

调查组离开时已是半夜十一时。他们没有休息，连夜找宋卫平和沈强谈话。

2月11日是除夕，陈培德携妻女回到家乡厦门。

陈培德走下飞机，仰首看一眼晴朗的蓝天，深情地吸几口被海风送来的空气，在心里说一句：“我又回来了！”

脚可行万里，心却一辈子都走不出家乡。家乡是一种心的确认。陈培德的祖籍在晋江县的一个小渔村，他出生在一间面向大海的渔家小屋。他三岁那年随父母到了厦门，十九岁考取北京大学离开，在厦门生活了十六年。这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十六年，这里有他的兄弟姐妹，有他的母校，有他的老师和中小学同学，还有他童年、少年的朋友……

几天前，陈培德接到了弟弟培煌的电话：“哥哥，我和姐姐、妹妹商量了一下，想邀请你们全家回厦门过年。哥哥，我们这段时间天天都在关注足球打黑的新闻，知道你在这段时间的压力很大，烦恼也不少，所以我们想让你回来放松一下，休息一下……”

陈培德的心头一热，眼睛湿润了。这就是兄弟姐妹，这就是手足，不论相隔多远，心都紧密相连，既不会被空间隔断，也不会被时间疏远。

姐姐、弟弟和妹妹其实很矛盾，他们既支持陈培德将打黑斗争进行到底，又担心他的安危，怕他遭受暗算，怕他的压力太大，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身体难以支持……

陈培德已被这场斗争拖得身心疲惫，苍老了许多。变幻不定的态势，前景不明朗，司法能不能介入，打假扫黑会不会不了了之，让他吃不香，睡不着，想起来就放不下，可是又没有什么思路。他的烟越吸越多，失眠越来越严重，身体越来越虚弱。同志们都说他憔悴，说他在这段时间苍老了许多，劝他注意身体。

陈培德跟家人说了培煌他们的邀请，夫人珍环心疼地看了他一眼，略加思索地说：“培德，我看我们还是回去过年吧。一来可以跟兄弟姐妹团聚一下，二来你也可以躲开媒体，避避打黑的风口浪尖。”

陈培德也想回去，自从 2000年母亲去世后，再没回过厦门，两年多没见姐姐妹妹和弟弟了。

“爸爸，去去去，把肖波也带上，他还没去过厦门呢！”二女儿陈凯热情高涨地说。

肖波是她的男朋友，他们正在热恋之中。热恋中的女孩大都自觉和不自觉地把恋人放在第一位。于是，陈凯兴奋地张罗机票去了。

小女儿陈凯生于1977年，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她大学毕业后选择在浙江东方公司工作。

他对小女儿说：“你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要靠自己的能力站住脚，爸爸几十年都这样走过来了。你想靠爸爸，爸爸说不上哪天得罪了谁就不当局长了，你不就没好日子了？”

在陈凯的眼里，父亲是当今最清廉的官。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和安心。在采访时问她：“难道你从小到大就没借过父亲的光儿吗？”她笑着说，“借过，在我填写入党志愿书时，老爸帮忙看过，他极其认真，极其负责地指导我填写。”

陈凯见老爸活得很累，劝他别那么叫真儿，中国这么大，不平的事哪儿没有？你管得过来吗？

“大家都这样想，那么中国的事儿谁去管呢？”陈培德认真地说。

大女儿到机场接他们。

远在厦门的女儿特别关心父亲的身体和打黑斗争，经常打电话说：“爸，你又在媒体上说话了。不过，大家对你评价很高，我周围的人都表示支持你，我也支持你。”

女儿的支持和理解让陈培德不仅感到温暖，而且感到惬意。每次接大女儿电话时都眉开眼笑。

大女儿叫陈宁，出生于1971年的重阳节。在金华农村教书的陈培德把将要分娩的珍环送回厦门，没等孩子出生就回去了。四个月后，珍环一个人回到金华，把陈宁留在了厦门，由奶奶、叔叔和姑姑们帮忙抚养。陈宁在上学时才回到父母身边。她对厦门有着特殊的感情，高中毕业获得保送上大学的资格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厦门大学国际金融专业。1993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她经过几年的打拼，成为亚洲最大石材公司的高管。

