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需依赖症

我国以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了沿海地区庞大的工业经济体。但是这种发展战略也带来经济体内部一系列失衡，由此形成了出口、投资、消费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存在明显的外需依赖症。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这一矛盾进一步突出。

一、“蚁”居北上广

2007年，赵宝刚导演的青春励志剧《奋斗》风靡一时，佟大为、马伊?、文章、王珞丹等主演迅速走红。电视剧讲的是几个北京青年人大学毕业后创业的故事。但是相信很多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都会有一种感受，电视剧中的年轻人并没有怎么奋斗，而是更多地纠缠于情感关系。一不留神，这些光鲜靓丽的年轻人就买了房子，开上好车，或者开餐馆，或者开房地产公司，或者出国。也许更准确地说，这部电视剧讲的是在北京有一定家庭基础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

2009年，一本名为“蚁族”的著作引起广泛的反响。《蚁族》揭示了真正在社会中奋斗的外来大学毕业生的真实状况。作者廉思是以社会学的方式观照蚁族。蚁族是指在北京城工作的外来大学生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小县城。这些大学生聚居在北京的城乡接合部，共同租房，一起生活。他们往往从事电子器材销售和餐饮服务等低层次、临时性的工作，工资收入很低，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还有一些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图5-2　蚁族

在北京上下班高峰期，拥挤的公交车、地铁上的年轻人，大多数应该属于这些蚁族。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蚁居在人才过剩的北京，或上海、深圳这样的沿海大都市呢？为什么不到西部、小城市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如果说是少数年轻人，还可以解释为思想观念问题，那么当这些年轻人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时，必然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我国沿海外向型经济和由此衍生出的经济内在不平衡是蚁族产生的深层经济根源。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3。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指标，是比例数值，分布在0～1之间，0是绝对平等，没有差距，1是绝对不平等，在这之间，数值越高社会分化就越厉害。国际上一般把警戒线划定在0.40。2003—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都在0.47以上。2008年达到0.49。在这之后，由于政府加大民生投入，基尼系数连续下降，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16]

我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体产生的不平衡。

第一，收入不平衡。外向型经济是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是以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承接制造业转移份额，廉价、低工资是这种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由于被压制在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业利润微薄，如果考虑到物价因素，那么可以说，工人工资增长缓慢。

以加工制造业发达的广东为例。据广东相关部门监测，2013年第二季度，全省监测企业在岗员工薪酬待遇水平（普通职工）：总体月均工资2142元（同比增长9.4%），珠三角地区月均工资2326元（同比增长10.6%）、东西北部地区月均工资1740元（同比增长7.3%），制造业月均工资2236元（同比增长10.8%）、服务业月均工资1766元（同比增长6.5%）。

全省监测企业在岗员工薪酬待遇水平（技工）：总体月均工资2666元（同比增长6.5%），珠三角地区月均工资2833元（同比增长6.7%）、东西北部地区月均工资2198元（同比增长7.3%），制造业月均工资2780元（同比增长8.6%）、服务业月均工资2168元（同比增长3.2%）。^[17]

第二，东西部不平衡。沿海制造业除了劳动力优势，还有区位优势，邻近海洋，交通便利，这样才能便于大进大出，但是内地和西部地区就没有这样的优势。随着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它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内地的劳动力、自然资源、资金不断流向沿海地区。这就加大了我国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差别。

第三，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在扩大。不管是农民工还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都很难再回到农村。或者说，农村的劳动力、资金、资源不断地被纳入城市，推动城市发展。而农村则是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它提供廉价劳动力。而一旦经济下滑，它又暂时成为返乡农民工的庇护所，从而避免经济波动给城市带来的矛盾。

二、不平衡的三驾马车

外向型经济体衍生的不平衡，在经济体系内部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表现为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这是一个农业人口多、平均资源匮乏的大国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

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对外依赖程度，一般是用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外需依存度。对外贸易依存度是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2002年，我国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4%，2006年则达到36.9%。2002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42.7%，2006年则迅速攀升到67%，2012年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对外贸易依存度为47%。

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是贸易立国的外向型经济国家，2002年，它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约为19%，2008年约为28%。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远远高于日本。

进出口形成的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就是外需依存度，我国2002年外需依存度是2.1%，2006年则达到6.8%，除德国外，我国是外需依存度最高的主要大国。^[18]

可以说，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引擎。一旦国际经济有所波动，影响我国出口，我国经济就会受到极大影响。也许人们还会有所记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很多学者和官员认为，奥运会结束不会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会持续向好。但是令人料想不到的是，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金融危机，随之对世界经济产生冲击，我国沿海经济也受到巨大冲击。

外需依存度增加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国内消费不足。我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偏低，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内需偏低、外需依存度高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改变的。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得到根本扭转，能够参与世界经济，并能够大规模引进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先进技术，得以完善、调整工业体系，“补”轻工业的课。在这一时期，我国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同时，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政府财权下放，与地方进行财税分成，但是中央财政占整体财政的比例迅速下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2年的14%。

在财税分成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出现责权不平衡。地方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但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就要由国家来收拾烂摊子，但是国家却没有相应充足的财力。在这期间，国家一方面要大规模投资工业，计划、调控宏观经济；另一方面国家还承担着公共职能，如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国家财政能力迅速减弱，财政捉襟见肘。无奈之下，国家只得削弱了一些本该由国家承担的公共职能，如医疗、教育、住房等。而当时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没钱给政策”。

