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业是大国命脉

现代大工业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是国家命脉。国际竞争往往是抢夺工业制高点的竞争。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建立、维护、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工业兴则国家兴，工业衰败则国家自然衰败。

一、大国博弈的“根”与“本”

大国博弈，一个国家应该做什么呢？这里，我们先看看传统农业社会的情况。《三国演义》是农业社会大国群雄争霸的最佳范本。诸葛亮的“隆中决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国家战略。诸葛亮提出，曹操雄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硬实力、软实力无人能比，不能直接与之争锋。孙权有长江天险，且百姓归附，是联合对象，而不是攻击对象。刘备要做的是占据荆州，进而占据四川。以四川为根本，严守天险关隘，对内部实行怀柔政策，对外部联合东吴，共同抗曹。一旦时机成熟，两路出击，剑指中原。但实际上，刘备在夺取成都之后，是逆向操作，顺江而下，借给关羽报仇，要先拿下江东，再北伐曹操。很多人认为刘备的惨败是违背了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仔细推究一下二者的战略指向，看看谁更合理，也许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这不是本书的任务。

《三国演义》神化了诸葛亮。当时魏、蜀、吴每一方都有谋略深远的人。在魏、吴发展的关键时期，都有影响发展走势的“隆中决策”。

曹操在崛起中有一个重要决策。曹操听说刘备占了徐州，气得要立刻去讨伐，谋士荀提出，汉高祖保有关中，汉光武占据河内，皆深根固本，退可守，进可攻，然后以制天下。曹操的根本就在兖州，这一带本身就是天下要地，需要大力经营。在实力不足时打徐州，军队带少了打不下徐州，军队带多了，则兖州兵力薄弱，容易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打徐州是舍本逐末。曹操应该向东讨伐流寇，百姓和汉政府都满意，既不费力气，又解决军需。曹操采纳了建议，既守住了兖州，又获得很高的威望。

孙权初次见到鲁肃，进行密谈。他问鲁肃，他想打击曹操，恢复汉室，应该怎么做？鲁肃认为，汉室已经不可能恢复，曹操在短期内也被消灭不了。孙权所能做的就是占据江东，趁着曹操忙于北方战事，攻击弱敌黄祖和刘表，占据长江天险所有要隘，经营江东，等待时机。

这三次战略性决策都很有名。最有意思的是，三方都高度重视“根”和“本”，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根据地。一个大国首先要有“根”和“本”，然后深“根”固“本”，就是有一块土地和百姓，土地肥沃，百姓归心。看《三国志》中的名将，最大的功劳就是攻下某某城，俘获多少老百姓。再说得学术一点儿，就是要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农业社会，就是土地和百姓。然后不断发展生产，要尽量占据险要地带，严防死守。再就是要分清敌人和朋友，合纵连横，根据形势发展自己。这是农业社会大国崛起的一般战略原则。

那么在现代工业社会，在现代大国崛起之中，什么是大国的“本”，什么是必须“守”的，什么是必须不断拓展的呢？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可以从反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西班牙在南美洲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了大量的黄金，并发现了巨大的银矿。美洲的白银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的“第一桶金”。正因为有源源不断流入的黄金和白银，西班牙才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帝国，维护海上运输线的西班牙海军号称“无敌舰队”。但是巨无霸式的西班牙帝国很快衰落。说来可笑，西班牙的强盛是因为有了黄金、白银，西班牙的衰落则是因为有了太多的黄金、白银。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生产落后，但是作为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北海的枢纽，它们的优势是航海，这里的水手有丰富的航海知识和航海经验。穷则思变，这才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探险家探索通往东方寻找黄金的新航线。但是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西班牙，却给本来落后的工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西班牙人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财富，他们以为黄金、白银就是财富，但黄金、白银只是货币，是财富的价值尺度，是财富交换的中介。落后的生产能力和忽然涌入的大量的黄金、白银，导致了西班牙物价飞涨，而这又让西班牙本来落后的工业完全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一片凋敝。最后，西班牙帝国成了一个原材料出口国。它向英国、荷兰等西北欧国家出口酒、羊毛和铁矿，这些国家向西班牙出口冶金制成品、毛纺织品、盐和鱼。^[19]在这个过程中，从美洲掠夺来的黄金、白银不断地流向西北欧，为英国、荷兰资本主义提供了资本，使其工业快速发展，迅速取代了西班牙（更不用说葡萄牙）。西班牙的探险、掠夺为他人做了嫁衣！

在农业社会，土地和劳动力是财富的源泉，是根本。在工业社会，工业体系是财富的源泉，是根本。

二、印度的殖民化和“去工业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出现，各地方和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20]。

