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的威权政治及影响

时间：2023-08-2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病逝。随后，他担任内阁资政，直到2011年大选后，才从内阁引退。对新加坡而言，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弥足珍贵。对于李光耀的离世，在新加坡、在东南亚、在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各路媒体以各种形式对这位引领新加坡走向现代化的政治领导人进行了追思，威权主义及威权政治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表明，在威权政治的研究体系中，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威权国家，常常被当作研究的范例。

王国平　胡潇文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病逝。3月29日，新加坡政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为李光耀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新加坡政府总理李显龙为他的父亲致悼词。在悼词中，李显龙称赞建国总理李光耀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有幸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达成他毕生的目标，建设了一个刚强勇猛的社会，一个活力四射的国家。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发表了题为“小国巨人的政治遗产”的社论，称赞李光耀“是当之无愧的建国之父，其功绩将为后人铭记并久远传诵”^[1]。社论回顾了李光耀的一生，认为李光耀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时担任总理，直到1990年11月将棒子交给吴作栋，前后长达31年，是民主政治世界中在位最久的总理。随后，他担任内阁资政，直到2011年大选后，才从内阁引退。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李光耀在国内及海外，成为新加坡的代名词。他留下的政治遗产，难以悉数。对新加坡而言，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弥足珍贵。新的一代将在他奠定的基础上，承前启后，再创辉煌。对于李光耀的离世，在新加坡、在东南亚、在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各路媒体以各种形式对这位引领新加坡走向现代化的政治领导人进行了追思，威权主义及威权政治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从地理上讲，新加坡无疑是个小国，甚至是一个微型国家，但是，从李光耀的去世所引起的世界性关注来看，新加坡已经具备了与其国家规模极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就连游走于世界、与众多世界级领导人有密切交往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这样称赞李光耀：“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新加坡首任总理、精神导师李光耀。”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靠的就是李光耀的个人魅力。20世纪60年代，在东亚地区，一批政治强人，如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纷纷在各自国家建立起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随着李光耀的离世，这批60年代的政治强人均已谢幕，威权政治也在上述国家或先或后地淡出政治舞台。虽然如此，威权政治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退，正如《联合早报》社论所说，威权政治虽然不再是当下东亚地区的主流政治，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成了一种政治遗产，发挥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威权政治：概念及主要特征

威权政治脱胎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政治思潮，是一个有着多重定义的政治学概念。事实上，人们在界定威权政治这一概念时，习惯用不同方式来指称，比如权威主义、威权主义、权威政治、威权政治、威权政体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人们对威权政治的定义比较宽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最早使用威权主义概念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学者沃格林等人，当时的指称对象是法西斯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一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采用了既有别于民主政体，又有别于极权政体的政治体制，于是，一些学者为了研究的方便，便使用威权政治来指代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Giovanni Satori）对威权主义与独裁政治、极权主义和总体国家作了明确的区分；林茨（Juan Linz）对威权政治的界定更接近现在普遍采用的威权政治概念，在他看来，威权主义政体是不同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的另一种政治体制，它的特点是：“有限的、非责任式的政治多元主义；无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而只是一种特殊心态；除了特殊情况，没有广泛而强烈的政治动员等。”^[2]

在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起，威权主义和威权政治逐渐受到热捧，成为国际政治学中的一门显学。到了90年代，更是在传统威权主义和威权政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权威主义这样一个流派。在早期研究威权主义和威权政治的学者中，对威权主义和威权政治一般都有自己的定义，这其中，罗荣渠先生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罗荣渠先生对新兴民族国家普遍出现的威权主义和威权政治是这样定义的：“那些曾经遭受过西方侵略的国家，因面临严峻的外部世界的挑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时代紧迫感的鼓励下，把现代化作为国家重建的全民任务，这样就需要国家利用政治杠杆来改组行政机构。”^[3]稍后，又出现了这样的定义：威权主义及威权政治的内涵是在民主的外壳下，以威权的手段取得、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传统的威权政治在经历了鼎盛时期的发展之后逐渐步入衰退境地，但俄罗斯以梅—普组合形式而出现的威权政治的新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发展，都赋予了威权政治一些新的内涵，于是，国内学者又重新对威权政治进行定义，并冠之以“新权威主义”的名号。比较流行的定义是：新权威主义是全球化与东方专制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反作用与功利主义、民族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是西方之外的国家自行寻求通向未来之路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虽然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概念，但并没有就此割裂与传统威权主义的联系。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当下流行的新权威主义，可以追溯到威权主义定型的20世纪60年代，比如那个时候的新加坡。这表明，在威权政治的研究体系中，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威权国家，常常被当作研究的范例。

