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士訚
［摘要］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多为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如何共存一体，实现政治整合？不同国家的政党、政府和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并进行了不同的实践。本文回顾分析了目前学术界关于“两个共同”研究的基本特点，界定了政治整合的含义与目前这一研究的不同类型。通过比较政治方法，将“两个共同”置于国际视野，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中。本文以民族平等原则作为“两个共同”与政治整合的政治基础为起点，以“两个共同”为基本内容，进一步从思想价值、目标实现、不同主体互动、组织领导等与政治整合相关的几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民族工作主题与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特点。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 国族建构 两个共同 政治整合
综观近代历史，世界上的不少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或民族的国家凭借暴力或政治强制对少数民族进行剥夺或侵犯，以及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和国家、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一部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问题，甚至民族冲突不断涌现的历史。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避免不少多民族国家出现过的问题？在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共同”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伟大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
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将“社会主义就是共同富裕”作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十余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事业的发展，这一原则落实到民族地区又有了新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2]，首次提出了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1999年9月，江泽民同志将“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列为中国民族工作的两大主要任务之一，指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主要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是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3]。进入21世纪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事业的蓬勃发展，2003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各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简称“两个共同”——笔者加）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的思想。在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对“两个共同”的内涵作了明确阐释，指出“共同团结奋斗”就是“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4]。“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5]。党的十八大继续坚持了“两个共同”思想，提出要“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6]。
2003年“两个共同”民族工作主题一经提出，国内不少学者对这一思想的意义与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仅从CNKI查寻，涉及“两个共同”方面的文章就达数百篇之多，其中郝时远、金炳镐等的文章尤具代表性。郝时远研究员在《民族研究》2009年第6期上发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一文，深入阐述了“两个共同”与中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指明了中华民族是近代仁人志士提出的国家民族概念，是中国各个民族的总称。党中央将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了奋斗目标，并认为“两个共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文章认为，目前民族问题的主题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需要发展和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这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团结奋斗，目的是繁荣发展。金炳镐和熊昆新的论文《对“两个共同”的再认识》主要从解决民族问题原则的高度对“两个共同”的意义进行了解读，作者在论文中分析了“两个共同”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科学内涵，并着重分析了“两个共同”在当代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意义。唐建兵的《民族建构与国家建设》一文主要探讨了国家民族构建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在论文最后一部分中分析了“两个共同”对中华民族复兴与建构的重大意义，认为“两个共同”的建设将促进不同民族之间“互识性共同因素的不断增长”，随着不同民族之间差距的不断缩小，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不断趋近实现。[7]
从上述论文看，郝时远、金炳镐等作者的论文主要从民族学的角度分析了“两个共同”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伟大意义，而唐建兵的论文尽管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接触到了“两个共同”，认识到“两个共同”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两个共同”不仅对中华民族这一国族复兴与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中蕴涵有关于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同样具有十分重要价值。对“两个共同”的理解，不仅需要从民族学角度思考，也需要从政治学角度进行探讨。
首先，自国家产生以来，如何将社会内部的不同集团纳入一定“秩序”之中，一直就?是国家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指出，为了使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其基本任务就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8]，这个力量就是国家。显然，国家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社会内部不同集团，其中也包括不同族群纳入一定的秩序中，使其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显然国家的这种活动就是政治整合。
