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优柔寡断

　　胸怀全局 进退自如

　　荀况曾说过：“知所为知所不为。”

　　老子也说过：“无为而无不为。”

　　拿破仑说：“有时候，我会是一只善变的狐狸，犹豫不决；另一些时候，我就又会变成一头凶猛的雄狮，坚决而果敢。当领导，他的手腕就在于依据现实状况而决断自己是做狐狸还是当狮子。”

　　一个人善于抓住时机，见机而进，固然是英雄本色，但激流勇退，适可而止，也是智者之举。这一切都取决于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当进不进是懦夫，当退反进是莽夫，有进有退方是智者。

　　《三国演义》讲道，曹操攻下张鲁的老巢——南郑，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这时，谋士们纷纷进言，劝曹操乘胜进军，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认为，刘备刚刚灭了刘璋的力量，但全蜀上下并未归心。益州一胜，乘势进兵，刘备之军势力瓦解。如此天赐良机，不可失去。谋士刘晔也认为，一旦错过战机，刘备安定蜀民，据守关隘，恐怕难以消灭。

　　但曹操不以为然。他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还不成熟，应适可而止，“按兵不动”。因为刘备虽然刚刚夺取成都，但军力旺盛，士气很高。另外，尽管孙刘两家矛盾不断激化，但一旦曹操的拳头伸得过长，后方空虚，那么，坐山观虎斗的孙权绝不会袖手旁观，失此良机。他们很可能绕过荆州直袭许昌。为此，不能头脑发热，图一时痛快，而应该审时度势，见好就收。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只是因为曹操的正确预见和决策，没有吃亏上当。

　　和曹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备。

　　东吴计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刘备怒而兴师，发动伐吴之战。虽然这场虞争的发动是不谨慎的、但是战役之初，刘备凭借优势兵力，有利地势，以及在报仇雪恨思想指导下一时激起的高昂士气，攻城夺地，捷报频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赢得不少主动。在杀气腾腾的蜀军进攻之下，吴方被迫再次求和，提出把范疆、张达二人和张飞首级一并送还，交还荆州，送归夫人，重修旧好，一同灭魏。

　　应该说，东吴的条件对于蜀国而言，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试想，即使战争胜利，还能彻底消灭东吴么？假如刘备头脑清醒，见好就收，既在一定程度上出了心中的怒气，又收回荆州重建吴蜀联盟，从而使战争得到一个较好的结局。但是，刘备被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战争发展的最佳结局心中无数，盲目坚持率军长驱直入，企图消灭东吴。结果大军攻到目的地便成了强弩之末，非但未能灭吴，反被人家一把火烧得大败而归。

　　秦国又准备攻打魏国了，在国内调兵遣将，准备粮草，忙得不亦乐乎。但人们对这次战争能否胜利，把握不大。只是秦王一意孤行，决定要打魏国，其他人也劝阻不了，只好随他去打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誓师出发了。这一天，秦王收到一封信，也不知是谁托人送上来的。拆开一看，信上写着：

　　“我听说大王要出兵攻打魏国，我认为这个计划是错误的。望大王深思熟虑以后再行动。不知大王您想过没有，魏国是山东的咽喉要冲，居诸侯的中心，北接燕赵，南连荆楚，东有强齐，西有韩国，是最不好下手的地方。大王您见过打蛇吗？长长的一条蛇，打它的尾，它的头就回转来救；打它的头，它的尾就卷起来救；如果打它的腰，则头、尾都来相救。现在的魏国，就是居于天下腰身的部位，您去打它，就是在告诉各诸侯国，秦国要截断他们的脊梁，这使东边各诸侯国首尾不能相顾。而魏国明知抵敌不过您，一定会去广泛联络，那时，对付您的就不只是一个弱小的魏国了，您将会由此而引来大的忧患。您为何要这样做呢？”

　　秦王看到这里，不禁汗颜，“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如此说来，那我兼并诸侯从何处下手呢？”

　　当秦王继续往下看信时，不禁转忧为喜了，写信人早就为他谋划好了。信中说：

　　“我替大王考虑，您不如先拿楚国作为突破口。楚国地处偏远的南方，您在扬言进攻魏国之时，突然迅速转而攻楚，攻其不备，兵法上称赞这种做法。加之楚国离东方各国较远，诸侯要救也来不及。况且楚国兵力较弱，容易对付，把握较大，秦国亦可因此扩大土地，增强兵力。大王您没听说过商汤讨伐夏桀的事吗？商汤在讨伐桀以前，先对弱小的密须国用兵，以此来训练自己的兵力。灭了密须国以后，汤就征服了桀。大王您为什么不可以学学商汤，先吃软的，再吃硬的，打有把握的仗呢？”

　　秦王越看越兴奋，喜不自禁。看完信，他连声说：“多谢先生教我，多谢先生教我！”然而，四下一看，眼前并无“先生”，不禁哑然失笑，忙问侍臣：“此信从何而来’”

