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前所述,凯尔森意在将权力完全溶解在法律中,但施米特认为“主权”不可能被法律规范完全含摄。“德国政治哲学的一个中心就是力图解决权力的例外性问题,并阐明能调和法与国家二律背反的积极条件。”但由创造这样的建制并承认其主权权利,公民创造的是一种可能并经常剥夺其安全以及工作福利的工具。结果,在证成国家主权权力的同时,公民也必须证成强制权力的限制。
如前所述,凯尔森意在将权力完全溶解在法律中,但施米特认为“主权”不可能被法律规范完全含摄。“德国政治哲学的一个中心就是力图解决权力的例外性问题,并阐明能调和法与国家二律背反的积极条件。”[1]纽曼则提出,不仅德国人,解决“强权与公理”的矛盾是所有现代人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
政治哲学的问题,即其困境,乃如何协调自由和强制的关系。随着货币经济的出现,我们遭遇了现代国家,作为一种主张强制权力垄断的建制,其目的是提供安全基础,商业和贸易由此可以繁盛,公民由此享受其劳动收益。但由创造这样的建制并承认其主权权利,公民创造的是一种可能并经常剥夺其安全以及工作福利的工具。结果,在证成国家主权权力的同时,公民也必须证成强制权力的限制。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现代政治思想史就是一个证明公理和强权、法律和权力的历史。没有任何政治理论不处理这两件事。[2]
纽曼对于权力的论述并没有标新立异、语出惊人,而是较为客观地综合了前人的观点;另外,他的确在常人所习焉不察之处矫正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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