其次，从2003年国家将“两个共同”确定为民族工作主题，这一主题既有解决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战略设计，同时从涉及诸如三个“凝聚”，即“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以及“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等内容看，无不是从全国意义上思考如何将各族人民凝聚起来，求得各个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这一全局性战略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路径选择正构成新时期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重要内容。
基于上述分析，也就需要从政治整合的意义上对“两个共同”这一民族工作主题作一解读。什么是政治整合？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三种观点值得注意:第一种受英语概念影响，将整合与融合等同起来。[9]其实，融合和整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融合表示的是两个不同因素结合后，原来的各自特色消失而生成一个具有新的特质的统一体。整合则是构成其中的不同因素依然保留自身的某种特色。第二种是自上而下论，也就是政治整合指的是一定的政治主体凭借一定的权威将社会中的多元因素组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10]第三种为自下而上论，即社会中的不同集团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结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11]后两种整合解释各有所依，但都反映了多元力量组成一体这一事实。具体运用到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上，解决的是同处于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族群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问题。观察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可以说随着主权国家建立的完成，大多数国家多是多族群国家。即使是西欧那些老牌的“民族国家”随着“逆向殖民潮”[12]的发展，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多族群国家。多族群共存一体，既存在“多族群”事实，也存在作为统一秩序象征的宪法、共同的边界和主权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内部族际关系格局不同，产生出来的政治整合样式也各种各样。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看，存在着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公民国家为政治表现形式的政治整合样式。在这种样式中，公民化或去政治化构成了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思路，[13]如美国；也存在以国家自主性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多元一体格局，国家作为最高权威，对国内不同族群实施中心—边缘式管理，少数人族群成为国家统一管理下的一个边缘性群体，如缅甸、泰国、老挝等；从“同”与“异”的关系看，有“扶异求同”“异中求同”“弱异求同”和“灭异求同”四种具体样式；[14]从民主化与文化化的关系看，存在“民主化”政治整合和“文化化”政治整合两大类型。[15]从上述学者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样式的区分，一方面透视出现代多民族国家中族际关系格局与政治整合样式之间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从学理上看，都涉及诸如差异与共同、多元与一元、民族群体权利与国家权力、族群认同与公民认同等与政治整合密切相关的因素的组织问题。具体落实到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上，所谓的政治整合就是: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以及这些群体与国家之间形成为一种国族国家[16]的状态和过程。它有以下几个方面内涵:首先，政治整合的政治基础，也就是构成政治整合的群体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和政治整合的基础。其次，政治整合的价值与目标定位。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既有原生文化的编织，也有自觉建构的作用，其中一定的价值和目标选择构成了政治整合的精神纽带与合力之源。再次，政治整合内部不同主体的互动与组织领导。社会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与有效科学组织指导，是政治整合获得健康发展与巩固的保证，从多民族国家角度看，就是各个民族群体结合成国族国家。
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处理“同”与“异”的关系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发展差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民族关系发展中存在着相对的不和谐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学术界曾对民族识别、公民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完善或变革、民族权利与国家权威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途径。本文尝试以“两个共同”为基点，借助比较政治学方法，对蕴涵其中的政治整合机制作一初步探讨。
（一）民族平等:“两个共同”的前提和当代中国[17]政治整合的政治基础
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首先涉及不同族群在国家中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人权和公民平等原则的确立，民族平等原则也成为不少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一个重要原则和进行政治整合的政治基础，在中国也不例外。
当代中国的民族平等[18]原则首先是各个民族政治上的平等。这里说的政治平等集中体现为人民主权意义上的政治平等，即所有民族不论大小都是人民主权的参与者，各个民族平等地共同参与国家治理，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各个民族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共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夺取政权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个民族消灭了阶级压迫制度，建立了体现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立了民主制度。通过这些制度，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民族的代表和群众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管理。显然，各个民族的平等首要的就是共同参与国家管理，他们在共同的政治参与中相互承认、平等协商，在共识中形成凝聚力，合力而建设自己的国家。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民族平等实践更多以“主权民族”平等为特点，即作为共同体中的每个民族分享主权，各个民族在保留自决权基础上形成政治共同体。[19]这是一种民族联邦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在这种共同体中，以民族自由选择作为了民族平等的重要原则，其中含有对抗与分裂的因子，为这些国家政治整合的失败留下了隐患。与上述不同的是，在民族聚居较强的多民族国家，如西班亚、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通过建立民族自治而实现民族平等。在这里，民族平等更多表现为以民族群体为基础，通过本民族政党参与和影响国家政策制定，分享国家主权，保护民族利益和权利，通过这种政治机制，实现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
