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生产和消费

生产与消费是社会生产总过程中两个重要环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联系尤其紧密。生产影响着消费，反之，消费也制约着生产。现代工业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这需要相应的消费能力。我国现在生产与消费存在着不平衡，内部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形成产能过剩，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受到外部制约。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我国要通过保障民生、协调城乡、平衡东西部，提升内需，加强工业发展的自主性，同时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达到二者的平衡，给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一、保障民生：扩大国内消费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中国人节俭，喜欢储蓄；西方人则奢侈，过度消费。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中国人中不乏挥金如土的人，西方也有老葛朗台式的吝啬鬼。在很长时间里，崇尚节俭的新教伦理对美国影响很大。西方人的过度消费是与大众消费社会相联系，其制度基础就是社会福利制度。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同时也由于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我国在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领域采取了市场化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保障滞后于经济发展。

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民生，提高内需，成为我国近年来施政的重点，而且也是未来的施政重点。

就以医疗体系为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我国着力打造的全民基本医保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开始试行，截至2012年6月底，参合人口达到8.12亿人，参合率达到95%以上。2007年，针对尚未被纳入社会医疗保险范围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包括中小学生），我国开始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覆盖人群逐渐扩大。再加上1998年起在全国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我国已经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民基本医保体系。到2013年，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民基本医保体系初步形成，各项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

2012年9月，国家相关部门决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限定费用的基础上，将重大疾病的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70%。对于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即贫困人群，由民政部再给予20%补偿，二者相加可以报销到90%。2013年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15类130种重大疾病的补偿标准提高到70%以上，包括肿瘤、慢性病等在内的重大疾病补偿标准提高到70%以上。

总之，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进行大病治疗报销，一个家庭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医疗费用，省下来的费用自然可以转化为家庭的消费支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全民基本医保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全民医保体系则是我国改善民生、注重社会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谈到社会结构时，人们通常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而党的十七大则明确提出“社会建设”，其核心内容就是民生。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提出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建设目标。在民生建设中，这是政府施政的五大着力点。

学有所教：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发展学前教育，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推动继续教育、终身教育。重点是实现教育公平，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全面实行素质教育。

劳有所得：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健全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机制，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病有所医：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建立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老有所养：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并覆盖全社会，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完善失业、生育保险制度及社会救助体系。

住有所居：立足保障基本需求、引导合理消费，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对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廉租住房制度。对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中高收入家庭，实行租赁与购买商品住房相结合的制度。

改善民生的关键，就是要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领域，摆脱产业化、市场化，回归公益性质。只有这样，才能在国民收入中进行真正的二次分配，把社会财富向中下层转移。随着这种转移，人民的消费能力将会显著提高，我国的生产和消费将逐渐恢复均衡，工业化将会获得巨大的推动力。

宏大的民生工程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同时也要触及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也是一个一定能够完成的伟大使命。

二、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协调产业发展的支点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这是提高内需，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这里就从提高内需的角度探讨新型城镇化的意义。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统筹城乡、产业结构合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对提高内需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化既要考虑农村人口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同时又要考虑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考虑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化解巨型城市带来的弊端，还要使城镇具有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就业。

新型城镇化是利用我国国家宏观指导能力这一传统优势，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创造空间，争取时间。

在我国现在的总体经济结构中，消费需求较低，过于依赖外需和投资。自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停滞，欧美经济回暖乏力。这说明，这次危机是一次深层次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要经历痛苦调整，尤其是要改变过度消费、寅吃卯粮的习惯。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无法恢复。就我国来说，我国正在经历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不是短期能够迅速完成的。因此，中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创造有利条件。我们要看到，第一，我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幅员辽阔，城乡、区域、产业调整的空间巨大。第二，我国政府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通过合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协调城乡区域、产业之间的关系，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战略空间，为我国产业升级赢得时间。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都是通过政府统筹协调，投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拉动内需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巨大的住宅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从而能够提供巨大的投资需求。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2%，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也只有35%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达到近80%。差距就是潜力。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温铁军认为，我国三千多个县级单位和三万多个建制镇，特别是在传统农村地区，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投资和配套不足。所以县域经济与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就是要继续运用“看得见的手”引导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这三万多个建制镇的建设需求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这个空间足够消纳我们的过剩产能。因此中国的城镇化这个战略选择，将会同步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带动农民非农就业，以及带动普通百姓现金收入的增加，把原来的外需拉动经济的这种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拉动的增长方式。”^[19]

