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优化中国国际环境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及构成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6]。这里的“丝绸之路”是相对古丝绸之路而言的，是中国中亚外交政策的表现形式以及中国与中亚各国全新合作模式的集中体现。

有学者从中亚经济带、环中亚经济带以及亚欧经济带三个方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进行解析，提出历史上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的古代贸易路线和陆路商业通道。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27]。虽然这条贸易路线最初仅是用来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但它已经成为一条连通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主干道。“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当代经贸合作升级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贯通亚欧两大洲的经济大陆桥。“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人口众多、市场规模独一无二、合作潜力巨大。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给国内丝绸之路沿线的企业和市场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不过，横看整个经济带，它具有明显的区段特征：“一头连着繁荣的亚太经济圈，另一头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但是在中国－中亚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凹陷带。”根据该区域特征可以进行区段划分，以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端起点，向西一带划分为功能有所差异的三大层段：“一是中亚经济带，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二是环中亚经济带，涵盖中亚、俄罗斯、南亚和西亚，包括俄罗斯、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沙特、伊拉克等以及上述中亚地区；三是亚欧经济带，涵盖环中亚地区、欧洲和北非，包括欧洲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乌克兰等地区，北非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地区，以及上述环中亚地区。”^[28]

中亚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从经济发展来看，中亚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凹地，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落后，民族宗教矛盾较为突出，社会波动起伏较大。中亚地区地处亚洲中心，扼守亚欧两洲陆路通道。2012年，中亚地区（不含中国）共有人口6　500万，GDP规模为2　987亿美元。该区与中国共有3　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共同面临“三股势力”的侵扰，具有进行地区稳定、能源资源、经济贸易合作的天然需求和开发潜力。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目前已成为中亚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但比重仍有待提高。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合作，并促进该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环中亚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区。该地区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区域，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间地段，对于打造亚欧陆路大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该地区（含中亚、不含中国）人口数量达19．6亿，GDP规模达7．8万亿美元。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除了沙特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外，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整体水平比较落后。从货物贸易来看，该地区主要贸易伙伴为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时，中国与该地区的经贸往来比重较小，经济贸易合作亟须提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地区富有石油天然气资源，是目前中国能源进口的主要区域之一。因此，该地区是非常重要的能源安全战略地区和经贸往来潜力区。

而亚欧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拓展区。该地区覆盖了亚欧大陆主要国家和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完全版图区。该地区（含环中亚地区、不含中国）人口规模达到27．4亿人，GDP规模高达26．7万亿美元。其中，欧洲段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西端，经济整体繁荣稳定、发展水平高，对外贸易活跃，尤其是西欧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是世界经济最集聚的地区之一。从对华交往来看，欧盟与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两端，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交流不断深化。欧盟地区是中国技术引进和留学生出国的主要地区之一。不过，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往来主要依靠海路通道，亟须拓展陆路通道以扩大经济贸易、科技文教合作。

二、地缘宗教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在地理上连接着中国到欧洲的广袤区域，在文明板块的互动与交流中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中东地区，作为全球宗教色彩与国际热点最为集中的区域，在中国在外交布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条贯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新丝绸之路”，“堪称中国地缘经济实力与地缘宗教潜力的生动写照”，从地缘宗教的角度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到2009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对中东地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也超越美国成为沙特石油的最大买家。中东国家每年到中国义乌的人员已逾20万，超过其到美国任何一地的人员数量（每年18万人）。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相继在中东地区首次大规模公开售股，使一些中东国家如卡塔尔和科威特的主权基金以及机构投资者如海湾合作委员会成为这些银行股的重要持有者。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日益成为规模达数万亿之巨的全球伊斯兰金融对外投资的优先目标。可以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金融业的双向对流正成为‘新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通过人员交流、商品和资金的流通，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友谊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开始具有战略性意义。‘新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用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石油管道和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包括由中铁建承建的麦加朝觐铁路）铺成，也是由形形色色的宗教产品和来来往往的宗教信徒铸就。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新疆‘向西开放’，还是近期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银川综合保税区的设立，都旨在强化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纽带，重组和复兴陆上丝绸之路。从义乌、广州、银川、喀什、麦加、迪拜、大马士革等地可以看到，不仅是东亚与中东地缘经济的密切关联，而且是较为隐蔽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在地缘宗教上的良性互动。从新中国外交史上看，无论是在中国外交政策的‘万隆话语’还是‘三个世界’构想中，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都是中国构建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阿拉伯世界地处国际战略与交通要冲，资源优势独特’，这是新时期中国对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定位，而上述对中东基于地缘宗教考量的认识，无疑将赋予不断深化的中（国）—中（东）两个地区的传统友好关系新的意义并注入新的活力。”^[29]

在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内涵后，也有学者针对中东地区部分国家弱国－强宗教的国内政治现实进行剖析，进一步就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对外战略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30]。

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弱国－强宗教的政教格局，这意味着在非传统外交和外交方式多元化的时代，不能单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国家的对外关系和上层政治上，接触面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导人或政界人士身上，而是要去考察这些国家内部的结构，具体而言就是宗教与宗教、宗教与社会以及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对于我国对外交往的现实来说，海外利益的保护既要重视国家层面的双边关系，又要重视所在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族群与宗教状况，尤其是重视当地部落长老与宗教领袖的强大影响力。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各种中外民间交流和互动渠道，搭建民间交流平台，扩大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民众的接触面，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获得他国地方精英和民众的双重认同和尊重，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完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短期内，在我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尚不足以有效保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的情况下，通过文化和宗教信仰来编织一个更加广大且更为柔和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网络，不仅相当迫切，而且切实可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地缘宗教实力或者说我国的宗教软实力还处于待开发阶段。中国既是传统宗教大国，也是新兴宗教大国；不仅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典籍和思想，也是全球最大的宗教商品生产和集散地。遍布全球的华人宗教信徒或‘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多元通和的宗教传统，‘和风西送’的对外宗教交流实践，是中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宗教和国家平等相处和交流对话的巨大资源。”^[31]充分挖掘和发挥有利的宗教资源，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向世界，展现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应成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实现“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外交方针的重要途径。