中国的民族平等是各个民族通过共同参与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实现国家管理中，集中表现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刘少奇同志在评价各民族政治上平等的重要意义时指出:“必须让国内各民族能够积极地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又必须让各民族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自己当家做主，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这样，就能消灭历史上残留的民族间的隔阂和歧视，不断地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20]在这里，一方面，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本身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又带有行政管理的意义，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力同时，又作为了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的一级政府。显然，这种管理方式不同于前苏联以及其他国家提出的“主权平等”或“民族自治”意义上的政治整合，而是以一定的单一制为基础，同时伴随有各个民族共同参与的一种政治整合。
民族平等不仅通过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得到落实，在实际中存在着民族形式上平等与实质平等问题。就形式平等而言，这是基于构成全体中华民族所有民族群体的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中国各民族公民广泛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平等权利。[21]就民族的实质平等而言，主要指在民族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权利本身行使等具体方面的平等。斯大林曾根据列宁的思想，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平等问题有过一段分析，他指出:“由于文化较发达的民族和文化不发达的民族之间还存在着旧的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民族问题就具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要求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使他们有可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无产阶级的俄国中部。”[22]因为各民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是一切不满和摩擦的根源”[23]。斯大林的这些分析尽管反映的是前苏联的事实，但同样在中国存在。以贫困规模为例，中国贫困人口数量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集中。
例如，2010年全国贫困人口数量12,800万人，其中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分别为237.77万人、1012万人、1532万人、1500万人、83.3万人、138.36万人、101.5万人和329.77万人；贫困发生率全国为13.4%，而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分别为:20.34%、25.0%、45.1%、42.0%、34.42%、37.6%、25.6%和25.4%。[24]
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实现各个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25]。同时，为了解决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贫困和发展问题，国家采取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有针对性的差别化国家支持政策，其中包括财政补贴、干部名额、高考加分、自治地方的双语教育、计划生育等政策。这些政策对提高一些民族及其个人的发展能力，帮助少数民族群体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建设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代中国在两个平等的结合上的努力，有效地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就形式平等而言，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以及各项制度，促进了各个民族平等权利的实现。在这里不存在任何一个民族有高于另一个民族的权利，在政治上不存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政治冲突，将各个民族有效地组织进国家中。各个民族在政治上成为了人民主权的一个成员。但在现实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具体环境，发展条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即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应该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形式平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出现一定的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任其发展，如果那样，将使少数民族产生一种被剥夺和被压迫感，严重影响到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和政治整合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时代，少数民族总体上是弱势群体。国家在坚持各个民族形式平等的同时，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帮助那些弱小的、发展慢的民族提高自身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参与能力，可以缩小民族之间发展上的差别，从而增进不同民族的共同性，促进政治整合稳定和健康发展。
相比较而言，在当代多民族国家中，一些国家强调市场作用，追求形式平等和自由。这种平等在打破各个族群隔离状态，实现经济生活的一体化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竞争的加剧，使本来族群事实上不平等扩大，带来族际间冲突与摩擦的产生。如在东南亚国家的城市中，既存在着豪华的富人居住区，也存在着大量的贫民。既有富裕的族群，也存在着穷苦的族群。美籍华人蔡爱眉指出:“市场将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外来的’少数族群手中，在时常处于贫困的多数族群中挑起嫉妒和仇恨。从绝对意义上说，多数族群的生活可能会得到改善，也可能得不到改善，这也是许多全球化讨论所集中的争论所在，但任何意义上的改善都敌不过他们的持续贫困和他们所仇视的少数族群非凡的经济成功。”[26]利益上的悬殊决定了这些不同族群之间不平等感的加强，并把这种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联系起来，此时，民族关系将受到伤害，社会和政治凝聚力随之下滑，甚至走向政治整合的失败。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冲突就印证了这一特点。[27]
二、作为精神力量的“两个共同”与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
在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采取怎样的一种价值，选择怎样的一种道路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28]在此，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在对“两个共同”内容的阐述以及十八大报告中，都十分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置于统领地位，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原则。
（一）“两个共同”中的价值与道路坚持
