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破坏性的恐惧造成,焦虑还有更为根本的源头：
弗洛伊德在其《文明及其不满》中的观点:“朝向快乐原则的目标推动我们——变得更幸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弗洛伊德从三个资源体验到了源泉:我们总不能完全主宰的外部世界,易病的身体和道德,社会建制。[19]
实际上,弗洛伊德区分了真实的焦虑和神经症焦虑,后者是力比多得不到正常使用而引发的,而前者是对一种外部危险——即一种预料或预见到的伤害——的知觉的反应,并且其所对的情境取决于一个人的知识状态。[20]
纽曼对于文明的前途还是乐观的。他认为,如果说社会真的阻碍幸福,且每一个社会政治建制真是压抑的,但这并不能全面否定文明。这是因为,尽管文明和力比多(或毁灭本能)的对立造成无可避免的冲突,但冲突也正是历史进步的发动机。遗憾的是,现代工业社会所谓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成功地满足本能：
随着文明的进程,冲突加深了。弗洛伊德所言持续的技术进步,其本身本应提供更大的手段满足本能,却并没有成功地这样做。于是产生了不断地更大程度上增长的心理学滞后——我乐意用从美国社会学借来的“文化滞后”的表述。[21]
但是,纽曼承认不仅现代社会,任何社会都否定本能,社会形式的差异在此不是最重要的。否定本能以及“限制爱”的文化倾在任何社会都大行其道。正是这些否定和限制,可以看作是人被异化的心理学特征。
异化和焦虑间的逻辑关系如何?纽曼认为该问题难以回答,因为针对焦虑的研究不完善,存在多种意见。但是,他认为,无论是弗洛伊德早期认为焦虑本源上出自力比多冲动的压抑并把焦虑看作本能能量的转换,还是兰克主张诞生时的创伤导致焦虑等观点,这些关于焦虑本源的概念差异对他的分析不起决定作用,他着力将不同理论进行综合,得出研究焦虑必须首先将真正的焦虑同精神意义上的焦虑区分开,这对理解焦虑的政治重要性才是必要的。这种区分与前述弗洛伊德区分非常相似,但是弗洛伊德没有指出其政治性。纽曼认为,真正的焦虑是对具体危险情境的反应,而精神病意义上的焦虑乃是由自我产生,有可能是杞人忧天,为了事先避免甚至最不可能的那种威胁。真正的焦虑因此由外部客体的威胁而产生,精神病焦虑由内部通过自我产生。
但纽曼比弗洛伊德更加强调了真正的焦虑和精神病理焦虑之间的关系。纽曼认为,如果真正的焦虑叠加内在的焦虑,就会经常被体验为比实际所是的危险更大的危险,也就是说对实际危险进行了放大。同时,这些外部危险加强了内部焦虑。由内在焦虑和外部危险联合所激发的痛苦紧张能够以两种形式表现自身：在压抑中或在迫害的焦虑中。这种区分对于更加正确地评价焦虑的政治功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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