就拿医疗卫生来说，在国家财政困难、投入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当时的医疗改革最初的思路就是“没钱给政策”，医药卫生部门自己养活自己。1985年，我国正式启动医改，其核心思想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当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1989年的《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提出，推行承包责任制，开展有偿业余服务，调整医疗卫生服务收费标准，卫生预防保健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卫生事业单位实行“以副补主”“以工助医”。1992年9月，卫生部提出的“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从而形成了“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的政策，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

1993年，我国出现三大赤字：外汇赤字，外汇余额仅够偿还外债利息；财政赤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金融危机，银行系统存款和贷款之间出现巨额赤字。与此同时，国企遇到极大困境。也就是在同年，中国加速改革进程。国家和地方进行分税制改革，加强中央财政能力。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我国国企进行改制。而外汇体制进行改革后，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则继续推行市场化改革。

经过这次改革，中国经济再次注入活力。汇率改革后，我国制造业产品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出口大幅度增长，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外向型经济由此成型。但是代价也是极其巨大的。在国企改革中，大批工人下岗，生活困难。而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市场化改革，极大地压低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私人消费被进一步压低，由此形成我国内需不足、依赖外需的大格局。

我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走出困境不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外需骤降。这是我国在参与全球经济的过程中，第一次受到外部经济冲击。外需骤降，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双重打击。2000年，我国开始西部大开发，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扩大内需。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继续发挥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我国经济又进入快行道。在私人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出口和投资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引擎。

三、失灵

出口、投资、消费在拉动经济中所处地位的不平衡，是在全球不平等的经济秩序下，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外向型发展战略是由当时的国情决定的，是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平均资源匮乏的大国选择的工业化道路。由于劳动力过剩和资源约束，中国不可能像拉美一些国家那样搞进口替代战略，而是尽量从全球市场中获取资源，这是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根本原因。而在20世纪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出现了双过剩，即劳动力过剩和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使我国能够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承接产业转移，但这也进一步导致我国劳动者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偏低。产能过剩则需要国际市场来消化，而一旦国际市场波动，我国经济就需要国家大规模投资来拉动。

在这种经济格局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经济现象。

第一，政府财政充足，却很难提高劳动者工资。经济快速发展为我国政府带来了充足的财政。但是在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国际竞争的相对优势的条件下，低工资成为外向型经济的前提之一。在被压制在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微薄的利润空间确实也难以提高工人工资。沿海外向型经济中劳动者的低工资，为我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画了一个底线。我国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并不高，但与沿海加工厂的工人相比，却是高工资。如果在财政充足的情况下给企事业单位提升工资，就会加大社会分化。因此，各级财政更多地投入市政建设中。一方面，作为老百姓的感受就是，面对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和通货膨胀等压力，盼望着涨工资；而另一方面，修路造桥，甚至重复建设，似乎政府的钱没处花了。

第二，外资依赖症。在20年前，有学者根据国际经验曾设想，由于我国国内储蓄不足造成投资能力不足，必须利用国外储蓄来弥补这个缺口，引进外资是必然的。而随着经济发展，随着国内储蓄提高，外资就不是必需的，可以通过进口技术、设备来继续推动工业发展。^[19]我国现在是高储蓄率，有强大的出口创汇能力，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但是我国却患上了外资依赖症，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外资会不会离开中国。

第三，商品和资本双输出问题。在美元霸权条件下，外向型经济体所特有的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辛辛苦苦制造出各种消费品卖给美国人（美国是公认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换来美元。央行购买这些美元成为外汇储备。中国巨大的商品输出换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美国限制其他国家购买自己的战略性企业和技术，我国这些外汇储备只能购买最安全但利率较低的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资本输出。在美元以这种方式回流美国后，美国有了充足的资金可以维持福利制度，提供信贷消费，尤其是为投资者提供资金，再以投资的形式回到中国，赚取高额利润。在这样的全球资本循环中，中国成为输血国家，中国人低消费、高储蓄，而美国人低储蓄、高消费，甚至预支未来，借贷消费。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为了保持经济稳定，我国不得不以加大出口退税等方式鼓励出口。

现实说明，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推进工业化的方式，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使我国处于不利的地位。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我国这种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出口来看，20世纪末以来，美国出现泡沫经济，先是以高科技为概念的新经济泡沫，泡沫破灭后，又出现房地产泡沫。美国次贷危机是这种泡沫经济的崩溃。由泡沫的虚拟收益（如股价、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所带来的巨大的消费能力也自然随之而去。而欧洲随后出现的债务危机，也对欧洲一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造成冲击，由此造成美欧消费能力大减。泡沫破灭是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是一个回归真实消费水平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很多学者认为，这次全球性危机不是普通的经济危机，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深层危机。换一种说法，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已经难以消化中国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庞大产能。

再看投资拉动。在投资拉动中，我国政府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是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以投资拉动只能暂时解决需求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一旦新一轮投资结束，又会形成更大的产能过剩。2009年以后，我国迅速出台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由此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但是由此造成的负效应，如楼市泡沫、货币超发等，使政府不可能再通过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

而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也许廉价劳动力优势中的“廉价”有些刺耳，媒体改称为“人口红利”。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开始升值。同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财政和金融双管齐下。这自然造成货币超发，物价猛涨，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动力成本上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相对优势正在消失。这不是说我国劳动力不充足，而是说在我国的低端制造业中，在全球价值链上，企业只能获取微薄的利润，前述这些变化，已经销蚀了这点微薄利润，相关企业已经难以承受。不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工人无法生活，而达到这个水平，企业就无法盈利。这是我国沿海不断发生“用工荒”的原因。

提升消费，增加内需，协调三驾马车，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