众所周知，在当代众多国家中，实现经济发展、国家的繁荣和人民富裕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但这里受到了各国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剧变后，世界不少国家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强调了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选择，他们虽然提出了“人民的富裕”思想，但由于受资本主义影响，这种“富裕”只能是少数人的富裕和发展。美国学者埃斯科瓦尔指出:“发展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国家的领导者同意让他们的人民接受各种各样的干预，让他们服从于更广泛的权力形式和控制系统；以至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精英们能够视这一切为发展的必要代价:大规模贫困，将第三世界的资源随意贩卖给竞标者，损害他们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环境，杀戮、折磨、声讨他们的原住民，将他们逼入绝境。”[29]美籍华人蔡爱眉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本土多数族群中，极少有人会相信自由市场会使他们‘从赤贫到暴富’。”[30]资本规则统治下的富裕和发展往往是资本占有者的富裕和发展，资本的排他性必然表现为对人的排斥和对弱势民族的排斥。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对物的征服必然表现为对人，特别是对那些弱势地位的族群的征服。受此规则影响，也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富裕只能是少数人的发展和富裕和大多数人或弱势族群的贫穷。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曾以威权的形式推进了国家的发展，但“新秩序”时期，中央财政为苏哈托军人政府的核心和亲信中产生的陆军军人控制，军人集团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爪哇人。非爪哇民族成了前者消费的供应者，也由此构成了“非爪哇人不满的根源”[31]。在墨西哥，“深肤色的穷困潦倒，浅肤色的有钱有势”，前者为具有印第安血统的人，占人口的10%，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社会地位低下，贫困、疾病和文盲伴随着他们；而社会中获利好的职业往往被白人享有。在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面前，利益发展严重失衡，使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族群之间缺乏共同性，严重影响着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和政治整合的稳定。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提出，中国的繁荣、发展和富裕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基础上的繁荣、发展和富裕。邓小平同志提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32]。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一部分人先富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33]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天津的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4]对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35]以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36]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建立强大国家成为不少国家的理想。在印度，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领导人提出21世纪印度要成为一个“强大、繁荣富强的国家”的豪言壮语。从前苏联解体以后恢复过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俄罗斯唯一的现实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37]即使处于中小国家的马来西亚同样不甘落后。1991年2月28日，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工商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2020年宏愿”，其目标是在30年内（即到2020年）把马来西亚建成一个“全面发达的工业国家”。各个国家对自己国家未来发展与民族振兴理想实现提出了不同的价值选择和制度选择，有的寄希望于国家政策，也有的寄托于强有力的国家元首，也有的侧重强调国内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他们试图通过各自的理想和政策，获得国内不同族群的认同，以便促进国内的政治整合，但总体上依然没有超越其所在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的选择。尤其20世纪，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不少国家更把自由市场、自由主义作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唯一价值和道理选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改弦易辙，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不仅导致国家走向衰落，而且也使国家陷入剧烈的民族冲突之中，有的国家性质的转变，使政治整合失去了灵魂，不能不使国家陷入动荡。
中国共产党从国内和国际经验教训中，备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通过“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38]。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两个共同”中的目标定位
在近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建设与民族建构构成了其中的重要内容，甚至国家建设在现当代意义上就是国族建构。多民族国家中的不同民族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整合，国家建设势必受到影响。正如西方学者派伊指出的，“政治发展就是国族整合”[39]。不过，历史上西方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国族建构中都曾经把同质性国族国家建设作为目标的历史，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不同民族的流动，这种同质性国家建设收效甚微。目前世界上的不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多为多民族国家。如何在民族国家疆界已经确立且内部包括不同族群的条件下有效地实现政治整合？创造一种国族国家是这些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不能不看到，这些国家在国家建设与民族建构上不乏有好的想法与设计，但由于受到国内多元利益和国际势力控制与影响，这些国家的发展往往为国内多族群的内圈化所困绕。“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在群体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40]。因身份认同的不同，相互间总是兵戎相见。卢旺达胡图人对图西人、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族对阿尔巴尼亚人、印度的印度教徒对穆斯林都曾经发生过暴力事件。世界上不少国家中的族群在把本族的人聚合起来之时，也把“他者”视为了“敌人”。随着民主化浪潮影响下不少多民族国家出现的“颜色革命”，更使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政治有了发展的空间。在族群认同唯一的条件下，不少多民族发展中国家难以形成社会与政治的合力，更妄谈国家的发展与民族振兴。