陈培德嘱咐女儿：“老爸当体育局长不假，可是你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创造！”

陈培德当了八年的局长，体育局兴建了数十万平方米体育场馆等工程，凭陈宁所在公司的资质完全可以在招标中夺标。陈宁却懂事地说：“爸，我不会给你添乱，你的辖区我绝不会涉足的。”

从来不过问陈培德工作上事情的珍环也说：“还是避避嫌好，否则说不清楚。”

就是这样，在陈培德任期内，浙江省体育局没有用过陈宁所在公司的一块石材。

陈培德回到了故乡，回到亲人身旁，沉浸在融融亲情之中。他们兄弟姐妹六人，除陈培德远在浙江，大哥已去世之外，其他的都在厦门。大姐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至今还是个文盲；二姐读到初中家里就供不起了，只好辍学工作。弟弟培煌比陈培德小三岁，高中毕业时赶上了“文革”，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下乡到福建的农村。返城后，在县汽车运输公司当修理工。妹妹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当教师。陈培德还有一个大哥，十几岁就去菲律宾打工，一去无还，客死他乡。

妹妹淑清说：“哥哥，我们学校的老师说，你哥不仅人长得帅，有才华，还有勇气，敢于担当。你有这么个哥哥，好幸福啊。”

弟媳拿出厚厚的一叠报纸说：“哥哥，这是我们收集的报纸，上面都有关于哥哥的报道。我们虽然不在哥哥的身边，对哥哥的情况知道得一点儿也不少。”

二姐拉着陈培德的手，边端详边心疼地说：“培德，你瘦了，近来身体好么，睡眠好么，胃口好么？”

话还没说完已泪流满面，培德不在身边，却在二姐的心上，能遥远地感受他艰辛与苦涩，感受到骄傲与自豪下面有着怎么样坚忍的东西，所以很是心疼。

陈培德的一生都走不出对二姐的感激。当年，他考取北大时，家里没钱供他去北京读书，当他手捧着录取通知书不知如何是好时，二姐送来一笔钱。二姐所在的罐头厂下马了，那是厂里给二姐的遣散费。陈培德清楚二姐从此没了工资收入，她家的日子更为艰难，他不想要。可是，二姐却把钱塞到他的手里：“培德，去北京读书吧，你不仅是父母的希望，也是我们家的希望。”

陈培德揣着这笔钱离开了家，离开了厦门。那笔钱变成了车票、饭票和书本。可是二姐的情义却一直温暖着他的心，激励着他不断进取。穷人家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啊，他在北京读书的那几年，父母和兄弟姐妹人人都要勒紧腰带，省下钱来供他读书。要是没有他们，他的大学哪里读得下来？

陈培德是他们家唯一的大学生，也是唯一走出社会底层的人，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姐姐、弟弟和妹妹。可是，这么些年来，不论当省委副秘书长，还是担任省体委主任，他从没动用过手里的权力给他们办过事。

那些年，弟弟培煌下岗，弟弟唯一的儿子职高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家里陷入困境。培煌走投无路给哥哥打电话求助，请他帮忙给孩子找份工作。陈培德要是请厦门朋友帮忙的话，完全有可能给侄儿在厦门市体育局找份工作。他犹豫一下，狠了狠心拒绝了。他含着眼泪对弟弟说：“培煌，哥哥这样做不合适，希望你能理解。哥哥是当官了，有权了，可是哥哥不能用手中的权力给家人办事。你就当作哥哥没当官好吗？”

在陈培德的心目中，以权谋私是可耻的事情，这与贪污受贿没什么区别。他今天求别人给侄儿找工作，明天别人就会找上门来求他做违反原则的事。

二姐有一个残疾儿子，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了，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工作，想成家都困难。见弟弟遭到拒绝，二姐也没找他。