印度的衰落就是因为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无法保护自己的工业，被英国人废了“武功”，失去了根本。

1793—1794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要求开放沿海更多的通商口岸，自由进行商贸。乾隆皇帝拒绝了这一要求。很多人为此扼腕叹息，认为中国失去了一次走向世界的良机，失去了一次现代化的良机，中国也许会避免许多苦难！但是且慢埋怨、指责。看看印度的命运，就会发现，历史没有那么简单。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欧洲殖民者入侵前，印度的商业、金融业和传统工业非常发达，很多产品世界闻名。印度的造船业非常发达，它们的船坚固耐用，而造船成本比葡萄牙、荷兰、英国低30%～50%。阿姆斯特丹为了保护造船业，禁止荷兰商人买印度船。印度的纺织业更是当时世界的王者，具有最强的竞争力。纺织业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类似于现在汽车产业的地位，能带动农业、机械制造业、运输业、植物染料业、矿产化学工业。在1400—1800年间，印度的纺织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为了保持优势，印度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引入印染技术。印度当时的一部著作，列出了印染45种色调的77种技术，^[21]印度的纺织技术之发达可见一斑。这就是为什么达·伽马送给卡里库特王公那些礼物，人家都懒得搭理的原因。

但是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在当时最发达的印度工业最终衰落了。这种衰落不是因为经济竞争，而是英国通过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打垮了印度工业，从此印度一蹶不振。

1757年，英国获得普拉西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英国人打败了法国支持的印度穆斯林，独霸印度。然而这样一场决定印度命运的战斗却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的殊死决斗。在英国的队伍中，大多数人居然是印度人！

英国人占领印度，用的是浑水摸鱼、借刀杀人的方法。东印度公司刚到印度时，莫卧儿王朝的中央政府还有控制力。这时，英国人老老实实做买卖，等待时机。随着莫卧儿王朝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力，地方势力、宗教派别纷纷割据，抗拒中央政府，国家处于分裂状态。这样就自然有地方势力联合外部势力，扩张自己的力量，英国人等到了机会。英国人的办法是，先支持、联合其中一个地方势力，再不断扩张势力，最后打败其他势力，夺取政权。在此过程中，英国人仍是隐忍不发，仔细了解、研究印度人统治印度的方式。一旦学会统治印度的方法，英国人就再进一步支持其中一个派别，帮助其训练军队，反对其他派别。在打败其他派别之后，最后控制这个派别，进而统治印度。^[22]

在普拉西战役中，双方的士兵大多数都是印度人，对方很多士兵被英国收买，并没有真正浴血奋战。英国就这样逐渐渗透，获得印度的统治权。

失去了政权，印度工业随之遭到了致命的打击。1700年，英国为了保护纺织业免受印度纺织业的冲击，禁止在英国境内卖、穿印度优质棉布。因此，普通人只能买又厚又硬的英国布。但是英国人可以管自己，却管不了印度。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不仅可以管自己，还可以在实际上统治印度。在英国和印度的贸易中，后来倡导“自由贸易”的英国人对输入英国的印度商品征收的关税是英国输入印度商品的5倍～20倍。换句话说，英国的工业品可以打入印度市场，而印度的工业品根本无法打入英国市场。随着工业革命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印度的纺织业全军覆没。1815—1832年，印度棉纺织品出口额从130万英镑降至10万英镑，同一时期，印度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的总值从2.6万英镑上升至40万英镑。到了1850年，一向出口棉布的印度进口了英国棉布的1/4。^[23]

印度纺织业成为印度“去工业化”的缩影。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人口不断变成工业人口。而印度正相反，原有的工业体系解体，造成大量的技术工人返回农村。在这之后，印度本土工业一直处于衰败中。独立后，印度致力于工业化，但再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近年来，印度承接了美国信息产业的外包业务，信息产业发展引人注目，但是整个工业缺乏制造业基础。

印度地处印度洋枢纽，本身就是地缘战略要地。现代印度人不乏雄心壮志，也想雄霸天下。为了成为印度洋霸主，印度一直致力于海、空军发展。虽然印度左右逢源，既能买欧美的武器，又能买俄罗斯的武器，但总是买些二流武器，陷入了买了落后、再买再落后的怪圈。2004年，俄印签署协议，俄将苏联“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母赠送给印度，帮助印度改装，印度支付改装费，其中半数用于舰载机采购。后来俄罗斯多次敲竹杠，要求增加改装费用，不给钱就改装不完。2012年年底交货后，该航母在试航时动力系统出现故障，被迫返回船厂维修。不仅航母“上岗”要推迟，俄罗斯还接着要改装费。印度这次购买航母闹了一个国际笑话。

