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一、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内涵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在2012年2月15日由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时提出的。随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奥巴马（Obama）总统会晤中又对新型大国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中国新一届政府就任后，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核心话语。”^[15]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次出访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共同呼吁在大国之间要“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李克强总理也在5月出访印度期间提出要发展中印新型大国关系。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用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16]。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切实的外交实践，有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应该建立在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互助、文化互鉴的基础上，如此才能真正形成强强和平共处、强弱守望相助、大小有序共生、贫富救济有道的和谐秩序”^[17]，学界普遍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与传统大国关系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差异。

1．从对抗互疑到平等互谅

大国之间需要尊重彼此的国情差异、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而在此之前的传统大国关系对此并不十分重视，导致大国之间分化、对抗，国际社会常常处于冲突之中。而新型大国关系要求大国之间要做到真正的平等并且要互相谅解，理解各自的差异性诉求，而不是基于自身实力和霸权推行强权政治，肆意炫耀武力、践踏国际准则。所谓“求同存异”，就是指新型大国关系应该在拓展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深相互依存，并且用和平的方式妥善地处理各自争端和分歧，加强对话交流，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

2．从“零和”博弈到互利共赢

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是在经济上的互利，大国要学会用“互利共赢”的视角来超越“零和”博弈。随着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加快发展，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复杂交错，利益差异也不再是着眼于军事优势。在传统安全威胁减少和彼此之间直接军事不信任逐渐降低的条件下，大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要更加深入开放。国与国要通过互利共赢不断推进彼此经济合作，进而拓展共同利益，加深相互依存，为大国关系持续稳定地和平发展增添经济“润滑剂”和“压舱石”。

3．从军事结盟到共同安全

新型大国关系并不追求纯粹的权力均势与制衡，以结盟对抗来寻求安全不再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各国逐渐认识到大国之间共同安全的重要性，开始寻求合作安全的新途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在安全上要增进相互信任，促进大国在全球安全、地区安全的合作与共识，减少彼此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新型大国关系更要求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增加战略沟通，减少战略误解，规避战略误判，在战略共识的大局下发展大国关系，谨防擦枪走火、危机失控，进而酿成大规模冲突”^[18]。

4．从文明冲突到合和共生

各国在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过程中，应该意识到世界是多样的，每一个国家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每个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制度，而是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依存、调整变革、竞相发展。大国在交往中，要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要以包容的心态妥善应对彼此的矛盾，超越分歧、寻求共识。

5．从官方交往到官民共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交往是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全方位、综合性、立体式交往。要通过政府主导的官方外交、民间为主体的公共外交的共同开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拓展大国关系的基础，加强彼此间的密切联系，增强新型大国关系的抗风险能力。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推崇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在“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哲学基础之上，有学者就作出这样的阐述：“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价值理念，代表了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人类命运的共同价值追求。‘合’是中国人交往的理念，以合作精神，避免空间上、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对抗，超越‘文明的冲突’。‘共生’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以牺牲美国的领导角色为代价，并且通过相互建构身份与认同，帮助美国适应新时代，找到新的领导角色。在权力，包括领导权上，中美完全可能找到共生之道。这既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福。”^[19]

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讲，除了经济原因与贸易摩擦之外，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主要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崛起是以非宗教国家为前提的，常被西方国家诟病为“无神论中国”或者“没有信仰的国家”，被视为异类从而加以警惕；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成为阻碍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进行深入交流和合作的因素之一。

因此，如何利用统一战线国际化的优势，通过统一战线路径助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成为摆在相关政府官员和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中华文明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面临诸多挑战，既需要打破现有的西方大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格局，又需要让外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正确的认知，仅凭自身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很难做到。