陈培德一直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姐姐、弟弟而内疚，觉得对不起他们，对不起死去的父母。这些年来，陈培德一直想对弟弟和姐姐说声：对不起！我对你们照顾得实在不够，没有尽到做弟弟和哥哥的责任与义务。

后来，他见弟弟的生活难以维持下去，帮助弟弟争取到一个卖体育彩票的摊位。这是他从官二十多年，唯一给亲人办的一件事。

在采访时，我问陈培德，你这样做难不难？他真诚地说，要说不难是假话，眼看着侄儿和外甥两个大小伙子在家待着，弟弟和姐姐都愁白了头，我又不是无能为力，甚至打两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可是却不能这么做，这的确很难。我又想，我要是不当官，手里没有权呢？不是也得这么看着么？手里的权不是我个人的，不能私用。我可以这么想，可是弟弟和姐姐能这么想么？腐败现象这么严重，那些贪官哪个不是公权私用，哪个不为亲人办事，社会早就流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哥哥，彩民都愿意到我的销售点买彩票，他们说用这个方式来表示对你的支持。”弟弟培煌得意地说。

望着比自己矮一头多的弟弟，他又想起小时候他们手牵着手走过的那一条条街道，一个烟蒂，一团甘蔗渣带给他们的欣喜。他们兄弟俩顺着那一条条道走进各自的人生，他成为出门有车，衣食无虞的高官；弟弟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着，岁月的苦难、尖锐的石头在他身上刻下一道道印迹，弟弟已有点谢顶，存留的头发已经花白，圆圆的脸膛布满沟沟壑壑的皱纹，看上去不像是他弟弟，而是哥哥。最相像的是他们的眼睛，可是眼睛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正月初四是母亲的生日祭，陈培德和兄弟姐妹五家十六口在酒店相聚。酒店是女儿陈宁和陈凯选的。她们说，爸爸，这次我们俩做东。她们选择了一家不错的酒店。

陈培德举起酒杯，环视一下亲人，感慨万千地说：“母亲在世时，我们还是孩子；母亲这一走，我们就变成老人了。人生一世，时间最无情，健康最重要，亲情最宝贵。来，让我们为健康和亲情干杯！”

陈培德这番话让兄弟姐妹都想起了母亲。母亲不识字，可是她却是一个优秀的母亲。母亲总叮嘱儿女做人要讲良心，做事要讲诚信。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的水烧开一遍又一遍，却没有米下锅。母亲那三寸金莲的小脚迈着碎步挨家挨户借米借钱，她哪里是借米啊，是在丈量生活的沉重和希望。

陈培德参加工作二十多年之后，才知道自己给母亲寄的钱都还债了。他不知道母亲那债是怎么还的，却知道母亲为自己，为家人赎回来尊严。有的债主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亏得你还记得。算了，不要再还了。母亲却执著地说：“要还的，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要不心里哪能安，孩子们哪还有脸见你？”

母亲是平凡的，也是高尚的，伟大的。

弟弟培煌豁达地说：“哥哥，我敬你一杯。我们陈家从爸爸那代起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想到出了哥哥这么一个当官的，而且还是个敢作敢为的正直清官，让我们全家都感到脸上有光。哥哥你当多大的官我们并不在乎，你能当这样的官我们很在乎！老百姓承认你、拥护你，这一点我们很在乎！”

陈培德听了弟弟这番话眼睛又湿润了。什么是亲人的支持和理解？这就是啊。这些年来，陈培德感到自己唯一对得住父母和姐姐弟弟的就是自己尽心尽力做个好官！他知道这是亲人对他的最大希望。这些年来，有多少从社会底层走出去的人成为贪官，他们给了亲人很多钱，办了很多事，最后被判了刑。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辜负了亲人，亲人最大的希望是他能成为一个清官好官！

二姐站了起来，说：“培德，姐姐敬你一杯。当年我患绝症，要不是你出钱，哪能动这么大的手术？要不是你陆陆续续送来十六只野生甲鱼，我哪能恢复得这么快。姐姐谢谢你，来，姐姐敬你一杯！”