从定义的多元化状态看，威权政治主要有以下特征：（1）威权政治是一个极度宽泛的概念。人们把既有别于民主政体，又有别于独裁政体的所有其他类型的政体统统归属为威权主义政体。由于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众多，且相互间的差异也比较大，所以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概念界定。（2）威权政治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存在的时间大致可以明确为19世纪后半期以后，其中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后期是威权政治盛行的两个时期，前者以欧洲为代表，后者以战后新兴民族国家为代表。（3）威权政治是一个空间概念。从采用过威权主义政体的国家的空间分布状况看，威权政治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它最早出现在欧洲，战后又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盛行。这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威权政治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够强大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威权政治这样一个过渡阶段，通过实行强制性的政治整合来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目标。

二、东南亚威权政治的发展及特点

威权政治在东南亚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从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试验”阶段，“民主试验”的失败成为威权政治盛行的必然要件；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期，是威权政治的形成、兴盛阶段，威权政治成为东南亚地区政治的主流形式；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是威权政治的衰退阶段，东南亚地区的主流政治进入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时代。

（一）“民主试验”阶段的东南亚政治

很多学者在谈到威权政治在东南亚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为战后初期很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那段“混乱而失败”的“民主试验期”，认为正是因为“民主试验期”的政治混乱和经济状况恶化，才使得“强势政府”找到了发展的社会土壤。

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些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现称“马来西亚”）以及越南南部政权，纷纷继承或者选择原宗主国的政治模式，采用西方的多党议会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建立起文官政府、颁布宪法、成立议会、实行选举制度、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民主试验”^[4]。这样的“民主试验”可以看作是西方殖民势力继续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东南亚国家长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经历，给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很难在一夜之间就完全隔断，它以二战之后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形式继续存在，并持续影响这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使得这些国家在国家领导人的选择，乃至政治体制的选择等方面都没有太多的自主权。所以，这些国家在战后独立初期或长或短地都要经历这样一段“民主试验期”，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惯性使然。但是，对于这些在政治体制方面没有太多自主选择权的国家而言，“民主试验”毕竟是一件太过超前的“试验”，与本国的国情严重不符，因而出现政局极度不稳、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发展滞后等一系列后果。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东南亚地区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文官政府，纷纷被军政府或者奉行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所取代。

（二）威权政治的大行其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民主试验”，到20世纪60年代，政治上的混乱和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使得以建立“强势政府”为主旨的威权政治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

东南亚国家威权政治的出现是以“强势政府”的建立为主要标志的。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封建集权、军阀专制和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相比，东南亚国家出现的“强势政府”虽然也具有政治上高度集权和专制的特征，但它同时又具有一系列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特征，比如经济上的现代化导向，采取开放政策，奉行经济优先主义，将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相融合，依靠专家和技术精英治国，重视依法治国等，与传统的专制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对这类威权政治，学术界一般以“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或者“发展型威权主义”（Development－oriented Authoritarianism）来区别传统的集权和专制政治。^[5]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出现的“强势政府”都具有这些普遍性特征，一般能够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也能创造比较稳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环境，且能够赢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从这个角度讲，东南亚的威权政治是极权主义相对温和的一种变体，是极权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形态，既有部分极权政体的传统，又发展出一些具有民主政体萌芽的特质。在东南亚威权政治最兴盛的时候，民主政治的某些内容，比如议会等，至少都被保留下来。

东南亚的威权政治一般都有“主义”或政治思潮等意识形态作支撑，并以此来主导国家的思想领域。东南亚威权国家大都以精英政治、等级政治和特权政治为基础，奉行“亚洲价值观”“共同价值观”等，把儒家文化之后的等级观念、顺从思想与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相糅合，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而强化国民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认同。^[6]这种意识形态对处在民主转型阶段的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为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由于威权政治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产生巨大的实际功效，于是威权政治便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东南亚大行其道。

