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制造

发达的经济体要建立在世界分工的基础上，要面对全球市场，中国工业化离不开世界。在中国完成初步工业化之后，中国工业要继续发展，自然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丰富的资源，同时也要面对强劲的国际竞争，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中作大作强。

一、“三来一补”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有关名人原籍的纠纷。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争抢诸葛亮原籍；浙江萧山、诸暨和绍兴争抢西施故里；安徽涡阳和河南洛邑争抢老子家乡。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山东的阳谷县与临清市居然争夺西门庆和潘金莲故里，还要开发故居。当然，文化搭台，总是要经济唱戏。这些不过是地方政府争打名人牌，以提高知名度来加快经济发展。在这些争端中，也有一个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小热点，这就是广东珠三角地区虎门和佛山争夺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所属权。

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定制和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是指外商提供原料、辅料，由我国企业按照外商要求加工成成品，交给外商负责出口，我方收取加工费。来件装配是指我国企业接受外商提供的零件、部件，按照对方要求的质量、款式进行装配，然后交付外商，我方收取工缴费。来样制定是指国内生产企业按照外商提供的产品样式，生产加工并出口成品的产业活动。补偿贸易是指一方利用另一方信贷，向其购买设备和技术，但并不偿付现款，而是等企业投产后，以产品进行偿付。

广东虎门相关部门认为，虎门太平手袋厂是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因为太平手袋厂拥有中国工商总局发放的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个牌照——“粤字001号”。佛山顺德的相关部门则认为，顺德区的大进制衣厂比东莞虎门的太平手袋厂要早两个月开张，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家。东莞虎门相关部门承认，大进制衣厂确实要早，但它的批号只是顺德号，而太平手袋厂却是粤字号。不过令佛山顺德工作人员相当得意的是，大进制衣厂完好保存了“顺德01号”出口登记证，而且现在还在合作经营，而太平手袋厂已经消失了，不仅“粤字001”号出口登记证早遗失了，就是厂房也早拆迁了。^[31]

图4-4　太平手袋厂

是不是第一家要看用什么标准。深圳则不看国家许可证，而是看商业协议。1978年11月18日，深圳签订了第一份来料加工协议，甲方为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和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村大队加工厂，乙方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这是香港电业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协议的业务是发热线圈来料加工业务。深圳方面认为，这是深圳乃至全国的第一份来料加工工业协议。因此，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这份协议标志着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诞生。

珠海人则认为，珠海香洲毛纺厂是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1978年8月31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分公司同香港永新企业在澳门南光贸易公司签署合作办厂协议，并将新厂命名为香洲毛纺厂，这是中国最早以补偿贸易形式引进外资兴建的来料加工企业。毛纺厂和澳门纺织品公司签订了珠海第一个“三来一补”项目，约定为对方提供纺纱。该项目外资额高达132万美元。毛纺厂基建面积有4400平方米，生产设备20台，均由波兰、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引进，先进程度在当时国内堪称一流。该厂由外商提供设备技术，接受来料加工，属于用加工费收入补偿外商设备投资和利息的市属集体所有制工厂。按照协议，投产5年内必须完成补偿任务。^[32]从补偿贸易的角度看，珠海香洲毛纺厂是“三来一补”的全国第一家。

也许很多人看了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好争的呢？但是如果了解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就会知道，“三来一补”企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外向型经济的最初形式，是我国以劳动力相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起点，它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以至于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它独特的历史地位。

“三来一补”企业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是当时中国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和当时国内国际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是其后来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

前面已经述及，1978年以来，我国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打破成规，通过举借外债的方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因此，外汇成为当时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最大的瓶颈，千方百计解决外汇匮乏的问题成为中央政策的重要目标，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能够出口创汇的产业。我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可相对于人口来说，又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中国不能像拉美、中东那样通过出口粮食、畜牧产品和石油来获取外汇。我国的工业化正在进行和调整当中，工业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限，很难依靠出口具有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解决外汇问题。而发挥中国充裕的劳动力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的选择。同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大为改观，“亚洲四小龙”随着工业发展，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无以为继，急需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因此，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成为我国一项出口创汇的重要政策。