这些年来，每逢姐姐、弟弟家里有什么事，陈培德都尽量多出点钱，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侄儿要结婚了，他拿的钱是最多的。两年前，母亲生病住院动手术，以及办丧事的所有费用都是陈培德一人承担的，他真诚地对姐弟妹们说：“母亲在世时，你们照顾得多，我照顾得少，这次大家就不要争了，让给我吧，给我有机会最后孝敬母亲一次。”

“姐姐，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能有今天你们大家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否则，我哪能读大学，哪能做官？让我再敬大家一杯吧！”陈培德的眼泪流了下来。

妹妹说：“哥哥，别提那些几十年前的事了，我很想听哥哥讲讲打假扫黑的事儿。在百姓的眼里，你可是英雄啊！”

陈培德简明扼要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培煌生气地说：“哥哥，我从小学就踢球。那个时代踢球都很单纯，不为别的，为的是兴趣和快乐。现在足球却变得这么复杂，这么沉重，这么黑暗！”

培煌从小爱好体育，参加过全国少年足球赛。如果不是“文革”，说不上能成为体育教练。如今，他对足球仍然痴迷，只要提起球星和教练或哪一场甲级联赛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哥哥，我们老三届足球爱好者成立了一支足球队，大家经常在一起踢球。我的球友都说，培煌哪，你哥哥不简单，当那么大的官居然不怕丢掉乌纱帽，敢讲真话实话，讲老百姓的心里话。哥哥，我为你骄傲啊！”

二姐说：“培德，你做得对，我们大家都支持你！要是妈妈爸爸在的话，他们也会支持你！”兄弟姐妹几个一起举起杯对陈培德说。

亲人们的豁达和理解，让陈培德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他的压力和委屈、懊恼与伤心统统都荡到九霄云外。

原以为陈培德回到厦门就像战舰回到军港，忘掉战斗的硝烟，静静地休息几天。没想到，不论他走到哪里，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都请他讲足球，讲打黑斗争内幕。母校厦门一中百年校庆，邀请他作为校友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也要他讲讲打黑斗争，家乡的媒体记者听说他回来了，纷纷找上门来采访……

让珍环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回家乡更加坚定了陈培德将打黑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2002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受理裁判收受红包的案件，构成犯罪的黑哨将被以商业贿赂罪起诉。

中国法律的这架机器也许太沉重了，也许它的附件太多了，或者它在坡上，在许多人不懈地努力下，它总算前移了一小步。

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陈继来在1月6日致信最高人民检察院，希望他们尽快对黑哨作出司法解释，并采取行动。

八天后，没有消息，陈继来再次挥笔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写信。

十三天后，陈继来坐了二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上访。足球扫黑已经两三个月了，不能让司法介入的问题没完没了地讨论下去。在最高人民法院，没见到院长肖扬，他对接待他的官员说：“对黑哨要有司法解释，法律不完善可以完善，总不能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

3月5日，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先后收到四项有关司法介入足球的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吴长淑提交、三十六名人大代表附议的议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敦促北京市人民法院依法受理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的行政诉讼案。吴长淑在议案中指出：行规决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

是啊，在一个法制的国家，什么还能比法大呢？

全国人大常委毛昭晰在议案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司法应该介入足球，对黑哨必须依法查处。有四十二位全国人大代表（其中有十三位常委）在这个议案上附议。

法律的条文不是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么？还扯什么皮呢？

毛昭晰是一位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的学者。在扫黑的低潮，他给陈培德打电话：“陈局长，你做得对，做得好，我向你表示声援，我支持你。你是浙江的骄傲！”

他说，陈培德让他想起一首歌：“正义，挺起，挺起正义的剑，刺向黑暗的心脏”。这是他1945年在浙江大学合唱团唱的。

正义和是非在我们的词典中模糊了，串行了，佚失了。词典重复出现的是功利与得失。是非即便是有也没人在意了，人们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锁定在了得失上。