2012年，印度为了提升空军实力，决定从法国达索公司购买128架“阵风”战机，金额达150亿美元。这对于陷入欧债危机的法国，对于陷入经济困境的达索公司，其意义自不待言。法国人决定卖给印度“阵风”战机，也决定转让相关技术。达索公司先卖给印度18架整机，余下的战机由印度的斯坦航空公司按照许可证在班加罗尔组装，但是这一笔大买卖却怎么也谈不拢。印度希望达索公司能够为所有战机质量提供担保，而达索公司则表示只为在班加罗尔组装的战机提供工具、成套设备和相关技术，但对斯坦航空公司组装的战机质量不作担保。其实双方都心知肚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技术水平太差，这是印度战机坠毁的主要原因。1992—2004年，该公司共制造2架和大修8架米格-21，其中8架坠毁；制造3架和大修5架“美洲虎”，其中6架坠毁；大修4架“幻影2000”，全部坠毁；大修3架米格-29，全部坠毁；制造3架和大修3架米格-27，4架坠毁。12年间，制造和修理各种飞机31架，25架坠毁。^[24]因此，法国达索公司打死也不替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担保，决不让斯坦航空公司砸了自己的牌子。

说到根本，就是印度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技研发体系，这对军事工业来说是致命的。追溯历史，这是从英国有预谋地消灭印度工业体系开始的。缺少完整、独立的工业，尤其是独立的军工产业体系，印度的大国梦只能飘在空中。

三、争夺工业制高点

工业是现代国家的根本，工业发展水平是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的基础，争夺工业制高点是大国竞争的中心。英美发达国家的工业政策都有一个从贸易保护到贸易自由化的转变，但其核心都是在争夺、控制工业制高点。

提到英国，人们自然会想起亚当·斯密和他的巨著《国富论》以及英国的贸易自由政策，也会很自然地想象亚当·斯密在他所处的时代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事实正相反。在18世纪，亚当·斯密的影响很小，1790年，在这位经济学家去世时，《年鉴》只用了12行字来介绍他。当时英国的工业还没有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英国对本国工业实行贸易保护，英国对本国纺织业的保护，对印度纺织业的打击就是最鲜明的一个例子。英国文学家和经济学家丹尼尔·迪福在1728年写过一本名为“英格兰商业计划”的书中，深刻地描述了都铎王朝如何运用保护主义、补贴、垄断权、政府资助产业间谍等手段来不断发展英国的高附加值工业。当然，还有很多原始资本积累更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如伊丽莎白女皇甚至暗中支持海盗抢劫财物。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用于制造硬币的价值450万英镑的金银，大部分是从西班牙人手里抢来的。^[25]这些金银自然成为工业发展的资本。1800年之后，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工业世界领先，这才开始寻求全球自由贸易。这时，《爱丁堡评论》开始推崇亚当·斯密，一些政治人物在议会中引用他的著作，他的著作才被广泛阅读，他的理论才成为无往而不胜的“真理”。^[26]

亚当·斯密（还包括大卫·李嘉图）的学说既为英国领先的工业在世界扩张提供话语权，又掩盖了英国为成就世界霸权而采取的那些不光彩的战略和见不得人的手段。

可以说，并不是放任的自由主义带来英国工业的发达，而是在国家的长期扶植下，工业发达之后，英国才实行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

实际上，美国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今天的美国同样宣称要推行自由贸易，但是美国工业最初的发展却来自贸易保护。

北美与南美相比，它的幸运就是缺乏黄金和白银。欧洲人来到这里，找不到现成的黄金，也没有大银矿，殖民者只好自己进行生产（当然，也要和印第安人作战）。美国北方发展了制造业，南方出现了大庄园，使用奴隶生产棉花，再卖给英国。因此，美国北方制造业的利益是与英国制造业相冲突的，而南方大庄园农作物为英国提供原材料，自然主张自由贸易。

为了抵制英国工业的冲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系统地提出了以贸易保护发展幼稚工业的主张，这个建议的重要性在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后来却影响巨大，奠定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他甚至可以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比肩。在后来美国内战中，北方工业利益集团战胜了南方农业利益集团，维护北方工业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战胜了南方自由贸易主义思想。19世纪中期，美国不仅是最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堡垒，而且也是抱有贸易保护思想的学士聚集地，^[27]涌现了丹尼尔·雷蒙德、马修·凯里、亨利·克莱、亨利·凯里等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

