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足坛反腐第二季，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足协的高官被捕，陆俊、周伟新等在第一季漏网的黑哨被抓，退休的陈培德仍坚守在足坛反腐的战壕。
2003年3月12日，陈培德在浙江省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的位置任期届满。离任前他已高票当选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委省政府对陈培德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尤其对他在打假扫黑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陈培德刚正不阿，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在全国率先提出足球要打假、扫黑、反贪的问题，对推动体坛反腐败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引起巨大反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陈培德离开了体育局，可是他的心仍然留在了扫黑斗争中。龚建平被判刑后，扫黑渐渐没了动静。他打电话给赵建平：“为什么在龚建平之后再没有第二个黑哨被揪出来？”得到的答复是：接下去的问题是仍由最高检的反贪局统一办案，还是下放给各有关的省市办，还没定下来。
过一段时间，仍没动静，陈培德连续给调查组另一个人打几次电话，均没人接听。他只好给他发一短信：“我是陈培德。几次电话都不通，只好发个短信。足球反腐就以判一个有自首表现的龚建平而告终了？不了了之？这跟政治局会议反腐决心一致吗？民心不可违啊！不知您作为亲自参与调查的职业纪检干部有什么想法？”短信若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后来得知，调查组将调查材料转给了中国足协。中国足协对涉案的十七名边裁作了内部处理，对其中的四个死不认账的处以终身禁哨。据媒体报道，龚建平被捕后，足协出现裁判坦白自首的热潮，退回的赃款多达千万元之多。不知有多少人受贿的数额远远超过龚建平。
阎世铎离杭州后，陈培德与他联系中断。两年之后，阎世铎再到杭州时陈培德已离开体育局。阎世铎也许又想起了往事，想约见几位朋友。宋卫平借故推辞，陈培德去了，他想听阎世铎讲讲龚建平被判刑后为什么扫黑不了了之。可是，阎世铎从头至尾没提足球，让他特别扫兴，也就打打哈哈过去了。
2005年年初，阎世铎第三次向体育总局递交辞职报告。
几年后，他提起这事时说：“2004年的中国足球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了连续的倒塌性事件：国奥队失利、女足奥运会惨败、男足世界杯预赛出局、联赛罢赛风波。足球工作出现的一些问题犹如海啸一般，既猛烈又突然，我深感不安和内疚。足球工作没有做好，社会各界不满意，如何批评、指责、谩骂甚至人身攻击都在情理之中。”
2005年2月17日，阎世铎黯然离开足协。回首在足协工作的五年，他很悲壮：“我就像一个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之门的人。”看来离开足协对他而言算是“胜利大逃亡”了。
那么，究竟是谁将这一位置酿成金碗中的黄连的呢？
新华出版社2006年6月推出两部足球的书，一部是阎世铎的《忠诚无悔——我与中国足球》，另一部是陈培德的《该我说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俩人没有过约定，出版社也没有过策划，最起码没跟陈培德组稿。他们写的都是足球，可是主题、角度、内容和观点却大相径庭，前掌门人谈的是他多么忠诚中国足球，而中国足坛打黑第一斗士揭露和追究的是“谁搞乱了中国足球”。
既生瑜，何生亮？
阎世铎在书的结尾写道：“中国足球的山有点像火山，谁靠近它谁就火，火得名声大作，火得地狱天堂。在远处时想靠近，靠近时又想离开，离开时又难以忘怀。”
阎世铎的书销售情况不得而知，我在网上看到球迷的点评：
“这本书的名字应该叫做《真诚的忏悔》，而不是《忠诚无悔》。”
“我×，中国足球就是毁在阎世铎的手上。”
陈培德的书杭州卖得很火，凤起路一家书店一天就卖了数百本，成为该店有始以来走得最好的一本书。
阎世铎说：“我现在仍然很关注足球包括有些联赛啊，有时候我要是在家里的时候,我也经常看一看,可能我觉得在我今后的日子里,我的血液里永远流淌着足球,这可能是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感到奇怪，龚建平是悲剧，宋卫平是悲剧，阎世铎也是悲剧，假如他不到足协，肯定不会被球迷钉在耻辱柱上，不会招来这么多的骂声。为什么这么多热爱足球的人落得个凄惨的下场，还都“忠诚无悔”？
2007年，足坛十大好人评选中，安卧在北京天寿陵园的龚建平以“最可怜的好人”而名列第二。龚建平安息了，已不在意任何功名利禄，不在意他所视为生命的国际级裁判的荣誉。可是，人们偏偏就忘不了他，每逢祭日，他的墓前都会摆满不知什么人送的鲜花、水果、二锅头酒和糕点。