三、加强宗教公共外交优化中国国际环境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外交命题，即如何在当前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特别是宗教公共外交对于特殊区域行为体的影响力，促进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有学者就提升公共外交质量的途径作出了分析和论述，下文将结合其研究成果，具体列举宗教公共外交质量的提升途径。

（一）要明确中国宗教公共外交服务的“总体目标”和承担的“分解任务”

长时期以来，中国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外交工作也围绕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展开。这个中心和大方向在短期之内依然不会改变。只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也将更加清晰和细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既提出了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即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倡导建立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国家间关系；也指出了中国外交要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力保障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可以说，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因而，这也成为中国宗教公共外交必须服从和服务的总体目标。

在此目标指导下，结合宗教公共外交自身的运作特点和规律，可以厘清中国宗教公共外交可以且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一是减轻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恐惧和担忧，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担忧引发的防范或挑衅行为，进而降低中国为应对这些防范和挑衅不得不采取强硬姿态的频率和必要性，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营造良好的环境。二是促进世界其他国家以友好和欢迎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视中国的发展为本国自身发展的有利因素。进一步说，一方面要增加发达国家向我投资、转移技术并接纳我投资的意愿，这将有利于培养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促使更多发展中国家期待和欢迎来自中国的商品和投资，这些都是中国继续发展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根本，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规划应运而生。第三，作为一个与现有主导大国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必须赢得世界大多数国家对自己政体、价值观和国际理念的理解和认可，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力量将不仅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提升强国地位的必要保证，而且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促进国家利益和目标在多方面的实现。宗教公共外交就需要发挥帮助国家抢占道德制高点、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作用”^[32]。

（二）要通过多种渠道尽可能提供令人信赖的信息

在上述目标任务的指导下，宗教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信息，但必须首先回答两个问题：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和如何提供这些信息。一是提供的信息必须是清晰明确的，这是因为宗教公共外交以他国公众，特别是宗教领袖以及有影响力的宗教人物为对象，笼统的信息无助于目的的实现和任务的达成。二是要尽量从正面阐述己方的政策、立场和信仰等，我们在应对外界与事实有出入的评价时，既要冷静果断地予以否定，更要从正面提出评价和结论，避免由于说得过多或单纯的否定而造成错误印象。

在提供信息上，我们也要把握好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从宏观上看，中国目前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展国家品牌推广，但“中国梦”有可能成为中国品牌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十分简洁，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泰民安”的追求在世界各大宗教教义中都有所体现，因此就需要我国的学者以及宗教界人士深挖教义内涵，互通有无，运用宗教思想解读“中国梦”。此外，关于在国际上如何推出中国式价值观问题，清华大学学者阎学通认为，可以在国际社会倡导“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导建设新型国际规范，这可以成为有益的借鉴。从微观角度说，中国应该及时向外界介绍国内宗教生活现状的信息。比如制作反映普通中国人宗教生活的纪录片，用实例展现中国人信仰宗教的自由以及对和平环境的珍惜和爱护。

与此同时，应重视提供信息的方式。目前，国家领导人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其出访和参加峰会等活动是重要的政策宣示时机。此外，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也是重要的信息发布主体。这样的活动当然必不可少，也卓有成效。但是，中国越来越需要通过其他渠道对外传递信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如何使国外民众相信中国的公共外交不是中国的政治规划，而是中国人民文化、智慧、科学和艺术的表达”已成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一大难题。要克服这一难题，就需要更多地引入非国家行为体作为信息传递的渠道。这不仅要鼓励国内的民间力量参与表达公共外交的主题思想，在很多时候也可以邀请国外的民间力量辅助完成这一目标，典型的对象就是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有外国学者指出，“自己的声音有时候不是最有公信力的声音”，并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意图使欧洲同意其部署中程导弹并为此展开舆论攻势时，聪明地避免了自家媒体直接宣传，而是通过赢得欧洲记者和智库的信任，让他们这些欧洲本土的声音帮助自己达到了目的。

（三）要有重点全方位地与国外建立可持续的联系

建立联系类的宗教公共外交着眼于协助本国宗教界人士与宗教组织与外国宗教组织、宗教人士之间展开坦诚、高效的沟通。这里也有两个核心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人建立联系以及如何建立并加强这些联系。“传统上，由于开展宗教公共外交的资源有限，国家通常会选择其他国家宗教界的精英群体，如教会领袖、派别长老、知名宗教人士等，来重点培育这些关系。不过，社交媒体的异军突起、‘微世界’和‘微力量’的壮大同时也敦促宗教公共外交重视同更多普通信教群众的对话，也使这样的对话成为可能。因此，开展此类宗教公共外交日益需要遵循‘精英是首要，平民是基础’的双轨模式。但这样有可能会在资金和人力等方面受到限制，解决的办法是选好项目，用精资源。”^[33]

此外，为帮助国外民众提高对中国宗教状况及宗教自由程度的认知和认同，我们还应该注重对出国人员进行传统文化、价值观和国情教育，使他们提前了解外国民众可能对中国存在的疑惑和误解，这样才能在跨文化沟通中做到游刃有余和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