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式专制和极权专制是纽曼集中考察的对象。如前所述,凯撒式专制乃是在简单专制的基础上加入了要求人民“普遍支持”的元素。所谓简单专制,基本上通过所谓的经典统治工具而行使：军队、警察、官僚、审判。简单的专制通常发生在人民大众缺乏政治觉醒之国,在这些国家,政治是小利益集团的事情。人民大众要缴税而且有可能不得不在军中服役,但除此以外跟政治生活很少有关系。当大众渐渐在政治表达力方面变强,凯撒式成为必须的。纽曼详细考察了古代的克列欧美涅斯、佩西司特拉托斯、凯撒、奥古斯特、科拉·迪·里恩佐,指出现代历史上主要的凯撒式人物有萨沃纳罗拉、克伦威尔、拿破仑、路易斯·拿破仑、墨索里尼、希特勒、庇隆。他认为,凯撒式元素也因教皇主权和议会地位之间的斗争中产生：托钵僧团秩序代表了民主元素,得到教皇支持,用来对抗议会的贵族元素。
极权国家又被称为总体国家,是法西斯的发明,最早出现在1925年。[5]纽曼强调极权主义专制不应与凯撒式相混淆。凯撒式专制不必然地导致极权主义系统,极权国家也不必然地是一场凯撒式活动的后果。(至少到十九世纪)现代极权主义专制可以被还原为五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因素在于从法治国(如德国)向警察国家的转变。法治乃是帮助公民权利反对国家强制权力的预设。在极权国家,这个预设被颠覆了。极权国家中,行政机构任意干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力可以被看作这种专制的最显眼的特征。第二个因素是自由主义国家权力分散向极权政权中权力集中的过渡。这种集中形式与程度上可能变化。但在任何极权国家里,都没有适合各种自由主义分权设计的角色,例如权力的分立,联邦制,多党系统的功能,两院制等等。第三个因素是垄断性国家政党的存在。(这是绝对君主制里所没有的)这样的政党是需要的,因为传统的强制工具无法控制工业社会,且官僚和军队不总是可靠的。垄断的政党是灵活工具,既为控制国家机器和社会提供力量,并且完成了在社会内把威权因素粘合在一起的重大任务。但极权主义派系不得不假设民主运动的外形并且保留这个门面(即使在其获得权力之后)。换句话说,其被迫实践民主的形式尽管民主的实质性全部被否定。第四个元素乃是从多元主义到极权主义社会控制的过渡。社会不再与国家相区分,其完全由政治权力渗透。社会控制,由以下技术得以实现：(1)领导原则：强化从上到下的指导以及下层对上层的责任。(2)所有社会组织的“同时性”,不仅去控制它们,而且让它们对国家有用。(3)分级精英的创造。以便让统治者从内部控制大众并且伪装从外部控制,即以人民之各种阶层内特殊领导阶层群体的狭义名义,补充官僚机构。(4)个体的原子化和孤立化,其包括消极地消灭或者至少是削弱基于生物学的社会联合体(家庭)、传统、宗教或工作娱乐中的合作;积极地是大众组织无差别和巨大的强加负担,这些组织让个体被孤立且更容易操纵。(5)文化到宣传的转变——文化价值到畅销商品的转变。第五个因素乃是对恐惧的依赖,即运用作为对抗个体的持久威胁那种不可计算的暴力。然而,纽曼提醒：不能简单地把极权专制看成是暴力统治。没有这种暴力,这样的政权不可能存在,但如果没有压迫人民对其统治者一定的认同,他们不可能持续统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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