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的影响

印度洋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美印两国在这一水域的互动必然对中国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中国在印度洋的利益是获取正当合法的“海洋权利”，即维护海上航运通道安全。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其对印度洋的合理关切也受到某些国家的“关注”。某些国家大肆炒作“中国威胁”，并以此为借口，有针对性地不断强化各种海上安全合作。这不仅使中国周边海上安全环境复杂化，也会对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产生影响，可能不利于中印、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

(一)印度洋与中国海洋权利

印度洋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中国进口的原油主要来自印度洋沿岸的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大部分进口能源要途经印度洋航道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中国的原油进口中，从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进口约占78%(约45%来自中东，32.5%来自非洲)，这些进口的原油和原料90%以上需借助海运^[1]。中国途经印度洋的海运量每年达4000万吨，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约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70%以上，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0%是中国船只^[2]。一项关于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报告曾预测，到2020年，中国石油供需缺口将达2.5亿吨^[3]。在国内石油供应不足，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必将大幅攀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对海洋权益的诉求也随之不断增加。由于中国能源和商品进出口很大份额都要途经印度洋，中国对印度洋的关注自然也是合乎情理的。但美印都将自身视为印度洋的主导者，对该地区的任何活动都相当警惕，对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也极为警惕，甚至借机鼓吹“中国海上威胁论”、“珍珠链”战略等。

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部分，但不包括西方霸权国家通过掠夺所获得的“海洋权力”。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sea power)的阶段，而是处在捍卫合法海洋权利(sea right)的阶段^[4]，即维护中国印度洋航运通道安全的阶段。中国海上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影响中国海上安全的传统安全因素中，日本、东盟、印度和美国等国家有重要的影响。

日本因素。日本长期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日本某些势力将中国视为长期的威胁，认为只有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才能确保其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冷战后，日本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南海和印度洋海域，在南海争端上偏袒东南亚当事方，增加了公正合理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日本还以反恐为名，加强与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牵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扩展自己影响力。日本向印度洋派遣了最先进的“雾岛”号驱逐舰、参加美印和东南亚国家间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向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提供军事训练及情报分享，给中国的海上安全构成了压力。

东盟因素。中国与东盟关系比较密切，双方合作不断深化。200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16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4%^[5]。2012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已达4001亿美元，年均增长22%，是2002年的7.3倍^[6]。但南海争端一直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这为美国、日本等国拉拢东盟国家以约束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美国也希望借加强与东盟国家的防务合作，提升东盟国家的防务能力，从而牵制中国的影响力。部分东盟成员国也愿意援引美国势力，增加解决南海问题的对华筹码。对这种关系，印度知名智库观察家基金会专家指出:“一旦东盟国家认为中国的海上行动不友善，他们就会援引美国力量，封锁中国海军在其后院的活动。”^[7]

印度因素。近年来，印度把中国视为其主导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要障碍，加紧在印度洋的战略部署。印度一方面与中国积极接触，一方面又要制衡中国，试图在战略层面采取措施，通过经济发展、军力建设、强化与邻国的关系、强化与诸如东盟之类的地区组织的关系等措施，平衡中国的影响力^[8]。其具体做法可概括为几点。第一，为了阻止中国进入印度洋，印度加强与美日等国的海上合作，对中国进行“包围”。第二，以“中国威胁论”、“珍珠链”战略为借口，加紧自身海军力量建设。印度扼守中国进出印度洋航运通道的关键地位。一旦中印出现分歧，印度可能借机切断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位于印度洋上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印度远东司令部就为实现监控进出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的航运船只提供了可能。第三，为了扼制中国在印度洋扩大影响力，印度谋求改善与其宿敌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深化与东盟、非洲等国家的海上联系，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削弱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印度称印度洋海军研讨会为印度洋沿岸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以此为理由拒绝了中国加入该论坛的请求，但却允许美国成为观察员国。这一切都将对中国的海上安全构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美国因素。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国海上安全的最大因素。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着强大的战略部署，隐隐构成“包围”中国之势，对中国海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第一，美国通过强大的基地网与海上力量的前沿部署基本上控制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水域。美军的基地网络已遍及太平洋中西部和印度洋水域，包括东北亚基地群、萨摩亚海军基地群、中东南亚基地群和印度洋基地等。这一基地网络又与美国强大的海军部署相结合，基本控制了亚太和印度洋海域的主要海上咽喉航道。游弋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第七舰队及航母战斗群则是美国战略威慑的主要手段。第二，通过与盟国的安全合作，美国构筑了强大的地区安全体系，并以此全力维持其霸权。美国与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中东的沙特、巴林、科威特等均保持着同盟关系。美国非常重视这一同盟体系，将其视为应对中国“挑战”的重要手段。布什政府战略专家阿希利·泰利斯公开表示:“与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的关键盟国增进关系将创造一种结构，约束中国不能滥用其日渐增长的地区权力”^[9]。