　　侍臣们无可奉告，只说是从宫门外递进来的。只可惜这位“先生”不在，不然的话，定会得到重赏，或许还将封给他什么官位呢！

　　就这一封无名信，居然调动强秦百万雄兵，就在于它站在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秦王也深知急躁冒进的后果。

　　行事之前先了解对手的情况

　　《孙子兵法》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它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做任何事之前，必须先预测事情的可能变数，切忌盲目冲动，不知对手底细就稀里糊涂动手脚。或者犹豫不决，让太好机会白白溜走。

　　汉高祖刘邦在平息了梁王彭越的叛乱和杀死韩信后不久，曾为汉朝天下的建立做出重大贡献的淮南王英布兴兵反汉。刘邦向文武大臣询问对策，汝阳侯夏侯婴向刘邦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薛公。

　　汉高祖问薛公：“英布曾是项羽手下大将，能征惯战，我想亲率大军去平叛，你看胜败会如何？”

　　薛公答道：“陛下必胜无疑。”

　　汉高祖道：“何以见得？”

　　薛公道：“英布兴兵反叛后，料到陛下肯定会去征讨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所以有三种情况可供他选择。”

　　汉高祖道：“先生请讲”。

　　薛公道：“第一种情况，英布东取吴，西取楚，北并齐鲁，将燕赵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固守自己的封地以待陛下。这样，陛下奈何不了他，这是上策。”

　　汉高祖急忙问：“第二种情况会怎么样？”

　　“东取吴，两取楚，夺取韩、魏，保住敖仓的粮食，以重兵守卫成皋，断绝人关之路。如果这样，谁胜谁负，只有天知道。”薛公侃侃而谈，“这是第二种情况，乃为中策”。

　　汉高祖说：“先生既认为朕能获胜，英布自然不会用此二策，那么，下策该是怎样？”

　　薛公不慌不忙地说：“东取吴，西取下蔡，将重兵置于淮南。我料英布必用此策——陛下长驱直入，定能大获全胜。”

　　汉高祖面现悦色，道：“先生如何知道英布必用此下策呢？”

　　薛公道：“英布本是骊山的一个刑徒，虽然万夫不挡之勇，但目光短浅，只知道为一时的利害谋划，所以我料到必出此下策略”

　　汉高祖连连赞道：“好！好！英布的为人朕也并非不知，先生的话可谓是一语中的！朕封你为千户侯！”

　　“谢陛下。”薛公慌忙跪下，谢恩。

　　汉高祖封薛公为千户侯，又赏赐给薛公许多财物，然后于这一年（公元前196年）的10月亲率12万大军征讨英布。

　　汉高祖戎马一生，南征北战，也深谙用兵之道。双方的军队在蕲西（今安徽宿县境内）相遇后，汉高祖见英布的军队气势很旺，于是采取了坚守不战的策略，待英布的军队疲惫之后，金鼓齐鸣，挥师急进，杀得英布落荒而逃。

　　英布逃到江南后，被长沙王吴芮的儿子设计杀死，英布的叛乱以失败而告终。

　　薛公对淮南王英布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吃准了英布会舍上策中策而就下策，从而取得胜局。

　　建安五年，原是袁术部将的孙策，渡过长江，经营江东地方，经过几年的苦战，终于占据了江东的大片土地。这时，孙策听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相持不下，便准备率军渡江北上，乘虚袭击曹操的老巢许昌。

　　孙策能征善战，当时有“小霸王”之称。他准备率兵攻击许昌的消息传到曹操前敌大营之后，引起了曹军诸将的惊恐，给久战官渡不下的曹操带来了一道难题。

　　曹操也精于权谋，然而这一次却使他计无所出。他考虑到：如果现在舍去袁绍，来日再兴师征讨，势必要耗费更大的精力，因此不能丢弃眼前这个歼灭袁绍的大好战机；但是，如果继续屯兵官渡，而孙策果真渡江北上，许昌守备空虚，很可能失守，许昌一失，则根本动摇。

　　曹操在大帐中踱步，进退两难，举棋不定。这一切，都在郭嘉那犀利的视线之中。郭嘉，字奉孝，是东汉末年曹操身边的著名谋士。他素有济世安民之志，多谋善断，最初，他投奔割据北方的袁绍，但他很快看出袁绍徒有虚名，只是一个优柔寡断、不善于用人而难以成就大业的庸主；于是便毅然离开当时在军事上还占有很大优势的袁绍，转而投奔曹操。

　　汉献帝建安元年，郭嘉来到许昌，经荀或引荐，见到了曹操。两人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后，曹操慧眼识才，对郭嘉的才情志向极为推崇，赞叹说：“使我成就大业的人，必定是那郭奉孝！”而郭嘉对这位乱世的雄杰也深表叹服，说：“曹操是我郭嘉千里寻觅的人主！”曹操当即任命郭嘉为司空军祭酒。自此之后，郭嘉尽心竭力地为曹操平定汉末群雄的大业出谋划策。