在这方面，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从建立到兴盛，就是很好的例子。有着“新加坡之父”之称的李光耀，从1959年开始担任新加坡总理，直到1990年退休，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将新加坡带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他所创造的“新加坡模式”，核心内容是保持经济增长和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在新加坡建国初期，支持李光耀建立威权政治的思想基础是民主社会主义。在英国留学期间，李光耀受到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希望采用一种渐进、温和、非暴力的方式建立一个平等、公平的社会。之后，李光耀又借鉴了东方的政治理论和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发展出“亚洲价值观”，作为施行威权政治的思想基础。李光耀是这样介绍“亚洲价值观”的：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新加坡仰赖家庭的凝聚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社会，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在诠释“亚洲价值观”时，李光耀经常会说，“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从李光耀一生的政治表现看，无论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东方的“亚洲价值观”，意识形态其实都是他手中的一杆旗帜，背后才是具有实质内容的东亚式的威权政治：一方面接受西方的市场化资本主义，一方面又拒绝西方的民主价值。从这个方面看，东南亚的威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功效主义”色彩。李光耀曾经说过，“在一切的理想主义之外，我和我的同僚也在‘功效至上’的基础上决定政策”^[7]。李光耀的威权政治，是一种用意识形态（前期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后期是亚洲价值观）来做掩饰的威权政治，核心还是用“铁腕政治”来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威权政治的没落及终结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东南亚的威权政治进入了衰退阶段，东南亚地区的主流政治进入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时代。

东南亚威权政治的没落，最早出现在菲律宾。换句话说，菲律宾最早出现了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20世纪上半期，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是引发菲律宾威权政治没落的根本原因。本来，威权政治的基础是以政治专制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旦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那么威权政治的基础也就变得不再牢靠。威权政治在菲律宾的命运便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使得社会不满情绪在滋长，也使得反对派活动日趋活跃，最终导致政治强人马科斯及其新社会运动党在选举中落败，威权政治随之在菲律宾瓦解。对马科斯的命运，李光耀曾经做了这样的评价：马科斯一开始是个英雄，结果却成了奸雄。^[8]李光耀对马科斯的评价主要是基于菲律宾的威权政治没有因应形势的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没有真正从国家和整体利益出发，而是为个人和集团私利所蒙蔽。正是因为一系列的政治上的失误，才最终导致威权政治在菲律宾的没落。

其实，在东南亚，威权政治的没落绝不是只有菲律宾这样一个孤例。1997年首先在东南亚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演变成威权政治在东南亚没落或终结的政治危机，波及的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印度尼西亚后，引发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混乱，并且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反对苏哈托威权统治的政治斗争。反对党联盟在大选中的获胜，结束了印度尼西亚的一党威权统治，这一变化与菲律宾威权政治的终结如出一辙。李光耀在看到这一变化后，痛苦地说道：“每当我想起苏哈托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要庆幸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势和蓬勃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甚至印度尼西亚的动荡也让他联想到高度集权的苏联的垮台，“眼看这么一个控制严密的泱泱大国先是颤动，继而失控，最终瓦解，真叫人瞠目结舌”^[9]。