第二，新型城镇化要优化大中小城市间的工业布局，形成相应的城镇工业生产能力。城市化是工业化应有之义。随着工业发展，逐渐形成工业产业链条，出现聚集效应。工业需要劳动力，农民转化为工人。这些工人又自然产生了消费需求，从而形成了相应的服务业。这样就形成了以工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城市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形成服务业、产生消费需求、就业、吸纳农业人口的基础。

根据工业和城市发展的程度，我国新型城镇化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的发展主要是靠几个良性互动的大城市群来推动。如美国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这一城市群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其中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5座城市以及它们附近的四十多个卫星城镇，长约九百六十五千米，宽一百多千米，面积为13.8万平方千米，人口约六千五百万人，城市化水平达90%以上。它是美国经济核心地带，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日本也是如此。从中国的发展来看，在沿海发达地区，应当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形成辐射作用大的若干城市群。例如在北方，以北京、天津为依托，以周边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等城市为重点，形成环渤海城市群；在长江下游，以上海为依托，以周边的杭州、苏州、宁波等城市为重点，形成长三角城市群；在南方，以广州、香港、澳门、深圳等为依托，以东莞、惠州等为重点，形成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群的特点是：城市之间的产业是互补的，而不是趋同的；大城市要发挥科研中心的作用，要不断向周边城镇进行产业和技术的转化，不是仅仅吸纳周边城镇的资源；大城市与周边城镇之间有便利的交通，便于产业人口的自由流动。

第二类是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要融于县域经济，把发展中小企业和城镇化相结合。城镇化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能节约成本，能就近从农村吸纳劳动力，同时能形成比较低成本的社会保障。这样，城镇化能够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国内需求。这是一种“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一种办法。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东部地区乡镇企业曾经辉煌一时，形成了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经验应当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

第三，新型城镇化能够大力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的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张，而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以及管理方式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

现在有一种共识，就是我国服务业滞后于制造业。我国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5%～50%，而服务业始终维持在40%。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比重一般维持在60%～80%。比如印度，2010年，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65美元，但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3%，中国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414美元，但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1%，^[20]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偏低。

城镇是服务业集聚的地方，可以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

城镇可以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如发展社区服务业，解决广大群众的生活问题，可以发展丰富、营养的早餐业，老年饭桌等餐饮业；还可以发展更多的服务业态，如居民装修时，电力服务企业可以为居民进行专业化的服务，提供用电装修的建议，这样既可以使居民的电力设施安全，又可以节电省电。要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大力发展小微企业，以解决就业问题。2011年6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第一次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从而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具体划分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至此，小微企业群体正式步入公众视野。2011年11月，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在未来3年免征小型、微型企业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减轻小型、微型企业负担。类似的扶持政策应当进一步加大，不断解决小微企业成长中的问题。

依托大城市，城镇可以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会计、工业设计、信用评级等产业的发展。纽约拥有三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012财年的收入为313亿美元；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12财年的收入为244亿美元；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2财年的收入为315亿美元。仅仅是这3个会计师事务所一个财年的收入就高达872亿美元。德国的法兰克福虽然只有70万人口，但它的会展服务业一年创造的收入也很可观，仅仅是法兰克福会展公司一家2011年的会展收入就是4.75亿欧元（相当于47.4亿人民币）。我国相关部门要不断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政策支持，一方面鼓励这些城镇的生产性服务业紧紧围绕实体经济的发展来提升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空间，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