非传统安全挑战。海盗、海上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因素也是威胁中国海上安全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提升，海上航道安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印度洋上的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严重威胁着中国航运通道的安全。2007年，中国“天裕8号”渔船在索马里以南的肯尼亚沿海被海盗劫持。2008年1至11月，中国共有1265艘次商船通过索马里附近航线，平均每天3至4艘次，其中20%受到过海盗袭击^[10]。此后的2009年至2013年，每年都有中国商船遭到海盗的袭击，从而严重威胁到中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并危及船员的人身安全。这些例证都提示中国应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积极应对其挑战。

(二)对中国海洋安全环境的影响

1．使中国周边海上安全环境复杂化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一度西北方向面临着陆上强国的压力，东南方向面临着海上强国的压力。苏联解体后，中国西北部面临的陆上压力有所缓解。但东南沿海继续面临着美国及其盟友的海上战略压力。作为正在发展的大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能源进口不断增长，发展海权是中国正当的利益诉求。但美印一直视中国为潜在战略竞争对手，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发展潜力，并借助一定的同盟网，试图从海上“围困”中国。美印联合介入东南亚水域和印度洋水域，将令中国本已复杂的周边海上安全环境进一步复杂化。

第一，美印积极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可能激化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争端，甚至令争端长期化。众所周知，中国与东南亚若干国家在南海划界和西沙、南沙等岛屿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严重争端。这本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问题，可以通过耐心细致的友好协商得到公正妥善的解决。但在美印积极介入的情况下，某些争端当事国试图挟美印以自重，美印某些势力也借机渲染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分歧，这些都足以导致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长期化。

第二，中国与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在港口建设等海洋领域有较多合作，与马来西亚、泰国等也有若干合作设想。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已有合作和相关设想，美印等国都表现出较强的猜忌心理。美印在强化两国合作的同时，很可能持续加大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的监控与防范，并为此设置更多障碍。特别是印度，一直对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各种合作(包括海洋领域的合作)极为不满，想方设法设置障碍。

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港较典型地说明了美印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的态度。瓜达尔港位于阿拉伯海沿岸，战略地位重要，引起美方注意。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向巴提出将瓜达尔港作为其航母的停泊港，巴基斯坦予以拒绝。1998年，巴基斯坦政府又与美方签署了协议，要联合开发瓜达尔港。协议规定，美方将全面控制相关基础设施，甚至掌握采取安全措施的权力。这一协议如果实施，瓜达尔港将在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又一个军事基地^[11]。但巴国内对此存在严重政治争议，不久后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美巴关系大幅恶化，这一协议也被迫取消。直到新世纪之初，巴基斯坦才与中国合作开发瓜达尔港。尽管最早有意开发瓜达尔港的正是美国，而后来它对中国的开发活动却疑心重重，担心中国可能借瓜达尔港监控中东—印度洋能源与货运通道，甚至认为中国将得以“监视美国海军在海湾地区的活动，印度海军在阿拉伯海的活动，甚至还有美印未来在印度洋举行的联合军演”^[12]。在这一问题上，美印的反对态度是相互呼应的。中国援助斯里兰卡建设的汉班托特港位于斯里兰卡南部，港口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深的天然良港之一。斯里兰卡曾邀请印度援建，但印度未作积极回应。在中国应邀参与汉班托特港开发后，印度却表现出强烈疑虑，有些人甚至认为斯将由此成为中国印度洋战略的中心^[13]。印度的态度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在邀请印度参与开发的建议遭拒后，斯里兰卡转而邀请中国，实属顺理成章。印度自己不参与汉班托特港建设，又反对别人参与，这种做法无疑是站不住脚的。以上两个实例都是美印涉足在先，在两国因种种原因退出或拒绝继续参与后，中国才加入进来。但美印两国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参与表示疑虑乃至反对。由此可见，美印反对的不是港口开发活动本身，而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归根结底还是对中国的不信任。