没有是非，从何谈得失？

3月15日下午4时，龚建平像往常一样跨进家门，看到的不是妻子索玉华，而是北京市宣武区公安分局的刑警。他被带走了。次日，他在拘留证上签了字。

这个“倒霉蛋”又中彩了。

中国足协公布的2002年首批裁判员名单公布了，没有他。他还期待着在第二批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没想到第二批名单还没公布，他的名字就出现在拘留证和铺天盖地的报纸上。他在足球圈苦苦奋斗了二十年，最后“一夜成名”。

在全国人民的眼里，这位属鼠的裁判就是中国“第一黑哨”，是那只在人人喊打时没有找到的老鼠；在裁判眼里，他却是不可饶恕的叛徒。有人认为，龚建平要是不退赃，不写“忏悔书”，宋卫平就拿不到证据，陈培德等人掀起的扫黑风暴就得像以往一样不了了之。世界三大通讯社之一的法新社不仅报道了龚建平被拘留的消息，还将他称为“窃贼般的裁判”。

龚建平被抓的第三天，宋卫平接到调查组通知，让他立即去北京接受调查。宋卫平感到大难临头，惶惶悚地拨通陈培德的电话：“陈局长，调查组请我去趟北京，究竟会有什么事呢？”

“你去吧。争取主动，别留尾巴，一定要讲清楚！”陈培德点拨道。

宋卫平心情沉重地走了，陈培德的心悬了起来，他为宋卫平担忧，怕他这一去不回来。宋卫平是扫黑的先锋，是功臣啊，没有他会有今天这个局面么？历史应该善待有功之臣，应该善待这些为正义和文明做出牺牲的人。

等待，漫长的等待。不管你等待还是不等待，该来的总会要来，不该来的永远徘徊在路上，可是人还要虔诚地等待。

这一天，陈培德还接到一个电话，中央调查组又到杭州了。陈培德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是把宋卫平调离，然后乘虚而入，深入调查。

这次是赵建平带队，在成员中增加了两名公安干警。调查组到绿城后，一拨分别找沈强和小方谈话，另一拨查账。他们的调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查清了龚建平在绿城收受两笔贿赂，第一笔是两万元，第二笔是八万元。2001年12月，他退还的是八万元，不是四万元。

宋卫平一次次忧心忡忡地解释，他如何不忍心将证据交上去，怕裁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说的就是龚建平！他答应过不把龚建平供出去，最后还是供出去了。宋卫平觉得自己已经不仗义了，已经对不住龚建平了，为了减轻龚建平的罪行，所以打了折扣。这笔没说出去的四万元钱也许是他留给自己的最后一点儿仗义了。还有那封“忏悔书”，当初为了证明四万元钱是裁判退回来的。后来，他希望它能成为龚建平主动自首的证据。

第二天，宋卫平打来电话，嗓音沙哑地说，陈局长，你猜得对，他们要调查的就是关于龚建平退款的事。

“陈局长，这次找我调查的是公安部的，他们说可以刑拘我，因为我是涉嫌行贿的犯罪嫌疑人。他们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希望我把事情说清楚。”

“你当初就不该留这个尾巴让人抓，结果差点儿砸了自己的脚。”陈培德批评道。

“陈局长，我已作了最坏的打算，怕是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宋卫平颓丧而悲凉地说。

他清楚根据最高检的司法解释自己已犯了商业行贿罪。他说过：“我不会逃避什么，该受什么惩罚就受什么惩罚。我还是那句话：走正道，听天命。”可是，当厄运像秃鹫盘旋于头顶、随时就会俯冲下来时，谁能坦然自若，气定神闲呢？

“宋总，不要压力过大、负担过重，事情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以糟糕。”陈培德安慰道。