当代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发生在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中。民族复兴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各个民族团结起来，在不同民族的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中形成合力，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和道路选择的基础上，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下。在当代中国，各个民族已经纳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各个民族群体的利益要求在市场经济面前都有了新发展。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物化意识成长，也必将导致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的发展。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中国梦的重要内涵，就是寻求国家的价值内核，并以其作为精神之钙、民族之魂。而中华民族复兴是各个民族的共同理想，是中国各个民族工作要实现的中国梦。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41]坚信这一“理想信念”，56个民族，13亿多人能够凝聚起来；坚信这一理想，各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创造“美好家园”，推动着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坚信这一理想，兴邦强国家就能实现，人民就能团结起来。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无数志士仁人为实现国家的独立与民族复兴，为使苦难的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而艰苦奋斗，甚至献出了生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紧紧依靠人民，通过付出千辛万苦和最大牺牲，结束了旧中国悲惨命运，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在此进程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动员起千千万万的各族人民加入建设新中国，实现幸福生活伟大事业中；另一方面，饱经战乱与贫穷的亿万各族人民也以忘我的精神参与到这一伟大事业中。改革开放进一步调动了各个民族的积极性。经过三十年奋斗，中国的“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42]。但也必须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43]。在这样一个国情下，更需要各个民族坚定信念，努力为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总之，“两个共同”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既构成了各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精神源泉，也为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铸就了灵魂和方向，它将有力地将不同民族群体共同聚合起来，形成正能量，共同致力于中华国族的建构。
三、作为实践行动的“两个共同”与当代中国政治整合
“两个共同”强调各个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其中既蕴涵着各个民族建立在团结、合作、互助与和谐基础上的良心互动和社会实践，也蕴涵着国家在“两个共同”实践中的关键作用。这也就为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注入了生机和力量。
（一）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实践发展
基于现代化分工的各个民族之间的良好互动为“两个共同”的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在实践中，各个不同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动员起来，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与小康社会的建设中来。他们在相互合作中，既增进了自身的发展素质和能力，也在促进着其他民族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他们在彼此之间的相互交往中编织和再生产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21世纪以后的人口流动情况看，在2000年中国全部的跨省迁移人口中，东部地区的65%仍在东部的其他省（市），而中部地区超过84%，西部地区超过68%则迁往东部。[44]而从民族人口比例变化情况看，少数民族人口向汉族地区迁移。大量少数民族迁居东部，使得中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77.64%下降到2000年的71.27%；民族八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69.59%下降到2000年的63.16%，而中东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则处于上升趋势。[45]
随着民族之间交往的发展，各个民族各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众所周知，中国民族地区大多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很大。东西部优势互补，极大地使原来封闭的民族地区处在了民族的相互合作之中。一种基于市场意义上的合作使各个民族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在此进程中，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局面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时不同民族之间的涵化也发展起来。具体而言，在一定民族区域内，不仅汉族的语言结构要素及模式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少数民族的语言，而且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着前者。有研究发现，在西北一些城市民族文化中，汉语虽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占据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地位，然而各民族却用自己的文化方式、语言方式，改变着汉语，加工着汉语。这一过程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直接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译成汉语进行交流，另一种方式是用少数民族自己的语法结构改造着汉语。同时，在日常生活的涵化方面，突出表现为，在饮食起居方面，许多民族中出现了互相借鉴的现象，各民族的饮食禁忌也在不断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比如汉族的饮食中有不少清真菜谱成分。在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的涵化方面的突出表现是族际通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就国内族际通婚情况来看，俄罗斯族、满族、壮族、仡佬族、白族等大量与汉族通婚，使得其民族人口基数大量增加，人口年增长率不断提高；傣族、回族、苗族等也逐渐由民族内婚转向允许民族外婚；东乡族、彝族、瑶族、朝鲜族等与外族通婚的很少，大多仍有民族内婚的习惯。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民族之间交往加深，彼此之间的相互镶嵌，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和谐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一种来源于社会层面的各个民族参与其中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与政治整合。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承认和相互帮助，使各个民族的发展都不是封闭的自我发展，而是在相互合作、帮助与团结中的发展。