　　郭嘉洞察了曹操的心思，他站出来报道：“最近孙策削平了江东五郡，占了不小的地方，也诛杀了不少江东豪杰；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暂时笼络住几个为他拼死效力的人。但是孙策为人张狂，处事累率，甚少戒心，这是他致命的弱点；因此，目前他虽然拥有数十万之众，由于这种性格的支配，他仍然像一个奔走在旷野之上的独行者。他在江东攻城略地，兼并群雄，肯定结下了不少仇家，假如身边骤然兴起刺客，他不过是一人之敌罢了。因此，孙策不足忧虑，我料定他必将死于匹夫之手！”

　　郭嘉从分析孙策的性格人手，他明确地指出了孙策在为人处事中有狷狂之象，狷狂之态不忍，别人就会看你不顺眼，言谈过于狂妄，别人就会记恨在心，而这一切，孙策都没有忍耐克制，所以郭嘉敢于断定孙策将有不测之祸而难成就大业，因此他坚决主张曹操继续屯兵官渡，削平袁绍，暂时不必考虑孙策的北犯；他还分析袁绍有十条必败的弱点，断定曹军必胜。这些细微精到的分析，解除了曹操对孙策的忧虑，鼓舞了曹操平定袁绍的意志。尔后，曹操果然取得了官渡之战的大捷，巩固了他在北方的统治。而孙策的命运也正如郭嘉所料，他在引兵北上的前夕，被昔日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死。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缺乏决断力，优柔寡断的人不适合当领导。领导应具备与才气同等的决断力。虽有独特的才能。却没有决断力的人，并不适合当领导。

　　公元前638年，宋军攻郑，楚王派成得臣为大将，斗勃为副将向郑国杀去。

　　宋襄公与司马子鱼紧急研究对策，司马子鱼问宋襄公靠什么取胜，宋襄公回答说：“楚国虽然兵甲不足，但仁义有余。从前武王只有三千猛士，却战胜了殷纣王的上万军队，靠的完全是仁义。”

　　于是，宋襄公在战书的末尾批上十一月初一，双方在泓阳交战。又命令制做一面大旗插在大车上，旗上写着“仁义”二个大字。司马子鱼暗暗叫苦不迭，私下里对乐仆伊说：“战争本来就是谋略运用与厮杀，如今却说仁义，我不知道我们国君的仁义在什么地方啊？上天夺去了主君的灵魂，我认为已经很危险了！我们一定要小心行事，不使国家灭亡就万幸了。”

　　楚军成得臣在泓水岸北驻扎，大将斗勃请令说：“我军在五更时渡河，以防宋兵布好战阵攻击我军。”成得臣一笑说：“宋襄公做事迂腐至极，一点不懂兵法。我军早渡河早交战，晚渡河晚交战，有什么可用担心的呢？”天亮以后，楚军才陆续开始渡河。司马子鱼请宋襄公下令出击，并说：“楚军在天亮才渡河，过于轻敌。我们应该乘他们没渡完，冲上前去厮杀，是以我们全军攻击他们的部分，如果让他们全部渡过河来，楚兵多我军少，恐怕不能得胜，您看怎样？”宋襄公指着那面“仁义”大旗说：“你看见‘仁义’两个字了吗？我堂堂正义之师，岂有乘敌军渡一半而出击的道理？”司马子鱼又暗暗叫苦。一会儿功夫，楚兵全都渡过了河。成得臣戴着精美的帽子，上面扎着玉缨，上身绣袍，外着软甲，腰挂雕弓，手执长鞭，指挥士兵东西布阵，气宇轩昂，旁若无人。司马子鱼对宋襄公说；“楚军正在布阵，尚未形成队列，现在立即击鼓进攻，楚军一定会大乱。”宋襄公往他脸上吐了—口唾沫喝斥道：“呸！你贪图一次冲锋获得的小利，就不怕不配千秋万代的仁义之名吗？我堂堂正正之师，岂有乘敌人没列成阵就进攻的道理？”马子鱼只好再次暗暗叫苦，楚兵摆好阵势。只见人强马壮，漫山遍野，宋军人人面带惧色。此时，宋襄公才下令击鼓，楚军中也响起战鼓声，宋襄公自己举着长予和护卫的官兵催马向楚阵冲来。

