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族工业落到日本人手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仓促组织民族工业内迁。在淞沪会战中，无数民族企业毁于战火，另外一些工业企业被对其垂涎已久的日本人强占。而内迁企业也是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到了西南内地之后，民族工业虽有一定发展，对抗日战争做了一定贡献，但由于缺乏完整的重工业基础，在经济受封锁的情况下，发展陷入困境。
一、沦陷区的民族工业
《大染坊》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商战电视剧。剧中描述的商战跌宕起伏，奇谋诡招层出不穷，非常精彩。剧中的主人公叫陈寿亭，自幼父母双亡，以讨饭为生，却聪慧异常。他先进入山东周村一个染料作坊当学徒，后来他的作坊成为周村最大的染厂。之后，他来到青岛与人合作，开办染布厂，成为青岛染布大厂之一。后来，陈寿亭回到济南，从德国进口设备，开办印染厂。这期间，他打败上海第一花布印染厂，吓退咄咄逼人的日本布商，挤垮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染布厂，收购天津大厂，并把才华横溢的两位经理收归门下，一时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是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迅速入侵华北，陈寿亭不得不收缩规模。天津分厂被日本人占领，陈寿亭最为赏识的厂长被日本特务枪杀，陈寿亭听到消息后当场吐血。当日本人打到黄河，陈寿亭等工商界人士还寄希望于韩复榘率部抵抗日本军队，谁知韩复榘弃城而走。陈寿亭让手下炸掉经营多年的布厂，这个商界传奇人物随后吐血而亡。这部电视剧太精彩了，甚至有好事者为此钩沉山东印染业的历史，看看到底谁是陈寿亭。
实际上，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上，有很多类似陈寿亭这样的工商界奇才，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经营多年的工业或毁于一旦，或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有的人甚至丢掉性命。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山东潍坊的华丰机械厂是华北最大的机械厂，盛极一时。它有两个织布机制造厂，有制造发电机的电机部、造锅炉的铆工部，共有厂房580间，占地21亩。全厂有各种母机一百八十余部，工人600名，产品遍及华北、西北和江苏等地。当时，华丰正在酝酿制造200马力的有4个汽缸的立式柴油机，还打算制造在黄河上行驶的小汽船和在公路上行驶的小汽车。不料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月，日本占领潍县，第二天日本军队占领华丰机械厂。不久，日本强迫华丰与之合作。第二年，日本用9列火车将华丰全部机器运往济南，改建为历山铁工厂，彻底强占了这个华北第一大厂。[19]
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工业企业家方液仙（1893—1940），因为不与日本人合作，被秘密杀害。方液仙于1893年12月1日生于上海。方家世代经商。方液仙小的时候极为好学，尤其喜欢化学。1911年，方液仙投资1万元，在上海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小规模生产牙粉、雪花膏等日用化妆品。1912年，创立三星牌牙粉，又陆续生产雪花膏、生发油等化妆品。1915年，方液仙设法集资5万元，租赁厂房，聘请厂长，仍以三星牌为商标制造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香粉等化妆品，并增加生产三星牌蚊香、皮鞋油和果子露等。此后中国化学工业社规模不断扩大。1923年，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的味粉和吴蕴初的天厨味精一起，把日本的味之素味精挤出中国市场。1928年，方液仙制造的三星牌蚊香，打败独占中国市场的日货野猪牌蚊香，并把蚊香原料国产化。1925年，三星牌牙膏供不应求。方液仙设立了中华软管厂，又设立了肇新碳酸钙厂进行生产。为了解决生产牙膏的主要原料甘油问题，方液仙开始生产肥皂，以便生产甘油原料。此时，牙膏生产从原料到成品配套成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中国化学工业社为基础，成立了上海牙膏厂。
方液仙主持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不断发展，自然成了妄想独占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心腹之患。1940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汪伪政府劝诱方液仙出任伪实业部长，方液仙以不懂政治为由加以拒绝。日伪又加以恐吓，方液仙不为所动。1940年7月25日，方液仙被日伪诱骗出门，秘密杀害，年仅47岁。[20]
从1890年起，中国沿海地区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发展，也曾有过短暂的快速发展。有人认为1927—1937年是民族工业的黄金10年，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中国经济最集中的沿海地区损失惨重。虽然国民政府也成立机构组织搬迁企业，但是随着国民党迅速败退，只有上海和武汉各搬迁了一百多个企业，其他省份则只有极少数企业搬迁出来。比如江苏搬出9家工厂，山东搬出3家，浙江有工厂781家，只搬出几十家。上海虽然搬出146家企业，设备15000吨，2500名工人，[21]但是当时在上海注册的企业有一千多家，只搬迁出约10%。随着战火弥漫到武汉，一些企业继续西迁，总共有623家私营工厂设备120000吨，42000名技术工人迁到大后方，开工的有3/4。不管是根据当时的工业规模，还是国民党的战时需要，迁移出来的工厂、企业太少了。