图1-8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反对自由贸易，主张保护幼稚工业的代表人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发战争财，成了欧洲各国的债主。战后的欧洲已经没有了偿付能力，正常的途径是英、法、德等国通过扩大出口偿还美国的债务和战争赔款。但是美国一方面坚决追讨欧洲债务，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商免受欧洲国家先进制造业的竞争，置欧洲于不顾，不断提高关税，从而导致世界贸易的崩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再次大发战争财，其科技、工业、金融、军事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之首，它的工业生产能力超出了国内市场，需要更大的国际市场。此时，美国才主动出手，在自由主义经济的原则上重建战后国际秩序。

此时，那些提倡贸易保护的经济学家们便从美国的思想史中消失了，曾经受到激烈反对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占据了中心位置，成为理所当然的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在美国很有影响的《经济学》（第10版）教科书中，萨缪尔森这样写道：“比较有利条件的原理可以被推广应用于任何数量的不同用品，而比较高深的著作可以说明它能应用于任何数量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像这样富于成果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是不多见的。忽视相对有利条件论的国家会在生活水平和增长潜力方面付出沉重代价。”^[28]“任何一个愿意思考关税问题并且不执偏见的读者不能不看到：大多数赞成保护关税的论点是多么浅薄。”^[29]这样，随着美国利益的需要，相对优势原理从有利于英国、不适用于美国，转变为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全世界的原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思想影响了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的贸易保护思想，反对受英国影响的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其思想对德国的工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而言之，工业体系是工业社会的根本，一个国家要生存、发展，必须要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来看，在工业发展之初，西方国家实际上是通过贸易保护和政府扶植发展幼稚工业，待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则开始打开国门，实行贸易自由化，参与全球竞争。人们往往认为，英国是采取自由资本主义而成为最发达国家，而德国、日本则采取国家扶植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成为发达国家。实际上，这是由于各个国家工业起步的时间不同而造成的错觉。面对欧洲地中海原来的传统工业发达地区、印度发达的传统工业，英国也需要国家扶植、贸易保护。

可以说，贸易保护是工业体系初生时期的发展政策，而自由贸易是工业体系发展、扩张时期的政策。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二者是内在联系的，把二者割裂开，离开工业发展进程，非此即彼是错误的。

但是以贸易保护发展工业体系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国家主权独立，能够独立制定自己的发展政策。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人认识到了坚船利炮的厉害，也认识到了要发展工业。但是中国陷入了一个怪圈，被称为“殖民地陷阱”。没有坚船利炮，就无法维护民族的生存、发展，无法维护主权；而没有国家主权，中国就无法保护、发展自己的工业，无法生产坚船利炮。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没有完整主权的中国，无法实行贸易保护发展中国的工业，而自由贸易将使中国像印度一样沦为原料出口国和西方工业品的市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艰难坎坷，风雨飘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首先，中国将自己融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这个进程中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官僚资本主义。在这之后，中国依托社会主义阵营，牢牢控制住国家主权，集中一切力量发展以重工业和军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中国在世界以强悍的姿态出现，为维护主权不惜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进行一战。国家主权为工业发展提供保障，而工业发展不断提升维护主权的能力，中国走出了“殖民地陷阱”。此后，中国又利用美苏两霸之间实力变化的格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开始从西方进口先进技术，尤其是轻工业技术，完善工业体系。中国成为在二战后人口过亿的大国中唯一完成初步工业化的国家。

【注释】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1页。

[2]［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3]管佩韦：《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纺纱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4]［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1～33页。

[5]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6～437页。

[6]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9～430页。

[7]参见［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8]管佩韦：《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纺纱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9]在由董果良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圣西门选集》中，一般都用“实业社会”这个概念，依本意也可以翻译为“工业社会”。后来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继承圣西门的思想，提出工业社会，而经过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发展，工业社会成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概念。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工业社会是与农业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强调技术和生产相结合的形式，而我们所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强调的是哪一个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这里主要为了行文方便，采用工业社会。

[10]参见［英］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51～155页。

[11]参见《1851年：帕克斯顿用“水晶宫”“装下”一个工业时代》，中国网，2009年4月，http:// 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4/23/content_17659122.htm。

[12]张曼：《1851年：伦敦的光芒》，《中国报道》，2010年第5期。

[13]薄海昆：《世博会：大工业时代的水晶宫》，《世界知识》，2009年第17期。

[14]参见［英］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44～148页。

[15]［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16]赵海建：《美国巩固网络霸权》，《环球视野》，2010年第285期。

[17]转引自吴兴人：《马克思参观过世博会吗？》，《共产党人》，2009年第18期。

[18]［美］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19]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21]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73～276页。

[22]参见［英］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23]参见［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94～95页。

[24]参见杜朝平：《“阵风”何时吹进印度？》，《中国国防报》，2013年6月4日。

[25]［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

[26]［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裴达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27]［英］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倪延硕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28]［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4～55页。

[29]同上，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