“好。我明天回杭州。”说罢，宋卫平挂断电话。

在龚建平被抓半个月后，宋卫平对着《足球之夜》的镜头说，写忏悔书、退黑钱的裁判就是龚建平。他还说，据我所知，其余有问题的裁判到足协退钱，承认错误后也就算了。我认为，龚建平主要是写了忏悔书之后，心理上有一种负担在支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如果自己承认就是那位写忏悔书的人，今后怎样面对同事、怎样做人？我担心龚建平会遭到司法处理。劝他自首立功，他拒绝了。我还想安排央视或者新华社采访龚建平，让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出来，求得社会的谅解，同样遭到龚建平的回绝：不行，那样我还怎么在足球圈里混？

妻子索玉华说，宋卫平要龚建平退钱时，劝他写“自白书”，他没同意。他认为留下白纸黑字对自己不利，另外即便写的话，也不该交给宋卫平，应该交给司法部门。再说，那封忏悔信是打印的，而龚建平根本就不会用电脑，连开关机都不会。

龚建平最为深恶痛绝的就是这封“忏悔书”，让他遭受同行的猜疑和憎恨，认为他破坏了行规，出卖了哥们。

龚建平被捕后，第一次见他的辩护律师时说，那封信不是我写的，是伪造的。

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

陈培德听到这个消息特别兴奋，好像看到一排一只叼着另一只尾巴的老鼠，如果逮住了一只，其他的也逃不掉。他边吸烟边想，几个月的苦战终于见到曙光了。

宋卫平心情沉重地对记者说，对黑哨必须严厉打击，可是落实到龚建平身上，我为他感到可悲、可怜、可惜。他为足坛腐败付出惨重代价，难道是他一人的错吗？他说过，在足坛的这种现状下，不论谁当裁判都会成为黑哨，即便他宋卫平和阎世铎当裁判也不例外。

2003年1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距除夕还有两天，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龚建平在甲级联赛执法期间，先后九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三十万元，数额巨大，构成受贿罪，但是他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坦白交待了受贿罪的大部分事实，酌情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一时舆论哗然，有人说，从轻处罚怎么还判这么重？有人说，龚建平实在是冤，他成了替罪羊，还有人称他为中国足球祭台第一人。也有人说，受贿的龚建平被判了十年，行贿的宋卫平该判多少年？

龚建平成为世界上因受贿获刑最重的裁判。此前，新加坡的一位裁判受贿八千美元，获刑七年。

有媒体责问：龚建平是最大的黑哨吗？无论如何说，龚建平在中国足球界都不是最大、最黑的，他只不过被揭露出来了而已。在足球界，收黑钱的裁判何止龚建平一个？在足球界收黑钱的又何止裁判？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人去查。

新华社记者方益波说，龚建平是一个忏悔的裁判，是第一个退钱的人，他配合了打假扫黑行动，最后被判了刑。我们要问，其他涉案人员呢？我觉得非常悲哀。龚建平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是一个悲剧色彩非常强烈的人物。

龚建平获刑的第三天，中国足协迫不及待地吹响了打假扫黑的终结哨。这一天是大年三十，旧岁的收官，新年的开始，对中国人来说都希望这一天顺风顺雨，大吉大利。俗话说，“三十晚上死头驴，不好也得说好。”可是，这一天，中国足协给六家俱乐部送了一份“大礼”：对绿城的小方等六人处以十万元罚款，禁止从事足球活动；对浙江绿城等三家俱乐部各罚款八十万元；对江苏舜天等两家俱乐部各罚款五十万元；对青岛颐中足球俱乐部罚款三十万元；对绿城俱乐部总经理沈强等六人给予严重警告的处罚。

陈培德愤然给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写信，他在信中写道，阎世铎在杭州调查时公开表示要对绿城与其他行贿俱乐部区别对待，要给予政策性保护。可是，绿城却是受罚最重的俱乐部，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对揭露体育界腐败行为的报复，是对今后足坛体坛继续深入反腐设置的人为障碍。

这是陈培德写给体育总局和足协的最后一封信。过不久，他就离任了。

2004年7月11日上午9时21分，四十三岁的龚建平在北京病逝。

龚建平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预计会有两百人来，没想到远远超出预计，有报道说有一千多人，有的说是六百多人。灵堂堆满鲜花和花圈，后送的花圈太多，不得不摆在门外。正中的挽联写道：“人垂泪，天降雨，天人共悲，旷世奇案皆知晓；卧花丛，弃俗世，众友相送，五九人生终成佛。”横批是：“人天共悲。”