他的墓前莫名其妙地矗立着一个足球雕塑，看来他生属于足球，死后还属于足球。
拥有这么多热爱足球的人，中国足球还这么惨？到底为什么？
我不明白到底是足球把人玩了，还是人把足球玩了？抑或是人玩了球，球又玩了人？
有人说，足坛就是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究竟是谁乱了这一江湖？中国足坛本来不是这样的。有人说，原罪是中国的体育制度、管理制度，以及管理观念。
2003年的一天，陈培德突然接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习近平的秘书的电话：“陈局长，习书记想跟您了解一下当年足球打假扫黑的详细情况。”
陈培德喜出望外，习近平关心打假扫黑了，真太好了。
可是，习近平实在是太忙了，约了两次都因临时有重要活动给冲了，直到2006年才谈上。
那天上午，陈培德走进习近平的办公室。习近平迎上来抱歉地说：“培德同志，不好意思，让你一等就是三年。”
陈培德微笑着说：“想不到您日理万机，还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
习近平说：“我在福建就知道你。”
陈培德问道：“是因为足球？”
习近平微笑着点点头：“我一直关注足球。到了浙江以后，听过你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几次发言，觉得你这个人直率，有个性，敢讲真话。”
陈培德想起来了，他第一次在人大常委会上发言时，根据足球司法介入经验讲到要建设法制浙江，习近平微笑着点了点头。后来，在习近平的主持下，作出了建设法制浙江的决定。
习近平开门见山地说：“培德同志，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给我讲讲足球打假扫黑的详细过程。”
三年之后，陈培德才知道习近平酷爱足球。2009年，已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德国参观拜耳集团公司时，拜耳集团的董事长特意为习近平准备了两件礼物：一是德甲第一名勒沃库森队运动服，二是由他们生产的材料制成的2006年世界杯专用足球。习近平说，中国有一流的球迷和世界可观的足球市场，可是目前水平还比较低，希望可以迎头赶上。
陈培德把四五年前打假扫黑的来龙去脉详细地讲了一遍。习近平听得很专注，还不时问一些细节。
2010年底，陈培德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说道：
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
您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曾经专门听取我作足球打假扫黑过程的汇报，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高度关注沉寂了八年后又大张旗鼓推进的足球打假扫黑反赌肃贪斗争,都深知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英明果断决策,深受鼓舞,大得人心!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一定会获新生。
习副主席：我想以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名义，就足球反腐之后的工作，未雨绸缪,向您和党中央提出我的四点想法和建议，请恕冒昧。
一、应该反省九年前足球打假扫黑中途叫停的失误……足球反腐败被告“到此为止”。其他涉嫌人只受到足协的内部处理了事。这一做法直接导致后来的假球、黑哨、赌球、行贿、受贿愈来愈猖狂，直至演变为去年的总爆发。我斗胆认为当时的叫停是机会主义的，这个机会主义造成了后来足坛更大的无政府主义，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列宁语）。但我认为，拿现在足坛反腐的成果联系十年前本来已经司法介入突然被中途叫停的斗争，是否可以说，如果当时就把斗争进行到底，现在这些当事人也不至于锒铛入狱？他们是当时机会主义决策的牺牲品。
二、应该启动问责制。中国足球烂了这么长时间，问题这么严重，涉及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那么，要不要对主管部门问责？这些年体育主管部门和主要领导对这些问题一直来是什么态度？采取过什么措施？简言之，就是渎职，不作为，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纵容，遮掩，袒护，包庇，对敢于揭发问题的媒体和个人打压。这都有大量的事实作依据。建议到适当时候启动问责机制。