　　成得臣见宋兵来攻，暗自传下号令，打开阵门，只放宋襄公一阵车马进阵。经过一阵冲杀，宋军大败，那面“仁义”大旗也被楚军夺走。宋襄公身上受了许多伤，右腿中箭，折断了膝中之箭，已站不起身来。幸好司马子鱼起来，把他扶到自己车上，并且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前面，奋勇向外冲出。等到冲出楚阵，护卫的官兵已没有一个生存。宋军的战车兵甲，大部丧失。成得臣乘胜追击，宋军大败。司马子鱼与宋襄公连夜逃回都城，不久，宋襄公伤重而亡：宋兵死的人很多，他们的父母妻子都聚在一起讥讽宋襄公，埋怨他不听司马子鱼的话，以致有此大败。令人可笑的是，宋襄公至死不悟，对于国人的埋怨感叹道：“君子不重伤别人，不擒拿头发黑白相杂年纪大的人。我要用仁义带兵，岂能仿效这种乘别人危险而行动的事情？”简直迂腐到了极点。凡是敌人，能俘虏的就应该俘虏，还分什么年纪大年纪小？受了伤的敌人而不放下武器，你不杀他他也不杀你吗？何况当时宋军正被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哪里还谈得上杀楚军的伤兵和俘虏楚军的“二毛”呢？举国上下，没有不讥笑他的。

　　一旦决定战斗之后，只有胜利与死亡两种结果。而宋襄公却固执地要对强楚大行仁义，焉有不败的道理。

　　安排事情要有优先顺序

　　一个领导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完成大量的工作，当然得把事情分个秩序，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谁先谁后，孰轻孰重。一定要掂量一下，然后按部就班逐一完成。如果你定的顺序有所偏差，很可能会带来无可收拾的结局。

　　拿破仑对于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有一个不无调笑而又深含哲理的比喻：

　　“一旦与敌人交战，即使是自己非常喜欢的情妇突然逝世，我的心一点也不能被这个消息所动。虽然尽情悲叹，我的痛苦也无法消除，但我先死了这条心，等到战争结束，如果有时问我才会去哀恸情妇的死。

　　青年康熙在裁撤三藩的行动中，充分展露了其过人的胆识和决定事情轻重缓急的才能。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初，清廷根据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的建议，命吴三桂驻镇云南，尚可喜、耿继茂驻镇广东（次年耿改福建）。“三藩”分驻为彻底消灭永历政权及有效抵御郑成功的进攻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随之而来产生了“三藩”拥兵自重、势力恶性膨胀问题。

　　除垄断地方军政大权外，“三藩”还各处把持驻地财源，搜刮、鱼肉当地人民。吴三桂不仅据有明永历帝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而日将明代黔国公沐天波的庄田作为自己的藩庄，又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租税和徭役。

　　尚、耿二藩也是如此。他们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一月攻占广州后，便创设“总店”负责征收苛捐杂税。

　　“三藩”势力的不断膨胀，必然加剧它与中央政府的矛盾，随着统一大业的初步实现，这种矛盾关系变得日益尖锐。为消除“三藩”割据之患，康熙亲政后不得不认真考虑撤藩问题。

　　实际上，在正式撤藩以前，清廷已开始采取限制措施，以达到逐步削减“三藩”权势的目的，一是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收回吴三桂的大将军印以节制其权；二是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和六年（公元1667年）两次裁减云南绿营兵额以削其势；三是于康熙四年、六年严申藩下官员欺行霸市、与民争利的禁令；四是于康熙六年五月批准吴三桂以有眼病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的请求，并于次年趁其亲信卞三元回旗养生母之机，另派汉军正蓝旗甘文焜任云贵总管，并规定藩下人员不得任督抚等。

　　康熙铲除鳌拜后，更加紧进行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以提高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等撤藩的准备工作。在康熙的努力下，撤藩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

　　在“三藩”之中，尚可喜是惟一一个愿意告老归乡的人。他在顺治十年（公元1671年）就以四境已安、自己身体不好为由，请求回京调养。两年后又再次请求将故明鲁王虚悬地亩拨给耕种，或回辽东故地筑居安插，但因为当时广东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清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初，尚可喜年届七十，眼见朝廷对藩镇疑心日重，但上疏请求带两佐领官兵为随护，率藩下闲丁等二万余口归老辽东；同时让儿子尚之信袭其王爵，带兵继续镇守广东。清廷认真讨论后做出了全藩撤离的决议。

　　吴、耿二藩听到尚藩撤离的消息后大受震动。他们为探明朝廷态度，消除清廷对他们的怀疑，也于七月初上疏请求撤藩。出乎吴三桂意料的是，康熙接奏后即表示同意，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

　　吴三桂等请求撤潘本是试探之举，现在眼见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便决心以武力反叛清廷。十一月二十一日，他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人，扣留使臣折尔肯、傅达礼，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标榜兴复明朝，起兵反清。

　　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举朝震惊，不少人责怪倡义撤藩者轻议误国，大学士索额图更力主将倡议撤藩者正法以谢吴三桂。但康熙表现得十分冷静，断然否决索额图等人的意见，积极布置平叛事谊。

　　为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三省境内，康熙立即派前锋统领硕岱带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前往咽喉要地荆州（江陵）防守，并进踞常德，以固军民之心，扼制叛军北上。随后派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驰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隘之地，等待接应进剿云南大军。授广西巡抚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以线国安为都统，统兵固守广西，牵制贵州叛军。同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使臣梁清标和陈一炳，以集中打击吴三桂。