政治危机也波及马来西亚。与东南亚其他威权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威权政治出现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如果以政治强人的出现为标志的话，那么马来西亚威权政治的正式成型要到1981年马哈蒂尔接任首相时才能算起。很多学者认为，在马哈蒂尔之前，马来西亚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威权国家，是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为核心的政党型威权国家。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巫统与马华公会（马来亚华人公会）、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组成“马华印联盟”，长期执政。1974年，巫统、马华公会、印度人国大党等9个政党又联合组成国民阵线，长期执政。1969年“5·13”种族暴乱后，以巫统为核心的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强调马来人作为土地之子的权益和社会地位，在制度上进一步强化了“马来人优先”政策，使国民转而认同“稳定大于一切”的政治理念，以巫统为核心的政府的政治权威得到巩固。之后，巫统一方面与更多政党合作，扩大执政联盟，并于1974年成立国民阵线。另一方面，巫统继续加强政治控制，使反对派无法挑战其政治地位。比如，警察可以依据《内部安全法》，“合理怀疑”并随时拘捕“疑似异见人士”；限制公众结社与集会自由等。1981年，马哈蒂尔接任首相，并兼任国民阵线主席。为强化巫统的威权政治，马哈蒂尔一方面推行“国家发展计划”，淡化“马来人优先”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推进市场的自由化、私有化，吸纳更多的非马来人资本和劳力，同时引进更多的日韩资金，加快工业发展。政治上，则进一步加强管束，压制反对派，严厉管制媒体。1987年，马来西亚政府展开“茅草行动”，依据《内部安全法》，拘捕106名“异见人士”^[10]。随着以巫统为核心的威权政治的不断强化，马来西亚的政局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在1969年“5·13”种族暴乱后，直到1998年，未出现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政局的平稳，也使得马来西亚经济和社会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就。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7.8%，远远高于同期中等收入国家5.8%的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经济出现了短期的衰退，但1988～1993年，马来西亚经济重新进入高增长状态，平均增长率高出8%。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94.15亿马元增加到1993年的1 575.76亿马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966年的961马元增加到1993年的8 299马元。^[11]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威权政治下的马来西亚各项经济和社会数据都比较光鲜，但却暗藏着各种问题，特别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存在着种族、地区、城乡等不平衡问题。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只能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一般人，即使是马来人，也难以受惠。发展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巫统所领导的国阵，甚至都渐渐地无法垄断马来人的支持。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印度尼西亚出现了针对威权政治的“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印度尼西亚学生、社会运动分子走上街头，反对贪腐政府，要求政治改革，最终迫使苏哈托下台。这场运动通过互联网等新型媒体传入马来西亚，使得社会的问政力量鹊起。1998年，首相马哈蒂尔与副首相安瓦尔的矛盾公开化，安瓦尔先是被罢黜，后又遭拘捕和起诉。支持安瓦尔的人也仿效印度尼西亚，发起“烈火莫熄”运动，声援安瓦尔。^[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平台竟然是马哈蒂尔主政时期大力提倡的“超级多媒体走廊”计划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虽然“烈火莫熄”运动没有导致马哈蒂尔的辞职下野，但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1999年的马来西亚大选，以巫统为核心的执政联盟虽然获得了修宪所必需的2／3以上的议席，但是巫统的议席却大幅减少。2002年7月，马哈蒂尔在任期结束前一年宣布将在任期结束后辞去国民阵线主席和首相一职，这对已经执政20多年的马哈蒂尔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举动。2003年10月，马哈蒂尔将权力移交给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巴达维。从表面上看，马哈蒂尔领导马来西亚渡过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在经济领域获得了成功。在政治方面，马哈蒂尔也成功地在地方选举中遏制了泛马来西亚伊斯兰党的上升势头，个人威望得到一定的恢复。马哈蒂尔选择在这个时候辞去职务，其实就是在效仿李光耀，希望能够在不引起混乱的情况下移交权力。马来西亚威权政治终结的起因也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起点也是金融危机所衍生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三、后威权时代的东南亚政治：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变革与转型

如果要选一个时间维度来描述东南亚政治的巨大变化的话，1997年可以被看作是从威权政治向“后威权时代”变革和转型的一座分水岭，东南亚大多数威权国家的政治变革和转型都发生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前后一段时间。