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了康德文化、洛克文化、霍布斯文化等三种国际社会无政府文化状态，这三种状态分别对应的是国家间友善、竞争以及敌对的关系。但是在探讨国际关系理论与模式的时候，其使用的概念仍然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其解释力无法覆盖国际社会中所有的现象及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沿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出有效解释和预测十分值得怀疑。因此，有学者就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其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注入的养分，下文将作简要介绍^[20]。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不同的，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不断吸收外来文明，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类型。相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整体主义、尚中和合以及关系性思维方式。这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化类型，最有可能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养分。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以整体主义的“天”“道”一元为本，这里的“天”“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表象，一个是本真，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存在。中国先哲认为，宇宙、地球和人类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世界的本源在于“天”“地”“人”，也就是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新物质、新事物。无论是太极论，还是乾坤论，其本质上都是整体一元论，也就是主张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通过个体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在远古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图式，把天地万物、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无始无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的和谐统一的大化流行过程，心与物——即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的客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逐步形成了由整体到个别、由抽象到具体、由上向下看的思想特质。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哲人认为自然是一切之本，是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任何超越自然的努力都是危险的，终将会受到自然的报复”。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人与整体、人与自然的融合。

尚中和合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对中庸之道及“和为贵”思想的认同。中庸精神备受儒家推崇，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里，中庸精神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一种道德规范。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具有消极退隐的色彩，倡导“柔弱之道”和“不争之德”，老子一再强调“不敢为天下先”“不以兵强天下”等，主张避开锋芒仇怨，以善心对待一切。佛教倡导的“圆融无碍”，也是中庸精神的体现。中庸思想的流传，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平和宽大的精神和以德报怨的品格。中国先哲认为，凡事因“和合”而生，因“和合”而立，如《国语·郑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又如《易传》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主张通过保持世界万物各自的特殊性来寻求相互之间的和谐、均衡和稳定。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理解自然、消融社会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及人与人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和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

与西方的类属性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重的是事物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这种关系性思维认为事物相互关联，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世界存在诸多两极偶对，它们相互依赖、互为补充，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共存逻辑”。中国的辩证法是一种互容性辩证法，主张每对对立物以一种非冲突方式互动，转化为一个相互包含而非同质的新合体。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与不断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有极大关系。

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尚中和合的价值追求和关系性思维模式，使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以及追求协和共荣的精神，这决定了古代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以“天”为神，崇拜的是一种自然神，皇帝自命为“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人间，他所统治的范围就是“天下”，形成了整体主义的“天下”理念。“天下”的核心区是“中国”，而边缘地带则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中国与四方之间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不是利益关系。一方面，中国统治者基本延续了一种“恩威并行”和以“恩”为本的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模式；另一方面，周边少数民族则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接受、学习中国文化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道路，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以和平主义为主要模式的民族融合”。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是一种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特点的体系，但与近代以西方为中心形成的殖民体系不同，它不是建立在中心对边缘的征服和掠夺的基础上，而是以儒家的礼治观念为架构、以文化的扩散和经济的付出为机制，以中华一体和“协和万邦”为目的的体系。它反映了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和平主义追求。古代中国虽然也经常发生军事战争，但从中国古代文明史来看，中国的对外征讨往往是在异族的侵扰下不得已进行的，对外征讨并不是为了扩张领土，打完仗总要班师回朝，因此战争往往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异族文化的融入，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和平教化。中国文化还发展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国家体系的东亚国际体系，也有人称之为“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即在东亚地区形成的以册封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不平等的、但保持各国独立的国际秩序，体现了一种对多样性的包容。中国统治者以各国向其朝贡而感到满足，得到的是“名分”；中国让与各朝贡国大量的实际经济利益，各朝贡国得到的是“实利”，各朝贡国也以接受中国的文化为荣，形成了一个大的中国文化圈，而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靠武力征服实现的。赵汀阳称支配这种秩序的理念为“天下主义”。他说，支配英美文化的从来都只有国家概念，从来都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在世界政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世界主义——即“天下”观，才是唯一考虑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合法性的理论。

中国文明的这种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模式，与西方文明依靠武力征服与扩张的关系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解型的文化，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当前，西方文化主导的人类发展道路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工业文明广受诟病，大国争霸传播战祸，人类应该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吸收营养，探索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人类试图走出大国争霸的恶性循环的一种探索。