以深圳第一家来料加工业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为例。当时，香港经济发展很快，加工业劳动力紧缺，成本高。港方企业在香港每人一天100元，每月3000元很难找到工人，而内地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上屋大队人均年收入一百一十元左右。港方给村民每月80元就可以招到工人，而村民也可以每月多收入80元。^[33]这种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意味着巨额利润。再加之考虑交通成本，距离香港最近的是深圳，大而言之，珠三角、东南沿海自然成为“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的繁荣区。

“三来一补”工业企业就是人们常说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模式。在我国与外商的合作中，外商提供资金、技术、工艺、管理和销路，而我国相关企业只提供厂房、劳动力，负责加工环节，得到工缴费，也就是房租、土地费、管理费和加工费，不参与最后的利润分配。在“三来一补”工业企业中，我国企业的自主性能力差，但企业承担的风险也小。在我国当时缺少外汇、资本、技术、资源和兴办企业经验的条件下，为了尽快出口创汇，发展起点低、投资少、见效快的“三来一补”工业企业就不可避免了。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87年年底，“三来一补”加工厂点达到近三万家，1987年合同数达84061份。1978—1987年，全国来料加工进口额从13.3亿美元增至116.71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3.4%上升到1987年的14.1%；其中1981年来料加工贸易额为19.48亿美元，到1985年达到52.81亿美元，占加工贸易比重的70.02%。^[34]

“三来一补”形式的早期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解决我国的外汇紧缺问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吸收了沿海地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东南沿海成为富裕之地，成为有志青年大展宏图之地。

二、外向型经济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发展战略构想，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价格双轨制等。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就是其中之一，它为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推动工业化提供了比较可行的构想。

1987年，王建提出，我国当年处于二元经济状态，初步工业化已经完成，重工业面临升级，而农业则相对落后。重工业升级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会产生资金需求的问题。因此，我国可以利用剩余劳动力的优势，面向国际市场，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创汇，进而为重工业升级提供资金，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理顺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这样，以外循环推动内循环，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化。

该战略设想要点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搞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沿海加工业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把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以此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走一条先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升级为资金密集型产业，进而推动具有高附加价值的重工业发展，最后反哺农业发展之路。

这一建议把中国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发展沿海加工制造业提升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为中国从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过渡到发挥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王建的这个设想，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有很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比如有学者认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利润低，创汇能力差；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无法换回高科技；中国科技人员工资水平也存在优势，应该相应发展科技密集型企业；过度强调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导致中国科技人员闲置。^[35]有学者提出，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历过多次,每次调整都是使资本雄厚的发达国家和国际跨国公司占据更大的优势，从而形成更加牢固的所谓的经济分工和经济格局。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对此重视不够。^[36]这些批评都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王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不是要提出一个完善的理论模型，而是为当时我国工业化面临的问题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批评王建所提出的国际大循环存在问题是一回事，能否提出比这个构想更可行的发展战略则是另外一回事。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对我国当时的工业化面临的矛盾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通过计划经济的形式，集中配置资源发展重工业。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从农村抽调资源投入重工业，这样就形成了相对发达的重工业体系和落后的农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上进入了工业体系调整、起飞阶段，重工业面临着进一步升级的任务，轻工业要大力发展，而农村的乡镇企业也正在迅速发展。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依靠国家投资来推动的。这时，国家就面临着两难选择。有限的资源是投入重工业推动升级，还是投入乡镇企业，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呢？

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我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过于急迫，投资过热，国家不得不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压缩投资。在此时，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力，拉动了经济发展，使我国工业化进一步推进。

但是到了1988年，我国又出现了新的经济过热。所谓经济过热实际上就是投资过大，摊子铺得太大，超越现有的经济能力，造成各种资源紧缺，物价上涨，进而使很多工业企业陷入困境，生产停滞，甚至下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1987年为11.6%，1989下降到4.1%；固定资产投资：1985年为41.79%,1989年为－8.23%；通货膨胀：1988年全年零售物价指数达到18.5%，工业原材料、燃料、动力等基础产品购进价上升约19%，工业品出厂总价上升15%。全国出现抢购潮，很多商店被抢购一空。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国家收紧银根，大幅度提高存贷款利率，很多企业陷入三角债之中不能自拔。1988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三百多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4.8%。外汇储备：1980年我国外汇储备为－12.96亿元，在国家鼓励出口创汇的政策下，外汇储备情况好转，1981年为27.08亿元，1982年为69.86亿元，1983年为89.01亿元。随后迅速下降，1988年外汇储备为33.72亿元，而同年外债率超过80%。简单地说，就是出口创汇100美元，其中超过80美元要用来还债。^[37]