　　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还发布了一个政策性极强的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的罪行，表示清廷武力平叛的决心，同时告诫云贵两省官兵百姓各自安分自保，不要听信诱胁；已从贼者如能悔罪反正，既往不咎；家属亲友不加株连。并号召他们擒斩叛军。

　　康熙为保证东南财赋供应，还注意到长江下游重镇安庆的防务。

　　为保护东南财赋之地，并防止吴、耿会师江西，康熙及时地加强了江南各地的军事力量，除原有的江宁将军额楚、杭州将军图喇及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人外，又任命一批将军率兵镇守各地。

　　与此同时，吴三桂也与清廷玩起了“和平”游戏。四月初，他放同朝廷使臣折尔肯和傅达礼，捎回表示愿意和解的奏文。不久，达赖喇嘛也出面建议“裂土罢兵”。但康熙态度坚决，坚持认为对反叛之徒必须消灭。为彻底粉碎吴三桂要挟朝廷的幻想，康熙采纳诸王大臣建议，于四月十三日决定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绞。吴三桂为此深感绝望。

　　康熙深知，要取得平叛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仅要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克敌制胜，更需要在军事上压倒敌人。为此，他从六月到九月又陆续在湖南、浙江、四川、江南、广东各路增派大将军。各路大将军的任命和出征，使平叛阵容大为改观，不仅充实了兵力，也便于统一指挥，大大增强了稳定战局、应付意外事变的能力，也为主动进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

　　早在平叛战争开始时，康熙就有招抚叛军的想法，亦曾连降招抚专敕，但因收效不大而被忽视。王辅臣叛乱被平定后，康熙又开始重视“剿抚并用”的策略，并将其推广到各个战场。

　　第一目标被锁定在福建耿精忠身上。康熙一向认为耿精忠叛乱不同于吴三桂，他没有吴三桂那样的野心，是个可以招抚的对象，为此在处死吴应熊父子时，并没有处罚耿精忠在北京的诸兄弟，随后还不断派人前往招抚。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夏秋之际，耿精忠因郑经占据漳州第七府之地与郑经发生尖锐矛盾，加之耿军军饷匮乏，军心涣散，清军便乘机攻入福建，并很快收复延平（南平）等地。耿精忠无力再战，被迫出降。康熙为了给其他叛军树立榜样，并没有处置耿精忠，而是让他保留王爵，率部随大军征剿郑经。结果，郑经的军队很快被赶回台湾，各地叛军纷纷投降，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驻守广东的尚可喜，在吴三桂叛清后一直忠于清廷并被晋封亲王，总管广东事务，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长子尚之信代理事务后，即在部将影响下叛附吴三桂。对此，康熙认为，尚之信势力不强，吴三桂也不信任他，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尚之信遂在支持清廷的部下影响下，主动派人到简亲王喇布军前请降。次年四月，尚之信率部降清，康熙命他袭封平南亲王，下属将领各复旧职；同时清军进驻广东，反叛将领纷纷投诚，广东全境平定。

　　随着陕西、福建、广东叛乱问题的相继顺利解决，康熙还将“剿抚并用”策略全面推行于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策略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对投诚官兵的安排由原来的优升职级、不打散原编制改为军官陛见候补，士兵或归农，或补充绿营；招降的对象也集中在吴三桂手下的骨干分子身上，并让他们回到南方做内应工作。另外则是对降而复叛者从重处罚。

　　二月初一，康熙为“速定云贵”，将进入四川的两路大军合为一路，由将军吴丹、鄂克济哈与赵良栋一起进兵云贵。三月下旬，赵良栋以云贵总督身份提出由湖广、广西、四川三路同时进兵云贵的建议，被康熙采纳，并被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正月，大将军赖塔从广西进入云南，并在二月份进逼云南首府昆明。征南大将军彰泰也率军进到昆明附近。

　　在四川方面，康熙重新启用王进宝、赵良栋等汉军将领，并调换了指挥不力的满洲将军吴丹等人，很快取得明显效果。从三月起，赵良栋先后收复被叛军攻占的泸州等地，并于七月追随叛军进人云南，叛军将领胡国柱战败自杀，马宝投降，夏国相也在逃到广南后投降。赵良栋即于九月进抵昆明。

　　赵良栋到达昆明后，鉴于清军围城久攻不下、粮饷供应出现困难的问题，建议就近速战，同时要求改变过去将俘虏尽发旗下为奴的做法以瓦解其斗志，获得康熙的支持。十月，在清军四面猛攻之下，叛军大败，吴世番及其重要谋士郭壮图等人被杀，余众献城投降。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至此结束。

　　康熙在撤藩问题上的认识明确、态度坚定。在平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异常镇定、果决，军事部署方面的周密、高明，以及善后处理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策略性，都充分展示出他作为一个杰出封建君主的操纵才能，对平定叛乱以及最终解决“三藩”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掩饰聪明 决断更有威力