在“两个共同”的伟大实践中，国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一，各个民族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交通条件有了巨大改观。改革开放前，中国民族地区总体上处在十分封闭的状态。由于气候、地理状况的原因，很多地方交通极为不便，甚至一些民族地区与世隔绝，民族地区的群众世代活动没有超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不知道外部世界怎样，历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尽管在此过程中，国家已经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如修建公路、铁路、桥梁，建立邮政、电报、电话和通信系统，但由于财力有限，这些设施还很难深入农牧场和偏远地区。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基本设施建设有了长足发展。国家“陆续建成了南昆铁路、内昆铁路、南疆铁路、拉萨机场、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工程、宁夏扬黄灌溉工程等一大批重点工程，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4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称“雪域高原”的西藏地区，2007年，青藏铁路铺轨到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使西藏不仅与内地之间有了一条经济、快速、全天候、大能力的运输通道，而且使西藏与内地之间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010年12月15日，全国唯一没有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结束了没有公路的历史，这样一个高原孤岛进入了全国公路网，与外界联系在了一起。国家在完成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村村通公路，户户通广播和电视的工程也在民族地区展开。现代的民族地区下至乡、村或寨，基本都有了自己的公路、广播和电视。交通和网络条件的改善使“两个共同”的实践更加便利。
其二，国家通过各项公共物品的提供，使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相互镶嵌，促进了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情况制定了各种不同的政策。如2009年《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所分析的，“八五”计划时期以来，国家在资金和政策投入方面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倾斜力度，在民族地区建设了一批大中型工业项目，如新疆的塔里木油田、广西平果铝厂、青海钾肥工程、内蒙古大型煤电基地等，从而使民族地区形成了若干重要的资源开发和深加工产业基地，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了一起。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放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地位凸显，其中包括优先在民族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深加工项目，引导和鼓励较为发达地区的企业到民族地区投资，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和金融支持等，民族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民族地区与全国经济的一体化，为各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技术基础。
其三，国家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47]。同时，国家也发展了少数民族教育与文化事业。中国政府在2009年发表的《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结构、民族文化遗产、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通过国家的这种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不仅得到保留，而且与时俱进，不断得到繁荣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
在“两个共同”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提供科学有效的组织与良好的服务，保证了各个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
第一，“两个共同”的伟大实践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48]。在这理论体系基础指导下，“两个共同”的伟大实践更加自觉，更有方向，在共同建设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更能形成合力，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特有的思想优势。
相比较而言，当代世界上的不少多民族国家由于深受多元思想影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竞相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与政治舞台上出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党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政策价值取向的发展。他们往往各依一定的思想主张制定竞选纲领，制定执政政策。然而在竞争民主体制下，任何一个执政的政党都不可能长期执政，即使在位，其政策主张会常常受到其他持有不同政策与理论主张的政党或集团的批判或抵制，使这些国家难以形成为更多人信服的精神认同，从而降低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力。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两个共同”的领导力量，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维护政治整合的又一个重要优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同时，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各族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当代中国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而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领导和组织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要担当起这一重任，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任务和情况，加强了自身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最近中国共产党围绕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充分证实了这一特点。围绕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国家各项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完善，为各个民族人民当家提供了制度保证；不断发展和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了民族地区自治与民族共治的结合；通过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将各个不同参政党、不同民族代表有效地组织起来，协商共事，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通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法》各项法律和政策，维护民族平等、保护民族权利。