第三，更严重的是，美印合作的态势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对东亚地区化进程和互动的机制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众所周知，欧洲、北美、东亚是全世界三大经济区，但三者的地区化进程差异巨大。欧洲一体化进程已运作多年，是当今世界成效最显著的一体化现象。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已顺利推进多年，更遑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已有极为成熟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与其形成对比的是，东亚地区虽然经济发展形势良好，政治地位明显上升，但区域化进程一直极为迟缓，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都极为松散。值得一提的区域机制仅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东盟+1、东盟+3、东亚峰会等，围绕东盟的若干机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东盟本身局限于10个成员方;东盟+1、东盟+3等机制也以东盟为核心，实质进展仍然迟缓;较为晚起的东亚峰会虽得到较大关注，但至今仍未取得明显成效。鉴于东亚地区化进程步伐极为迟缓，在其发育成熟之前就引入区外国家，可能对这一进程产生复杂的乃至不利的影响。在这方面，亚太经合组织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教训。

表面看来，亚太经合组织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总人口达27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0.5%，成员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3%，贸易总量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3%。这一组织于1989年11月正式成立，截至2011年11月共有21个成员。东盟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和太平洋岛国论坛为该组织观察员，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及其以下各层次的会议和活动。该组织的宗旨为:“为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14]

尽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规模庞大，也有一定的机制化努力，但总的说来，这一组织极为松散，对东亚地区化的推动作用并不突出。首先，该组织长期以来主要关注经济议题，对其他问题鲜有涉及。其次，该组织活动极为松散，虽有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委员会和专题工作组等一系列机制，并设立有秘书处^[15]，但影响力较大的仍然只有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6]。由于亚太经合组织采取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会议所作决定并无任何法律约束力(各成员仅在道义上有责任尽力予以实施)，且这些决定事先还必须经各成员一致同意认可^[17]。因此，亚太经合组织运作二十余年来，虽然规模不断扩大，但在推动地区一体化方面始终未取得实质进展。这一问题的原因虽极为复杂，但成员国目标分散，成员数量过于庞大，协调无力，机制化薄弱等无疑是重要原因。这一教训无疑值得东亚地区化进程推动者认真汲取。

第四，美印海上安全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另一方面可能在传统安全领域加剧困境。印度洋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极为复杂，主要是海盗问题、海上恐怖主义问题、大规模自然灾害如海啸等。这些问题不针对特定国家，任何卷入其中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会受到威胁。同时，这些新型安全威胁又极为灵活，善于跨境活动，甚至本身就是跨国组织。鉴于传统的国内安全力量难以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国际合作由此成为非常重要的应对方案。美印在印度洋地区都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美印合作将对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美印已在亚丁湾水域开展护航行动，而且也有初步的协调。此外，美印海上联合军演也对各种非传统威胁如海上恐怖势力有一定威慑作用。在海上灾害救援方面，美印也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2006年末的印度洋大海啸中，美印均派出军舰从事灾害救援。印度海军在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实现了有效部署，展现出印度的实力^[18]。海啸发生的当天上午，印度军舰正在返回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途中。海啸发生后，印度当即决定动用船只、直升机和医药储备进行救援，当晚就抵达了马尔代夫的马累和斯里兰卡的加勒(Galle)^[19]。印度还对印度尼西亚的亚齐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队，大大改善了印度尼西亚对印度的看法^[20]。印度还在2008年对缅甸“纳尔吉斯”飓风灾害提供了救援。印度洋海啸期间，美国也积极参与救援，甚至派航母参与了救援行动。传统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卷入地区安全事务较为警惕，而这次救灾行动极大地拉近了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距离。