因此，我国当时面临的急迫任务：第一，解决外汇储备问题，迅速提高出口创汇能力。第二，解决有限资源的分配问题，保证重工业升级和工业结构调整。第三，解决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结构正在调整。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随着劳动费用条件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是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在亚太地区，早期是从美国向日本转移，以后又向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转移。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素质高，劳务费用低，交通和基础设施完备，科技开发能力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强，对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吸引力。

中央决定发挥沿海劳动力优势和加工技术的优势，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加工出口贸易，利用外商带来的资金、技术和销售渠道，发展外向型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

1988年我国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将沿海工业区扩大到长江以北地区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和沿海其他地区；确定包括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及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大的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内的沿海开放地带，实行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这是我国1979年、1984年之后，第三次采取重大步骤。由此，我国沿海开放地带由原来的59个市、县，扩大到293个市、县，拥有42.6万平方千米面积，2.2亿人口。^[38]

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有效地解决了前面所论述的几个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工贸易已经占出口总额的50%。从此，外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三、国际竞争与国际分工

2001年11月9—13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与会代表将审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法律文件。

世界贸易组织（WTO，简称世贸组织）是独立于联合国之外的一个永久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世贸组织成立的宗旨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实现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在开放的条件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推进工业化。

早在1986年7月，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迫切需要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公平的外贸环境，因此正式提出关于恢复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成立于1947年，1995年重组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但是要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中国必须成为市场经济国家。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人们的思想获得巨大的解放，使复关谈判取得了巨大突破。经过15年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

谈判之所以漫长而艰苦，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市场开放的限度，中国以什么样的身份开放市场。这对我国国民经济，尤其是正在进行的工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国当时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工业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计划经济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脱钩，在国家的保护下迅速推进工业。但是中国的工业化需要西方的技术和世界资源，不可能长期脱钩，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自然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如果我国一旦开放市场，我国的工业体系，尤其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必然要受到巨大冲击。因此，中国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开放市场，要求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国情、实力和发展阶段来决定开放的速度、范围和条件，以及不同产业开放的速度。

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呢？

一些经济学家把目光聚焦在相对优势理论上。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就“相对优势战略”展开讨论。林毅夫、蔡窻等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这一战略通过控制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并建立相应的计划体制配置资源以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形成了制造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严重不足的畸形产业结构，背离了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压抑了经济增长速度，很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导致经济的内向性。同时，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导致效率低下，企业缺乏一种内生能力。从二战以后的发展历史来看，利用劳动力的相对优势战略实行外向型经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都取得了成功。我国的改革不能停留在微观层面，其核心应该是发展战略的转变，实行相对优势战略，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39]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图4-5　农民工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讨论产生了一定影响，即使现在还有学者在深入研讨、争论，但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早已走在了前面。

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三来一补”形式的加工贸易和后来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沿海外向型经济，本质上就是以劳动力为相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加工贸易本身就是一种建立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之上的水平分工和交换方式。二战之前，当时的国际分工与贸易基本上是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单位，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上。比如农业国提供农产品，资源大国提供矿石、石油，工业大国提供工业品，这些产品都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内部完成。这些产品往往由单个企业完成，产品出口时一般不存在进口成分。二战以后，随着科技发展，出现了跨国公司，形成了跨国公司的产业集群。而且为了最大限度获得利润，绕过关税壁垒，跨国公司开始实行国际化战略，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统一产品规格，将每个分公司都变成专门生产制成品的某个个别组成部分的单位。母公司负责在世界范围内研发，协调生产。在哪个国家生产主要取决于该国的比较优势和物流情况。总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研发、技术革新、投资、生产、上市、销售的全过程。^[40]这样，国家间、部门间的产品分工，被部门内部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所取代。比较优势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即同一部门统一产品在不同环节的比较优势。