在后威权时代，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变革和转型主要体现在政党制度的变化、利益集团活动的变化等方面。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一个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的过程”。制度化有四个层面：适应性、复合性、自主性、内在统一性。^[13]西方学者强调政党制度化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处在民主化的转型过程中，主要考量的是是否稳定地确立了民主的政党制度或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政党间的关系是否具有某种程度的竞争性，并且遵循稳定的规则（政党之间相互视对方为合法的竞争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在首先结束威权政治的菲律宾，率先开始了东南亚的政党制度化变革与转型。一方面，反对党的力量不断增长，政党政治由一党独大向多党竞争的方向变化。另一方面，政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在不断增强，政党的制度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紧接着，变革和转型又开始在新加坡出现。1990年，李光耀辞任总理，改任国务资政，总理一职由吴作栋接任。2004年，李光耀之子李显龙接任总理，吴作栋出任国务资政，李光耀改任内阁资政。2011年，李光耀与吴作栋一起退出内阁。从1990年开始，新加坡进入过渡时代，政治上的威权色彩逐渐褪色。事实上，在李光耀退休前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反对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自1968年新加坡举行国会选举以来，头4届国会全由人民行动党所垄断，从1984年开始，反对党在大选中取得历史性突破，赢得了两个国会议席。1991年，反对党更是赢得4个议席，2011年获得6个议席。反对党在国会的席位从无到有，再到议席的逐渐增加，仅是新加坡政党制度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联系新加坡特殊的政治环境（反对派遭到强力打压、特殊的选举制度、新闻被严格管制、主流媒体严重倒向执政党），反对党的这点进步，意义显得更为重大。以2011年的国会选举为例，反对党获得6个议席，人民行动党获得81个议席，乍一看，反对党的成绩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应该看到，反对党的成绩严重地被新加坡特殊的选举制度所稀释。如果按支持率算的话，反对党的支持率接近40%，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从反对党所获6个议席的产生过程看，反对党也有足够的资本为他们的成绩而骄傲，反对党工人党所击败的竞选对手包括：外交部长杨荣文、唯一的女部长陈惠华、内定的国会议长再诺、圈定的第四代领导层核心人物王乙康、市镇会主席潘惜玉。鉴于这一成绩，甚至有人认为，只要工人党再接再厉，若干年之后，就有可能在新加坡实现两党政治。^[14]新加坡的变化也得益于新加坡政府推行的政治和选举制度的改革，改革后选举制度对反对党更加有利。舆论和不少学者都认为，新加坡的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与李光耀的个人魅力是紧密相连的，离开了李光耀，新加坡模式必须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在2011年的选举中，很多选民投票给反对派，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1）他们认为政府只顾经济增长，在照顾人民方面做得还不够。在很多人看来，新加坡经济上进入了第一世界，但社会福利却属于第三世界。（2）希望得到更多的尊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一代选民，对诸如“选我就可以翻修祖屋”的承诺不再感兴趣，而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尊重。“他们（人民行动党政府）是负责任的父亲，但过于严厉。总是自认为是精英，比你更懂得你的利益在哪？他们为你做决定、照顾你。当你天真不懂事的时候，你需要父亲为你做决定。但是当你成人的时候，你自然就需要他尊重你。”^[15]对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来说，反对党获得议席的增加和支持率的上升，反映了随着新加坡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增加，反对党的社会基础在不断扩大，新加坡已经出现了向竞争性的政治过渡的苗头。

东南亚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威权政治国家——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后也出现了政党制度化的变化趋势。1998年，政治强人苏哈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黯然下台，印度尼西亚就此进入了政治变革和转型时代。专业集团长期垄断印度尼西亚政坛的局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竞争性的多党政治。从1998年至2014年，瓦希德、梅加瓦蒂、苏西洛、佐科维先后通过竞选当上印度尼西亚总统，他们分别代表的政党有民族复兴党、民主斗争党、民主党等。在2004年的国会选举中，共有24个政党参加了选举，其中获得议席的有7个政党。2004年，印度尼西亚还举行了历史上的首次总统和副总统直选。这两次选举，被认为是对印度尼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为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做出了表率，增强了东南亚国家进行民主化建设的信心，对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化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16]。

后威权时代，东南亚国家政治生态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支撑政党政治的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在发生变化。“利益集团和民众拥有政治参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特征。”^[17]随着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减弱，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在提高，参与政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在增强，并通过反对党政治和舆论监督反映出来。这种情况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比较普遍地存在。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壮大，各国的市民社会逐步形成，个人、阶层和团体等开始进行民间的、自由的、有序的调整和组合。市民社会的形成，既能培育这些国家人民的公民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平等思想等现代社会理念，又能抑制国家权力的膨胀，防止威权政治的再度抬头。在2014年的印度尼西亚选举中，总统候选人普拉博沃提议废除2004年大选中创立的地区直接选举制度，重新恢复地区间接选举制度，并为此在印度尼西亚主要政党中展开游说，但结果失败。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政党背后的利益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民众对现状并不是非常满意，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支持仍是坚定的。