三、统一战线路径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中国文明和中华文化应当作为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哲学基础，与此同时也与我国的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相辅相成。“中华文化是开展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民族精神基础；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则以中华文化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文明传承纽带。”^[21]因此，用深厚的中国文化推动海外统一战线，为优化中国国际环境服务不失为一条有效且必要的路径。

丰富的统一战线文化资源，在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过程中大有可为。有学者就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一是通过举办对外交流活动，大力弘扬我国宗教文化中真、善、美的价值理念和优良传统，积极宣传我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信仰的真实状况，达到驳斥谬论、澄清误会的目的，化对抗为交流，化冲突为对话，增进了解、广交朋友。二是随着海外华人华侨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新一代华人华侨逐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海外华人华侨和社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公共性文化活动，促进中华文化与当地其他族裔文化的交流融合，增强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三是大力支持海外华人华侨创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运用中文和当地语言弘扬传播中华文化，增强在国际舆论中的整体话语权和竞争力，为国家整体外交营造良好的文化和舆论氛围。”^[22]

因此，文化资源无疑成为海外统一战线工作中具有持续影响力和延伸性的重要一环。而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出发点，在于协调大国之间的生存和竞争模式，改变原有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推动和谐世界理念的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其核心在于打消传统西方大国对于中国崛起的顾虑，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意图，这就需要文化资源在统一战线路径上作出恰当的引导和规划，应该注重以下六个方面。

1．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要注重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基本含义是尊重人、理解人、帮助人、团结人，依靠人来做事。统一战线工作是做团结人、联合人的工作。尤其是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目的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而具体的路径则应努力营造共同的理想信念、创造共同的利益追求，以此来团结和争取广大海外侨胞。

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要通过制定正确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维护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把党和政府的主张转化为海外华人华侨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成员的主体地位，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政治上不求‘清一色’，感情上不讲新与旧，年龄上不重老与少，地域上不分海内外。只要根本利益一致，就努力寻找结合点、增强认同感、减少对抗性，最大限度地扩大团结面，最大限度地增强凝聚力”^[23]。

2．海外统一战线要注重文化统一战线

文化统一战线，简而言之，就是指借用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来实现团结人、联合人的目标诉求，促进一定的社会力量结成联盟的统一战线工作手段。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文化和政治、经济一样，也有一个统一战线的问题。因此，不论是学界还是政府人士都认为文化在统一战线，尤其是海外统一战线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进入新世纪以后，借助文化及其载体开展文化统一战线工作，不仅有利于利用总体和平的大环境整合文化资源，发展民族文化，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可以进一步激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还能够促进同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的交流与沟通，帮助他们从文化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中国基于独特国情而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蕴涵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精髓。多党派的政治合作，反映着“多元”的客观情形；中共领导、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又体现为多元之上的“一体”。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符合中国国情，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文化认同。而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则更需要增强文化的自觉，强化利用中华文化资源开展文化统一战线的意识，完善文化统一战线机制，健全文化统一战线平台，确保文化统一战线工作持续有效地开展。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等都是很好的尝试，可以借助这些平台直接介绍和推广中华文化，以便集聚人才优势，整合文化资源，在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认同上形成文化合力。

3．海外统一战线要注重利用中国的优秀文化宝库

文化统一战线是海外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传播什么样的文化。时代在发展和进步，文化的传播也应与时俱进，我们要把最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代表中国形象、反映中国精神的文化传播出去，让世人充分感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既有产生于农耕时代的传统文化，也有经过革命洗礼和改革开放以后新生的现代文化。但世人感知的中华文化形象，更多地停留于中华民族悠久恢宏的传统文化。在很多场合，我们习惯向国外展示的，也多为中华文化的传统元素。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希望传达的内容并没有实现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换，即没有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成现代人所能接受的文化样式。