相比较而言，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代表不同利益与认同的的政党，与国内宗教、部落与族群纠缠在一起，为了各自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而相互竞争，置国家和整体人民利益于不顾；在权力、资源的分配上，不少国家的当权者以所代表的部族、族裔、教派利益发展为首要考虑对象，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整体的发展。如在部族观念根深蒂固的也门，尽管那里的人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及反对外族入侵斗争，形成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意识，但仍难以接受“主权国家”的概念，特别是在部落和边远地区更是如此。对他们来说，政府仅仅是那些掌握权力，并用其损害国家的政治精英的同义语。部落成员既不相信政府意图，也不关心政府政策。[49]喀麦隆独立后曾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1992年实行多党制，国内很快陷入民族冲突与动乱之中。在刚果（金），政府刚宣布多党制，一场政变随之而来。诸多案例说明，在缺乏核心权威和成熟的民主制度国家，当政治权力的竞争和资源分配为部族、民族所困时，多民族国家中的不同族群之间难以形成合作，更谈不上什么发展。
四、余论
当代多民族国家是处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人类世界中，多民族国家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能够立足并能得到发展？在国内政治中，如何既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又使各个民族获得承认和发展？总之，多民族国家如何在凝聚和发展的两个问题上实现科学和有机地结合？如何使不同的族群结合成一个包容性的国族国家，是当代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追求发展是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但发展带来的国内利益分化以及文化认同上的碰撞严重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凝聚力形成和稳定。
观察当代世界上的不少多民族国家，其政治整合有成有败，其间充满了曲折和变数。在此，凝聚与发展相互关系以及凝聚与发展各自内部构成的科学与合理安排对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民族没有发展只能面临着萎缩和死亡，失去发展希望的族群只能走向颓废或反抗；而没有凝聚力的国家，人民离散；没有合力，就会导致国家政治动荡、国家分裂，发展更无希望。一部近、现代国家崛起史，有兴有衰，正确地解决凝聚和发展关系者则兴，反之则衰。历史经验表明，多元一体，合力国强。在一个充满了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中，只有在正确处理了凝聚与发展关系，国家才能站立起来而走向繁荣。
当代中国无论从价值意义上还是实践意义上的“两个共同”，由于正确把握了凝聚与发展这一关键问题，因而保证了国家和民族复兴事业的不断进步，其机制在于:
首先，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原则。“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0]。与其他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多民族国家相比，后者由于受资本统治的驱使，资本占有私人化背后的排他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各项制度不健全，经济落后和国家能力受限的条件下），带来的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与不同族群认同带来的内圈化，纠缠一起，困扰着社会一体化进程。而前者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一种反思和超越，在通过“共同富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既保证了繁荣发展，也使不同民族在团结、合作中结合与凝聚起来。
其次，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确立了与各民族愿望息息相关的奋斗目标。“两个共同”中提到的“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承认和保护了各个民族发展的积极性，也使这种积极性凝聚到中华民族复兴之中。既承认了各个民族小康社会经济的、文化的与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也确立了各个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理想；依靠繁荣发展，多民族国家生生不息，充满活力，不断走向辉煌；依靠理想和信念，各个民族精神充实，具有灵魂，而唯有各个民族有了这种共同精神，中华民族这一国族才有统一的灵魂，政治整合才有精神纽带。
最后，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有着科学合理的组织保证。在当代中国，“两个共同”主题中所确立的内容和进行的实践既有自上而下的特点，也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整合，无不有国家建构的作用。即使是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被西方学者视为是一种自下而上政治整合典范的加拿大，国家在政治整合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改革进入攻坚时期，更需要两个方面的结合。两个整合形式的结合使中国的政治整合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需要指出的是，提出“两个共同”决不能与搞民族“融合”划等号。相反，“两个共同”思想及其实践从来都和承认和尊重民族差异，承认、保护民族权利，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51]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选择研究》（13AMZ005）研究成果之一。
[2]江泽民:《加快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1992年1月4日，转引自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干部读本）》，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3]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4]《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上）。http://www.sina. com.cn，2005年05月28日14:46《北京日报》。
[5]《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上）http://www.sina. com.cn2005年05月28日14:46《北京日报》。
[6]《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08/c_113641526.htm。
[7]参见唐建兵:《民族建构与国家建设》，《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9]在英语中，integration有整合、一体化、混合和融合之意。运用于社会学上时，被解释为一个特殊的次群体成员从群体范围内的孤立状态趋向与其他群体成员融合的过程。参见吴晓林:《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10]认为政治整合就是“国家把处于分离、分散、分裂状态的多元利益群体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统合进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保持和实现政治系统良性有序运转的过程和状态”。见侯万锋:《民族因素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1]认为，政治整合就是社会内部不同群体在共同目标的作用下形成有机结合的过程。参见RobertRhodes, The New Go 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Political Studies.XLIV,pp.652-667.