另外，在淞沪会战中，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中国民族工业几乎全部毁于战火。据金城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市及其近郊的中国工业损失是15576.4万元。1937年11月初，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数据显示，被毁工厂2998家，损失56453.5万元。如果加上上海南市的损失，损失达8亿元。日本大阪贸易调查所的调查数字也是如此。战火最激烈的闸北区损失100%，虹口和杨树浦损失达70%。[22]
可以更形象地说一下损失。在1937年，国民党发行的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黄牛，到了1938年只可以买一头黄牛，由此可以估计一下中国的财富损失，况且工业是能够不断创造财富的。
另外，一些上海的企业被日本霸占，如纺织业有16家被强占，到1940年，日本共强占了203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设在上海租界中的大厂，全部被日本强占。
二、西迁
抗日战争中民族工业西迁是中国工业的一段辛酸史。
在上海的民族工业中，吴蕴初经办的“天”字号化工企业赫赫有名。[23]他的天厨味精与方液仙的味粉一起，把日本的味之素味精挤出中国市场。在战争时期，化工厂有转化为军工厂的能力。因此，“八一三”事变后，吴蕴初向国民政府请求向内地搬迁,但政府的回音是在一个月后。吴蕴初头脑清晰，并没有坐等国民政府，而是在交上申请书之后，连夜把工厂中的重要机器设备装箱。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天利电器厂地处沪西，本来没有战事，但出乎预料的是，工厂周边驻满了国民党军队，根本找不到运输车辆，只得向负责工厂搬迁的资源委员会求援。直到10月22日，天原厂才雇到空船装载机器。白天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晚上军队灯火管制不能工作，至10月26日，11船设备才真正起运。10月27日清晨，日本飞机轰炸了天原厂。如果晚运一天，不仅设备将会被全部炸毁，人员伤亡也不堪设想。但是不久，11船的运送人员又逃了回来。原来国民党军队截留了船队，要修建浮桥，所开具的证件和解释、哀求都无济于事。吴蕴初又不得不求助资源委员会。直到11月6日，设备才得以放行。
图2-7 老广告中的天厨味精
日本人对天原厂早就垂涎已久。天原厂的一只船刚刚装满设备，就被飞机炸沉在苏州河里。上海沦陷后，附近的一家日本中山钢铁厂打捞设备，并且说天原厂偷了中山厂的设备，强行进入天原厂进行搜查。在找到一只带“中”字印记的铁锅后，就以偷窃罪名逮捕了天原留守人员顾乃智。顾乃智坚决否认，死于狱中。天原厂（原厂）被日军占领，转给了日本化学企业。
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天盛陶器厂基本迁出。天厨味精厂主要运出的是味精，天利氮气厂主要迁出的是发电机、高压循环泵和铂金丝网。虽然动手早，行动果断，又是能被军用的化工企业，并受到资源委员会的支持，但“天”字号企业仍然损失重大。
天原厂内迁武汉，但是形势急转直下，武汉面临大战。1938年1月，天原厂又开始向四川转移。1938年10月，武汉危在旦夕，天原电化厂从外国订购的一套重数十吨的三效蒸发器，刚从香港抢运到武汉，再无力西运。当时只剩一艘驳船，装载汉阳铁厂的2500瓦发电机。驳船的技术人员认识到天原的设备更重要，于是把发电机改装木船，用唯一的一艘驳船装运三效蒸发器。木船行动缓慢，汉阳铁厂的发电机在中途被日本飞机炸沉。
直到1940年6月，天原厂才开工生产。天利氮气厂的设备在内迁中全部损失。天盛陶器厂的机器保存了下来，后来没有独立设厂，作为天原厂的一部分，专门生产耐火砖和高压电磁。在内迁中，天厨味精厂被运往香港，吴蕴初在此建立分厂。1939年投产，环境安定，设备先进，年产味精10万千克。但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从香港到内地都是崇山峻岭，没有长江这样的航道，吴蕴初不得不扔下工厂和一般设备，只拆下最重要的耐蒸馏器的钛管，插入毛竹中，由工人随身携带，混过日本人的盘查，转入四川，重建天厨味精厂。
随着日本的不断入侵，中国工业也不断内迁。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间工业家也是饱尝辛酸。
实际上吴蕴初还算幸运，毕竟搬出一些企业并开工生产，有些企业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日本本来是作困兽之斗，谁知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一溃千里，丧师失地。转入湘桂地区辛苦经营的一大批民族工业又落到日本人手中，而另外一些大企业不得不又继续向四川内地转移，结果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华铁厂从柳州向重庆转移时，几次车翻人亡，大型机床无法搬运，被抛弃于路旁，最后廉价卖给广西省政府。新中工程公司从祁阳出发时有2000吨物资，运到柳州时还剩1000吨，运到独山时还有100吨，最后运到重庆时，只剩下1卡车了。从湘桂运往四川的民营工厂有95家，内迁物资7873吨，未及搬运的2973吨，而运抵重庆的只有201吨。湘桂工业可以说是损失殆尽。
著名实业家、爱国人士和政治活动家胡厥文参加抢运，回来后面对报界公开质问民国政府：“第一，请问政府，工厂要搬到何处？哪里才是目的地？第二，战时生产局成立，生产需要机器和人，这些物资该怎样抢运出来？”
读史到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中国最优秀的工业家的愤怒、无奈、忧惧和凄凉。
三、受困西南
近年来，出现了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的电视剧，很多人为中国远征军的悲壮结局而叹息。但是现在以历史为题材的电视剧过于强调商业元素，如战争、武侠等，忽视了真实的历史，反而忘却了中国远征军的战略目标和这后面更加深刻的历史内容。
1941年年底，中国和英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形成中英同盟，共同抗击日本。随后，国民政府集中精锐部队，组织中国远征军。就国民政府来说，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就是确保滇缅公路的安全，确保外部支援的战争物资的安全。