三、由此及彼，对其他竞技体育项目举一反三。足球腐败，其他项目也不干净。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中国体育的辉煌“一俊遮百丑”。我在十年前给国家体育总局的谏言书中就断言：在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广泛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今天，唯独体育竞赛仍然是反腐败的处女地，这里的反腐静悄悄。总局对竞赛存在的问题是清楚的，但始终采取鸵鸟政策。数十项竞赛项目无非分为三大类：吹哨的项目，如足篮排等，可以吹黑哨；有成绩有纪录的项目，如田径、游泳、举重等，可以使用兴奋剂，从而多次出现全运会前不露面，全运会上大捞金牌，之后便销声匿迹，总局也不敢派他们出国比赛的“黑马现象”；打分项目，如体操类、跳水、武术、摔跤、拳击等,可以赛前分配金牌，或叫“金牌内定”。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而这些不正常现象的背后，都有惊人的金钱交易。和其他领域的腐败不同的是，竞赛中的腐败往往是领导行为，组织行为。2005年十运会在江苏举行，不良赛风从幕后走到台前，出现“假摔丑闻”，一时舆论哗然,媒体把揭露比赛交易、丑闻作为热点。全运会的一个独特现象叫“东道主现象”：谁当东道主，谁准拿金牌第一。比赛结束，刚到任不久，对全运会历史谈不上有多少了解的总局局长责令《中国体育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评：《十运会是全运史上赛风最好的一届全运会》，撒下全运史上最大的弥天大谎，直接与公众和媒体对着干，也引起老一辈体育工作者的不满：“难道我们五六十年代的全运会赛风还不如现在？”总局对赛风问题始终是只有口头宣言，没有实际行动。和对待足球一样，采取鸵鸟政策、捂盖子、不容有不同声音。对不正赛风的姑息是造成赛风越来越坏的根本原因。
四、真正按中央的要求进行体育体制改革。前一轮的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当时从国家体委机关分离出来的二十多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相关体育协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办、管、监三维一体，政、事、企、群四合一的体制是足球及所有运动项目滋生腐败的温床。他们的权力至高无上，被地方称为“从国家体委机关的笼子里放出来的二十几只饿得发昏的小老虎正在下山扑食”，地方不堪重负。必须按中央三令五申的管办分离、政事、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改革。而改革步履维艰的阻力来自体育主管部门内部，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在中央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下，以足球反腐为契机推进足球体制改革；以足球体制改革为契机，全面推进体育体制改革，中国体育后奥运的辉煌才有希望。
习副主席：我虽然已经退休，但作为共产党员的党性、老体育人的责任情怀、中国公民的良知不能也不敢退休。这是我所以一直关注体育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都说“稳定压倒一切”，但只有人心稳、处事公、执法正，社会才能真正稳。下决心把体育界的反腐败进行下去，不会动摇我党政权的根基，恰会反过来因大得人心而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有利于社会稳定。希望中央权衡利弊得失。
此致
敬礼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
原浙江省体育局长 陈培德
2010年10月11日
2009年，公安部的反赌扫黑行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足坛，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足协的高官，李冬生、张健强、蔚少辉等中层干部纷纷被捕，陆俊、黄俊杰、周伟新等三大著名裁判也都进去了。
其实，陆俊和周伟新属于扫黑第一波漏网之鱼，在2002年的涉黑名单上就有他们两人的名字。杨明说，在那场打黑行动中，很多有问题的裁判实际上是变相地被中国足协保护起来了，最后以抓出一个龚建平而草草收场。这三位裁判的受贿金额肯定远比龚建平高，不过人们猜测他们肯定不会比龚建平判得重。
当听说南勇等人被抓，陈培德兴奋地说：“我头发都等白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有报道说，这次扫黑反赌酝酿了近十年，有人说，这是足坛反腐第二季。
陈培德说：2001年时我就设计了体育反腐败的三个突破口，中国体育反腐败，足球做突破口；足球以甲B为突破口；如果甲B也困难，就以我们绿城俱乐部踢假球为突破口。现在，我也设计了三个，如果把足球，甚至中国体育的反腐败进行到底，就应该把它作为一场战争来看待！这场战争应该由若干场战役组成，战役中应该由若干场战斗组成，做一个整体设计，直至胜利。
说到这里，他遗憾地摇摇头说，十年前，中国错过了一次拯救足球的机会，也错过了拯救中国足协的机会，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栽进去，其中有些是党和国家花很大成本培养的精英。