然而，两国的合作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本地区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东南亚各国正努力大幅提升防务实力，美国已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军备供应国，印度则积极谋求与东南亚国家在军训、联合巡航等领域的合作。在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南海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美印的介入可能加剧竞争态势。印度洋北部的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一直不佳，伊朗问题最近又持续升温。美国在这一地区长期驻军，对周边国家构成很大安全压力。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安全竞争极为激烈，两国在海洋领域的竞争也呈升级态势，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美印两国都积极扩大在非洲的活动空间，但上述活动都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印度尤其如此)。美印在上述领域的单独行动和双边多边合作都会加剧印度洋海域的传统安全问题。

2．对中国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在美印介入的情况下，中国的印度洋通道安全面临着更多的挑战。第一，美印在战略关节点如各海峡等地的存在可能加剧这些地方的安全问题。印度洋沿岸的马六甲海峡、波斯湾、亚丁湾等关键水域，控制着东亚与海湾地区和欧洲之间的重要航路，对中国也至关重要。美印介入很可能加剧中国受到的影响。中国经济越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越密切，受到海上通道，特别是若干主要海峡、运河等关节点的影响也会越大。

第二，美印在印度洋海域的军事活动可能恶化地区局势。中国几乎所有的安全威胁都直接间接与美国有关^[21]。美国在2001年和2006年分别发布的两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均明确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对手，还认为中国将是美国的“潜在军事对手”。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最近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此地将成为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立足点，更是美国重返亚洲、牵制中国行动的起点^[22]。印度则视中国为其主导南亚乃至印度洋地区的主要障碍之一。印度现任海军参谋长明确表示，应对中国将是印度在未来若干年面对的主要挑战^[23]。尽管美印海上战略目标存在分歧，但两国在印度洋海域的合作仍不断深化。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具有深刻的战略动机，将增加中国印度洋航运的安全压力，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美印“马拉巴尔”系列军演对中国外贸和能源运输安全有明显的潜在影响。前文已述，印度洋是中国经济对外贸易和能源进口的重要航运通道。美印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联合军演，增加了中国在印度洋的外贸和能源进口通航的安全压力，也显示了美印“威慑”中国的潜在战略意图。演习海域涵盖对中国至关重要的若干水域或海上通道，美印两个参演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极为复杂，一旦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极度恶化，或印度洋海域发生冲突或战争，美印就可借演习形成的合作机制，实施海上封锁，打断中国在印度洋的航运通道，进而影响中国的外贸和能源运输安全。即便美印并未采取实际行动，他们在印度洋水域的布局也能有效发挥威慑作用，遏制美印视为对手的某些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无疑，中国正是美印要威慑的重要对象。

3．增加南海争端的解决难度

中国与若干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划界和西沙、南沙等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复杂争端。区外大国势力介入可能导致相关国家间的双边分歧向多边化发展，并可能增加解决这一分歧的难度。南海问题是亚太地区的潜在冲突焦点。近年来，南海问题呈现复杂化趋势，矛盾不时激化。面临中国发展较快的现实，部分东南亚国家倾向于“抱团取暖”，也乐于寻求“外援”，而超级大国美国和日渐崛起的印度则是他们乐于借助的对象。这些国家的上述设想与美印强化在东南亚活动空间的战略步骤不谋而合。美印通过在地区机制中的互动、联合军演等，已将海上活动范围扩展到覆盖南海的西太平洋地区，客观上也为某些争端当事国利用美印势力增加对华筹码提供了机会。