总之，从拉动内需来看，新型城镇是一种既有工业生产能力，又有相应的服务业；既有需求，又有就业的城镇。它将成为新型工业化的助推器。

在新型城镇化中，最需要避免的就是摊大饼式的“人造城市”。它通常是这样一种模式，政府付给农民一定的补偿，征收土地出让，房地产商竞标后开发房地产，一些需要住房的人购买，另外一些人或者出于保值，或者出于投机，购房进行投资。如此循环滚动，城市不断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当地农民获得一定的补偿，政府获得了财政，开发商获得利润，当然也拉动了相关建筑行业。这种“人造城市”解决了一些短期问题，却带来了长期问题。“人造城市”没有工业、没有生产能力无法吸纳就业，因此无法形成消费能力，而服务业也很难发展。所谓“城市化”只是农民“住上楼”，而不是成为工人，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更致命的是，很多“人造城市”是以房地产为中心，由于大量炒房客的拥入，造成房地产过度开发，而炒房客只是为了低买高卖，不是为了居住。因此，这些新城区居民稀少，到晚上灯火零落，被人们称之为“鬼城”。

三、新丝绸之路：平衡东西部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演讲提出，中国和中亚各国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1]

这是发展西部经济，平衡东西部，提升我国内需的重要战略举措。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平衡东西部发展，合理工业布局的战略举措，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为西部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迅速崛起，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向沿海集中，形成了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这三个经济中心。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有所加剧。2000年以后，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用东部沿海地区的过剩生产力提升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的重点是水利工程、交通、油气管网、电力输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再加上生态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和民生工程，极大地促进了西部经济发展。

“新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化。三线建设完全由国家计划实施，西部大开发是通过国家指导，把东部过剩产能转移到西部。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国家加大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改革体制激发地方潜力。而新丝绸之路则是以进一步开放沿边促进西部经济发展。我国沿海地区是与发达国家合作，承接制造业。新丝绸之路则把开放的重点转向中亚发展中国家，通过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推进西部经济发展。

我国西部发展是以开放促发展，以发展提升内需。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将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提上日程，指出要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

内陆沿边利用不同优势条件，加大开放，发展生产、贸易，平衡东西部经济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平衡东西部经济结构，促进内需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内陆沿边开放已经有了一定的客观条件。我国沿海开放得益于地理区位、交通便利优势。随着沿海地区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总体来说，从我国沿海到内陆、到西部，劳动力价格呈现阶梯状分布。这样，沿海地区的一些制造业出现了向内陆转移的趋势，而沿海地区开始向技术研发、产品开发、服务业升级。同时，我国内陆沿边地区基础设施发展迅速，公路、铁路已形成网络。

内陆沿边开放，一个方面是西部向东部开放，形成从沿海到内陆的产业梯度转移体系，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以远在西南的重庆为例，在2012年，重庆已经有了“寸滩”“永西”两大保税区和国家级“两江新区”，两区实现进出口贸易额达301亿元，约占重庆出口贸易额的3/5。重庆进出口贸易在2012年增长82%。

另一个方面是向周边国家开放。近年来，内陆沿边地区的各大城市纷纷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并对自由贸易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沿海开放主要是地理和区位优势，内陆沿边则要突出自身的独特优势，如地理、文化和资源等。2012年10月2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中国首个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正式投入建设。与此同时，在建的还有银川综合保税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中国内陆地区首个覆盖整个省级区域的试验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四大战略定位包括：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重要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集聚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将赋予试验区相关特殊政策，并允许在某些领域先行先试。

宁夏回族自治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除工业和资源外，民族文化最为明显。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迅速发展，2010年为1454亿美元，2011年为1959亿美元，2012年为2224亿美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人口占自治区回族总人口的1/3。因此，与阿拉伯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尤其是食品和日用品，具有天然优势。^[22]