这既是为龚建平送葬，也是为那场无疾而终的打假扫黑运动送葬。

这可能是共和国有史以来一位被判重刑的在押犯最为隆重的葬礼。这不仅表达了悲痛、悼念，也表达了一种情绪，一种对不公的无言表述。

一位不知是龚建平的亲戚还是同学的中年女人哀求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说：“请你们以后写他的时候不要用‘黑哨’这个词好么，我求求你们了。”

他生前成了黑哨的代名词，死后还不让他安息么？

龚建平的夫人索玉华伏在灵柩上放声恸哭，不肯撒手，嘶哑地喊道：“平平，你放心，我会为你报仇的！”

宋卫平一语成谶，龚建平真的家破人亡了，母亲得知他获刑后，两腿一软跪倒地上，被送进医院急救；他的父亲昏倒在卫生间里，半年后离开了人世。

杨明听说龚建平去世的消息后，夜不能寐，后悔不已。龚建平被判刑后，他对采访同行说，我觉得十年判得并不重，龚建平一年之中就受贿九次，受贿金额达到了三十七万元，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媒体纷纷报道：《新华社记者杨明：龚建平被判十年不冤》。他爬起来默默给龚建平烧了炷香。六年后，提起往事，杨明内疚地说，我对不住龚建平。在他入狱前，我见过他，很坦诚。如果早知道只抓龚建平一个人就拉倒了，我是绝对不会参与进来的。

阎世铎说，“在整个裁判队伍里面，唯一找过我的就是龚建平。我觉得他是个好老师，过去也是个好裁判。他给我讲，这件事情，他确实是当事者，也是个受害者，其实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个悲剧的结局，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凡是和龚建平打过交道的人都应该想一想：是谁使他走上了这条道路……”

阎世铎认为是谁，宋卫平，还是陈培德？

龚建平去世后，媒体对他的报道完全改变了语调，充满着悲悯和同情。球迷同情他，扫黑的人同情他，裁判也同情他。

陈培德说，龚建平是替罪羊。判他不冤，但他太亏。亏在别人都没有事，就他一个人有事。他是我们现行体育体制下的悲剧人物。

一位乙级联赛的老板说，龚建平受贿三十七万。其实乙级联赛里就有一场拿二十万元的黑哨。

一位当过俱乐部副总的人说:“我最多一次给过一位裁判五十万元，因为这场比赛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输了，俱乐部就要贬值两千万，只能舍小求大了。”

龚建平死了，他的死没有让黑哨的价位掉下来，反而像房价似的飙升了，在2009年，没有二十万办不成了。

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龚建平的文字报道，感到悲抑、凄怆和伤痛。龚建平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老师。他热爱足球，热爱家人……

在艰辛窘迫的日子里，他能给妻子和女儿温暖和幸福。当年索玉华胳膊摔断时，他给她送水果和衣被，陪着她散步；他脚踝骨折时，自己跳着去医院看病，然后推着自行车，拖着打着石膏的脚去幼儿园接女儿……

他热爱自己的事业。2001年，他晋升为国际级裁判之后，调回母校首都体育师范大学任教。这时，他像一艘鼓满风的帆船，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和憧憬，没想到却撞在了冰山上，被判了重刑。

窝囊、抑郁和惊吓让身高一米八四，十二分钟往返跑不比球员差的龚建平病倒了。2003年5月，龚建平因病危而获准暂予监外执行。

在龚建平病入膏肓时，仍然坚持看有关足球的报道和足球比赛转播。医生不解地问：“你怎么还热爱足球呢？”

是啊，要没有足球他哪有牢狱之灾？他应该恨足球才是。

可是，龚建平却平平静静地说：“这是我的事业。”