美印的介入可能从三个方面影响南海争端。第一，可能促使争端当事国进一步强化立场。南海争端涉及各种复杂因素，需要相关国家采取务实、理性的态度进行耐心的相互磋商，逐渐公正合理地予以解决。但是，美印正谋求积极介入，通过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的安全合作，在事实上支持其在南海的主张。美方还意有所指地呼吁“保证南海的自由航行”，并公开表示南海问题事关美国核心利益。这种不顾事实，偏向一方的做法，会促使某些东南亚国家幻想能挟大国以自重，因而抱定不符合事实的单方面主张，拒绝任何“妥协”。特别要注意的是，南海问题近年来呈现升温态势，不时出现突发状况。面对中国发展较快的现实，某些国家似乎愿意制造事端，以保持南海问题的热度，妄图按其单方面主张来解决争端。在此背景下，美印积极介入很可能推波助澜，而无助于缓和事态、促进问题得到解决。

较新的例子是，在中国和菲律宾的南海分歧于2011年升级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美菲在安全问题上必须帮助对方^[24]。印度也在谋求插手南海问题:印度与越南签署协议，联合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美印还表现出联合介入南海的势头:两国军演多次逼近南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还公然鼓动印度向东看，因为“印度有潜力在积极塑造亚太地区未来方面发挥领导角色”。她甚至表示，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印度是这些水域航道管理的重要参与者^[25]。此外，美国还推动与美印日的多次联合军演，日本政府也借美国反恐之机，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为日本向海外派兵提供了法律依据。2012年5月2日，日本外长与印度外长就建立局长级海洋合作磋商机制达成共识，并计划当年下半年举行联合军演^[26]。

为了推动美国、印度等国的加大介入力度，某些国家表现出孤注一掷的威胁倾向。在2012年四五月份的黄岩岛事件期间，菲律宾不仅与美国举行年度联合军演，而且还表示要将争议提交国际法庭，希望美国予以帮助。尽管美国官方尚未就南海问题是否适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表态，但其模棱两可的态度将在事实上鼓励菲方采取强硬立场。

第二，可能使南海争端的解决趋向多边化方向发展，并使现有局势进一步升级。南海争端牵涉到南海周围多个国家。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某些国家感到势单力孤，极力将中国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分歧多边化。例如，菲律宾在2012年第二十届东盟峰会上提出南海问题，并建议纳入东盟各国南海行为准则。尽管峰会主席国柬埔寨已声明南海问题不在此次峰会议程内，但菲方仍表示会坚持提出南海问题^[27]，想要组建针对中国的联合阵线。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国的保留态度，在2011年11月公开表示，即将召开的东亚峰会是解决南海问题的高峰论坛。首次出席东亚峰会的奥巴马表示，东亚峰会可以成为各国合作解决包括海上安全和防止核扩散在内的广泛问题的首要舞台^[28]。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则补充道:南海显然是海事安全的关注焦点^[29]。美方还表示，即使这次东亚峰会不是解决争端的法庭，如此重要的海运路线的问题还是值得严肃讨论^[30]。印度也有类似表态。2012年4月，印度外长克里希纳(S．M．Krishna)公开表示:“印度主张南海是全世界的财产，其航道必须不受任何国家的干扰。南海一定要用于促进南海海域国家的贸易相关活动。”^[31]

美印的积极参与客观上可能刺激某些南海争端当事国更积极地谋求将争端多边化。另一方面，美印均非南海争端的直接当事国，直接插手南海问题也颇有些师出无名，多边舞台由此成为更可行的选择，这又恰恰与某些争端当事国的意图不谋而合。

第三，美印主动介入争端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美印对中国快速发展表现得颇不适应。随着中国的发展，足以遏制中国的有效杠杆已越来越少。在中国现有的对外争端中，南海问题是最复杂、也最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自然成为有较大操作空间的选项。由于这一问题极为敏感，美印等国对直接介入的态度必然较为审慎。但也不能排除在极端情况下，美印单独或联合插手这一问题的可能。事实上，印度早就曾公然承认越南对西沙、南沙群岛拥有自主权，也曾公然支持越南等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争议的国家^[32]。