我国沿海的加工贸易实际上就是发挥劳动力充足的优势，牢牢占据产品的组装环节。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有大量工厂，有人称之为“世界工厂”，也有人认为中国制造冲击世界，这些都是错误认识，我国这些工厂实际上主要执行“组装”职能。

在此基础上，我国以沿海工业为主形成了一条新的工业化路径，即通过发挥劳动力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升自身的工业水平。第一，加工贸易产业升级。最初加工贸易主要是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手袋、制衣、线圈等，而现在加工贸易的主要产品类型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电子通信类产品模块化生产带来的全球化分工，使我国成为全球主要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出口国。1993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同期加工贸易出口的36.7%和14%，到2008年，这两个比重分别达到78.8%和45.3%。另外，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也成为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这一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大的变化。第二，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在国内的产业链不断延伸，表现为产品增值率上升。1995年，随着进料加工方式成为主导，加工贸易增值率稳步上升，1998年上升到52.4%，并将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2001年；2008年进一步达到78.4%。第三，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显著提高，使我国在新一轮跨国投资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第四，信息科技等产业加工贸易采用先进技术，乃至全球同步技术的比率明显上升，设立的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地区总部数量大为增加。

不过也要看到，外资企业是加工贸易出口的主力。1990年，外资企业出口占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只有28.75%，到2008年已有将近85%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来自外资企业。^[41]这也说明，在新的全球分工条件下，外资在我国外向型经济中的主导能力正在增强。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注释】

[1]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

[2]王亚志：《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与中国仿制苏式武器》，《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4期。

[3]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

[4]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

[5]同上，第250页。

[6]同上，第253～254页。

[7]陈东林：《70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8]陈东林：《70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9]《揭秘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笔外债，荣毅仁亲自挂帅》，新华网，2009年6月3日，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6/03/content_11478578_1.htm。

[10]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

[11]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

[12]《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73页。

[13]陈孔明：《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1990年第2期。

[14]《深圳特区：先开发罗湖》，搜狐网，2012年12月9日，http://news.sohu.com/20121209/ n359935021.shtml。

[15]《邓小平身后执行者谷牧：十年改革冷暖自知》，凤凰网，2009年11月24日，http://phtv.ifeng.com/program/wdzgx/200911/1124_5447_1448607_1.shtml。

[16]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17]《马胜利：失败也是财富》，新华网，2013年12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2/06/c_118449172.htm。

[18]《我为我这一生感到自豪——对话马胜利》，新华网，2013年12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2/06/c_118449169.htm。

[19]《国企改革30年：攻坚破难路更宽》，新华网，2008年10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08-10/03/content_10143500.htm。

[20]《傻子年广久》，大河网，2008年11月18日，http://newpaper.dahe.cn/hnrb/html/2008-11/18/ content_124971.htm。

[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

[22]同上，第371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24]黄孟复：《2003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http://www.sztjj.gov.cn/news/2003/12/3/tjj/tjj-11-32-14-3724.shtml。

[25]《中国大陆仅5家民企入选世界500强》，网易网，2012年7月9日，http://money.163.com/12/ 0709/19/860C52GH00253G87.html。

[2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3页。

[27]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28]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49页。

[29]《工业经济在保增长调结构中书写精彩答卷》，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4日，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sywcj/201103/t20110304_71318.html。

[3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3/indexch.htm。

[31]《谁是中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阳光网，2011年4月8日，http://news.sun0769.com/dg/ sh/t20110408_1010790.shtml。

[32]《珠海香洲毛纺厂：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中国广播网珠海分网，2008年10月14日，http://zh.cnr.cn/xwzx/zhxw/200810/t20081014_505122237.html。

[33]《三十年前，石岩推开全国“三来一补”大门》，《南方论刊》，2008年第1期。

[34]邓娜、侯少夫：《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与政策演变》，《开放导报》，2012年第6期。

[35]刘云：《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质疑——与王建同志商榷》，《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8年第11期。

[36]鲁（中国知网显示如此，笔者注）：《对国际大循环理论的一点质疑》，《农村金融研究》，1988年第6期。

[37]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09、121页。

[38]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91页。

[39]林毅夫、蔡窻、李周：《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40]［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晓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41]邓娜、侯少夫：《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与政策演变》，《开放导报》，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