现在重庆正在申请内陆首个自由贸易区，成为媒体和财经人士关注的焦点。而早在2011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已向中央政府申请设立中阿自由贸易区，着力建设内陆开放试验区，全面提升开放竞争力。先行先试保税物流、旅游免签、购物离境退税等新政策。新疆、广西、内蒙古、黑龙江等沿边省份和自治区也表现出申请边境自由贸易区的意向，希望以推动与邻近国家或地区的经贸作为设立自由贸易区的重点。

如果大胆设想，就可以发现，围绕西部大城市推动自由贸易区，可以向中亚辐射，与中亚各国形成一个多边自由贸易区。

2013年年底，据发改委相关人士对媒体记者表示，相关部门正在西部沿边各省份和自治区展开调研，为新丝绸之路作前期准备。分析人士勾勒出一个新丝绸之路路线图：推进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是利用新疆向西开放的地缘优势，依托新丝绸之路和第二亚欧大陆桥，建设连接俄罗斯、中亚及伊朗等国家和地区的能源、资源陆上国际大通道和国际能源资源产业合作基地，打造第二亚欧大陆桥国际经济走廊。

这条新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是亚欧大陆桥、输油管道和出境高速公路南北中三条线。南线依托南疆铁路和314国道干线，推进库尔勒—阿克苏南疆产业带和喀什等城市及口岸经济发展，推动向西亚和南亚延伸的第二亚欧大陆桥南线国际经济走廊及国际能源大通道建设。北线依托奎北铁路及口岸建设，推进阿勒泰等地以面向俄罗斯、蒙古为主的第二亚欧大陆桥北线外向型经济发展及国际能源大通道建设。中线依托西陇海兰新干线，加快伊宁等沿边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推进哈萨克斯坦向欧洲延伸的第二亚欧大陆桥中线国际经济走廊及国际能源大通道建设。^[23]

新丝绸之路是与中亚各国进行经贸合作，其远景则是形成贯通中国西部、中亚、东欧、西欧的经济走廊，把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辐射整个亚欧大陆。而我国西部地区是这个战略的支点。这对于西部发展、东西部平衡、提升内需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自由贸易区：博弈国际市场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自由贸易区占地28.78平方千米。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点“试验田”，可以说是“经济特区2.0”。

自由贸易区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其重点是双边开放，特点是“境内关外”。就是在我国领土之内设立一小块特定区域，允许外国商品货物豁免关税，免除通关、清关的繁杂手续，在区域内自由流通、自由出境，不受国家关税管制。自由贸易区是双向的，既要有利于我国吸引外来投资，也要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入对方市场。

作为试验田，上海自由贸易区要进行一下探索：

第一，探索完善自由贸易的途径。包括如何进一步扩大贸易开放度，与国际多元贸易接轨，其中的关键点是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自由贸易区自然要求自由汇率，这里要探索如何开放外汇政策，自由到何种程度。税收政策则要保证在国际上保持竞争力，保证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吸引力。

第二，金融开放。在上海自由贸易区，人民币资本项目逐渐放开，将全方位为企业提供与海外资本和市场对接的窗口。企业法人将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外资银行可以在自由贸易区试点开展人民币业务（但不享受国民待遇）。这些举措的目标，就是要试水人民币汇率价格发行机制，实现汇率市场化，构建离岸金融中心，为人民币国际化探路。

第三，投资开放。对于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传统贸易投资管理中，外国投资企业在投资建立之后，才能享受国民待遇，也就是和我国企业一样的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还没进入自由贸易区，没有立项时，就已经享受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即一方面国家部门提供一个“负面清单”，限制外资投资；另一方面这个清单以外都可以投资。这是进一步减少政府相关手续，优化外资流入流程的重要举措。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七十多个国家使用这种管理模式。

第四，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资本自由流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会出现热钱泛滥，资本大进大出，引发金融风险。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进行金融开放、投资开放，构建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也是要进行金融风险压力测试。那么上海自由贸易区是否会成为国际游资进入中国的跳板呢？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此，上海自由贸易区还要探索建立“防火墙”，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

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不仅仅是简单地发展经济贸易，它还是我国发展高水平开放经济体，争夺国际贸易话语权，为我国工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大战略举措。