　　在决断中，“运用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聪明不露，才华不逞”等韬略来隐蔽自己的行动，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特别是当你所外的环境危机四伏时，就更要掩饰你的聪明。从而达到“以弱胜强”的巧妙效果。

　　北齐的高洋，其未鸣时沉默寡言，显得愚钝憨厚，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连他的哥哥高澄有时都说：“我这个弟弟如得富贵，那么预言吉凶的相面书就无法解释了。”言外之意，高洋实在不具备当帝王的野心与实力。

　　恰恰就是这个高洋，成了北齐的开国皇帝。这主要得益于高洋的韬晦之功。

　　高洋未登基前，少言少语。退朝回家常常是闭门静坐，对妻妾也说不上几句话，最激烈的举动也不过是有时脱了鞋，光着脊梁在院子里奔跳不停（其实也正借以掩盖心中的不平静），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哥哥高澄形成了鲜明对比。高澄凶横暴烈，狂傲不羁，锋芒毕露，总揽朝纲。甚至还调戏高洋的美妾，总之根本不把弟弟放在眼里。

　　殊不料事有突变。一次，高澄对皇帝元善不满，与几个心腹密谋废立之事，被家奴兰京聚众刺杀身亡。高洋得报后，神色不变，率兵赶至，将兰京等凶手一一捕杀。对外则宣布大丞相只是在家奴造反时受了点伤。又向皇帝元善请求护送高澄回晋阳养伤。元善心中暗喜，立即准行，认为高澄既伤，而高洋难成大器，威权当复归帝室了。高洋回晋阳后，当即召集群臣布置政事，推行新法，革除弊政。不到一年，晋阳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百官惊叹不已。高洋见内外安定，这才宣布高澄去世，为其兄发丧。元善认为他毫无野心，便晋封他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袭封齐王。

　　数月后，高洋率兵抵达国都，逼元善皇帝禅位。元善闻知后，惊得目瞪口呆，只好交出王位。高洋登台南面，改国号齐。

　　高澄曾经说：“我这个弟弟（指高洋）如得富贵，那么预言吉凶的相面书就无法解释了。”回头来看，高洋却比高澄岛明得多。他正是借用韬晦，不仅瞒过，疑心满腹的元善皇帝，瞒过了文武百官，连亲哥哥也瞒了过去。如果高澄有幸当立，自然不屑加害于高洋。这只是最后的一步，而高洋最后竟成就了帝王的大也，虽然是缘于机遇，却也是韬略的成功。

　　其实，有些事情在对方看来是“华山一条路”，你舍此别无他法。这时你不妨将计就计，从狭缝中杀出一条血路。

　　例如，战国后期，各国争雄，西边的秦国最为强大。秦王一心想吞灭其他各国，而后自己称帝。秦昭王四十五年，秦王借口邻国韩国不守信用，发兵攻打韩国。他以为韩国一定不敢应战而割地求和，所以虽然气势汹汹，兵分两路，一路攻荥阳，一路向太行山，包围了韩国的上党地区，实际上却在做着不战而得上党的美梦。

　　韩国当然害怕，一面派人去秦国赔礼道歉，表示愿意献出上党以求和；一面派人通知上党太守，准备献地。

　　新上任的上党太守冯亭，认为秦王欺人太甚，咽不下这口气，决心要治治秦王。他秘密地派人去到赵国，对赵王说：“我们韩国已经不能守住上党了，要把上党送给秦国，可我们上党的老百姓都不愿接受秦王的暴力统治，愿意做大王您的臣民。七党共有17个大县，我们愿意献给您，请您决定。”

　　赵王见有如此美事，喜不自禁，马上召平阳君商议。不料平阳君却反对，他们上党已是秦王的瓮中之鳖，秦一定不会轻易让给赵国。如果与秦国作对，强占上党，那会后患无穷。

　　赵王却不理这些，大发脾气说：“用百万雄兵苦战一年都得不到一座城池，现在不用一兵一卒就能得到十七座城池，为什么不要呢？”再说上党是韩国的，韩国想给谁就给谁，秦王管得着吗？这位被贪心迷住了眼的赵王，便不再和任何人商量了，下令要平原君赵胜去接收上党。赵胜来到上党，召集郡中大小官员，转送赵王的旨令，说：“上党郡吏百姓愿意依附我给太守三万户的大城，分别赏给各县令一千户小城，全郡大小官吏一律晋升三级，老百姓每户皆有赏金。”赵胜以为这样广施恩德，定能安抚上党。

　　谁知上党太守冯亭听了，痛哭流涕，坚决推辞，对赵胜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犯下了三条不义的罪过了。我身为一郡之主，不能舍弃身家性命来保住上党，却把它交给别人，这是第一个不义；我们国君决定把上党送秦国，我不执行国君的命令，却献给赵国，这是第二个不义；出卖了韩国的土地，而我自己却升官受赏，这是第三个不义。我不能做这样的不义之人，不能接受赵王的封赏。赵胜无可奈何，只得留下等待赵王的旨令。

