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低附加值

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为之瞩目。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二战后，日本经过约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国民收入也随之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10%的速度高速增长，但是为什么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有限，劳而不富呢？

一、芭比娃娃的利润

2007年8月23日，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颁布的44号文件正式生效，该文件规定，东部沿海10省市，如果想要从事被列入限制类商品目录的产品加工贸易，必须向银行缴纳一定的保障金。这些产品主要涉及塑料制品、纺织纱线、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部海关商品的15%。之所以制定这个文件，主要是为了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恶性发展。

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是指在产品的设计、制造、流通、营销等环节中创造的超过原材料价值的增加值。按照通常的说法，智力因素如技术、创意、营销等会创造高附加值，会获得高利润，简单的劳动则创造低附加值，获得的利润也较少。

现在所说的全球化，或者说跨国公司的世界化战略，实际上是其在资本的集中和全球化进程中，跨国资本追求垄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新形式。因此，在产业向外围转移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并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它向外部转移的只是生产制造部门，通过直接投资，或者参股，或是通过外包网络等形式，在世界范围内配置产业链。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多国公司的大部分工作依然集中在其所属国的领土，资本大部分为该国所控制，企业的领导职务也是如此。再有，几乎全部的研究—开发，尤其是战略性工作都是在公司所属国的本土进行的”^[1]。通过对核心技术、品牌、销售渠道和产业链的整体控制，跨国公司仍然牢牢控制着转移出去的生产部门。

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是由“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发展、壮大而来。这些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附加值低。前些年有人把这些产品叫作“贴牌产品”。中国最著名的低附加值产品，就是芭比娃娃。我国珠三角地区、浙江义乌地区是最重要的芭比娃娃产地。

按照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数据，我国企业制造芭比娃娃的价值是1美元，最后在美国的沃尔玛超市卖出去的价格是9.99美元。从一开始的制造到终端的零售，整个价值的创造接近十美元，可是中国制造业只创造了1美元的价值。其他的近九美元的价值是怎么创造的呢？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以及零售，整条大物流的产业链基本上都操控在欧美各国的手中。而这个所谓的软性的大物流概念是从产品设计开始一直到零售。^[2]当然，这1美元也不会完全给中国生产厂家。据媒体报道，我国厂家生产1个芭比娃娃，只能赚取0.35美元的加工费。在产品的利润分配中，中国厂家的地位可见一斑。

我国加工贸易确实有了一定的发展，机电产品和高新科技产品已经成为加工贸易的主要产品。但是在新的科技产品中，我国大多数厂家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如果说以前是组装芭比娃娃，那么现在是组装高科技产品。当看到出口数据时，人们看到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科技产品涌向世界，但是在高科技产品的利润分配中，我国厂家只能拿到很可怜的一小部分。

安迪·凯斯勒是美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他在金融投资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产业链、价值链的实质。一台东芝手提电脑在美国售价1000美元，其中东芝公司要从美国购买价值300美元的英特尔芯片和50美元的视窗操作系统。这样，美国和日本之间出现了650美元的贸易逆差。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东芝公司可以获得50美元的利润，而一个英特尔芯片的利润是250美元，一个视窗系统的利润是49.95美元。美国公司的利润是日本公司的6倍，之间的利润差是250美元。所以他说：“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顺差……正在经历利润顺差。”^[3]再进一步说，美国的公司可以根据成本把芯片制造外包给东南亚和中国的企业，而日本东芝公司也可以把电脑组装外包，这些外包公司的利润自然更低了。总之，跨国公司通过把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外包，集中于控制核心技术研发从而形成技术垄断。在相互依赖和互利合作的外表下，跨国公司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

这不是个别现象。以国际分工体系最为活跃的电子产品生产为例,生产高附加值芯片、软件的美国获得了全世界电子行业60%左右的利润,生产关键性电子器件的日本、韩国等国家获得了世界电子行业20%左右的利润,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事一般部件生产及装配工作，只能获得利润的10%左右。^[4]我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这些转移过来的企业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等生产环节，技术含量不高，进入门槛较低，附加值自然就低。

现在一般把这种利润分配和及由此产生的竞争称为产业链竞争。全球化时代就是产业链竞争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顺差等概念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比如在日本和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为此两国之间也是摩擦不断，因此人们曾一度认为这是美国开始衰落的标志。如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对美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是这反而掩盖了我国工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端位置的事实。

二、乔丹还是园艺工

在谈起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时，一般认为，廉价劳动力是我国最有竞争力的要素，我国是凭借这个相对优势竞争到国际产业转移的份额。^[5]

相对优势理论认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生产能力，从而形成了各国的相对优势。各国应该根据相对优势，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而向其他国家购买别的商品，这样就可以形成合理的国际分工，相互都获得最大收益。为此，就要取消国家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由竞争。这一原理对任何国家都适用。比如发达国家有资金、技术优势，拉美、俄罗斯有资源优势，中国有劳动力优势，各个国家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这样会达到效益最大化。

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讲解这一理论时，往往喜欢列举乔丹和园艺工的例子。乔丹天赋异禀，运动才能出众，这是他的相对优势。他应该做的事就是专心于篮球运动，不断提高技艺，而不应该让修剪草坪这样的杂事来浪费宝贵时间。而园艺工因为身体条件无法与乔丹竞争，就承担起替乔丹修剪草坪的工作。他们各自分工，各自获得自己最大的收益。

当然，说起来很好听，关键是谁是乔丹，谁是园艺工。乔丹一条广告的收入差不多是一个园艺工一生的收入。

西方学者在谈到相对优势时，实际上是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希望自己继续当乔丹，而发展中国家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地为乔丹修剪草坪。

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次全球产业转移。美国等发达国家把利润率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部门最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当时“亚洲四小龙”兴起，就是因为承接了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