(三)对中印、中美关系的影响

海上安全合作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互动的重要方面，“中国因素”是推动美印海上安全互动的重要变量之一，对中印和中美关系有显著影响。这两对关系均属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列。中美、中印关系的健康与稳定有赖于美印与中国的政治互信和相互沟通。尽管中美、中印关系均已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印对中国发展存在错误认知，甚至夸大中国的战略能力，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并借机宣传“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两国进而试图通过合作，以实现防范、平衡或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防止或阻止出现任何一个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国家。在美国看来，中国快速发展将挑战甚至威胁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国防部《亚洲2025》报告确认中国将成为美国持久的竞争者^[33]。2006年，美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作为一个主要的和新兴的大国，中国最具有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潜力”^[34]。美国防部同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直接表示，“中国海军似乎有兴趣将其海上存在扩展至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35]。2012年，奥巴马政府新军事报告又强调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必须明确澄清自己的战略意图，以免引起地区摩擦^[36]。中印地缘政治关系复杂，边界分歧仍然悬而未决，印度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戒备和防范之心并不逊于美国。

冷战刚一结束，印度政府就判定中国将对印度的海洋安全构成潜在威胁^[37]。印度从此密切关注中国在印度洋的一切行动，对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一切正常关系都疑虑重重，并与美国一道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和“珍珠链”战略。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解释了美印海上安全合作的原因，指出中国海军力量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进一步推动了美印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中国海军扩张与“珍珠链”战略将对印度洋地区的均势结构构成复杂的威胁。新德里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军力的扩张感到疑虑。新德里希望尽力在这一地区获得华盛顿的帮助巩固其在印度洋地区的地位，维持现状。在这种背景下，美印海军合作成为两国在亚洲建立战略稳定的，和实现共同地缘政治战略目标的一部分^[38]。印度现任海军参谋长更明确表示，如何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印度在未来若干年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39]。

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如处理不当，可能制约或阻碍中美、中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美印海上安全合作日益增强有利于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不仅会使印度在对中国的政策上拥有更多的自信和主动权，而且使印度自以为握有更多的政治筹码，可能不利于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而美国拉拢印度牵制中国的政策，不仅给中印关系带来不利因素，也会制约中美关系的发展。相对于美国对中印关系的重大影响，印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印度因素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略。例如，由于缺乏制度化的交流与对话，中美军方一直没有达成基本的军事互信。在此背景下，印美频繁举行“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甚至将演习海域扩展到南海和西太平洋，这自然会使中国怀疑美、印、日、澳等“民主国家”的战略意图，进一步使中国对美国等国家的战略意图产生戒备心理，令中美军事交流正常化更为困难。

同理，美印海上安全合作的增强也会增强美国与中国交往时的信心，而且也会使美国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时掌握更多的政治筹码，可能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印度主动“迎合”美国，并与美国一道牵制中国的政策，不仅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不利因素，而且会制约中印关系的发展。