后威权时代，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从而构成威权政治转型的主要动因。比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变化，滋生出越来越多的民主因子；威权政治的合法性在衰退。在威权政治大行其道的时代，东南亚的威权政治国家不约而同地推行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这既是出于对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摆脱贫困的渴望，也是以经济发展的政绩来为威权政治寻找合法性的需要。由于威权政治在合法性问题上具有先天不足，都会或早或晚地遇到合法性衰退问题，遇到“政绩困境”。亨廷顿对威权政治有过这样的分析，“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往往会产生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是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18]。然而，在威权体制下，统治者与政体高度重合，使得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政体的合法性高度重合，经济危机或政绩不佳，不仅会使统治者的威信丧失，也会使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丧失。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表现得最为充分，马科斯和苏哈托的黯然下台，起因都是因为面临“政绩困境”问题，因为面临“政绩困境”，威权政体的解体就如同过眼云烟一般迅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威权政体的内部保持了比较好的竞争状态，因此合法性也要牢固一些，但“政绩困境”也迫使他们做出一些改革，通过引入更多的竞争，使政体保持一定程度的活力，并弱化威权色彩，转向民主政治，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威权政治文化的销蚀和民主政治的萌发。东南亚的威权政治国家，大都选择了政府主导机制下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自由、平等、法制等民主基本原则的形成，培育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整个社会的民主文化，也培育了新的社会观念和思想观念，为公民的知政、议政和参政创造了可能的条件，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从“崇尚寡头政治、膜拜权术的（威权）政治文化朝着面向民众、讲究平等的（民主）政治文化”转变。^[19]

东南亚后威权时代的变化还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世界潮流的冲击有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剧变”使得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瓦解，处于中间状态的广大威权国家很难再以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继续维持其威权统治。经济全球化也使得政治民主化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潮流，“民主的基本观念正在赢得跨越了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界限的拥护者”。与此同时，美国对威权主义政权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前，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对一些追随美国的威权主义政权采取了支持，甚至扶持的政策。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促进民主和人权”，推广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逐渐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一些威权政体，不但失去了利用价值，反而成为美国推行“人权、民主”外交，实现新的战略意图的绊脚石。在1986年的菲律宾、1987年的韩国，美国公开宣布不再支持马科斯政权，警告韩国军方不要试图发动军事政变。没有美国的介入，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转型恐怕就不会这么快实现。金融危机以来的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变革和转型，近几年来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和价值观外交，继续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变革和转型施加影响，2010年以来缅甸国内的政治改革和转型，都不难觅见美国介入的影子。

当然，作为一种历史传统，东南亚的威权政治，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而它的影响也不会随着威权政治的消退而完全消失。威权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稳定、发展和民族主义，这对东南亚一些国家来说，仍有现实意义。在李光耀退休之后，人们经常这样形容新加坡的三代领导人：如果说，作为新加坡第一代总理的李光耀的作风是家长式的，那么面对时代变化，第二代总理吴作栋将领导作风转变为兄长式，第三代总理李显龙将领导作风进一步转变为朋友式。新加坡政府的威权色彩固然在不断消退，但威权政府的影响，特别是治国理念的影响还在。晚年的李光耀奔走于世界各地，是许多国家政府的座上客。在世界的各种论坛上，人们都认真倾听他的声音。李光耀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新加坡的转型得到了李光耀这位开国领导人的默许，甚至是支持。老路难以维持，转型已是必然。李光耀对于历史的走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20]。李显龙在悼念李光耀时说：“李光耀先生秉持的原则和理想将继续激励新加坡政府和引导我国人民。他的人生事迹将启迪新加坡人和其他人，一代又一代。”威权政治虽然不再是当下东亚地区的主流政治，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成为一种政治遗产，发挥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说，威权政治在东南亚也成为一种历史遗产，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人民行动党和巫统的威权政治仍然是两个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在泰国，在柬埔寨，威权政治仍然或多或少地在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在印度尼西亚，在缅甸，作为威权政治的象征，专业集团和巩发党仍然是政坛上十分活跃的政党。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南亚研究》编辑部）

【注释】

[1]《社论：小国巨人的政治遗产》，《联合早报》2015年3月23日。

[2]张素芳：《东南亚威权政治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第4页。

[3]张素芳：《东南亚威权政治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第4页。

[4]参见张锡镇著《当代东南亚政治》第二章“独立以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发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李文主编：《东南亚：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6]张素芳：《东南亚威权政治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第9页。

[7]《李光耀的威权政治》，《新快报》2011年5月22日。

[8]马国川：《李光耀去世　上世纪60年代东亚政治强人全部谢幕》，http：／／news.qq.com／a／20150323／017220.htm.

[9]马国川：《李光耀去世　上世纪60年代东亚政治强人全部谢幕》，http：／／news.qq.com／a／20150323／017220.htm.

[10]邝健铭：《马来西亚威权政治的历史轨迹》，http／／histoty.m4.cn／2014－04／1227784.shtm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