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认知向度还包含对人类行动之动机的探究,即对心灵的认知。纽曼把斯宾诺莎的心理学看作是此类探究的代表,认为斯宾诺莎与伊壁鸠鲁乃一脉相承。斯宾诺莎的经典主张是：始终根据理性命令来生活的人乃是自由之人。为了能根据理性生活,人必须理解自己的心灵。他必须分清并理解情感,并因而征服它们,只有奴隶的本性才由情感统治。自由对斯宾诺莎而言,乃是对必然性的洞见。
纽曼赞扬了弗洛伊德,特别是对他关于“认同”和“焦虑”的分析情有独钟：
他对攻击和自我毁灭本能的理解,他对作为一个人与他人情感纽带的认同之需要的分析,包含了一些目前在政治理论中尚不能利用的建议。弗洛伊德与克尔恺郭尔所分享的基本命题是我们的存在充满了焦虑。二者都把焦虑与恐惧区分开来(在英文翻译中为“dread”),后者指“某些界定的东西”,而焦虑是一种生存状态,由天真并进而是无知所产生,攻击本能的运作,孤立之个人认同的需要,是在极权主义中让自由全部消灭的心理过程。[27]
实际上,伯林并不认同斯宾诺莎的观点,他认为选择对于自由来说非常重要,而斯宾诺莎的观点让行为问题跟理论问题一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自由选择的概念荡然无存。而且,伯林认为在自由、自我决定与自我知识的观念间建立起逻辑的等价关系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把纽曼看作是为了认知而认知,伯林的观点挪用过来批评纽曼也是合适的,但纽曼始终注重的是理想的自由概念(这一点与伯林并无二致),是为了强调知识对自由的重要性,而非知识本身的重要性。但是,纽曼认为对外部自然的理解以及心灵运行的知识的确不能让我们渐渐抓紧必然性。“内部知识”与“外部世界”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对心灵认知也不能单独保障自由。
三、对历史进程的认知
当代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在《圣茹斯特的幻觉》一文中曾指出,一种特定的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是变化不定的,一种特定的政治自由对于自由需要满足的程度也是随着历史条件而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什么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和充足条件的问题应当合理地、正当地根据不同方式来理解。[28]大致出于相同的出发点,纽曼主张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是必要的。他把詹巴蒂斯塔·维科看作最早在历史分析框架中尝试政治自由科学分析的人。
维科历史理论的主题是普遍性的历史,不是一国的历史。历史进程不再被思考为神学的而被思考为社会的。历史是人类在一定文化背景中的作品,是物质文化的整体。历史是人、自然、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且,自从维科,作为普遍历史的历史概念,并且历史进程作为可理解之发展概念,已经成为对自由进行分析的首要关注点。[29]
纽曼认为孟德斯鸠发展了维科的研究,但是比维科的更加机械。孟德斯鸠的政治结构概念与社会进程相关,他第一个得出如此观念：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者可能由其自身行为却产生出他本来打算避免的结果,他坚持所有社会现象互相依存,拒绝尝试把社会结构的特点孤立化,并拒绝把那些特殊结果归于社会结构特点。
在纽曼看来,从维科到孟德斯鸠,一直到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接受了伊壁鸠鲁—斯宾诺莎式的表述,即自由乃对必然的洞见：人理解什么发生以及为何发生,从而是自由的。
威廉姆斯认为绝对历史知识的这种观念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并且,一旦人们想把乌托邦倾向与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就会发生戕害。但是,纽曼认为历史的洞见是批判和实用的,不是决定论式的,他也主张不能简单地顺从抽象且理性的历史规律。历史进程的认知乃是人欲求控制环境的抱负,是为了实现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挖掘人类潜在的可能性。这一方面可以限制历史相对主义,即今天进步且有助于自由的东西明天就可能为错且妨碍自由;另一方面,抑制了乌托邦激进主义,因为人能实现的系于社会发展的阶段,自由的实现不由人的意志随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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