在海上安全领域，目前握有更多主导权的美国通过强大的军事联系，逐渐通过双边或多边联合军演、地区海上安全机制等形式在中国的周边持续进行“战略部署”，不断扩大其在西太平洋海域的影响力，在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同时，也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第一，在战略上，不断加强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随着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防务关系日益密切，二者高层互动也甚为密切。2012年1月，美菲国防部部长举行了会晤。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称，美国有意全力帮助菲律宾增强海事力量，从而使菲律宾在海事方面越来越“自力更生”^[40]。2012年4月2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部长帕内塔及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国防部部长加斯明共同出席了两国历史上首次举行的“2+2”级别的高层磋商。第二，在安全上，推出与中国有争端国家之间的军售合同。如，在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日趋紧张的时候，美国却向菲律宾海军出售第二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而据菲媒体透露，该巡逻舰将会在5月份移交给菲方，12月在菲方海军正式服役。在4月，美菲还举行了“肩并肩2012”联合军演。有分析指出军演旨在强化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展示两国相互支持合力应对外部威胁侵略的决心^[41]。第三，继续强化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如，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宣布两国将签署永久驻军协议:美海军陆战队将在澳北部达尔文市长期驻扎;在澳驻军最多达到2500人。目前的情况是，200名美国海军陆战员进驻该港。对此，有分析评论指出奥巴马的驻军协定将能够为大部队提供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新立足点。美国选择这个地点的目的也十分明确，即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42]。第四，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并可能推动其他区外国家如日本和印度更加深入地介入南海问题。目前美国政策无疑将使中国周边环境更加复杂，和平解决南海分歧难度增加，将使中国怀疑美国的意图，不利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然而，同时还要看到，中美关系极为复杂，既有巨大的分歧，也有极端重要的共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必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会受制于印度这个“伙伴”。印度也不愿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棋子。印度军方智囊人物尼赫鲁大学副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康达帕里(Srikanth Kondapalli)的态度颇有代表性。他表示:印方不会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牺牲对华友好关系，更不会为了获得美国的所谓支持而牺牲自己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43]。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专家约盖什·乔希坦言“印度不是美国的卒子”^[44]。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印度必然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会以遏制邻国的思想为出发点。应该看到，美印关系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中印关系也有较大进展。有学者指出，每当美印宣布一项新的合作措施，中印也会制定相应的合作协议^[45]。2005年6月美印国防部部长签署了《美印国防关系的新框架协议》，中印也于2006年5月签署类似协议。2005年7月，美印宣布《核能、空间与经济合作声明》;2006年11月，中印也公布了这方面的合作声明。印度海军在2003年9月与美国海军在印度南部科钦附近的马拉巴尔海岸举行大规模海上联合军演，当年11月又与中国海军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尽管中印海上安全合作仍大大落后于美印间的海上安全合作，但从这两对关系的平行推进仍可看出印度致力于采取“全方位”外交战略，并不愿完全依赖(甚至迎合)美国。

从国家利益的务实角度出发，中印和中美已有初步的海上安全合作。中印已举行了两次涉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海上联合演习，即中印“海豚0311”和“中印友谊－2005”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这两次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政治意义极为突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03年11月，中印海军首次在上海附近海域举行“海豚0311”演习。此次演习从11月10日至14日持续四天，印度“兰吉特”号导弹驱逐舰、“库里什”号轻型护卫舰和“乔蒂”号大型舰队补给舰参演。演习不设定假想敌，以搜救事故船只为目标。印度媒体称赞此次演习将书写两国军事关系的新篇章，有助于帮助两国走出过去的阴影。印度海军高官博帕纳称，本次演习是个“良好开端”，对中印未来加强接触有促进意义^[46]。中国专家也认为此次演习对维护地区安全意义重大，是贯彻“通过合作寻求安全”的安全观的良好开端^[47]。

中印两国海军随后又在2005年举行了“中印友谊－2005”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中方的“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与印度海军“戈马蒂”号导弹护卫舰、“沙达”号近海巡逻舰首次在印度洋北部海域举行演习。演习持续3小时40分，演习科目包括联合编队补给和海上联合搜救两个课题。两国海军先后进行了沟通联络、机动会合、海空搜索、编队补给、联合救援受损船只等演习。

尽管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但美国也看到与中国合作的巨大利益。中美关系的大局在近期仍然是稳定的，在此背景下的中美安全合作也已取得一定进展。目前，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势头良好。胡锦涛主席2011年初访美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调，两国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合作发展迅猛，文化交流取得显著成绩，军事领域建立互信措施的尝试不断加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两国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合作可望有力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加强合作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已是中美各界共识。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2000年到2008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约300%，而同期列第二位的美国对德国出口增幅只有70%左右。目前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48]。因此，美国高度重视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发展，认为这是美国的利益所在。