　　冯亭留下了赵胜，自己则秘密地赶往韩国都，告诉韩王说：“赵国听说韩国守不住上党，现在已出兵来接收上党了？”韩王一听，大吃一惊，忙将这事告诉秦王。秦王闻讯，怒不可遏，心想这赵王也太自不量力，竟然不把秦王看在眼里，敢到我虎口里来抢食，当即传令，命大将白起率兵出战，攻打赵国。赵王也不甘示弱，派著名大将军廉颇挂帅应战。两军在长平交火，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长平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在秦赵决出胜败之前，上党仍然属于韩国，即使决出了胜负，秦、赵也已经两败俱伤，韩国自然也就用不着这样怕他们了。

　　计划要超越对方设想

　　如果对方对你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那么，他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应付的办法。如此，你就会处处受钳制。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为此，你就应该在隐蔽方面做足功夫，忽明忽暗，让对方摸不着头脑。

　　北宋初年西夏人经常侵犯边境，一次他们又来骚扰，渭州知州曹玮领兵出战，打了胜仗。敌人丢下物资逃跑了，曹玮派人打探到他们已经走远了，命令士兵赶着敌人丢下的牛羊，抬着他们丢下的物资，慢慢地往回走。敌人逃了几十里后，听说曹玮贪图财物行动迟缓，队伍零散，就又返回想袭击他们。曹玮得到情报后，仍然不慌不忙地带着队伍慢慢走，部下很担心，对曹玮说：“把牛羊丢下吧，带着这些东酉，跑也跑不动，打也打不了，敌人追上来怎么办？”曹玮对这些话全不理会，队伍还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半天，到了一个比较有利于战斗的地形，曹玮才命令停下来等待敌人的到来。敌人快要逼近的时候，曹玮派人迎上去对他们的首领说：“你们远道而来，一定很疲劳，我们不想乘你们疲劳的时候和你们作战，请你们的人马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再决战”。敌人正跑得筋疲力尽，听他如此说非常高兴，坐下来休息。过了好长时候，曹玮派人对敌人说：“休息好了，咱们可以交战了。”于是双方击鼓进军，曹玮的部队毫不费力就把敌人打得大败。

　　曹玮的部下对这一仗取胜如此容易都感到奇怪。曹玮说：“我知道敌人已经很疲乏。让大家赶着牛羊抬着财物，作出贪图财物的样子，是为了诱骗敌人，把他们引出来。等到他们走了很远之后再回头来袭击我们，几乎走了一百里地。这时如果马上和他们交战，他们虽然疲劳，但是士气正旺，谁胜谁负很难分晓。我让他们先休息，是因为走远路的人，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就会腿脚肿痛麻木，站立不稳，根本无法作战。我就是根据这一经验打败他们的。”

　　请看，曹玮故意制造假象，迷惑了敌人，表面上合乎敌人的判断，背离了客观实际，而实质上早已制订好了对付敌人的计划，计划的制订是根据客观的实际，事物的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而制订出来的，这样一旦和敌人作战，就能克敌制胜，“忤合之而化转之”。这正是对忤合术的灵活运用。

　　处惊不乱 相机行事

　　每一位领导都会有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处理实发事件的能力，是衡量一个领导决断水平高低的一个尺度。一些领导者在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时。往往惊慌失措。那种平时的聪明劲不知到哪里去了。一个善于驾驭事态发展的领导，对自乱阵脚的后果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为部下们正眼巴巴地盯着你出主意。定调子。你自己就先慌乱了，那下面还不跟着乱成一锅粥。因此。真正高明的领导者，此时最懂得“处惊不变，相机行事”的重要性。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声势浩大，不久便人据长安，唐朝政权岌岌可危。沙陀部队李克用因一目失明，时人称为“独眼龙”。他与其父朱邪赤心（因他镇压起义有功，被赐姓李，名国昌）一起，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公元884年，他引军渡河，大败黄巢军于中牟（今河南中牟），使起义军从此一蹶不振。后来便长期割据河东，与战据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朱全忠（后粱的创立者）对峙，连年战争，死后，其子李存勖建后唐，尊他为太祖。李克用的夫人刘氏，是一位有智有谋的巾帼英雄，不是等闲之辈。可以说，李克用的成功，得力于他夫人刘氏的帮助。

　　李克用奉命带兵讨伐叛逆者，以救东路诸侯。正当李克用整装待发之时，朱全忠与杨彦洪共同谋变，倒戈攻击李克用。李克用措手不及，没与其硬战，便仓惶逃去，心里好不自在，气得发狂。朱全忠很狡诈，眼看李克用逃去，谋杀不成，便灵机一动，将杨彦洪射杀，掩人耳目，隐藏自己叛变的真面目。但李克用并没有改变看法，他边逃跑边咒骂朱全忠，发誓要亲手杀了朱全忠。