他这句话让我感动，如今还有谁把工作当成事业？

有护士问他：“全国那么多‘黑哨’，最后只判了你一个人，你不觉得冤吗？”

龚建平思索一下说：“如果能净化足球，能推动法律社会的进步，就算我死了也值得。”

我读到这些文字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这种爱真是刻骨铭心，真是爱到了极致。

腐败，你毁了多少人？还将有多少人被你毁掉？

宋卫平听到龚建平去世的消息时，半晌无语，最终似乎从心底发出一种声音：“我害了龚建平。”有记者来电话采访，他停顿一下，哽咽地说：“听到别人去世的消息，总不是什么好事情。”

是啊，他还能说什么呢？

我想，此时此刻宋卫平的痛苦并不比龚建平的家人轻，而他的痛苦没人理解的。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人，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一结果，可是偏偏怕啥来啥。一年后，有人提起龚建平，他说，“这个事情的结果确实对龚建平不公平，我也觉得很歉疚。”之后，他又说一次歉疚。

龚建平住院期间，他去看望过两次，并送去治疗费。龚建平去世十天前，他还跟龚建平商量过写书的事。他说，你写吧，把你知道的都写出来吧，钱我来出。

毕竟龚建平的判刑和死与他有关，龚建平的弟弟说，他哥死于遇人不善，交友不慎，恐怕指的就是宋卫平。索玉华公开说恨他，称他为无赖，龚建平的亲朋好友恨他，涉黑的裁判恨他，甚至有些球迷也恨他。

龚建平去世一周年时，索玉华说：“龚建平受贿，他是行贿者，在法律上他们同罪，当时他让龚建平退钱，还说只要退钱肯定不检举他，我不是为龚建平辩解，但宋卫平这么做很不地道，后来的结果是谁本分谁倒霉，那些行贿者为了自己的私利和目的，拿着钱到处送裁判难道也不算犯罪吗？”

五年后，绿城降级，一位叫潘俊的人在博客上写道：杭州绿城降级是宋卫平在还龚建平的死债！

龚建平死后，宋卫平变了，变得低沉了，低调了，不再直面媒体了。龚建平去世五周年前夕，有位记者来杭州采访他，动用所有的关系得到的答复是：“想采访宋卫平？那是不可能的。”记者不甘心，拨通了宋卫平的电话。弄清记者的采访意图后，宋卫平婉言拒绝了，“我们现在不做裁判工作了，所以没有发言权。而且，现在做这个报道并不是一个好时机。”

记者问，什么时候是好时机时，宋卫平语调低沉地说：“你们知道当时中国足协收到了多少裁判上缴的黑钱吗？我想，等到你们掌握了更多更深入的资料，比如在二十年之后，我想我肯定还在这个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吧。”

可以说，在那场扫黑运动中，受伤最重的两个人，一个是龚建平，另一个就是宋卫平。一个是最先退赃的裁判，另一个是足坛打黑英雄。龚建平在天寿陵园守着那个足球雕塑安息了，宋卫平恐怕这辈子都走不过这片伤心地了。

记者让陈培德就龚建平的死发表评论时，他愤然地说：“龚建平确实受了贿，对他判刑是公平的，但不公平的是他是最先有自首表现的，他绝不该是第一个，更不该是唯一的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问题裁判。中国足协拿走了绿城俱乐部交出的拿了黑钱的裁判名单、返回的黑钱、悔过书和所有证据后，并没有作为。而中纪委调查组调查出了一批黑哨之后，最终却只判了一个龚建平。如果到此为止，不再追究下去，那影响比不处理更坏。这是司法介入体育的第一次突破，又是司法介入的第一次流产。”

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以反对足球比赛的不公开始，却以司法不公告终。

索玉华说：“没想到这个事情从龚建平开始也从他结束，龚建平确实拿钱了，也犯罪了，他临死前的最大愿望是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片净土，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错误，希望自己的死能换来一些良心的救赎，要是那样也值了，可惜黑哨事件的结果是有了一个牺牲品，毁掉了一个家庭，却没有带来足球环境的任何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