中美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一定成绩。第一，中美军事高层互访虽有起伏，但总体上仍比较平稳。1995年，美国向中方提出签订“防止海上事件协定”。1997年10月，两国宣布就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达成协议。1998年l月，中美国防部部长正式签署这一协定。该协定旨在建立海事问题对话渠道，避免两国海军因误判和偶然事故而发生冲突。这是中美间签订的首份军事领域信任措施，将两国海上安全合作推到了高峰。2006年，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伦(William Fallon)5月访华，并史无前例地邀了中国人民请解放军观摩6月在关岛进行的“勇敢之盾”(Valiant Shield)军事演习，中国接受了邀请。美国助理国防部部长罗德曼(Peter Rodman)率领的代表团也在此前后赴北京参加两国第八轮年度防务磋商。11月，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Roughead)访华，中方将其视为“中国本年度与外国的最重要军事交流”，两国的军事关系也达到“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峰”^[49]。2007年8月，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艾克·斯科尔顿(Ike Skelton)率7人组成的国会代表团访华，造访了1艘驱逐舰和1个二炮旅。2009年10月，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美，与美国防部部长盖茨达成关于推动两军关系发展的七点共识。双方确认，将在高层互访、机制性项目、院校教育等领域有计划地开展交流。2011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美，随后美国防部部长盖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访华。两军同意在反恐、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同意举行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2012年5月7日，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再次访美，并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帕内塔就两军关系、国际和地区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并达成四点共识，同意于年内举行人道主义救援减灾演习、在亚丁湾举行反海盗等联合演练。

第二，中美两国海军举行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这是史无前例的新事件。2006年9月，中国海军“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洪泽湖”号综合补给舰舰艇编队与美国海军第三舰队“肖普”号导弹驱逐舰在圣迭戈外海约222公里的海域，首次举行长达七小时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中美参谋人员首次坐到一起共同规划演习内容，两军首次使用相同的通讯程序进行合作。11月，中美两国海军又在南海举行了第二阶段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两国海军共有四艘军舰参加，分别是中国海军的“湛江”号导弹驱逐舰、“洞庭湖”号综合补给舰和美国海军的“菲茨杰拉德”号导弹驱逐舰、“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演习主要内容为通信操演、双方海上会合、舰艇海上机动和海上联合搜救。两国均极为重视此次演习: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加里·拉夫黑德认为演习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美中海军之间的了解，加强双方的合作”^[50]。中国南海舰队司令员表示，这次联合演习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加强军事领域交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该年度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达成的共识^[51]。此外，两国海军教育机构还进行了交流。美国海岸警卫队军官向中国提供了培训课程，中国军官还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进修。

第三，中美还通过多边机制，在涉及海上安全威胁的议题上加强了合作。借助各种多边机制，中美海军在2002年到2010年间进行了另外两次多边海上联合军演。2007年5月，中美等12国海军在新加坡附近海域举行了“第二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多边海上演习”。2009年3月，中美等12个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卡拉奇附近海域进行了代号为“和平－09”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这两次多边海上演习和相关的多边安全机制有助于中美两国海军加强相互理解和互信，提高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协同能力。此外，借助每年一次的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两国高层之间的对话还逐渐开始关注海洋安全议题。2012年5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为期3天的第四轮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除集中讨论了推动高层互访、加强双边对话和磋商、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等议题外，还强调要加强中美交通部和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交流，以提高海上搜救行动的协调性，并宣布考虑2012年9月在夏威夷由中国海事局的一艘船舶与美国海岸警卫队进行联合演练的可能性^[52]。

综上，尽管美印的海上安全合作有针对中国的考虑，但中印关系和中美关系均表现出矛盾与合作交织，战略分歧与共同利益相交织的复杂特征。美印虽然乐于利用对方来增加自己的对华“筹码”，但都不愿让对方主导自己的对华政策。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两国都致力于以务实的方式维持并发展对华关系。初露端倪的中印海上安全合作和中美海上安全合作就是这种大势的具体例证。因此，美印借助海上安全合作而联合“制华”的可能性虽不能排除，但在国家利益的重重制约之下，这种联合“制华”的危险性仍在一定限度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