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理论基础

　　“生态学”(ecology)一词是由德国学者汉克(Haeckel，1866)提出的，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美国生态学家奥多姆(Odum，1983)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科学；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在生态学的基础上，汉南和弗里曼(Hannan & John Freeman，1977)创立了组织种群生态学，主要研究组织进化过程、组织种群的变化与环境选择的结果。种群生态学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新公司的增加，组织的多样性也在不断增强。种群生态学指出，种群变化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变异、选择和保留。在这些阶段过程中，一些组织被选择生存了下来并得到保留和发展，另一些组织则被淘汰了，同时通过变异的过程会为组织种群带来新的组织形式。在变异、选择和保留的过程中，每一个组织将分别采取其独特的手段或者“战略”在组织种群中获得生存，而这些独特的手段或者“战略”很多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得的。

　　在经济生态理论的研究方面，凡勃伦(1919)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科学？》一文中提出了组织生态进化的设想。马歇尔(1938)指出，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他认为企业具有多样性的性质，更接近于生物圈的特性。熊彼特(1934)则强调研究资本主义的实质是研究其发展过程。他非常强调“创新”的作用，认为创新的动力即突变动力。阿尔钦(Alchain，1950)的《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提出了生物学中基因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经济对应概念分别是模仿、创新和正利润。因此，实现正利润(而不是最大利润)是企业成功和生存的标志。通过正利润这个标准，经济系统选择了幸存者；模仿遗传复制成功因素；试错则作为突变。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 Winter，1982)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在满意原则的指导下，企业根据惯例行事。当惯例出现问题时，企业就搜寻更好的惯例。但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事前确定最佳做事方式是不可能的，因此，选择即竞争的重要功能是激励试验并选择最佳的反应。经济的成长是通过生物进化的三种核心机制，即多样性、遗传性和自然选择来完成的。

　　在组织生态理论的研究方面，鲍莫和西恩(Baum & Singh，1994)编写的《组织进化动力学》一书中着重讨论了企业组织进化的层级，并把组织进化分为四个层次，即组织内进化、组织进化、种群进化和群落进化，这四个层次依次递进，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阿尔德里奇(Aldrich，1999)在《组织进化》一书中从组织进化的角度对组织生态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索仑森(Sorenson，2000)在汉南和卡罗尔的“遗传”和“竞争”的基础上又提出“选择”和“组织学习”两个生态过程，他认为通过选择可以淘汰不能适应环境的企业个体，而组织学习则可以提高整个种群的整体适应度，加了这两个概念后，企业种群的进化过程可以被更加清楚地解释。穆尔(James F. Moore，1996)在《竞争的衰亡》一书中建议企业应该经常从顾客、市场、产品、过程、组织、风险承担者、政府与社会七个方面来考虑环境生态系统和自身所处的位置。在整个生态系统内的公司应该通过竞争创新，将原本不与其公司直接相关的系统成员全部联系起来，共同创造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而这种商业模式是最适应于公司自身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的。总之，组织生态理论主张经济体的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原则下，将由异质性个体构成的种群作为系统演化的基础所在，强调经济现象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的创新与变异，并由此产生和维持社会经济生活中所需商品的多样性。

　　从创新系统到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标志着对创新系统认识的深入和细化，也标志着在创新系统的构建中更加强调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过程。创新系统是在对日本20世纪6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作分析后提出的概念，日本独特的国家创新系统被认为是其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但90年代之后日本出现的经济衰退，尤其是21世纪的前十年被称为“失落的十年”，让人重新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创新系统。“创新美国”提出的创新生态系统模型强调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性，各个主体之间的创新活动和经济行为在一定的范围内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理性有序地展开；强调创新系统的多样性，任何一个创新系统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成的，不能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简单地移植；强调创新主体的共生共荣，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学术机构之间围绕技术集成、产品研发和产业链形成而展开的多种形式的连接和合作犹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生态链，任何一个链条或者环节都关系着整个系统的运行和绩效；强调创新系统的平衡，当创新系统遇到强烈的外部干扰偏离平衡临界点而失去或削弱自组织功能时，政府则以恰当的方式和手段发挥平衡器的作用，以使创新系统重新回到平衡状态，从而化解创新系统的风险。