扫黑第一季为什么在龚建平被捕之后就停下来，草草收兵呢？
阎世铎说，“新闻通气会后不久，有关部门把我和南勇找去说：足协的调查工作是富有成效的，随着调查的深入，以后的相关工作将转由其他部门接手，中国足协的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在移交调查工作的时候，我向有关部门提出：‘开始制定的有关对自己主动交代问题裁判的三条政策，是经过有关部门同意并批准的。调查工作可以移交，但这三条政策是不能改变的。我也希望今后不管哪个部门接手这项工作，也要坚持这三条原则。’我得到了‘同意’的答复。”
阎世铎所说的三条政策即：凡是主动坦白交代的，一足协将给予保密，不对外公布其名；二不移交司法机关；三不影响其使用。不主动交待的，一旦查出，足协将取消其裁判资格，不享受保护政策。
其他受贿裁判都按行规处理了，只有龚建平按刑法处理了。
2004年，即龚建平病逝那年以后，扫黑行动无疾而终，地下赌球开始猖狂，球员和俱乐部纷纷参与赌球，假球黑哨更加肆无忌惮。
陈培德离开体育局后，跟宋卫平接触的机会少了。宋卫平依然那么热爱着足球，活跃在足坛。原吉利俱乐部的常务副总经理鲍仲良已成为绿城俱乐部的副总经理和领队。有一次，陈培德遇到宋卫平，关切地问他现状。宋卫平说，现在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在两条战线——赛场内和赛场外都做工作了。别人怎么做我不知道，至少我自己是不再做了。不做赛场外的工作，不仅省钱了，而且球也比以前好踢了。宋卫平说，他投资两个半行业：房地产、教育和半个足球行业。2006年，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2009年，绿城总品牌价值达58.36亿元，在混合所有制房地产企业中排名第二。
如今，被称为“汽车狂人”的李书福更狂了，2010年8月，他做了八年的并购沃尔沃之梦终于圆了。在巴黎国际车展上，李书福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沃尔沃是一只‘老虎’，现在到了释放它市场野性的时候了，我们的目标是恢复沃尔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期的市场领先地位，在中国与奔驰、宝马和奥迪展开全面竞争。”
2009年，陈培德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又被聘为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2002年时，他对网友说，只要还有腐败，我退休以后还要继续反腐。与腐败斗争是不受退休与不退休限制的。
我在采访他时，他说：“忧国忧民先忧党。腐败不除，我就反腐不止。多几个少几个腐败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都让他们给搞坏了，这是最可怕的，也是最难治的。假如中国再有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伟人出现，那他就是根治腐败的领袖。”
近两年反赌打黑，足球又成为热点，时常有记者来采访他这位“中国足球打黑第一斗士”，让他发表看法。他的语言还是那么犀利，目光还是那么敏锐，见解还是那么一针见血。
他说：评价打黑之前的足协，打了这么个比方，他是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烂到了根。从俱乐部受贿，裁判受贿，一直到地方的官员，以至于中国足协的巨贪，足球已经发展到了无处不黑的一个结果。
什么金哨？就是镀了金的黑哨。我就不相信，在中国这种腐败的足球环境下会有金哨，所以所谓的金哨被警方带走，是不足为奇的！
足坛的糟糕局面是必然的，那是几年前打假扫黑遭“人工流产”的恶果。当年的打假扫黑没有进行下去，导致足球的“假、赌、黑”毒瘤越养越大。中国足球问题直接的表现就是，从男足到女足，我们的成绩每况愈下……
这次扫黑是从反赌入手的，切入点也很好，中国足球问题的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赌球带出假球，假球带出黑哨……
一位球迷从美国给他发来一条短信：“在大洋彼岸看到您酣畅的挺直腰杆的谈话深为佩服。为您这样的官员而骄傲！”
陈培德说，我是体育战线的老兵，老兵也是兵，是兵就要去战斗，就有责任为党为政府分忧。
2010年，这位永不退役的老兵被评为《南方人物周刊》“2009中国魅力人物榜”之首和“60年浙江最具影响力人物”。
2011年初，他在给省政府咨询委员会提供的一份报告中尖锐地提出：我们不能再搞这样的体育了，我们不能再这样搞体育了！他的报告在咨询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浙江省教育厅原厅长说：“同理，我们也不能再搞这样的教育了！”浙江省文化厅原厅长说：“同样，我们也不能再搞这样的文化了！”
六十八岁的陈培德还没撤离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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