现代大工业要以全球分工为基础，自然也要立足于全球市场。我国存在着内需与外需的不平衡，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我国要提升内需，平衡内需与外需，但是这不等于可以忽视国际市场，可以没有国际市场。中国要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就需要在更高水平上开拓、占领国际市场。

很多人总是设想在无国界的国际自由市场，我国企业可以像航船出海一样，自由竞争，开拓市场，但真正的国际市场却不是完全自由的。

一方面，我国企业面临着国际跨国公司的垄断。西方著名的跨国公司在历史中形成了它们的技术、资本垄断优势。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形成自己的全球生产网络和市场流通网络，并有能力在全球整合资源。我国的国营企业大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赶超战略由国家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也是在国家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动企业承接制造业份额，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利用外资的技术、管理、品牌来发展、壮大自己，这被称为“借鸡生蛋”。一些中小型民营制造业由此发展、壮大。但我国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缺少全球的生产和市场流通渠道。很多时候是通过承接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被局限在中低端制造环节。因此，产品往往依赖跨国公司的市场流通渠道。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国际流通能力严重不匹配，制约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仅仅是单个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由大国主导的多国贸易集团之间的竞争。这些贸易集团是区域一体化的结果，一般来说，其发展阶段依次表现为优惠贸易政策、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货币一体化。它们往往具有排他性，比如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制定“原产地原则”，规定只有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原产地产品”才能享受成员国之间给予的自由贸易待遇。一般来说，制成品在成员国境内生产的价值额要占到产品价值总额的50%以上，才能被视为原产地产品。而欧盟的主要目标也是加强一体化，消除内部国家间关税壁垒，促进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同时成员国制定统一商业政策对待非成员国。

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关贸总协定（后来发展为世贸组织），实际上是制定了国际贸易规则。我国为加入世贸组织进行了艰苦谈判，但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世贸组织运行不畅。为此，许多国家开始依靠互惠性的贸易联盟和经济合作来解决纠纷，这就形成了新的区域合作。自由贸易区通过区域贸易、金融、信息技术、知识产权一体化，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方式，受到各国重视。截至2010年，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有180个。近十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超过历史总和。

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开始联合发达国家，搁置世贸组织，制定新的贸易规则，希望以此重新主宰国家贸易秩序，遏制中国。现在美国正在筹建三大贸易协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最终目标是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此协议的谈判已经启动）、“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lurilateral Services Agreement，简称PSA）。一个由美国主导，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强强联合”的全球经济贸易秩序规则呼之欲出。这个新全球贸易秩序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新兴国家排除在外。如果要进入这一秩序，中国又要开始面对新的条款、新一轮艰苦谈判。

图6-5　美国与其他八国签订“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排挤、遏制中国意图明显

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来看，美、欧、日力图建立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比之传统的自由贸易规则，覆盖更广，深度空前。“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不仅将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的关税，还将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超乎全球所有已建贸易规则协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例外条款”，自由化程度更高。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开始发力重构全球贸易的战略新规则。^[24]

实际上，近年来世界大国都致力于一体化的自由贸易集团，参与全球竞争。美国除了筹建三大贸易协定，还在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旨在推动以阿富汗为核心的、连接南亚与中亚的经济一体化和跨地区贸易。这是英美战略家一直盯住不放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欧盟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也是一个参与全球竞争的贸易集团。欧盟的核心是德国和法国。欧盟成立后，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它一直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几乎与其所有邻国签有双边互惠贸易协定。如果将其视为一体，至少有欧洲、中东和北非的35个国家可以组成一个泛欧—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欧盟在其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欧盟还与非洲、南美等一些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俄罗斯也不甘置身事外，利用苏联留下的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正在联合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致力于欧亚经济联盟。

面对这些一体化的自由贸易集团，无论是在这个贸易集团之外的单个企业，还是单个的国家，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中国致力于新型工业化，调整结构，产业升级，必然要面向全球市场。因此，中国必须参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中国也必须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争夺应有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