晚清至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新兴的民族工业基本上局限于轻工业或者轻化工业。中国重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轻工业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外国购买，军工生产能力弱，没有能力生产重武器。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才匆忙制订一个重工业发展计划。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迅速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部沿海地区工业遭到重大打击，重要城市和海港几乎全部被占领。内迁的工业实际上难以支持中国的战争需求，国民党大后方的经济、军事严重地依赖外部援助。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四条生命线。第一条，以兰州为枢纽的西部交通线。1938—1940年，为了牵制日本，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批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第二条是从现在越南的海防港到昆明的滇越铁路，海外华人、其他国家支援的物资、商贸货物由海防上岸，通过广西运往昆明。1940年，法国政府在日本的威胁下，关闭了这条运输线。第三条是滇缅公路，这是最著名的运输线。该公路修建于1938年，征集了20万劳工，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在崇山峻岭中修建了一条直通缅甸首府仰光的公路。这条公路可以避开日本的威胁。在抗日战争初期，军队的武器、维持经济运行的物资、中国不能生产的各种物资，都依赖这条公路运输。1942年8月，缅甸失陷，滇缅公路被截断。在这之后，美国开辟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线，即第四条生命线，被称为“驼峰”运输线。
图2-8 抗战时期的大动脉——滇缅公路
但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中国工业不仅基础薄弱，而且过于对外依赖，缺乏战争的自主能力。一旦外部援助被截断，国民政府的大后方不仅会失去战争能力，甚至会失去生存能力。
中国工业发展东西部严重不平衡。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内迁企业不足沿海企业的1/10，而西部工业发展水平低。大后方的战时工业规模非常小，仅占全国工业的6%、产业工人的7%、工业总投资的4%、电力的4%。战争初期，由于大量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和军队涌入大后方，给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消费市场。战争也对军事工业起了促进作用。国民政府为了抗战也提供了一定的资助。1937—1942年，大后方工业出现了一段繁荣期。1937年非沦陷区新设立工厂63个，而1942年，新设立工厂1138个，工厂迅速增加。[24]大后方工业虽然弱小，但对抗战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1938—1939年间，大后方的企业以军工为主，当时的民营企业，以机械工业为例,每月可制军需品：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发、各式炸弹引信7万个、飞机炸弹六千余枚、机枪零件1000套、大小圆锹三十余万把、大小十字镐二十余万把、地雷引信千余个、军用纽扣500万个，以及陆军测量仪器、炮表、子弹机等项。[25]
但是对这些工业对大后方的作用也不能过于夸大，因为工业基础弱、规模小，支持战争的能力毕竟有限。就前面所列举的内容来说，只是弹药和轻武器配件，而重武器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如汽油等则完全没有生产能力。
1940年，苏联停止援助，滇越公路被切断；1942年，滇缅公路被截断，美国只能通过“驼峰”通道空运物资，其中一些物资还是专供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的。面对封锁、围困，中国工业缺乏完整的基础，对外依赖性大的弊端暴露无遗。
下面看看三个大厂家的遭遇。
吴蕴初曾打算在后方设立化工厂，原计划1944年开工，但由于从外国订购的设备无法运入，直到1946年才建成投产。吴蕴初打算在滇缅边界建立汽油生产厂，1939年出国与法国人谈判，但欧洲战事一起，该计划只能作罢。1941年，吴蕴初到美国购买设备，打算重建天利氮气厂。虽然已经付款购买了设备，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设备根本没有办法运入国内。
上海著名企业家刘鸿生在大后方筹备中国毛纺织厂。该厂定于1940年年底开工，却不料转运内地的机器设备滞留国外。这些设备中有原上海的机器设备，它要绕开日本从海外进入内地，还有新购买的设备，共约六百吨。这些设备滞留在缅甸的仰光近一年，刘鸿生派人到仰光购买几十辆汽车自行运输。本来山高路险，关卡重重，在中缅边境却被缅甸政府部门扣留。最后，缅甸失陷时，这些关键性设备被日本人毁掉。
大中华橡胶厂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橡胶厂。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工厂内迁后，厂长吴哲生与相关部门联系，打算在云南办橡胶厂。吴哲生向英国人订购6万英镑的机器，定于1941年年初在利物浦交货。大中华厂已经着手在昆明修建厂房，同时将内迁长沙的大中华厂机件从湘桂经越南同登运到昆明。但是1941年6月，当这批设备运到越南同登、那岑时，日本占领了越南，法国投降，设备全部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大中华厂内迁设备损失殆尽。不久，滇缅公路中断，订购的机器无法运入，云南橡胶厂只好关门解散。[26]
这三个工业家都是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头面人物，他们尚且如此，一些小企业就更不要说了。