　　李克用部下有人逃回，禀报李克用妻子刘氏夫人。刘夫人听了心里很是震惊，但她表面上却很镇静，神色不动，若无其事，并下令将那报告朱全忠叛变的人立即斩杀。她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此事，府内肯定乱作一团，说不定还会有人响应举兵叛变。那样，情况更糟，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自己不能惊慌，不能失去信心和自制，同时要封锁消息，要保持府中原有的安静，报信的人是信息源，当然应该将他们斩杀。不久，李克用怒发冲冠地回来了。刘夫人仍保持镇静。李克用发誓再集中兵力，讨伐朱全忠，以解心恨。可是，刘夫人却不同意，她说：“你此次带兵伐叛是为国讨贼，以救东路诸侯之急，并不是为了你个人的怨仇。现在，汴州人朱全忠叛变要谋害你，你当然很气愤，我也十分生气。我也觉得他该伐该杀。可是，如果你真的带兵去攻伐他，你的任务就完成不了，而且也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变国家大事为个人怨仇小事。我认为，朱全忠叛变的事，你应该上诉朝廷。由朝廷兴兵讨伐他。岂不是更好？”李克用听了夫人这番话，茅塞顿开，怒火顿消，便听从了夫人的意见，不再结兵攻朱全忠了。但他还是给朱全忠写了封信，责备他谋反，大逆不道。可朱全忠却回信说：“前夕之变，我并不知道，朝廷曾派使者来与杨彦洪共同谋事，必是他图谋不轨，发动兵变。现在，杨彦洪已经伏法，死有余辜，请你谅察。”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刘氏夫人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很有分寸的，有理有节。以大局为重，果断应变，沉着不慌。倘若李克用不听刘氏夫人的话，或者刘氏夫人不贤惠，怂恿李克用发兵讨伐朱全忠，其结果如何，谁胜准负、谁是谁非也就很难说了。

　　金朝末年，蒙古军时犯金境，不断取得胜利。金军阵地连连失守，战线节节败退。金宣宗只得向蒙古求和，但是蒙古兵的进攻并没有停止，与此同时，金宣宗遣军进攻宋国，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金朝两面而受敌，形势不利。

　　可是，偏在此时宣宗病重，卧床不起，朝内大事，乱作一团。人心不安，政局不稳，特别是他的长子完颜守纯，一直内心怀怨。按理，他是长子，应该立为皇太子，他应该继承皇位。可是实际上，宣宗却于1216年，立第三子完颜守绪为皇太子。当时，完颜守绪18岁。为这件事，长子完颜守纯和三子完颜守绪之间不和，守纯的母亲贵妃庞氏和前朝资明夫人郑氏之间也不和。现在，宣宗病重，对守纯和庞大人来说，正是兴兵举事，以乱取胜，夺取政权的好机会，他们憎恨皇上将皇位传给守绪，巴不得皇上快死。

　　宣宗病重期间，宫中人都很焦急，大家经常来探望。郑夫人年岁已高，但稳健沉着，整日侍护在宣宗室内，深得宣宗信赖。一日暮夜，来探望的大臣们都离去了，只有郑夫人留在室内，看护着宣宗。不一会儿，宣宗自知不妙，便对郑夫人说；“速召太子，举后事！”郑夫人连连点头。宣宗说完便不省人事，很快就离开了人世。郑夫人很镇静，只流了几滴眼泪，并没有放声大哭，也没有大声呼唤他人。她有自己的考虑；宣宗既死不能复生，哭也没有用；守纯、守绪都是宣宗的儿子，过早地让他们知道宣宗逝世的信息，他们肯定为争夺皇位而发生政变，况且，守纯夺位之心，已有所知。宫中内乱将必不可免。国家正处在危急时刻，宫中再起内乱，那江山必丢无疑。所以，当务之急是要稳住宫中，稳定人心。其主要办法便是确保守绪的皇位，杜绝守纯的叛乱。

　　于是，郑夫人便装得若无其事，将宣宗去世的消息封锁起来。夜里，皇后及贵妃庞氏一起来寝阁问安。郑夫人冷静沉着，便灵机一动对庞氏说：“皇上正在更衣，不便进去。后妃不如先在外室小憩等候。”庞氏信以为真，便走进了外间。郑氏夫人立即将外间门锁上。庞氏恍然大悟，知道上当，但悔之晚矣。郑夫人立即召集大臣，宣布皇上驾崩的消息，宣读皇帝遗诏，立皇太子守绪。大臣知道皇上去世，心情沉重，但知道诏立守绪皇太子，心情又觉舒坦，便纷纷告退。这时，郑夫人才钥匙打开外间门，放出庞氏。庞氏气愤之至，但大局已定，她已无能为力了。

　　太子闻讯入官时，守纯已先到。守绪怕有他变，便先发制人，先下手把守纯看管起来，不让他随便行动。守纯本想等守绪进宫后行刺举事，没想到守绪却先行一步，使其计划全部破产。庞氏和守纯被抓，其他的人再也不敢乱动了。一场将要爆发的内乱，在郑夫人的机智应变之下，巧妙地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