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单边”合作(1950—1990)
冷战期间美印接触较少,其海上安全合作极为有限。冷战期间,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是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在南亚地区的政策目标符合全球战略目标。冷战初期,美国注重发展与巴基斯坦的盟友关系,与印度维持不冷不热的关系。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未引起两国的注意。1962年,中印关系变化尤其是两国边界分歧冲突升级,美国开始拉拢印度,并向其提供大量援助,美印关系迅速升温。美国拉拢印度,希望南亚地区能免遭苏联的渗透,印度也积极回应并给予了配合。在海上安全领域,印度对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于1963年开往印度洋海域未做出任何反应。当时美国海军开始在印度洋英属领土(迪戈加西亚岛)建立海军基地。直到1966年,印度才首次反对美国军事力量以及后来的区外大国军事力量在印度洋填补“力量真空”。苏联入侵阿富汗,南亚重新成为美国的战略关注地区,遏制苏联成为美国南亚战略的首要目标,奉行“平衡”的均势战略以维持在南亚印、巴这两个敌对国家间的均势关系。然而美国奉行印巴均势政策,不仅让印、巴都对美国表示不满意,这更加深了印度对美国的不信任。在海上安全合作领域亦是如此。如,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美国迟缓地将其航空母舰派到孟加拉湾不仅使印、巴都对此表示不满,还加剧了印、巴两国不和的局面。印度被美国这种缓慢行动所激怒,同时巴基斯坦也对美国的舰只姗姗来迟颇感不满[66]。为了缓和双边关系,里根政府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措施,力图缓和并发展美印双边关系。1990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在南亚地区维持与印度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应该稳步地改善和印度的关系,促进美印关系取得新进展[67]。两国高层互访增加,为美印海上安全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美国首次派遣了美军军官赴印度战争学院、印度指挥和参谋学院、印度国防大学交流。美国还增加了随美军舰访问印度港口的人数[68]。
整个冷战期间,美印海上安全合作极为有限,美国只是维持了在印度洋海域迪戈加西亚岛海军基地上的部署,间或其航空母舰访问港口,或军官进行交流,可以说是美国的单边活动形式。之所以出现这种单边形式,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为了扩充自己的全球战略,始终从维护美国的既得战略利益出发,时而发展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时而疏远美印关系,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自然会受到影响。海上安全合作可谓美印两国关系是否密切的风向标,两国双边关系“忽冷忽热”的这种形式自然决定了两国海上安全合作内容的有限性。冷战期间美印关系的发展轨迹以及美印海上安全关系,真实地反映了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分量,说明了印度只不过是美国全球战略中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棋子而已。
除了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战略意义有限而影响美印海上安全关系外,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奉行“不结盟”的政策也阻碍和限制了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关系的发展。“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深深地根植于印度的整个外交思想和观念中。刚独立的印度,随即面临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集团对抗的局面。印度外交总体的策略是避免卷入大国政治的纷争,不加入任何一个大国集团。也就是说印度在维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密切关系的基础上,也会同时发展与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关系。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实际上为巴基斯坦希望依靠外部力量对付印度而主动向美国靠拢提供了机会。1954年5月,美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1954年9月,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 1955年9月,巴基斯坦参加了巴格达条约。美巴关系迅速升温,这加剧了美印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也促使印度密切了与苏联的关系。
(二)美印海上安全合作:有限合作(1991—2001)
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就“一战”“二战”后最重大的国际变局,“多数美国人相信,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将长久存在,美国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其他人别无选择,只能跟随”[69]。199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为避免出现地区性的主导大国,新世纪美国的主要任务将是维持地区平衡,并在爆发地区冲突之前解决分歧。美国在新世纪的四大基本任务是:战略威慑,在关键地区进行前沿部署,对危机的快速反应和获得重组国家军队的能力[70]。对美国而言,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恰恰属于所谓关键地区之列。美国非常清楚,在这一地区,印度的重要地位无可替代,且越发重要。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说,印度在印度洋沿岸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是重要的战略支点国。美印可加强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一旦发生危机,美国就可以依靠与印度这一战略支点国家的合作,做出快速反应[71]。
面临苏联解体后国际战略环境的巨大变化,印度也大幅调整外交安全战略,积极强调实力政治与全方位多边外交:一方面发展与超级大国美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大力推行自身海洋战略,两者均是新时期印度外交与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美印军事合作(尤其是海上安全合作)正是始于这一时期。1991年,时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柯克莱特(Claude Kickleighter)提出加强美印军队相互交流与往来的建议(称为“柯克莱特建议”),为冷战结束后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柯克莱特建议通过年度军队互访、军对军交流、相互培训和参与军事演习的方式扩展美印防务合作。随后,两国还建立了三军(陆、海、空)行动指导小组(ESGs),进一步推动了两国间合作,同时也拉开了美印“马拉巴尔”系列海上联合军演的帷幕。上述趋势说明,发展与新时期唯一超级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其开展海上安全合作)已成为印度国家安全与战略思考的重要内容。正如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所说:“印度需要抛弃冷战思维,与民主国家达成一种新的联系。”[72]冷战一结束,印度迅速调整其外交与安全战略,密切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这不仅有助于填补因苏联解体南亚出现的力量真空,而且还可“平衡崛起中的中国”[73]。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和其后一系列重大事件造成的根本性战略环境变迁客观上促进了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如美国资深南亚问题专家所认为的,冷战后美印加强合作的原因可归结于“美国利益与印度利益重合……世界局势已经改变,印美需在双方利益重合处寻求合作机会”[74]。
尽管冷战结束,美印关系开始转型,两国海上安全合作肇始于这一时期,并有所发展,但这一时期美印海上安全合作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内容。因为,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利益不多。“传统上讲美国在印度洋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一直都是对地区出现的挑战而做出的特定的反应。”美国在印度洋只有少量驻军,海军舰艇曾偶尔经过印度洋,间或靠岸访问,或以人道主义为代表的团队偶尔访问该地区,“真正的”经济利益微不足道,该地区的国家也不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对该地区的直接关注度不大。但对于石油能否畅通无阻地在印度洋经过,是美国所关心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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