当前，世界各国都开始意识到文化要素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性，在当下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必须依靠传统的新生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来占领文化及其传播的制高点。优秀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和体现的价值，有利于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沟通，有利于中国正面形象的塑造和树立，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地位，有利于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舍此，只会引来世人以窥奇的心态看待我们的文化和发展”^[24]。因此，新时期中国的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切实加强中华优秀文化的包装和传播，重视利用文化产品塑造国家形象。社会的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是由该社会的优秀文化为代表、政治文化为主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优秀文化及其价值观，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代表相结合产生的。这一文化价值体系决定着中华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且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的方方面面。

海外统一战线要求我们在传统的文化宝库中，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文化成分，弘扬具有人类价值的精神财富；并且要着力发展基于改革开放经验而形成的、现代中国的优秀政治文化，与现代传播技术进行有机结合，确立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政治文化的现代形象，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使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4．海外统一战线要注重公共文化外交在塑造中国形象中的作用

针对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的发展，制定公共文化外交战略，积极向世界展示开放、包容、多元、充满活力和具有个性的现代中国形象，将大大增加中国对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社会的亲和力、吸引力。因此，广泛开展相应的教育，提升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外交意识，切实发挥大众的公共外交功能，能够改善和正面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我们还要利用多种文化手段传播和塑造国家形象。用好用足传统的信息平台、博客和社交网站等新媒体进行国家形象公关。与此同时，要发挥海外华人华侨和各级海外联谊组织在民间外交中的作用。海外华人华侨，虽然身处国外，但同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和文化联系。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他们是中国公共外交的积极力量。海联会作为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载体，是对外联谊交友的窗口。他们的形象如何，将直接影响海外侨胞乃至外国友人对中国的印象。因此，海联会应当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改进服务方式。

5．海外统一战线要注重发挥各民主党派及政协组织在国家公共外交中的优势与作用

我们要积极利用它们与海外的广泛联系，建立和健全包括各种形式的协会、基金会、委员会在内的公共外交的外围组织体系，拓展渠道，搭建平台，释放公众参与公共外交的活力。例如，全国政协的各种会议制度，可以成为讨论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平台；全国政协的提案制度，可以成为政协委员向外交部门反应意见和建议的有效机制；全国政协的视察制度，可以成为政协委员了解外交情况、研究外交问题、讨论外交事务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以长远的眼光考虑问题，必须加强同各国青少年的交往和交流。作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外国青少年对当今中国的印象如何，将直接决定他们今后对中国的态度。因为在他们当中，可能产生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专业人士和文化精英、成功的商业领袖等。中国国际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中国以及中国民众的良好形象。

6．海外统一战线要注重新媒体在改进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中国要具备与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突出丰富、多样、博大、包容的特点，注重其时代性和创新性。为此，需要对新媒体平台加以合理利用。

增强和扩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就要改变我们传统的认知文化的思维模式。认为只要大量输出文化产品到国外就可以收效显著，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观念。真正的文化影响力来自中国真实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现状，来自对国外社会和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要注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均衡，避免两者的断裂。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要善于提炼最具生命力和时代感的文化要素，进行符号系统的拓展与更新，使之融入更多现代化、国际化的元素。这些文化要素进入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将古老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与未来的中国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既有历史传承，又有时代感的国家形象符号系统。这是长期、艰苦的过程，需要有耐心和耐力。

对此，改变枯燥和刻板的传播模式就变得异常迫切，我们要学会“用生动的表达形式客观公正地反映当代中国的进步；改进我们的对外宣传方式，研究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以增强针对性，使之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运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歌剧、舞蹈、交响乐等艺术形式，是中华文化取得事半功倍传播效果的较好选择。需要指出，自从互联网技术诞生以后，以网络、手机、数字电视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网络彻底打破时空限制，具有互动性、无界性和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网络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可以将真实的事情、亲身的体验，通过博客、社交论坛进行传播，相互分享、直接交流，有助于消除误会、增进了解”^[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