大后方军民生活水平低，消费市场有限；生产所用的机器无法进口，一些物资无法购买；而且技术工人非常缺乏；供应紧张引起通货膨胀。1942年，大后方工业新开办的厂家为1138家，1943年为1049家，到1944年，则为549家。[27]大后方工业在围困下迅速衰落。
没有完整、发达的工业体系，就无法提供强大的国防，反之，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无法维护工业体系。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大后方工业被困西南一隅，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不能自拔，只能寄希望于外界。
正是基于这些痛彻骨髓的历史教训，在冷战年代，中国展开了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建立打不垮的工业体系。
【注释】
[1]谢放：《张之洞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1～212页。
[2]谢放：《张之洞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3]汪熙：《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6期。
[4]［日］坂本雅子：《财阀与帝国主义——三井物产与中国》，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5]参见［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83～289页。
[6]谢放：《张之洞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7]聂志红：《民国时期的工业化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8]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5～66页。
[10]茅盾：《子夜》，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27页。
[11]参见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
[12]参见“宁波帮”：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Alox-7mAl4gD72MNnVu14bvLlwllsS-bxBn_dxp4_aJQXuk90N3WnoyYJNkmrshqtiG1-PFPNt8u8SO6XgTea。
[13]陶水木：《浙商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0～31页。
[14]同上，第85页。
[15]参见陶水木：《浙商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0、39、40、98、105页。
[16]［美］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17]［美］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18]研究抗日战争中民族工业内迁的学术专著很少。孙果达的《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期间民营工厂的内迁》是研究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对著名企业内迁的波折、损失、国民党政府的组织问题都有详细论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除有明确的注释外，本节民族工业迁移的主要事件和数据都来自该书。为行文方便，除重要事件和数据，不再一一注解。参见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期间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19]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期间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37页。
[20]“方液仙”词条，互动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6kPW-p，5DxghE5iJH2TqpUfr2DRu8 TR3zA4t6CRk4W94zgd0WPVKw2wqfNJH3tatapiaU45_LuLCuethdWuBHva。
[2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40页。
[22]参见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期间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94～96页。
[23]参见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期间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62～68页。
[24]［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76页。
[25]参见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期间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01页。
[26]参见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期间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67～71页。
[27]［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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