[12]传统的殖民潮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发展。战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和进一步的开放，发展中国家成员大量流向西欧、北美等传统的殖民主义国家。
[13]当代公民国家建构主张以公民民族主义为多民族国家结合之路，其主要代表国家为美国。在这种样式中，族群文化差异保留在私人领域，政治领域一律公民化。这一观点在格罗斯《公民与国家》一书以及中国学者马戎的《族群、民族与国家建设》一书中。
[14]参见张会龙:《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15]参见王建娥:《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
[16]关于国族的认识，在当代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郝时远研究员认为，“无论是相对单一民族成分的国家还是多民族成分的国家，从领土政治的角度说，都叫国族——国家”。见《热话题与冷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第4页。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将“一族一国”视为理想，其中含有同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因子。笔者这里采用的国族国家主要指共处于一个疆域，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组成，不同民族成员享有共同国籍的国家。
[17]由于标题字数限制，本论文所采用的“当代中国”主要指作为“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后面标题均同。
[18]在当代话语中，民族与族群有着严格的区分。一般说来，前者与领土和主权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者主要指作为民族国家中的次级群体。对于两个概念，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均有不同观点，因为篇幅字数关系，不多赘述。鉴于中国用法习惯，当指中国的各个民族时，依然采取“民族”一词；涉及国外多民族中的“民族”时，采用“族群”一词，以与国家相区别。
[19]〔南〕基罗·哈季瓦西莱夫:《民族平等与社会自治》，冯锡友译，见朱伦等编:《民族与民族主义:苏联、俄罗斯、东欧学者的观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335页。
[20]刘少奇:《关于民族区域自制问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一○年），第118页。
[21]主要包括诸如各民族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各民族公民都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劳动、休息和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等等。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年版。
[22]〔俄〕斯大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23]同上，第201页。
[24]参见蓝红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217页。
[25]周恩来:《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26]〔美〕蔡爱眉:《起火的世界》，刘怀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7]20世纪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生活在中央区域的爪哇民族和亚齐民族在经济上存在着差距和冲突。“自1975年以来亚齐贡献给国家的自然资源占了地区毛收入的11%。但（中央）政府每年反馈给亚齐地区建设的只占（其中的）0.5%。爪族不仅掌握政治主导权而且独享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好处，而亚齐等外岛少数民族难以接受。参见陈衍德主编:《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28]《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08/c_113641526.htm。
[29]〔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30]〔美〕蔡爱眉:《起火的世界》，刘怀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31]〔印尼〕C.L.夏尔玛:《印度尼西亚的民族、民族一体化与教育》，王士录译，《民族译丛》，1990年第1期。
[3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3]同上，第142页。
[34]同上，第364页。
[35]同上，第374页。
[36]《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08/c_113641526.htm。
[37]〔俄〕《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38]《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08/c_113641526.htm。
[39]转引自[美]阿伦·利普哈特:《多元社会中的民主》，刘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40]〔美〕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41]《习近平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讲话谈中国梦》（全文），http://news.cnhubei.com/xw/2013zt/2013qglh/2013 03/t2506841.shtml。
[4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08/c_113641526.htm。
[43]同上。
[44]王希恩:《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页。
[45]同上，第310页。
[4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2009年9月。
[47]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白皮书《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48]《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08/c_113641526.htm。
[49]ElhamM.Manea,Yemen,the tirbeand the state,http://www.al-bab.com/yemen/soc/maneal.htm.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4页。
[5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08/c_1136415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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