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日本也希望在东亚范围内搞一个相对优势分工，这个设想被称为“雁阵经济”。大雁飞行时往往排成一个“人”字形。日本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成为头雁，韩国、中国台湾等凭借劳动力优势排在其后，而东南亚凭借资源优势加入雁阵。

日本想在东亚当乔丹，让别的国家当园艺工，为它干修剪草坪的脏活、累活。

我国当时出于解决外汇问题的紧迫需要，开始利用劳动力参与竞争。我国的劳动力竞争优势确实是极其巨大的。1978年11月，深圳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在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村成立。甲方有两个单位，分别为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和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村大队加工厂，乙方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香港电业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主要加工业务是发热线圈来料加工业务。当时香港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价格上升，按照每天100元、每月3000元的标准，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很难找到工人。而当时上屋村人均年收入为一百一十元左右。工厂成立时，工厂职工每月工资80元。1979年，工资涨到每月180元。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达到了双赢。当地农民扩大了就业，提高了收入，而港方自然获利更大。即使以1979年上屋村的工人每月工资180元，香港工人每月工资3000元计算，就工资一项每人每月节省2820元。^[6]夸张点儿说，这笔工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即使除去运输费用、厂房租金、税费等，港方的利润仍然是极其巨大的。

在后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产生了世界性冲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人的工资往往只是同类工资的几十分之一。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双密集型产业不断向我国转移。

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不仅仅是因为劳动力充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庭联产承包制。我国从内地拥向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在自己的家乡都有一定的承包土地和房基地，这相当于农民工的福利保底。因此，只要在解决吃住之后工资仍有一定的剩余，农民工就能接受这份工资。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我国以劳动力优势参加竞争，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这实际上是“竞劣”，也就是为了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竞争，看看谁的工资更低。这种所谓廉价劳动力，实际上还意味着廉价的资源和生态成本。这种竞争不仅局限在发展中国家间，也发生在我国地区之间。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竞相提出优惠条件，压低地租、管理费和工资。同类行业内部机构竞争就更加激烈。

几个园艺工抢着给乔丹修剪草坪，乔丹自然掌握主动，有了压价的权力。

可以说，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发展以加工贸易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低工资是必然的，这是这种工业发展路径的前提。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劳动力价格增长，沿海企业就谈虎色变。这也是劳而不富的原因。

三、不平等交换

价值链理论能够说明我国沿海加工制造业为什么利润低，但它是一种要素论。其含义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发挥不同的作用，如资本、技术、土地、劳动，而稀缺性的要素，或者说在生产中发挥最大效用的要素，能够获得最大收益。由于我国劳动力充足，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利润分配中必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但是这种理论没有揭示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创造的财富流失问题。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能够揭示出这种财富流失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在同等的生产率情况下，同样的劳动创造同样的价值。因此，在国际分工与交换中，存在着不平等交换。通过这种交换，劳动剩余流向资本主义发达的中心地区。

在二战之前，国际贸易基本上是国家间的产品交换。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产品、矿物资源，而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二者之间进行交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往往在自己的殖民地建立企业，利用殖民地的劳动力，而且生产水平往往接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生产水平。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工资差距巨大。如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劳动力价格高，生产投入大。而如果在殖民地国家生产，应用同样的技术设备，而劳动力价格则极廉价。从劳动价值论来看，生产率相同，耗费的劳动时间相同，而同样的劳动力其价格相差悬殊。这样，同样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被以极低的价格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品进行交换。这一部分工资的差额，实际上是从殖民地国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了相应的劳动剩余，或者说，转移了相应的劳动创造的财富。

二战以后，技术革命把资本主义工业的重心转移到了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等新的部门，智力因素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主要因素。萨米尔·阿明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这种新形式的垄断资本给外围地区带来了重要后果。从此以后，有形资本的投资作为取得额外剩余价值以增加垄断资本利润率的一种手段，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技术统治越来越适合于完成这一任务……技术革命将有可能造成一种新型的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第三世界在古典型工业生产（包括资本或生产）方面实行专业化，而中心地区则保留超现代化部门的活动（自动化、电子、征服空间、原子能）。换句话说，外围地区将接受一种新形式的不平等专业化，从而使世界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延续生存。”^[7]从这个角度看，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是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二者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并没有变。

也就是说，即使发展中国家工业水平提升，但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上占据新的制高点，在二者进行产品交换时，由于工资水平的差距，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仍然随着不平等交换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跨国公司实行国际化战略，全球配置产业链，这种不平等交换转换为新的形式。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生态成本大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实际上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源和廉价的生态环境。在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升高、环境保护运动等，这些环节成本上升，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同样水平的劳动、资源、生态，投入的成本要少得多。这部分差额实际上转化为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比如同样生产芭比娃娃，一个美国工人也许年薪40000美元，而一个中国工人年薪只有4000美元。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工艺水平，劳动价值是相同的，但年薪差额为36000美元。这就是在跨国公司的价值链整合中，从中国流走的财富。

所谓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也就是对这一事实的描述。

在我国以劳动力为竞争优势，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中，投资的主体来自海外，提供资金、核心技术和品牌，而我国提供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在分配中，其劳动剩余也主要归投资者所有，我国以劳动力来参与分工只挣到了一些加工费。在国际分工中，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专业化方式。

我国这种以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使我国仍旧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位置。虽然有人称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遍布世界，但是这与当年雄踞世界霸主位置的英国这个“世界工厂”不可同日而语。英国作为世界工厂，是处于世界体系分工的中心地区，通过制造业，世界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向英国。而我国很多企业缺少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都是加工型或贴牌型企业，只是许多跨国公司全球体系的最后组装地。这使我国企业在利润分配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能拿到一些加工费，劳动者创造的大量的劳动剩余流入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