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合参”

康德曾说,采取科学方法的那些人,他们所选择的,或者是独断地进行,或者是怀疑地进行,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不得不系统地进行。^[57]纽曼的著述乍一看上去缺乏这种系统性。但其著述有一个主线,就是探究“强权与公理”的关系,而在这对关系中,他要说明的是“公理”如何才能利用好“强权”。在对公理的论证中,又有一个中心,就是对自由这个概念的解证。无论是谈到法律,还是谈到焦虑,都是为了探究如何保障自由,这是对理想的一种确信。所以,如果可以说纽曼的著作“碎片化”,但我们仍然可以说纽曼的“碎片”书写的乃是自由。对自由的主张在纽曼的著作中乃是一以贯之的。纽曼试图表明,卢梭模式真正为解决强权与公理问题提供了彻底的论证。

纽曼非常重视历史经验研究,他不仅仅重视观念史的演进,也注重分析宗教、经济、法律的历史经验。凯尔森在论证“基础规范”时较少使用历史分析,基本使用“理性”;施米特虽擅长用经验事实进行分析,但只是为了给与“例外状态下的决断”以独断地位。纽曼擅长历史分析,但并不与萨维尼式历史学派等同。他认为历史研究路径的起源与反自然法和教会哲学有关,维科是历史哲学第一人：

基于对自然法和教会哲学的拒斥,詹巴蒂斯塔·维科写了第一部历史哲学。孟德斯鸠一定了解维科的著作,他曾学习过这部著作不只是个怀疑。维科的新科学历史上第一次把变革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问题处理,作为一个同样远离实用主义、远离形而上学、神学的问题处理。其著作的主要材料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总体。总体就是“人的劳作”。他因宇宙规律而结束了研究,在宇宙律中,社会变革似乎只是作为超自然力量的结果。社会的世界就是人的要求和需要的世界,是人类、自然、历史冲突的世界。维科着手证实一般趋势,他把其看作是复杂历史进程中的阶段。对于维科来说,没有一个孤立的元素能为社会变革的发生负责。社会关系之间的交互关系总体及其结构决定了变革。变革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社会形式。但是在向高级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未展开的社会矛盾,于是颠簸进了野蛮状态。^[58]

但是,维科稍后的孟德斯鸠对于历史进路的影响才是决定性的：

毫无疑问,维科的著作对于历史编纂学具有革命性贡献,这一点让孟德斯鸠相形见绌。但是维科却相对地不为人所知,而且仍然事实上不为人所知,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却成为了畅销书。接着是孟德斯鸠而不是维科激起了历史主义和社会学相对主义。但是两种路径已经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59]

在肯定孟德斯鸠的历史性贡献后,纽曼认为孟德斯鸠的研究方法没有给“强权与公理”的关系给予彻底的回答,这主要归结于偏重历史经验研究而忽视哲学分析。对于纽曼来说,“经史合参”方能得到“正见”,对于政治科学真理的研究必须要始终把握“自由”这个主脉,各种历史经验知识必须在“自由”关照下才不至于零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